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说过试图在网络世界里建立一种批评标准，因为“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等级已经不适用了”。为何不适用？新的标准会是什么样？
李陀：我说过这样的话，是在北青报关于《七十年代》的一次访谈里。可是，在网络写作里建立一种批评标准，这可能吗？其实我没什么信心，怎么做？怎么才能做到？有没有可能做到？都是疑问。不过，网络写作的实际状况，其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又逼着我们不能不思考标准、秩序是否必要。
在那次访谈里，我说到了网络写作的民主化带来的一些新问题，然而，不出几年，那些问题已经一点都不新了，恐怕已经是“新常态”了。如果把问题聚焦于网络写作和网络语言，一些更新的问题出现了。我这里不是指最近两年“火”起来的“不明觉厉”、“喜大普奔”这些网络怪词（它们也许很快会形成一个词语“家族”），在我看来，这种发明怪词的爱好，只不过是“新小资”们无休止的发明创作冲动的一个新表现，而且，现在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今后只能越来越多，就汉语发展前景来说，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创造，还是灾难。还有，《甄嬛传》播映之后，“臣妾做不到”这个只能“意会”、有如暗号一样的语言广受网民欢迎，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实际上，这种类似暗语的词语使用（让人想起“脸怎么黄了，防冷涂的蜡”），已经是近来网络语言的重要发明之一。怎么看这种发明？我觉得这样的暗语不只是说着好玩儿，其实有不一般的特殊功用：很可能，不管是不是有意识，它们是今天白领们借以识别彼此是不是同类、同袍的一种“族群语言”（不准确，姑妄言之）。不过，现在我要说的，还不是上述这些语言现象，尽管它们是当前网络文化中的重要景观。我想说的，是近来网络写作中粗话、脏话盛行的这件事。如果我们认真观察近几年网络上的文化动态（写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个倾向非常扎眼，你想躲都躲不开，那就是网络语言越来越鄙俗，粗话风靡，脏话盛行；很多都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一些本来是很犯忌，或者是被约定俗成不能进入书面语的粗话脏话，不仅在网络里游走流行，而且被看作是时髦、入时。我举一个例子，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转载王五四的文章《人民需要看不见的女神和摸得着的荡妇》，内容是讨论柴静那个有关环境问题的视频，文章是严肃的，其中的一些意见我也大致赞成，但是表达这些意见的文字，似乎在有意追求一种放肆和粗野，例如这样的句子：“把她们奉为女神明灯还是玩物工具，是你们个人的选择，既然对着它们已经开撸，含着泪也要撸完，这叫不半途而废，我能理解，只是你的女神不是我的女神，你的玩物也不要强加于我。”这样的语言表达很尖锐、很强悍，可是这样的尖锐和强悍明显得益于“开撸”这个词，得益于围绕这个词所进行的修辞，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粗词儿，这个句子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强悍的作风（这类句子和修辞，文中还有，就不一一举例）。在这个例子里，是不是一定要用“开撸”作中心词来组织语句，以形成文字的尖锐和气势？是不是用其他的修辞手段，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强烈？这当然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但是，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今天这类故意谋求一种粗野作风的写作，在网络上并不是个别，王五四这篇文章较之其他许多文字，其实还是比较文明的，这里真正让人忧虑的是，粗话写作今天已然是大势所趋，那么，这样的“大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如果说前些年还不过是个别，为什么近几年忽然成了气候？它后面是什么力量在推动？
我在给北岛的长篇小说《波动》的序言里，提出要重视“新小资”（即新兴小资产阶级，或新型小资产阶级）在当代文化生产里的重要角色，提出要研究这个群体在今天新的文化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最近，随着网络上粗野文风突然兴旺，我在琢磨，这股文风的崛起，是不是和新小资当年的崛起有共同的情形？是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崛起”？是不是在当今的文化活动中，这个新群体不但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其活跃程度，甚至已经有超过新小资的势头？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认为是新兴小市民阶层。小市民，当然不是个新鲜概念，小市民阶层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都存在，在中外历史中也都有他们活动的记载，比如在1789年，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小市民是革命力量主力军之一。说到中国，人们对小市民也不陌生，即以老舍的名剧《茶馆》来说，其中王掌柜、李三、唐铁嘴、刘麻子，都属于小市民–小市民阶层无疑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不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特别是近几十年，我们很少能够在媒体中（无论书籍、影视、网络或者是其他）听到他们的声音，见到他们的诉求，以至于小市民阶层似乎完全不存在。这当然是假象，是错觉。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假象？原因应该很复杂，我们这里不可能仔细讨论。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以为特别重要，那就是在媒体社会里，处于底层的小市民阶层和现代媒体之间，有一个历史形成的绝缘层。赤贫的经济处境，教育的贫瘠匮乏，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小资们一样，以手中的笔杆子积极介入媒体和出版，形成社会不能忽视的声音；到了现代媒体社会，小市民和工人、农民一样，更是被彻底剥夺了“发言权”，而且有时候比工人农民更为倒霉–在全球化引起的大变革进程里，小市民不能像工人和农民一样，成为种种社会问题的焦点，为世人关注，几乎被集体穿上了隐身衣，成了一个透明的社会群体（和以往传统小市民不同，他们是改革时代造就的新型小市民，是分散地蜗居在大城市各种缝隙中的“矮矬穷”人群，由于这种分散性，他们甚至没有幸运地像“新工人”那样，得到一个能够让自己显形的命名）。然而，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传统的媒体来了个“忽喇喇似大厦倾”，翻天覆地的网络平等，终于使得这些新型小市民阶层有了翻身、有了显形的机会–不用去敲报刊的门，也不用去尝出版社的闭门羹，他们直接进入了网络这个自由空间，大声宣告自己有发言权，也立刻用一种粗犷的姿态和粗鄙的语言不客气地对这空间实行言论的占有。
我想，这是近来网络上风行粗话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近来网络上粗话、脏话的盛行，你就不能认为这仅仅是网络语言出了问题，而是由于新的社会群体的涌入，网络的文化空间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不请自来的新群体，正在按照自己的立场、利益和趣味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还要影响、改造这个空间里已有的文化。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一个网络人只要细心，我以为他不难发现这种影响、改造，已经有了种种后果。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本来以卡布奇诺、卡尔维诺为标识的新小资们，竟然也开始在其网络文字里，用点儿粗话脏话来刺激自己，给“小清新”里加进一点小暴力。这在六七年前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