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父的弟弟，跟家里失去多年联系之后，突然也回到了上海。他从过去的一个学生，一变成为上海市军管会的一名军人干部，即便不是近亲，也使我们全家感到那种荣耀和喜气，感觉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家里日后生活，也应该会更趋稳定。
年3月的一天，“正丰号”面粉店的经营者之一，我叔叔丁瑞全像往常那样，走进四川北路海南路口的工商联办公室，参加工商业者文件学习，主要是听有关反对偷税漏税的报告和读文件。他们已经听报告、学文件好几个星期了，那天的议程类似于总结性质。先是有两三位工商业界的积极分子，上台对自己有偷税漏税的行为作现身说法的典型发言，启发大家挖掘思想根源。接着，两名干部上台对他们表扬一番后，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张表格，要大家向那几位积极分子学习，把自己以前有过的类似偷税漏税的事情填写在表格上，写上具体的数值。当时给叔叔的感觉是，谁写得多谁光荣，是靠拢政府、信赖政府的表现。于是他根据解放初还没有建立新的税收机构时，因为不知该怎样交、交多少而漏掉的税项，先大致估计了一个数值，按照保持中间状态的心理，参考邻座，填写了一个自己觉得满意的数值。
每个与会者都填完了表格，两个干部就让叔叔和其他人到隔壁的大厅里等着，说是后面还有事情。进了大厅，里面已经满满坐了一两百人，熟人间说说笑笑，气氛很轻松。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有几个干部簇拥着跃上了讲台，大声说，读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去排队。等到大概第四批的时候，叔叔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就跟着一个领队，随着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走到了大门口，听从安排，登上了一辆深绿色窗户有铁栏杆的大客车。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没有人感到惊慌，因为刚才还是在轻松地开会听报告，更何况那个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受到干部表扬的现身说法者，虹口区的政协委员，一个家在浦东川沙有好几个厂的“小开”，也在这辆车上，大家就更没有多想。
车子疾驶了半个多小时，开进一个挂着“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牌子的黑漆大铁门，迎上来的是疾颜厉色的持枪军人，所有人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人，十个人一组，走进一个潮湿的、明显就是牢房的空间。很快就进来一个脸色铁青的干部，大声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罪犯，偷税漏税的经济犯，你们要老老实实交待你们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接着进来一个拎着油漆桶的人，在每个人衣服后背上，用笔蘸着白油漆，写上一个五位数字，并大声命令人们重复喊叫，直到记住自己的囚号为止。
不到一个礼拜，叔叔和这些人仍然是十人一组，被带到一个临时法庭上。听取宣判时，后面还有好几个十人组在排队等候。大家都是一样的惘然、沮丧和麻木。那个现身说法的“小开”，听到自己已经被判处七年徒刑的时候，大声哭着跪下了。大家都看着他，说不出应该是恨，还是嘲笑，或是同情。
叔叔丁瑞全就这样被判了两年徒刑，家里人直到叔叔被送上运送囚犯的棚车时，才被允许见面，送一些衣物等。祖母和婶婶面对眼前的一切，同样是脑子一片空白。早上出去开会时还是好好的，突然人就不回来了，丢下二十多岁的妻子、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成了罪犯判了刑被送走了。
上述背景，就是1951年年底，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原是以干部为主要对象，随着运动的进展，查处发现许多是与“奸商”、资本家勾结的案情，于是增加了关于偷漏税的两项指标，成为“五反”，运动的对象和范围涉及全社会，尤其是工商业界，目标明确地针对“奸商”和资本家。叔叔就是这个运动直接打击的对象。
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在我幼年却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唯一不同的就是，母亲开始代替叔叔坐到了“正丰号”面粉店的大柜台边，成了小时候电影中的“掌柜”，我就此也不再跟着母亲去大舅舅家附近的幼儿园了。母亲自编自教的课程时断时续，我溜出后门，跟那些同年龄的邻家小孩学打“玻璃弹子”的机会，却是多了。
叔叔是在福建福清地区一个劳改队服刑，主要是开山筑路，那件漆着代替他名字的囚号的外衣，他整整穿了两年，直到1956年刑满释放回家。已渐渐懂事的我，记得他回家第一天，一直呆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进去看他，发现他在窗前，用沾着煤油的刷子，使劲地擦去那油漆的囚号。衣服已经泛白，那排号码已经斑驳，但仍然很坚韧，他擦了好久，效果并不好——煤油虽然可以融化油漆，却也使衣服的颜色很不自然，仍然带有着一种抹不去的特殊印记。叔叔一定是出于节约的目的，擦去那个刺目的囚号后，衣服还可以穿。不记得叔叔最后是否擦净了衣服上的囚号，但我却清楚地知道，我的婶婶，一个有教养、绝对善良的女人，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我家是一个以祖母为核心的大家庭，婶婶从没与婆婆有过任何一次细小的争执，在我印象中，她也从没有与我母亲妯娌间有过些微口角，从没对叔叔有过一句抱怨，从没对我们这些小辈有过一次偏颇的对待。她的善良堪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性。她逐渐变得少言寡欢，没有笑容，但即使是病情严重的时候，有时也会捧一小把当时定量供应的粉丝、几个香菇、一根香肠、一小碗绿豆汤，轻轻走进我们房间，放在我们手里，留在我们桌上。
叔叔刑满出狱之后的第二年，我又一个堂弟出生了。产后不久，婶婶的忧郁症发作，她总是听到耳边有异响，感觉活着没有意思。她彻夜无法入睡，总觉得有人在指责她、嘲弄她，甚至突然被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推动着、引诱着，冲到窗前推开窗户想跳下去。叔叔只能在窗框上钉几排一寸见方的木条，家里人每天轮流看护婶婶，随时准备拽住她。但这样的危情，每天都会发生。
至今让我无法忘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下午，我和堂弟在我婶婶的床前玩，算是房间里有人陪她。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婶婶手中抓着的几根一尺多长的毛衣竹针，不知怎么就从她耳朵里扎了进去。随着她的叫喊，她的耳孔喷涌出许多鲜血，我和堂弟大声尖叫起来，本能地一起去拉住她。我当时强烈感受到婶婶那极度的痛苦，只有毁灭自己才能够解脱的痛苦。婶婶不顾一切跑下楼梯，冲出后门。母亲听到我们的惊叫，赶紧从自己房间赶来，边跑边喊，一直紧随婶婶身后，追到四川北路桥。跑在前面的婶婶竟然纵身跳入了苏州河，母亲吓得大叫不止，路边有个年轻人当时连衣服都没有脱，毫不犹豫跃入了河中。在众多路人的围观下，年轻人把婶婶救上了岸。大家都围了上去，母亲一时顾不上那位勇于救人的青年，等到回过神来再去找，才发现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已经悄悄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