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借鉴萨珊玻璃烧制技术的是广州的玻璃制造业，他们依照中东玻璃的配方制造出国内早期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有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考古发现表明，此时广州的玻璃烧制业除透明玻璃碗外，也自行烧制过其他颇具创新器型的日用玻璃器，水平远超过北方地区。然而，南方玻璃业大约在公元4世纪以后逐渐没落，原因至今不明。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丝绸业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于原料获取不易、织制工艺烦琐，丝绸自战国后就被视为近似于黄金的货币替代品，恰如玻璃在古埃及与古罗马曾被称颂为贵于黄金。汉代出现了纺织效率更高、成品质量更好的斜织机，这本可以使丝绸如同玻璃一样走向更加日常的领域，恰如罗马玻璃获得了高温熔炉一样，只是由于当时丝绸更经常地被中国皇帝频繁用作赐予“番邦”或结交于“夷国”的礼品，中国织匠的心思也更多用于如何更加工巧地织就种种云纹、祥兽与诸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类的铭文。早在萨珊玻璃取代罗马玻璃进入东方之前，东汉时期东方对于丝绸之路西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甘英出使之时，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倒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记述：“东汉可能已出现花本式提花机……《西京杂记》中记载巨鹿陈宝光家用‘一百二十蹑’的织机织散花绫……各种织机都使用了踏板连杆装置，有用踏板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也有用挑花方式先预制一个花本、用花本来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这种思路与工艺实现手段，导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提花机的发明。”
萨珊王朝崛起之时，中国正值各种心机远超于织机上的经纬纵横的三国时代。三国时不仅提花机得到再次改良，大批人口的南迁也将原本重心位于山东与中原的丝织业逐渐南移至四川与江南。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孙权也在宫中设立了官营织造机构。丝绸曾经成为三国那个神奇年代纵横捭阖的砝码之一，也成就了闻名后世的蜀锦。然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间更为辉煌的倒是因石崇、王恺等豪族斗富而存史的萨珊玻璃器。《魏书·西域传·大月氏》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大月氏在三国末期已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灭，因此这种令“中国琉璃遂贱”的“五色琉璃”很可能就是萨珊玻璃。
在魏晋那段成就了种种名士的逸闻和玄言的“世说新语年代”，萨珊玻璃的出现却也同时为各种豪富故事提供了材料。《洛阳伽蓝记》载：“后魏河间王琛为豪富……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色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尽管西晋傅咸曾写《污巵赋》，还在感慨心爱的玻璃酒具误被顽童掷染尘埃，此后不能再似赏玉一般把玩，被素有洁癖的东方玉文化压抑了数百年的西方玻璃器终于在此时获得了一篇更直接的颂词——与傅咸同时代的潘尼曾作《琉璃碗赋》。晋代张隐《文士传》载：“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尼于座立成。”曰：“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非停。灼烁方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捏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