北方的因纽特人
要想理解因纽特人的故事，就必须到他们的居住地走一走。我人生地不熟，只能去旅行社订那种由散客拼凑起来的旅行团，可惜10月初正是格陵兰岛的旅游淡季，伊卢利萨特的旅行社要么歇业，要么大幅度减少了服务内容。我找了半天只订到了3个旅游项目，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第一个项目就是徒步，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白人导游带着十几名散客去市区附近的因纽特人遗址参观。我们这个团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甚至还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旅行者。我这次旅行遇到了不少中国游客，看来格陵兰岛已经被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驴友”们发现了。
伊卢利萨特和其他格陵兰城市不一样，方圆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为世界自然遗产了，所以我们出了城之后并没有立刻直接面对荒野，而是来到了一个类似遗址公园的地方，地上铺了条长长的木板路方便游客行走。因为昨天下了一天的雪，公园内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如果没有这条木板路的话我还真不敢随便乱走。
导游一边走一边为大家讲解，重点放在了因纽特人的历史上。因纽特人的祖先原来只是北极原住民中的一个部落，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崛起于白令海峡一带。这个部落的成员主要依靠捕食北极鲸为生，而北极鲸比海豹、驯鹿什么的大多了，可用的部分也更多，所以该部落的人口增长得很快。前文说过，公元1000年正值地球的暖期，北极海冰大量融化，为这些人驾船追杀北极鲸创造了条件，他们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一路向东迁徙，最终于公元1200年左右到达了格陵兰岛的西北部。考古学家最早是在格陵兰岛西北角的一个叫图乐（Thule）的地方发现了这些人留下的遗物，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图乐人。
正是在这次大迁徙的过程中，图乐人逐渐取代（消灭）了多赛人，成为北极地区的新主人，今天居住在加拿大、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都是图乐人的后代。美国人曾经把这些人称之为爱斯基摩人（Eskimo），这个词的原意是“吃生肉者”，略有贬义，一些住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所以后来学术界都改用“因纽特”这样一个中性的名词来称呼他们。
“格陵兰岛既没有树也没有煤，缺乏燃料，所以因纽特人只能吃生肉。”导游边走边说，“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是由北极的环境所决定的，比如因纽特人穿海豹皮衣服，住在用雪搭成的屋子里，而且一直过着群居的生活。”
说话间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平地，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是因纽特人的冬季聚居地，他们用雪块搭建伊格鲁（Igloo，因纽特人的圆形雪屋）作为自己的家，男人白天去位于迪斯科湾的狩猎场猎杀海豹或者海象，打到的猎物大家分享，女人和孩子则在家整理毛皮，用骨针缝制皮衣皮靴，有时也会参与捕猎。因纽特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哪里有食物就去哪里，他们基本上没有私人财产这个概念，婚姻观念也十分淡薄。
因纽特人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初期，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选择了住在加拿大北方的因纽特人为拍摄对象，并用平等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部片子拍摄于1922年，那时北半球绝大多数原住民早已受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很难拍到原汁原味的人类学纪录片了。即便如此，《北方的纳努克》也用到了很多摆拍的手法，并在一些细节上做了特殊处理，以方便拍摄。比如电影中纳努克一家搭建的伊格鲁就要比真实的伊格鲁稍大一些，否则体积庞大的老式胶片摄影机就放不进去了。
凡是看过那部纪录片的人一定会对伊格鲁那狭小拥挤的内部空间印象深刻，真实的伊格鲁比电影里的还要小，说明因纽特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空间，睡觉时几乎像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海象那样赤裸着身体挤在一起。这么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暖，但肯定也有寻求心理慰藉的成分在里面。北极人烟稀少，生存条件艰苦，人与人之间不但要在行动上相互合作，精神上也要互相依靠，多年的极地生活让因纽特人学会了用肉体的亲密接触对抗情感的孤独。
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块墓地，但从坟墓上插着的十字架来判断，这显然不是因纽特人的传统墓地。“因纽特人非常迷信，传统墓地一定要离聚居区足够远才行，双方绝对不能相互看见。”导游介绍说，“因纽特人相信万物有灵，人死或者生病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肉体，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双方是不能直接碰面的。”
传统的因纽特社会里都有巫师，他们称之为萨满（Shaman），这个词后来特指一切原始宗教的巫师，其词根就来自因纽特语。因纽特人相信萨满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只有萨满才可以看到那个灵魂的世界，所以因纽特人一遇到困难就会请萨满来驱魔或者招魂，这个习惯后来被基督教传教士们终止了。
“因纽特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很有意思，死去的因纽特男人都是坐着下葬的，脸一定要朝向狩猎场的方向，而且他们的打猎工具也会和死者埋在一起。”导游继续介绍，“后来皈依了基督教的因纽特人遵循新的教规改成了躺着下葬，一些老人不喜欢这种方式，认为这样一来死者始终脸朝天，看不到狩猎场了，恐怕会挨饿。”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因纽特人是多么惧怕饥饿，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食物就是一切，而食物只能来自野生动物，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对野生动物心生怜悯，而是认为动物被人吃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事实上，因纽特人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取代多赛人成为北极之王，原因就在于他们发明了很多高效的打猎技术，比如专门用于捕鲸的鱼叉，以及能够在水中高速前进的皮划艇，皮划艇的英文Kayak就来自因纽特语。因纽特皮划艇是根据猎手的身材专门定制的，用的是能防水的海豹皮，几乎像裤子一样合身，所以因纽特人的皮划艇可以在水中翻转而不会进水，特别适合用来猎杀北极鲸。当年初次见到因纽特人操纵皮划艇的欧洲人对他们的技巧赞叹不已，称他们为“半鱼”。因纽特男人之所以要把皮划艇作为陪葬，也是因为皮划艇几乎相当于猎手的个人衣物，别人没法用。
除了鱼叉和皮划艇之外，因纽特人还发明了狗拉雪橇，以及一种用鲸骨架制成的乌米亚克（Umiaq）。前者让因纽特人能够跟着猎物长距离迁徙，在特定的季节去合适的地方打猎，扩大了他们的捕食范围；后者是一种体积很大的皮艇，通常由妇女和孩子们操纵，很适合运货，是因纽特人最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
“狩猎是因纽特人最重要的文化传承，但丹麦政府管得越来越严了，对于捕鲸和猎杀麝牛制定了严格的配额，因纽特人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益。”导游的说法和那个出租车司机很相似，而我也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反驳方式，毕竟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上千年，凭什么要改变呢？再说北极鲸也不是因为因纽特人的猎杀而濒危的，罪魁祸首是欧洲人，因纽特人似乎没有理由为欧洲人犯下的错误买单。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行人终于走到了海边。
只见迪斯科湾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山，最大的冰山看上去至少有几公里长，完全就是一座岛。不过大家都顾不上看冰山，因为最后这段路是没有铺木板的山路，不下雪应该没问题，但下雪之后看不到路面的状况，必须很小心地踩着导游的脚印前进。有的脚印相当深，雪都快没到膝盖了，我的登山鞋里很快就塞满了雪，因为温度太低，一时难以融化，居然有些硌脚。
这次徒步的终点是一处悬崖，约有30多米高，悬崖下面是布满了冰山的迪斯科湾。这些冰山挡住了海浪，所以湾内的海水显得十分平静，只是偶有波澜。“这座悬崖以前是因纽特妇女自杀的地方，如果她们饿得受不了了，或者重病缠身，便会来这里一了百了。”导游介绍说，“更多的时候，这里是因纽特妇女弃婴的地方。如果打猎进行得不顺利，没有打到足够多的猎物，她们便会把刚出生的婴儿或者身体较弱的孩子从这里扔下去淹死，用这个办法来控制人口，好让剩下的人更好地活下去。有时男人也会自杀，不过他们通常会选择在身上绑块石头然后驾船出海淹死。”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导游和司机的想法错在哪里了。因纽特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他们不再同时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就行。因纽特人的祖先们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上千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捕猎技术还很原始，在和猎物的生存竞争中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有时猎物也会暂时获胜，那时猎手们便只能用杀婴或者自杀这种残忍的方式渡过难关，以此来维持他们和猎物之间的生态平衡。现代科技改变了双方的关系，猎人和猎物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其结果就是人口暴涨。1838年整个格陵兰岛只有8000名常住居民，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6万。如果不加控制的话，未来的格陵兰岛居民无论是捕猎的能力还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都将远远超过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生态微环境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们依然按照过去的态度去对待野生动物的话，后者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容易被灭绝。换句话说，如果因纽特人想要加入人类这个大家庭，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回城的路上又一次经过那个墓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丹麦人和维京人同样来自欧洲，甚至拥有共同的祖先，但前者很轻易地征服了因纽特人，甚至说服对方改变了信仰，后者却惨败给了对手呢？这个问题导游也回答不上来，需要从历史书中去寻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名著《崩溃》（Collapse）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讲述了这段历史，着重分析了维京社会崩溃的原因。在他看来，第一批登上格陵兰岛的维京人犯了“守旧”和“自大”这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他们墨守成规，把欧洲大陆的生活方式照搬到了格陵兰岛，没有积极地去适应格陵兰岛的特殊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向原住民学习，虽然后者远比他们有经验。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究下去的话，不难看出维京人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刚上岛的时候正值地球的暖期，格陵兰岛南部的自然条件和欧洲差不太多，应付起来并不困难。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从1300年开始地球进入了小冰期，野生动植物数量骤降，他们根本来不及适应就被饿死了。
至于第二条，维京人遇到的第一批原住民是多赛人，维京人毫不费力地就把对方赶出了狩猎场，所以维京人放松了警惕，以为原住民都好欺负，没想到第二批上岛的因纽特人远比多赛人彪悍，人数也更多，维京人没有防备，吃了大亏。
可是，维京人毕竟来自欧洲，整体的文明程度要比因纽特人“先进”很多，即使人数处于劣势也不至于败给对方啊？熟悉历史的人肯定都听说过西班牙殖民者以少胜多征服南美两大帝国的故事，为什么西班牙人就能打赢呢？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西班牙人的武器比对方先进太多了，他们带去的枪炮和战马对于南美原住民来说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后者完全不是敌手。相比之下，维京人没有枪，甚至连刀剑都严重匮乏（因为缺铁），在战斗力上只比因纽特人强那么一点点，不足以弥补人数上的差异。其次，西班牙远征军的背后有王室的支持，维京人却只能单打独斗，没有后援。第三，西班牙人是有备而来，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维京人极度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是按照本能在行事。想象一下，在一个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里，如果你在野外突然遇到一群不知底细的陌生人，甚至连长相都和你不一样，你会如何反应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如果对方比你弱，那就杀了他们；如果对方比你强，那就赶紧跑。这才是人类的本能，我们的祖先一直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在格陵兰岛的案例中，有证据显示因纽特人大约在公元1300年左右到达了迪斯科湾，和正在那里打猎的维京人发生了正面接触。此后双方共享格陵兰岛长达250年，但在维京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提到对方的地方只有两三处，而且直接称对方是“坏蛋”，这说明双方肯定发生过多起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维京人是不太可能从对方身上学习什么生存技巧的，反之亦然。
另一个例子是维京人在北美洲的经历。维京人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发现并登上了北美大陆，那里不但有格陵兰岛急缺的木材，而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维京人很急迫地想在那里开辟新的殖民地。结果怎么样呢？根据维京人留下的历史文献记载，他们在新大陆过的第一个冬天就遇上了9个印第安人，他们杀死了其中的8人，逃跑的那个人搬来大批救兵，把他们赶走了。此后虽然维京人曾经多次尝试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但都因为敌不过当地原住民而作罢。
俗话说，幸运女神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维京人照理说可比哥伦布幸运多了，早在500年前就发现了新大陆。可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只能放弃了殖民的企图，眼睁睁看着西班牙人捡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块金子。
合上这本书，我走出房门，一个人徒步至郊外，那里有个被废弃的发电厂，电厂紧挨着一座小山，山顶有个瞭望台，正好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冰山。此时已是傍晚，雪虽然早已停了，但天空依然乌云密布。在昏暗的天空笼罩下，迪斯科湾就像是一幅水墨画，朦朦胧胧的，只看得出黑白两种颜色。白色的是铺满白雪的冰山，上面点缀着黑色的海鸟；黑色的是海水，上面点缀着白色的碎冰。那天晚上风很小，但迪斯科湾却并不寂静，而是不时地传来隆隆巨响，原来那是冰山崩解后掉下的冰块所发出的声音，乍一听很像是鞭炮爆炸的声音。我想起小时候曾经因为和家人赌气，一个人在大年三十的夜晚爬上北京的西山，在山上回望午夜的北京城。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孤独的夜晚，我站在高山上冷眼旁观别人的春节，鞭炮声越响，孤独感就越强烈。
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我却迷上了这种孤独的感觉，一个人在山上坐了很久。很多人都说极夜见不到太阳会让人抑郁，我却觉得极夜让人抑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缺乏阳光，而是因为缺乏外界信息刺激导致的心智枯竭。人不是动物，人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还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有外界的信息刺激，但极夜期间的北极缺乏这种刺激，不利于思考。因纽特人的解决办法就是全家人挤在一起，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对抗极夜的无聊。旅行中的我没这个条件，只能靠读书。这趟旅行我有大把的时间独处，正好借机看完了好几本书，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越来越觉得，知识是审美的前提条件。比如眼前这个布满冰山的海湾其实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把我单独扔在这里，我肯定活不下去。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地方很美呢？原因就在于我有知识，我知道这些冰川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所以我才会觉得它们是美的，而不是令人恐惧的。
正当我沉浸在思绪之中时，突然眼前一亮，云层中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把眼前的黑白世界染成了一片金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景象，即将落山的太阳仿佛正努力地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告诉众人，它马上就要落下山去了，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再也升不起来了。
维京人肯定看到过眼前这个美如幻境的景象，可惜他们没能理解太阳想要传递的信息。考古证据显示，小冰期在15世纪初期达到顶峰，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中部建立的西聚落于1350年左右被遗弃，他们在南部建立的东聚落则在1450年左右被遗弃，格陵兰岛的维京文明就此彻底崩溃了。没有证据显示维京人留下了基因，这群勇敢的人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了几段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
北极的天虽然黑得早，但黑得很慢。雪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下了起来，风也越刮越大。我一个人在风雪中回到旅馆里，不禁又想起了维京人的遭遇。历史书上说，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的人口总数从来没有超过5000人，如果按照维京人的技术水平来计算的话，这也是东西这两个聚落所能维持的人口上限。对于格陵兰岛这个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岛屿来说，区区5000人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稍不小心就会沉没。从这个角度讲，这群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移民居然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将近500年，简直是一个奇迹。要知道，第一批英法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后的第一年就因饥饿和疾病等原因死了一半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维京人灭绝后，因纽特人独占了格陵兰岛，虽然小冰期同样饿死了不少因纽特人，但他们顽强地活了下来，苦熬了200多年后终于渡过了难关。但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又有一批金发碧眼的欧洲人驾船来到了格陵兰岛，但这一次是欧洲人赢了。
徒步冰川
大多数国家的首都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格陵兰岛首都努克也不例外，这是格陵兰岛最大的城市，现有常住人口1.65万，约等于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通常情况下，游客去一个新的国家旅游都要先飞到首都，再转往各个旅游景点，但努克没有大型机场，外国游客通常都是先从哥本哈根直飞康格鲁斯瓦格（Kangerlussuaq），然后立即转机飞往各个旅游目的地，作为首都的努克反而没有多少游客。我因为从冰岛转机的原因这才有幸访问了努克，这个曾经的维京西聚落要比位于纳萨尔苏瓦克的东聚落繁华太多了，市中心甚至有好几路公共汽车在同时运营。不过，对于游客来说努克乏善可陈，只有老码头周边可以逛一逛，那里有个维京博物馆值得一看，博物馆对面还有个教堂可以顺道参观一下。教堂的后面有座小山包，山顶立着一尊雕像，主人公身穿主教长袍，右手持棍，左手拿着一本《圣经》，显然是位传教士。果然，雕像的基座上刻着他的名字——Hans Egede，原来这就是被视为开创了格陵兰岛新时代的挪威传教士汉斯·艾格德。
艾格德于1686年出生于挪威，长大后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获得了神学学位。当时的挪威已经和丹麦合并，成为一个政治联合体，但丹麦的综合实力要比挪威强很多，俨然成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老大哥和代言人。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大西洋成了地球上最热闹的海域。16世纪后期，英国探险家重新“发现”了格陵兰岛，挪威和丹麦随即派出联合探险船前往格陵兰岛寻找失联已久的维京部落，但他们被“东西聚落”的名字所误导，一直在格陵兰岛的东海岸徘徊，当然什么也找不到。艾格德听说了这个故事后，认定这批维京殖民者要么都死了，要么被异教徒征服，背叛了基督教。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艾格德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踪迹，把基督教重新引入格陵兰岛。
在丹麦国王的资助下，艾格德率领一支船队从挪威出发，于1721年登上了格陵兰岛。这一次他来到了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终于发现了维京人留下的遗物。但他经过仔细寻找后仍然没有找到一名活着的维京人，于是他认定维京人已经全部死亡了。考虑再三，艾格德决定继续留在岛上向因纽特人传教，为此他学会了因纽特语，甚至为了照顾对方的生活习性而修改了祈祷词，把“面包”改成了“海豹”。艾格德的坚持收到了成效，如今绝大多数格陵兰岛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周日上午的努克教堂挤满了做礼拜的基督徒，其中不乏年轻一代。因为艾格德的成功，1721年被认为是格陵兰岛正式成为丹麦殖民地的元年。格陵兰岛曾经的主人挪威多次向丹麦抗议，但无奈当时的挪威实力太弱，抗议无效。
在新一批传教士上岛之前，岛上的因纽特人被地理隔阂分割成了一个个单独的部落，完全就是一盘散沙，直到他们和欧洲人接触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单独的民族，拥有独特而又统一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但是，传教士们也改变了因纽特人的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他们以前习惯群居，一群人住在一间长屋里，大家合作打猎，分享食物、工具甚至配偶。传教士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符合宗教道德，强迫当地人回到了一户人家一间房的状态。
丹麦人虽然控制了格陵兰岛的贸易和外交，但20世纪初的丹麦只能算是个欧洲小国，自身没有太多实力发展格陵兰岛的经济，所以因纽特人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绝大多数人依然处于很原始的游牧状态，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丹麦之外还有其他国家。
“二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1940年，希特勒出兵占领了丹麦，格陵兰岛成了实际上的无主之地，谁都想趁机将其据为己有。当年的螺旋桨式飞机航程有限，格陵兰岛介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正好可以作为跨洋飞机的中转站，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最终还是强大的美国捷足先登，派代表和丹麦驻美代表以及格陵兰岛原住民代表一起组成了格陵兰岛委员会，共同管理格陵兰岛。通过这个方式，美国成了格陵兰岛的实际监护人，接管了格陵兰岛的外交、后勤和防务等等所有事宜，条件是允许美军在岛上修建机场和通信设施。但这样一来格陵兰岛也就没法再保持中立了，于1941年对德宣战，正式加入了反纳粹阵营。
美军最先建设的机场位于纳萨尔苏瓦克，如今已被用于民航，成为格陵兰岛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美军所修的另一个重要机场位于格陵兰岛中部的康格鲁斯瓦格，该机场后来成为格陵兰岛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起降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机场。我这次的回程航班从这个机场起飞，所以我的格陵兰岛之行的最后两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康格鲁斯瓦格是一个典型的人造城市，全市只有500个常住居民，几乎全部都是为这个机场服务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机场，就是因为这地方距离海岸线有180公里远，不受海洋气流的影响，天气状况特别稳定。据说这座机场平均每年只有两天的天气不利于飞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机场之一。
绝大部分来康格鲁斯瓦格的游客都不会出机场，而是直接转机去其他旅游景点了。其实康格鲁斯瓦格位于格陵兰岛内陆很深的地方，接近冰盖的边缘，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看点也很多，值得多待几天。我到达的当天就在机场内的“北极圈”旅行社柜台订了第二天的冰川徒步项目，没想到那次徒步会成为我此次格陵兰岛之旅最难忘的一天。
第二天下午1点，一辆大巴车准时出现在旅馆门口，车里坐着十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问才知他们是某个欧盟环保项目的参与者，这次是来格陵兰岛做田野调查的。不得不说，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之所以普遍成熟得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阅历比中国大学生丰富得多，看问题的视角也会因此而更加全面。我一直相信偏见源于无知，一个人只有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少一些偏见。
我们的司机兼导游是个丹麦人，全程用双语解说，但说英语的时间要比说丹麦语的时间短很多，明显是在偷懒。好在车上的这批大学生性格活泼，个个能说会道，一路上嬉笑打闹，气氛活跃，没人真的在意导游说了些什么。
车子驶出机场后，沿着一条柏油马路一路向东驶去。这样的场景在格陵兰岛太少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格陵兰城市都没有郊区公路，出了城就只能步行。多亏当年美军工程兵修了这条路，我们这些游客才能从康格鲁斯瓦格市区一路坐车到达罗素冰川（Russell Glacier）的脚下。这条路全长只有35公里，但已经是整个格陵兰岛最长的公路了。
出城不久，路边便出现了一大块平地，虽然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层积雪，掩盖了原有的痕迹，但18面还没来得及拔掉的小黄旗还是泄露了这块地的真实身份，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岱北极沙漠高尔夫球俱乐部”（Sondie Arctic Desert Golf Club），这座球场位于北极圈以北80公里处，是全世界纬度最高的18洞高尔夫球场。这座球场同样是美军工程兵的“杰作”，美国人不但为格陵兰岛修建了机场和公路，还把美式快餐、高尔夫球和好莱坞电影等美国文化也传了进来。要知道，由于丹麦政府的刻意保护，此前的格陵兰岛一直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半开化”的因纽特人从来没见过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新鲜玩意儿，很快就被美式文化俘虏了，其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得到。
又开了一阵，路边居然出现了一堆飞机残骸。大家下车一看，居然真是一架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除了发动机之外其余部分都在。导游介绍说，这是1968年发生的一次飞机事故留下的残骸，当时康格鲁斯瓦格机场突然停电，导致这架飞机无法安全降落，飞行员只好跳伞逃生，这架飞机便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我这次旅行看到了很多老古董，全都像这样暴露在野外任凭游人参观。北极这地方天寒地冻，地广人稀，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历史冰箱，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35公里的路，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条路真的是戛然而止的，前面一座小山包挡住去路。“翻过去就是冰川了，我给大家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记得准时回来。”导游停下车，只说了这一句话，便躲到一旁抽烟去了。
大学生们就像听到了下课铃声一样，立刻冲下车朝山顶跑去。我跟在大家后面翻过这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除了雪什么都看不到，就连撒哈拉沙漠都没有这里那么单调。常听人说格陵兰岛蕴藏的冰如果全部融化了海平面将上升7米，以前没有感官认识，总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终于打心眼里相信了。
在雪地上行走总感觉心里不踏实，所以我一开始只敢踩着别人的脚印，沿着冰川的边缘往前走，渐渐地我胆子大了起来，开始向冰川的深处走去。越往前走雪越深，有些地方都快没到膝盖了。就这样慢慢走了20多分钟，我离开大部队越来越远，终于一个人也看不到，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我停下脚步，躺在了雪地上，让自己的身体和格陵兰的雪来一次最亲密的接触。此时大约是下午3点，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气温虽然已是零下，但强烈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感觉并不怎么冷。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雪里，闭上眼睛，任凭思绪飞向天空，回望雪地上的我，渺小而又孤独。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说笑声由远及近，我爬起身，发现几个大学生正朝我这边走来。我决定再往前走走，争取爬上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来个登高远眺。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脚下有些发空，每走一步都会传来一阵冰层颤动的声音，很像走在一架钢丝床上。我突然感到一丝恐惧，不由得想起上一次在冰川上行走的经历。那是在10多年前，我第一次当背包客，在阿根廷南部的莫雷诺冰川也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徒步旅行团，不过那个团的导游非常专业，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双冰抓（Crampon）套在鞋上，又嘱咐大家一定跟在他后面，不要轻易离队，否则很容易掉进冰缝。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不冒险了，便转过身子，顺着原路慢慢往回走。就在我即将翻过那座小山包回到公路上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尖利的呼喊声，我仔细一听，意识到喊的是“救命”。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女学生正在一边往回跑一边拼命地呼喊。我立刻跑回去询问，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有两个同学掉进冰窟窿了，快去喊导游来救人，否则他们就要死了！”
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决定让她去喊救兵，自己跑回去救人。因为雪很深，跑起来相当困难，我花了一刻钟才跑到出事地点，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商量如何把人运回去。我仔细一看，发现一位来自土耳其的男大学生正躺在地上，身上盖着好几层羽绒服，但仍在不住地发抖，明显身体严重失温；一位来自丹麦的女生也在旁边瑟瑟发抖，她的两个同学一边一个紧紧地抱着她，正在柔声安慰。
人群中有一位东方面孔的男子也在和大家一起讨论，后来才知他叫洪伟力，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深驴友，全程参与了整个救人过程。原来，他和一群来自上海的驴友参加了另一个旅行团，那天正好也来罗素冰川徒步。那个团的导游名叫吉姆，是个相当资深的户外导游，完全按照我在阿根廷参加的那个团那样领着大家往前走。他们上午就出发了，所以刚才已经在准备收拾东西离开冰川回城去了。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喊救命的声音，吉姆的反应极为专业，他没有跑向出事地点，而是立刻奔回营地去取绳索，然后迅速做了一个活套，再在绳子上每隔一米的地方打一个死结，方便使力。然后吉姆把绳子扔进冰缝，让里面的人套在自己身上，由他指挥一群小伙子用力向外拉，终于把掉进冰缝的两个大学生拉了出来，前后过程不超过一刻钟。
“如果我们早走10分钟，这俩人就没救了。”洪伟力对我说，“根据绳子的长度判断，他们掉下去的地方距离洞口至少有6米深，不但自己爬不出来，而且洞里温度极低，再多耽搁一会儿就会被冻僵了。”
我走到洞口旁，大着胆子向里张望，里面黑咕隆咚的，深不见底。那个来自丹麦的女学生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和小伙伴们正在往一个小山包上爬，突然脚下一松，她和那位土耳其同学便掉下去了，幸亏中途踩到了一处凸起，这才终于止住了下跌的势头。她往下一看，发现下面深不见底，如果没有这个凸起的话他俩早就摔死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洞就位于我刚才打算爬上去的那个小山包的下方，多亏我以前曾经在阿根廷玩过冰川徒步，知道冰川的厉害，否则掉下去的很可能就是我。
事情还没有完，那位土耳其学生似乎冷得厉害，而且据他自述，他在跌落的过程中伤到了腰，完全站不起来了，必须尽快把他抬到公路上，然后用直升机把他送去医院。导游吉姆已经打了求救电话，此时已经跑回公路准备接机了。一位来自挪威的小伙子主动担当起了搬运总指挥的任务，在他的指挥下，我们轮流抬着担架，终于把他抬出了冰川。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抬担架，以前曾经在采访四川地震时看到过消防员抬担架，没觉得怎样，可我一上手才知道，抬担架可是个苦差事，不但相当费力，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保证病人始终平躺，不至于因为颠簸而出现意外。尤其是上下山的时候，处于低位的那两个人需要将担架抬过头顶，即使是棒小伙子也坚持不了多久。挪威小伙指挥大家走“之”字，频繁地调换头尾，这才顺利完成了任务。
整个救援过程中，我们团的那个丹麦导游始终没有露面。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叮嘱大家小心一点，他辩解说这个冰川一直很安全，他已经带过上千个团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冰缝是冰融化后产生的水冲出来的，通常只有夏天才有，一到冬天水就冻住了，冰缝也就被堵上了。今年天气有点反常，还没等冰缝全冻上就开始下雪，把冰缝盖住了。”他这样解释。
等我们回到公路上，却发现直升机还没有来。一问才知，康格鲁斯瓦格机场只有一架备用直升机，但飞了一半才发现体积太小，根本装不下一副担架，只得中途返航，再从其他机场调来一架大号的直升机。
此时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
虽然风景好看，但气温骤降，好在车里有空调，倒也不怎么冷，那两位刚刚在地狱门口走了一圈的年轻人病情似乎加重了，一直在不停地喊冷，喂他们喝了几杯热水都没缓过来，这下我们也没招了，只能耐心等待。
两个小时后直升机终于出现了，导游吉姆熟练地指挥直升机降在一块平地上，我和另外几个男人合力把两位病人抬上飞机，大家终于舒了口气，开始往回开。此时天色已然全黑，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一车人也都沉默不语，大家似乎还没完全缓过神来，都在默默地回味刚才那惊险的一幕。我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一次慨叹那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太幸运了，如果他们晚掉进去15分钟的话必死无疑。
我再一次想到，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经验和胆怯而选择后退的话，掉进去的人很可能就是我！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心想户外旅行真是一件相当危险的工作，而且越是好看的风景，危险系数就越高，说不定哪天我也会遇到这样的危险，而且没有他俩的好运气。
“不行！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美景没有看过，我怎么好意思死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我今后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多读书，增加户外经验，以便更好地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这才是正道。”
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快看北极光！”我摘下耳机侧过头往窗外看去，果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条明亮的光带，蜿蜒曲折，宛如一条银河横跨夜空。我以前看过好几次北极光，效果都差强人意，但那天的北极光很不一样，绝对是我这辈子看到过的最明亮的一次，仿佛是老天爷为了补偿我们，特意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极光秀。
车里立刻热闹了起来，大学生们毕竟年轻，似乎已经忘掉了刚才的事故，又开始嬉笑打闹起来。我默默地重新戴上耳机，转头盯着窗外，此时耳机里适时地传来一首很久没听的老歌《召唤》，只听朴树用他那标志性的嗓音轻柔地唱道：
是夜吗
是远方
是那阵忧愁我的晚风
在那往事翻动的夜
在儿时没能数清的星斗下
我知道她来了
像风一样
那些旧时光
那些爱情
那些渐渐老去的朋友
在远方
寻找我
文 袁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