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生平有很多空白，这些空白没法弥补，没法弥补就没法写张爱玲的传记。没有一本张爱玲的传记在我眼里算是真的传记。因为材料不够。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张爱玲自己前后也有很多说得不一致。比方说，周瘦鹃，他写过关于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当年登在《紫罗兰》上。后来到了张爱玲写《小团圆》的时候，跟周瘦鹃描述的是不一样的。还有柯灵，完全不一样。张爱玲在《重访边城》里面写到席德进，但没有王祯和，只提到“一个小朋友”。按王祯和的回忆，张爱玲在去花莲的时候，甚至和他有一点爱情关系。但是张爱玲的《重访边城》，王祯和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要说起来有一大堆。全都不知道怎么办。但张爱玲研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成绩，但是说成绩斐然我也不敢这么说。它确实有先天的局限性。这也涉及当年有些学者比较留意材料，发现了张爱玲的轶文，比如唐文标发现了《连环套》、《创世纪》，陈子善发现了《小艾》等一些其他文章。但是他们可能因为某些困难，放过了某些活材料。比如唐文标开始研究张爱玲的时候，苏青还活着呢。她是1982年死的。到陈子善研究的时候，张爱玲的姑姑还活着。陈子善跟我说去找过她姑姑，但老是姑父在一旁说话，他就觉得兴味索然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假如有苏青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张爱玲当时在上海到底跟文艺界是什么关系；有她姑姑的回忆，我们就能知道张爱玲生平更重要的一部分了，但这些都没有人去好好收集。
还有一个遗憾，炎樱也是在张爱玲去世之后才去世的，她如果要是能出个回忆录不是很好吗？张爱玲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三个人，都没有提供任何材料。导致了张爱玲生平就出现空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9至1952年。这部分只有她姑姑能帮忙提供。炎樱则还能提供张爱玲去日本、去港大的事。
李君维先生前些时候也去世了。他是见过张爱玲的，当年我鼓动他好歹写了篇《且说炎樱》。我还曾动员出版社想给李君维写回忆录，但他年纪大了最后也没写。当时我跟李君维说你好歹写写圣约翰大学跟张爱玲这段是怎么回事，她1942年从香港回来先去的圣约翰大学，后来退学了。李君维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这样类似的事都没法提供，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三联生活周刊：据宋以朗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等书，其实张爱玲晚年还是比较富裕的，那为什么她在给宋淇的信中还说买机票时为了省100块钱还只能买某种特定的机票？
止庵：她是很省钱，这是两码事。宋淇有信，帮她把钱从美元变成澳币，变成日元，经营她的钱。经常告诉她已经变成多少钱了。所以她不是没有钱。她老了就有些古怪。咱们只能说张爱玲后来的境遇和生活方式，很大原因是她自己愿意这样。包括她家里没有床，睡在一个行军床上；没有桌子，在纸箱上写作。她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很大程度是她自己想那么做，而不是被迫。一个人想干什么和不得不干什么，是两码事。
三联生活周刊：张爱玲从《秧歌》开始直至后来在美国，为什么决定开拓英文写作道路？
止庵：她很大程度上是被《秧歌》所误导。《秧歌》英文版卖得很好，上过排行榜，还有过不止一种文字的译本。《秧歌》的成功使得张爱玲有一个抱负，要成为林语堂那样一个人，用英文在英语界写作，取得成功。她有这个自负，还瞧不太上林语堂。虽然《秧歌》取得了成功，但是她的《赤地之恋》的英文版就没有获得成功。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张爱玲后期的作品，《小团圆》、《易经》、《雷峰塔》，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自传性质的题材呢？为什么《雷峰塔》、《易经》的英文版在英语世界里没有获得成功？
止庵：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里身世最显赫的一个，没有哪个作家能跟她相比。她的身世，别说在现代文学，在中国整个历史上，都很少有。所以她家族的故事，她认为是可以写成类似于《红楼梦》这样一个作品的。她认为她的家庭生活，可以反映中国当时的那个年代，以及在1949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里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变迁。她就想写这种东西。这样一个家族，前面接着晚清，后面接着1949年，她觉得这个变化里面能反映出来社会的变化。我给你念一段话，张爱玲在1965年的时候，给《美国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一书写了一段自白，我请了一个朋友翻译的，这段话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