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的父亲(2)

 
西口的父亲(2)
2014-05-12 21:05:07 /故事大全

祖爷的三个儿子共有八子,人称“八只羊”。按说“三子八羊”人多势众,应该会在常家营扎下根的,常家营土地虽不肥沃,但总比戈壁滩强啊。是什么迫使他们落荒而逃到陈俊营的?战乱、土地兼并,还是匪患?在西口的有关资料中,我发现这么一段历史。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辛丑条约》后,巨额赔款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不得不把这一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在内蒙,他们一方面放垦土地,另一方面对土默特和其他地区进行土地清理。光绪皇帝朱批:“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历史上叫“贻谷放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贻谷筹设了清理土默特地亩处,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改定的章程(共22条)规定,汉民只有能交出地价加价的,才能换取地照,继续耕种原来的土地;对无主土地进行私垦的,不仅要由官家收回,重新丈放,而且要交地价的两倍“以示惩罚”。事实上,汉民很少能拿出这样多的地价加价,这种疯狂掠夺蒙汉人民土地的政策,使大批汉民失去了土地,只好到地瘠人希的地方谋生。这次举家迁徙是否与清理土地有关?我的姐弟们谁也说不清。

对于一个仅有二三百口人的陈俊营村来说,我们家无疑是最大的家族了。爷爷排行老五,人称“楞五羊”。他行侠仗义,响鞭一甩,八百里回应,据说进村抢粮的土匪从不敢进我家。上天赋予他桀骜不驯、不屈不挠、敢闯敢拼的天性,以至于民国十八年,内蒙大旱,民不聊生,大羊、二羊、七羊、八羊等着饿死,三羊、四羊、六羊去了后套,至今杳无音信,爷爷五羊竟敢带着一家老小独闯山西!他没有回到祖辈走西口的起点,而是选择了举目无亲的原平“十八村水地”落根。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发达,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是“阳武流金”的富庶之地。但于我家来说,无一瓦一灶,一箪食一壶浆,全靠奶奶的勤劳善良、爷爷的刚强和父辈们的吃苦精神才活下来。他们的憨直、刚烈和率性,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见不得半点苟且龌龊之事的行事作风,使他们半辈子不乏艰辛。如今我们的血管里依然奔涌着这样的血液,使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与做人方式

至此,我才知道我的祖籍是河曲,我也是走西口的后代。

“大漠出走马,阴山有强俊”,在内蒙,伯伯和父亲(大伯和四叔来山西后夭折)从小学会了养殖、放牧,还学会了相马看马。迁徙到了原平后,我们全村有八个队都需要耕马,每当买马时,伯伯和父亲一定是全权代表。他们相马有一套特殊的本事:

一岁门中生,二岁乳隅生。

三岁门中平,四岁一对生。

五岁两对牙,六岁满口牙。

七岁门坎灭,九岁隅坝灭

相耕马的口诀是:先买一张皮,后看四只蹄;槽口摸一把,膀头一样齐。

相坐骑的口诀是:红黑枣骝为上色,青白兔黑是下色。泉眼花色有讲究,腿细蹄肥是快马。

识马只会看相貌不识马的岁口,不算行家里手。因此,识马的岁口也有一套讲究:

春买骨头秋买膘,口老口嫩是关枢。

一岁马驹是童年,二岁刚好是少年。

三岁四岁正青年,一交五岁是壮年。

九岁十岁进老年,拉车耕田不如前。

我伯伯很有经济头脑,看到村里需要大批的耕田骡马,他曾独自一人闯回内蒙,花400元钱买了一头上好的枣红马。正值1964年冬天,膘肥体壮的枣红马一路扬鬃奋蹄,载着洋洋自得的伯伯回山西,到得清水河县城,伯伯正想打尖歇息,大街上突然来了一列巡逻队,不由分说便将枣红马扣了,并且要以投机倒把罪论处!可怜伯伯身无分文,又冷又饿,吃冷食,住马棚,腿冻得都快掉了,好容易才捱回山西。

尽管如此,他还是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干,从内蒙买回不少生羊皮,做熟皮子,赚了不少银两。因此,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基本上没挨过饿。

爷爷和父亲也都曾回过西口,都是为了活计。

那年爷爷回内蒙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突遇国民党抓壮丁。为躲避国民党兵的追抓,爷爷在西口路上拼命狂奔,直到跑至一个僻静的山洼洼,才甩掉国民党兵的追赶,此时的他差点累死,在山洼喘了半天气,才一步一步挪回山西。回来后,爷爷落下了伤寒病,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我的父亲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20岁那年,他也闯回西口,在陈俊营做长工,受尽饥寒,“天下乌鸦一般黑,草地里财主心更毒。鸡叫了头遍正好睡,掌柜就催你去上地。吃的冷饭又睡冷地,长工受尽无头子气,穷人们罪多无活头,长工不如掌柜的牛”不仅如此,有一天,这家财主的孩子玩丢了一块银元,财主便无端地给父亲头上栽赃。父亲被吊上横梁一顿毒打,差点被打没了命!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等本家弟兄闻讯赶到时,父亲已奄奄一息到后来,父亲和本家兄弟还是忍下了这口气。为了爷爷奶奶,为了我年幼的娘,他得活下去。

我的父亲浓眉大眼、高大魁梧。据说,大圐圙(kulue,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有个叫兰凤的姑娘看上了父亲,愿意嫁给父亲,但这姑娘还是没能留住他。因为山西还有一个未过门的媳妇,那就是我娘。一年后,他毅然踏上了回山西的路,从此就再也没回去过。

西口,有父亲欢乐的童年,也有屈辱的记忆和无尽的苦难。

有首民歌是这样唱的:“回水弯弯渡口船,挣下银钱往回转。算了账我就起身,拿定主意了亲亲,一主万意回口里,没估划路上遇土匪。要命鬼土匪刁眼狼,抢光了银钱还不让。丢了银钱眼流泪,讨吃要饭回口里”(河曲民歌《讨吃要饭回口里》)。

回到山西的父亲仍摆脱不了扛长工的命运,直到1947年土改,我们家才有了房子,有了土地,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

在内蒙这一年,年轻力壮的父亲学会了不少本事:摇耧、下种、耕田、除草、收麦子、割莜麦、打糜谷、挖渠、打坝、垒埂尤其是摇耧下种,这可是个技术活儿,是决定一亩地收成的关键环节。内蒙的土地十分辽阔,每家的地畛很长,一种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父亲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回到山西后,父亲逐渐成为我们村种地的好把式。我们全村2000多口人,共八个生产队,哪个队的苗长得不好了,或是缺苗了,都要父亲来“拨撩拨撩”。我们一队的地全部由父亲来种,这使我们家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为此我感到十分骄傲。由于父亲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又有一手好技术活,深得队里人信赖,大伙儿一致推举父亲当生产队副队长。这可是我们家第一个“官儿”,由一个扛长工打短工的穷汉子到生产队副队长,父亲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荣誉,从此,他对队里的事更用心了,苦也更重了。春天,他顶着风沙,宽厚的脚掌深深地埋在土里,满是老茧的大手紧握着耧把,直溜溜地种过一畛又一畛,为生产队播种希望;夏日,父亲黑黝黝的背上“腾腾”冒着热气,暴起层层白皮,与大伙儿一起除草管护;秋天,是农人最充实快乐的季节,父亲和大伙儿一块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快晌午的时候,父亲会在地头吆喝人们喝水、歇息,间或还会讲几句笨拙的笑话解乏。父亲的发音和本地人不一样,人们便经常逗他,“今儿早上吃甚唻?”“喝粥(zou)唻。”对方会逗他:“cou(稠)的还是稀的?”,他会认认真真地回答:“cou(稠)的”,这些发音多少年也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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