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上台后的政策转向，既是对叶利钦执政后期改弦更张的继续，也是时势使然：市场化改革的积极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凸显，国际能源价格走高也使俄罗斯经济获益匪浅。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政府可以逐步安抚在私有化过程中受损的弱势群体，从而赢得民心。此外，普京成功地将国家杜马中相对分散的几个中右翼党派合组为“统一-俄罗斯”党，从而避免了叶利钦时代政府常常为杜马掣肘的局面。分享能源红利和打击昔日寡头带来的民意基础，加上对杜马的有效控制，使普京能够在两任两届总统后，继续以总理身份执掌政权，并在2012年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宫，连续执政至今。
尤为重要的是，普京成功地利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影响力和道德形象趋于下降的时机，重新举起了“大国外交”的旗帜。通过强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俄罗斯不仅获得了有助于彰显国际存在的伙伴，在抵制美国的优势方面也有了更足的底气。由于深知以欧盟的体量绝不可能“消化”或肢解俄罗斯，且美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莫斯科依然有需求，普京成功地制订出了一种“影响力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战略：首先，在战略武器削减、反导武器部署等即时效应不甚明显但整体意义重大的问题上，主动挑战既有安排，造成“俄美仍是有核国家的两极”的公众印象。最近十几年来俄军依然注重核武器及其载具的开发，便是出于影响力最大化的考虑。其次，在美国遭遇挫败或困境的地区事务中，时常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现，令国际舆论感到俄罗斯依旧具备跨地区的影响力。当美国的决策陷入难产时，俄罗斯的价值尤其容易被高估，造成刻意的反差。最后，以能源输出作为工具，对欧盟国家加以牵制，同时间歇性对西部邻国挥动“大棒”，以确保战略安全。
但输出影响力的需要必须以财政资源作为支撑，而石油―天然气出口几乎是俄罗斯唯一可以仰仗的大宗收入来源。在普京治下，能源出口占俄罗斯大宗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不到50%上升至2012年后的70%，政府岁入的50%和GDP的17%来自能源产业。然而油气产业的膨胀依据的是一种极其粗放和单一的模式：对旨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生产下游制品的部门不做过多投资，集中人力、物力开发新的油气田，以数量之巨大冲抵生产效率的低下，并把大部分产能输出到国际市场来套取外汇。这种“产量至上”的方针，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能源帝国主义”模式几无二致，应对国际油价波动的冗余极其有限。还在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取得巨大突破、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油价暴跌之前，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就曾因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遭遇重创，前车可鉴。
曾任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顾问的美国能源问题专家迈克尔·伊克诺米迪斯在其著作《从苏联到普京的轮回：能源在今日俄罗斯的统治地位》中指出：普京以油气资源作为支柱振兴国民经济并无可厚非，但“石油红利”的收益原本可以更加长期化。1999～2004年，俄罗斯经济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足以证明提振经济绝不只大规模出口原油这一条路径。而尤科斯公司推行的恰恰是一种“非典型”路线——大幅减少人工和油井数量，聘用欧美技术人员，借助新技术和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提升产量。经此改革，尤科斯的产量增长率迅速攀升至其他俄罗斯能源公司的3倍以上，开采和勘探成本则低于其他任何跨国能源集团。
但普京显然无意让一家寡头企业成为俄罗斯复兴的标杆，更缺乏循序渐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耐性。2003年10月，他以逃税罪逮捕了尤科斯总裁、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3年后，这家曾经的全俄第一大企业宣告破产。短短几年间，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几位能源寡头或者淡出或遭清算，企业陆续被重新国有化，由普京信任的亲随执掌权柄。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恰恰是“普京主义”最关键的步骤——在一个没有了最高苏维埃和苏共中央，又未建立起熊彼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政治强人唯有亲自主持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能达到理想中的平衡。普京需要能源收入来安抚军队和安全机构，为大众贴补养老金，为边疆地区改善交通状况，为教师和医生增加工资，也需要以能源出口作为增加国际权势的筹码。在此状况下，他比“冷战”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更不愿触及前景未卜的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问题，而需时时寄望于全体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除去能源纽带外，俄罗斯在其西方诸邻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吸引力。叶利钦时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欧洲”方针已被否决，激进民族主义者、国家杜马前副主席日里诺夫斯基高调宣称：俄罗斯必须在南高加索、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建立势力范围，这一动议甚至获得了俄罗斯共产党的赞同。以能源收入为基础的地理“西进”攻势，终于成为普京最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