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报名参加了一个“新妇女”学习班，每天上午，她穿灰色双排扣的列宁装，带着我从塘沽路后弄堂口出来，幼儿园在四川北路群众剧场对面，名为“新托”，“新中国托儿所”之意。我们到四川北路等1路有轨电车，英商电车公司时代留下来的车，整洁干净，玻璃窗明亮，驾驶员来回转动的黄铜手柄多年来磨得锃亮，脚下踩踏的铜铃片也一样黄得锃亮，时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电车驾驶员是童话般的英雄，他们特殊的帽子，笔挺的深藏青色制服，雪白的手套，带着几十个乘客一齐向前，给我留下了“英雄”的概念。有轨电车前后两节，前车厢当时票价三分，后车厢票价两分——后车厢比前车厢要摇晃得多，尤其转弯时，母亲因为搀扶和抱我，怕站不稳，一般是多花一分钱坐前面车厢。
家里有一架老式脚踏风琴，四十八键，脚下两块木踏板，弹奏时两脚不停交替踩动踏板才能发出琴声。她教我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另外一首是美国的Old Black Joe（《老黑奴》）。如果我发脾气，她就抱起我，坐在她膝盖上轻轻地摇，说上海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糕一包，宝宝吃得眯眯笑”
母亲为我编的“课程表”，二十分钟一段，有“画画”、“看图识字”、“唱歌”和“算术”。当时的汉字读音仍然延续国民政府研发的注音字符，诸如ㄐ、ㄑ、ㄒ、ㄓ、ㄔ、ㄕ等，母亲要我盯住每个繁体字，先静静地看它一会，比如“马”字，细细地看会觉得是一匹马的形象；“门”几乎就是门的样子；而“开”与“闭”让我明白，开门很难，关门可以用一只手；“笑”字和“哭”字，只要盯住了它们，确实是人真实的表情。
小保姆“阿妹”，常熟人，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我学母亲的样子当小老师，教她认字。以后全市里弄居委会都开办了扫盲班，母亲让她报名参加了，“阿妹”每次测验都是班上第一，得到了老师表扬，有次她才说出，是东家的孩子在帮她补习。当时“西泰华里”居委会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粉笔写的报道，表扬我家对“劳动人民”的关心，热心教保姆识字的事。以至好多天我进出弄堂，邻家大人们都过来摸我的头，拍我肩膀，说：“这小囡真乖。”
我家一脉四代，曾居住在上海虹口和闸北交界、铁马路小菜场的彭泽路，临街一面有宽敞的大阳台，一色雕花弯凸栏杆，朱漆木扶手，配上三组六扇的落地长窗和高耸的黑瓦斜坡状屋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老式石库门弄堂口，雕工精细的石造牌楼，居中是魏碑体“西泰华里”匾额，佐如意花饰。西泰华里有多个方向的弄堂出口，蓝底白字门牌号码也很不同，我家弄口为彭泽路22弄，塘沽路弄口为塘沽路673弄，河南路出口称河南路244弄。门牌号这样编排，外地人感到迷惑，同一个弄堂，现说是同一小区，却有截然不同的门牌号。对此疑问，邻居们常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侬看得懂吧？乡下人。”
西区静安、淮海路一带石库门，通常比虹口大很多。进门有大天井，正房上下两大间，东西厢房也为上下、前后的大间，后厢房是大开间，加亭子间、三层阁等，一般有一百七八十平方以上，配有煤气卫生设施，抽水马桶，上海人叫“煤卫独用”，代表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泰华里石库门，天井两边没有厢房，进大门就是客堂，最多有一间整天不见阳光的后客堂，楼梯上去一半就是不到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再往上是主卧室，顶上有开老虎天窗的三层阁，总面积一般七八十平方米左右，无煤气卫生设施，家家用传统马桶。从我懂事时的1950年代起，这类原本独门独户单开间石库门建筑，开始出现更多的杂居现象，一大早，整条弄堂都是哗哗哗竹篾刷马桶的声音，家家用小木片旧报纸引火生煤球炉，到处是呛人的炉烟。亭子间走出来的居民，有踏三轮车的，弄堂口饮食店里下面条包馄饨的，做裁缝的
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纪20年代初由无锡来到上海，买下了彭泽路临街面的20号等总共约有一百六七十平方，在后门连接的西泰华里，买下一整套石库门。临街铺面“店堂间”开一家面粉店，兼营食用油类。门前挂一方黑底烫金的楷书招牌，上书三个大字“正丰号”。门槛高不到一尺，镶有凹状木槽，与顶上的凹槽相对应，晚上打烊时上门板所用，两边各有四扇厚重的实木门板，中间两副相对更宽大一些，合拢后就是大门，从里面闩上一根不到两米长的粗大铁栓，结实安全。
店堂间近北墙一个丁字型的拐角柜台，将店铺隔成了两个区域，靠里侧装了一个壁挂式电话，柜台外约占三分之二的地方，整齐堆放着一袋袋面粉、油桶，以及诸如磅秤、“老虎塌车”（一种两轮的手推车）之类的工具杂物。
店堂间后面有两排四扇镶有彩色玻璃的壁窗，隔出宽敞的“吃饭间”，靠墙立一个长条供桌，中间是厚重的红木八仙大桌。平时一半塞在长条供桌下，两边各放置一张宽大的镶有大理石云纹面的红木太师椅。到了吃饭的时候，店员就把八仙桌拉出来，两张太师椅给尊长居中端坐用饭，其他人坐椭圆形的红木凳——上海人称“鸭蛋凳”。人再多时，从店堂间拉一张长条凳补充，挤挤攘攘围坐在一起。
吃饭间那张长条供桌上，陈列瓷器和浸泡着药材的酒瓶酒坛，还摆放一台摇头台式电风扇，铜质框架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圆形的标记，刻着两个草体字母，“G”和“E”，构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母亲说这是美国货，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是我父亲战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的。电扇本身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难忘的是，我的叔公经常敢把手指伸到飞速转动的电风扇叶片中，叶片立刻就停了下来，丝毫不损伤手指，他经常在做完这样的表演之后，得意地说，这就是美国人设计的科学。
吃饭间两边偏墙上，挂着两幅长两尺半宽一尺半左右的人像照片，颜色暗黄，清末民初的服饰，是我太爷爷、太祖母，另一边是年轻时代的祖父母。幼年时，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古代人”的装扮，我对这些“他们”一无所知，知道除了祖母之外，其余都早已经过世，再加上吃饭间光线昏暗，每当我穿堂而过，总是感到惊恐，常常头也不抬就快步跑过。
我爷爷计划致力于期货和股票交易来快速积累资金，进一步投资银行金融业，而把地处上海铁马路小菜场旁的“正丰”面粉店，以及陆续购进的上海南市一带的房产，交由我祖母操持打理，万一金融投资失败，仍可以有一个宽裕的养家糊口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