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德国 为什么是犹太人(3)

 
为什么是德国 为什么是犹太人(3)
2015-09-29 16:41:21 /故事大全

在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憎恨可以追溯到现代德语的缔造者马丁·路德身上。他当然不是德国第一个说出反犹言论的人,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543年,马丁·路德写出了一本叫《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的小册子,当年他在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斗争后身心俱疲,便把怨气撒到犹太人身上,他建议说:“首先,放火烧了他们的犹太教会或是学校……第二,我提议洗劫他们的家产并摧毁其房屋……第五,我建议完全剥夺犹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权……第七,让任何人都可以向选定的犹太人扔硫磺……永远像驱逐疯狗一样驱逐他们……”有些历史学家将此作为德国历史中毒素的明证。他和希特勒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对犹太人的憎恨却不相上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路德的这个小册子影响并不大,它仅止于恶毒的诅咒,路德的后人也没有拿着这本小册子大做文章,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作为,也许人们已经忘掉了路德曾经有过这样的诅咒,在路德的时代,对于犹太人的敌意是整个欧洲,而并非只有德国才有的。

一般认为启蒙思想帮助了犹太人改善其社会地位。起源于法国的这场思想运动提倡一种博大的宽容精神,坚称人生来平等并享有同样的自由。在反抗教会独裁的过程中,加诸犹太人身上的恶意也被一并反对,因为启蒙运动的整体方向是朝向世俗人文主义和去除宗教影响发展的,那么因宗教原因对犹太人的敌意就站不住脚了。同时,在资本与市场的发展下,犹太人善于经商的才能也符合了时代潮流。1781年,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特许权法案》,同一年,普鲁士学者冯·多姆出版了《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提高》,指责社会对犹太人不公正的对待,建议立刻恢复犹太人的公民权益和地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说:“犹太人和他们的商业经营不但无害,而且还对我们及我们的国家有益。”1788年,《威尼斯商人》在柏林上演,扮演夏洛克的演员在开场白中对犹太观众说,犹太人享有崇高的声誉,请大家不要因这个角色而感到不快。从启蒙运动开始到整个19世纪,德语地区对于犹太人的态度都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从路德那里去追索毒素是不合理的。如果要追溯古老的敌意,我们同样可以在法国寻找到蛛丝马迹,启蒙运动的大导师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反犹分子,在他看来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憎的人。这种情绪可能与犹太人在工商业上的崛起有关,在整个西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传统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感受到了来自时代的压力,而犹太人则更快地适应了这场潮流,律师、银行家、出版家等等新兴职业取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务上的优势,但也激起了一些鄙视市场和金钱的知识分子的反感。一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希望摘掉犹太人身上的桎梏;另一方面,提出这些思想的人却因为厌恶市场行为,站到了教会一边,想要把犹太人排除在被解放的群体之外。伏尔泰对于犹太人的恶意影响深远,他自诩为西塞罗再世,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是政治上偏左的知识分子,也会在这方面受到他的影响。在德国,尽管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莱辛在他的名著《智者坦纳》里表达了对犹太人的善意,其他人却并不如他那么开明。哲学家费希特说:“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掉他们的头,然后换上一个没有任何犹太思想的替代品。”那时候犹太人口仅占整个德国地区的1%。伏尔泰与费希特的恶意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对于犹太人崛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法国、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政府纷纷承认犹太人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在普鲁士,在1812年之后犹太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们却发出恶毒的诅咒,他们并不乐意看到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并行的这些“副作用”。相对温和的启蒙主义者希望通过提高犹太人地位的办法将他们变成“好市民”,提倡异族通婚,希望他们接受本国的价值观念,在文化上去犹太化。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放弃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只是当时众多犹太人加入洗礼运动中的一员,在特里尔,马克思的父亲也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

与海涅不同的是,许多犹太人保留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也拥抱了德国的主流文化。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爷爷摩西·门德尔松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犹太学者,也是莱辛的好友。他曾劝说犹太人去除陈旧的宗教礼仪并深入学习德国文化,但他拒绝加入基督教。他扮演的是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到他的孙子这一辈,门德尔松已经成为德国主流文化中著名的音乐家,黑格尔曾到他家里听他弹奏钢琴。他还从故纸堆里发掘出了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的名作《马太受难曲》,使之重见天日。总之,在19世纪的前50年里,犹太人一直持续适应德国的主流文化,以至于许多拉比忧心忡忡,他们发现许多犹太青年甚至以自己的信仰和身份为耻。我们再次提到海涅,在流亡巴黎的日子里,他多次表示,他比那些出身基督教的德国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从1811到1875年,柏林的基督教人口增长了6倍,而犹太人口增长了14倍。到1910年,德国的犹太人数量已经是英国犹太人数量的2倍、法国犹太人数量的5倍。在这个社会飞速发展、人口急速增多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对所有人都有利,长久看来却蕴含隐患的事情: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如果我们要追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十二年迷乱”,真正的源头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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