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对在华日侨的全国性普查全面展开，由此开辟了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的途径。当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这项工作是由在中国的日本民间团体——日本赤十字社、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个团体为窗口，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由中国红十字会推进遣返程序。通过双方的协议，1953年起，由日方派船依次接侨民回国。据日本舞鹤市遣返纪念馆的记录记载，从1953年3月23日的第一批返日人员抵达舞鹤港以来，到1958年的最后一批，总计有21批人员遣返。
中岛幼八当时的回复是：“我不想回去。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我绝不回日本。”“那好，政府不会强制你的，跟往常一样过日子就行了。”中岛的个人意志再次得到了政府的尊重。次年，养母收到生母的日语信件，信中对其施予中岛的养育之恩表达了感谢。也是那时，中岛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日本名字。一直以来，他都随养父姓陈，名叫庆和。
“梁老师！我想回日本去！”
中岛幼八真正开始萌发回日本的心情是中学时代，在一次与他的恩师梁老师的长谈后。“你如果回到日本，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啊！”梁老师用长崎岛发生的烧毁中国国旗的事件向中岛讲述了当时正加剧恶化的中日关系，并对中岛的未来做出了期许。
“老师把我抬举得这么高。我能胜任这么大的期待吗？”在中岛幼八的记忆中，那是自己第一次产生重要的自我意识。“梁老师！我想回日本去！”长谈后的当日晚上，中岛幼八已经为人生的转折做出了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不可能只是基于一时的热情和冲动。中岛回忆，在小学时代，他所能看到的课本、小人书、电影里都尽是抗日战争英雄的英勇和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卑鄙，日本这个国家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恐怖。当时不光是他，凡是知道自己身世的遗留在华的日本孤儿心理都很敏感。虽然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当时当地，人们已将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划分得非常清晰，并听从上级的号召，禁止一切歧视遗孤的行为，但是同为日本同胞的孩子们却彼此疏远，故意躲避着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公开往来，对于回日本这件事儿，更是感到恐惧。
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对日本的负面印象日渐淡薄，中岛幼八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比如梁老师为他讲述的日本渔民的勇敢以及对日本劳动人民的赞颂等等，它们让埋藏在中岛心中的身为日本人的那种负罪感渐渐消除。“我眼前仿佛一下子亮堂起来。”他开始对梁老师口中的那个被大海环绕的岛屿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1958年，中岛幼八16岁，在多方的协调帮助下，他返回日本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化。回国手续的办理，比他想象的要快很多，甚至快到他有时反应不过来回日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是被向前的齿轮带着走。当他带着宁安县公安局的介绍信办理最后一道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日方派遣接日侨的船，已经到达塘沽，准备回国的其他侨民都已在天津的酒店等待开船。最重要的是，接送日侨的工作即将结束，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艘回日本的船了，要想赶上，就得立即坐火车赶往天津。
没有时间告诉养父母，没法商量，没得到同意，当然也没法正式告别，实际上，连出发的行李也没有时间再做准备。中岛幼八再一次被推到了自己抉择去留的关口。“好吧，我回日本。”中岛回忆，自己说出这个决定时，实在来不及再多想，只知道不能让那些帮他办手续的人白忙活一场。
就这样，穿着临行前省卫生厅（红十字会的上级机构）临时帮忙置办的新衣新鞋，拿着给他路上零花所用的20块钱。7月9日，作为那批日侨中年龄最小的独自归国者，中岛再次踏上了带着他全家来到中国的那艘名为“白山丸号”的船返回日本。
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