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爷爷对自己堂兄丁厚卿说，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是不是可以让他独立创业，如果只是跟堂兄帮忙，这一房将来永远都没有“大哭笑”了（这是一句无锡土话，没有大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意思）。已遗传两代的丁氏家族，由此开始分道扬镳。
凭着我爷爷丁锡卿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敏感，以及我们丁家的数学分析天赋，他对金融业的兴趣，远远大过投资兴办实业。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爷爷就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与多家商界的朋友，以及一些在证券交易中认识的外国人，商议筹办一个既有传统银行业务，又有新兴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公司。很快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择日开张。
年7月盛夏，踌躇满志的爷爷，带着我的祖母到无锡乡下消暑度假。没有人想到，这次去乡下度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可怕的预言不幸应验，成了我家永远的伤痛。
那是7月27日的傍晚，爷爷和祖母两人在丁巷老房子田埂上散步，对面来了个五十岁左右衣衫褴偻的中年男人，他是邻村的算命先生，自称“秦半仙”。当时爷爷大概是在想事情，没有停下来让路，只是侧了侧身，迎面而来的“秦半仙”一脚踩到了满是泥浆的田里。爷爷回转身就要跟他打招呼，却见他站在泥田里，用手指着爷爷说：“你看看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真是要‘作死’！还不赶快回上海！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你连明天晚上都过不了。”
爷爷听了当即火起，强忍着忿忿然地回答说：“要不是看在乡里乡情的份上，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但是紧随其后的祖母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惶恐，好像真会有什么不幸发生。她赶紧上前拉起“秦半仙”，躬身致歉下问。“秦半仙”摇摇头，好像是咕噜着说了几句，“过不了明天的，天机不可泄漏”，就径直走了。
那个“秦半仙”的话，使祖母极度惊恐，她真想扯住那个算命人再问个清楚，但是自信的爷爷根本就不信这种荒唐邪说。当天一切相安无事，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祖母越发担心，手脚慌乱无法自持，一次次催爷爷赶紧返回上海。爷爷却坚持非要过了那天晚上才回上海，以此来印证那个算命人是胡说八道。而且，他还在晚饭后，又让祖母打上一斤黄酒，炒了几个菜，说是要慢慢地喝到半夜十二点钟过后才睡，坐等着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活过这个晚上。
不料就在大约十点多钟，爷爷突然对祖母说：“这大热天的我怎么会这么冷。”说着说着就忍不住颤抖起来。祖母这下慌了神，翻出被子将爷爷包裹起来，然后赶紧带着佣人，一路奔到河锊口镇上去请医生。
也就是四十分钟的光景，等祖母带着那个医生回到家里，爷爷竟然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位医生一边把脉，一边摇头叹气：“不行了，准备后事吧。”
这是1929年7月28日，我的爷爷丁锡卿年仅三十六岁。至今我们丁氏家族的人都不明白，爷爷究竟是因何骤然离世的。我曾听祖母说，那位医生说是急性伤寒症，但从我们家族的病史上来推理，好像更有可能是心肌梗死。
已然身心交瘁的祖母，在如同天塌一般的意外打击下，依然没有忘记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料理完所有丧葬事宜，安顿好家中的两老，她就带着我爷爷留下的四个孩子，到邻村去寻访那个算命人，希望能够解开心头的阴影。
那个算命人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父亲，对祖母说：“记住，你这个儿子一定要远离祖宗之地，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不仅是他会与他的父亲同岁同月同日亡，而且将来他的儿子也会如此，切记切记。”
就因为如此，随着我的长大，我的祖母不止一次告诫家人，等我长大之后，一定不能在上海读大学或者工作，要到最远离上海的外地去，因为她真的担心那个算命人可怕的预言，会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应验。一直到我三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整个七月份，我都在美国考察访问，于是安然至今。是不是因为那个算命人说的，我远离了祖宗之地，而且是远得不能再远、到了地球另外一端的缘故，我不知道。
因为爷爷的中年早逝，我们家这一支渐渐沉寂下去。不幸之中的大幸是，解放后清算我的伯公丁厚卿，并作为对经济汉奸的处罚而没收了他们所有直系亲属财产的时候，我们这一支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由我的祖母含辛茹苦积攒起来的一些家产，尽管提心吊胆，终究还是保留了下来，也算是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年盛夏，我父亲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理各类援华救助的统计和核算工作。这是解放前他从事的唯一的工作，天天与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打交道，扩展了视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科技与交流对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对国家的崛起有重要的关联。
尤其是经济学的角度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无法脱离整个世界的运行而独行其事的。
等到上海解放，联合国在华机构很快都关闭撤走了，父亲决定留在上海，不久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培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银行金融业务干部，最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地点在外滩——即现今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解放初期，家里的情况比较顺利。听大人们说，每天晚饭时，全家人挤得满满一大桌，三四个佣人在边上端菜添饭，父亲总是在那里大声说笑，完全没有传统人家告诫小孩吃饭不许说话的禁忌。相信当时大多数人家，都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合家欢图景。临近解放时全家的忧心忡忡，甚至恐慌的情绪，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祖父创办的这家“正丰号”面粉店，由祖母和叔叔丁瑞全共同经营，解放初也很顺利。由于新政府加强城市粮油货源的支持力度，打击取缔“资本主义毒瘤”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市场，祖母和叔叔不必再像解放前那样，每天提心吊胆地看行市，估算风险，小心谨慎紧跟面粉交易行情，来确定自己店里的价格。上海的市面逐渐繁荣，“正丰号”面粉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但可以维持全家的日常开销，还有很不错的积蓄。因此在不久后，祖母和叔叔资助了我的大伯父，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背后的白克路（即现在凤阳路），开了一家小规模的五金加工场。
那是个经常有好消息的阶段。
我的伯父丁瑞清，抗战后期曾结交国民党的地下人员，胜利后，加入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义务警察大队，成为非正式编制的“义务警察”小头目。但上海即将解放时，他通过我父亲那位共产党同学李先生，开始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最后参与策划义务警察大队的起义，保护当时的市政府档案资料等等革命行动也被记录在案。解放初期，因为全家族迁往海外的事，他随同我的伯公丁厚卿在巴西、香港待了半年多才回到上海，却没有因此惹上任何政治上的麻烦，仍然由上海市军管会鉴定为起义有功人员，授予了立功证书，妥善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