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芳常说做广播这么多年，谁在听，感受如何，从来无从得知。事实是，豆瓣上的543小组成立7年，不断有人自发地上传节目的音频，共享那几千个小时的“瞎话”。内地音乐节的摊位上，有人把他整年的广播节目逐辑录下，烧成“私酿版”光碟摆售。
在北京做出版策划的小飞，便习惯在手机上下载音乐543或是《听说》，来充实通勤路上的漫长时光。
“马世芳的节目里，干货太多，这跟他的功力有关。比如侯孝贤的《恋恋风尘》，陈明章自荐配乐，只用一个五六百块的木吉他，结果最后得了大奖。这是个老梗，但马世芳把前后的历史梳理得很好。”小飞说，“还有那首《向前走》，当年林强让流行音乐的听众听到了金属音乐，而且扎在上面。马世芳把这些时代和社会背景都讲给大家。《旅行的意义》，也不会只说陈绮贞，他的口味是更广的，会给大家讲原住民。”
做过电台客座主持的郭小寒和陈默之升都提到，内地的很多音乐节目，除了放歌，很多时候就是“深夜无眠”这样无病呻吟的“水词”，有时“推歌”也是从商业出发，甚至有主播在介绍前并没有仔细听过歌的情况。
“马世芳这儿没这个。光是鲍勃·迪伦的现场他就去了好几次。因为迪伦每场歌单不会重复，即便同一首歌也唱得不一样。他讲述过，在日本那些上班族下班之后，穿着西装夹着公文包就来体育馆，冲进一个角落，立刻换上休闲摇滚风的服装，嗨起来。国内去海外听名家现场的文化还没起来，这些奇妙的场景都是他用亲身经历传递给我们的。”陈默之升说。
周云蓬称赞马世芳有自己的角度。“我读过他编写的《民歌四十大事记》。他说‘罗大佑不算是民歌手，他是革民歌命的人’。这评价让我印象很深。”
10年前，拜博羽是个迷恋林夕和方文山歌词的青年。当胡德夫的《匆匆》那张专辑得了音乐年度大奖，他还为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没有得奖抱不平，“心想《太平洋的风》写得是多泛而无物啊。以我当时自身的见识和体验，大概是体会不出歌词里所要陈述的内涵，哪怕到现在也不能。”后来，从李双泽《美丽岛》，到三毛的《不要告别》，看马世芳对这些歌曲的完成过程、成歌背景一一道出，“像嚼甘蔗，轻咬一下是甜的，越嚼越有味。”
《听说》的第一集介绍了流传甚广的《橄榄树》。年少时看过那部胡慧中主演的《欢颜》，但鲜有人注意过女主角唱到“流浪远方”时的口型。马世芳讲到，在台湾戒严时代，“我的故乡在远方”曾经被歌曲审查委员会解读为“讽刺国府败退来台”，遭到禁播。唱片公司只好改词，于是影片中的“流浪远方”在字幕里成了“流浪流浪”。
6月，在北京的媒体首映会上播放到这段，台下一片五味杂陈的笑声。
启蒙是从自家客厅开始。“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他说，“后来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同学知道我家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倒是有一张李建复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姐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告别乐坛。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四五岁时他听到杨弦的《乡愁》，便冒出一句“好悲伤”。成人后，他从被人解读为“清淡空灵”的台湾校园歌曲和民谣里，读出了原创的力量和对时代的突破，于是一遍遍返过身，去挖掘探求母辈们的泉流之源。
大四时，他参考滚石百碟榜，将起初只是校刊上的一期台湾流行音乐专题《1975-1993台湾流行音乐百佳最佳专辑》，最终发展成一场工程浩大又影响深远的评选。“这是马世芳最值得被年轻人感谢的一件事，他们做成了一件通过音乐记录历史的工作。非亲历者能有幸以这本书作为索引，在台湾民歌事件中穿插、游荡。”受其滋养的拜博羽说。
“我们现在听校园民歌的东西，觉得很多小清新啊，花花草草，人畜无害的，温驯的，甚至严重一点讲，真的有人怀疑当年那个就是国民党政权为了麻痹青年，而里应外合弄出来的糖衣毒药。但不是这样，当年的创作者也受到各种限制，不是说只有写社会写政治的才叫有意义，必须要把题材的可能性开展出来。何况很重要的是，民歌运动让素人（非职业创作者）得以进入这个行业，不再是在黑箱子中操作。”马世芳说，“最好的民谣和摇滚作品都是有一些unconventional的部分，不是那么遵从乖顺，总是有一些出格的，说到底就是自由，这正是音乐最迷人的部分。”这也是和他内心最贴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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