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7日，在对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开始实行军事打击的那一天，华盛顿与五角大楼并没有通知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时任首相盖·维霍夫斯塔，只有英国坚定不移地用部署地面特种部队和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国的单边行动表示了支持。在阿富汗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时，美国要求欧盟、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派遣地面正规部队参与行动，但始终遭到拖延和阻挠。在小布什政府宣布将伊拉克等国列为“邪恶轴心”并着手筹备针对伊拉克的另一场反恐军事行动时，“大西洋联盟”的关系又跌至破裂的边缘，德国外长费舍尔发出警告说“联盟伙伴不是卫星国”，美国是在利用“反恐战争，巩固自己自私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的结尾，库普乾认为“9·11”后席卷全球的非对称式恐怖威胁，可能使得传统超级大国的军事机器并无用武之地，美国必须重拾罗斯福时代的伟大智慧，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没有制约的单边主义会把盟国推向反对者阵营，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滑向孤立主义与封闭。接受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崛起并心甘情愿地让渡部分权力与主导性，未来的美欧关系，更加灵活，摒弃了“冷战”时代陈旧过时的领土防御保证，转而着重于协调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
现实而直接的恐怖主义威胁，将促使美欧重拾“泛大西洋合作”的传统智慧。未来的各种低烈度战争与威胁，无论是来自中东恐怖分子，抑或巴尔干半岛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欧洲在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后盾的同时，也应当要求建立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早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法两国已经逐渐开始了尝试，非洲成为这种全新反恐合作联盟的试验场：2001年9月11日之后，非洲骤然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新热点，在阿富汗被击溃的“基地”组织迅速在炎热、混乱的非洲找到了全新的立足之地，从而为非洲的内战增添了额外的助力。2008年，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组建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以便在对这块资源丰富的大陆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打击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卡特·汉姆将军警告说，至少有五至六个非洲国内激进武装派别，诸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和索马里的阿尔·沙巴布（al Shabab），与“基地”组织残余建立了联系、合作关系。在法国政府的允许下，美国空军迅速在吉布提与尼日尔建立了情报与无人机起降基地，在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指挥体系后，法国在北约框架内参与了从阿富汗到利比亚，一系列不同规模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行动。
2013年，奥朗德政府亦宣布在马里进行军事干涉，对抗反政府武装阿扎瓦德全国解放阵线，旨在应对“威胁到整个西非地区的恐怖主义侵略”。霍普金斯大学非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阿玛多·谢分析说，利比亚局势恶化之后，法国对撒哈拉非洲这一“欧洲近邻”，且与法国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地区的担忧升级，恰好与奥巴马政府对于派遣地面部队干涉的踌躇契合在一起。法国将得益于美国全球性情报网络与发达的军事物资补给运输系统，而法国对前殖民地文化地理的熟稔也将使得其军事存在更有效用。
美国必须退居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