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纪念孔飞力：“他者”所提供的“反向东方主义”情节
纪念孔飞力：“他者”所提供的“反向东方主义”情节
导语： 据媒体援引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在推特上发布的信息，美国知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于北京时间2016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3岁。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美国专业学者，所著述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及其所代表的哈佛学派对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1】
孔飞力，1950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在求学期间，孔飞力受到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n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的影响，使用社会学研究历史，这对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方向。1954年，他以一篇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孔飞力又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9年，孔飞力再次回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系统学习中国历史，师从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于1964年毕业。
孔飞力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芝加哥大学素以“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而闻名于世，芝加哥学派包括社会学、传播学、气象学等等一系列世界顶尖院系，这些院系的理论都对各个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学。
1978年，孔飞力重回哈佛大学，因为费正清的推荐，于1980年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是所有东亚研究者心中的圣地，由费正清于1955年成立。
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新星出版社）的记载，孔飞力在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的6年间（1980年——1986年），发生了几件影响美国东亚研究深远的大事。第一件是成立了韩国研究所，此事主要由费正清和赖世和(E.O.Reischauer)主导。第二件是重组博士后项目，招聘美国年轻学者推荐自己学生的著作，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资助出版。在孔飞力就任的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尤其是东亚研究这种边缘学者竞争极为激烈，全美教职极少，出版著作也极为困难，因此很多学生因出版不了著作而难以获得教职，孔飞力此举，使很多学生有机会获得教职，可以永久留在学术圈，从而推动中国学的发展。有一位当今“新清史”代表人物濮德培就受惠于此。第三件事是推动出版哈佛当代中国书系，一系列优秀的中国学著作由此广为人知。第四件事是为中心募集了200万美元的款项，使得费正清中心不至于在美国经济凋敝的年代里夭折（以前美国的亚洲研究资金主要来自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这也决定了后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倾向。但是，到了70年代，因为经济下滑和美国对外政策对的改变，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都不愿意继续对东亚研究投大量的资金）。
【2】
费正清作为中国第一代汉学家，其东亚研究受到政府支持是有现实性的。二战之后，因为国共内战、解放战争，让美国无法再继续插手中国事务，抗美援朝的发生也让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慌加深。因此，他们急需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人才，为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研究获得飞速发展，但开始的汉学研究多将焦点集中在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发展的问题上。费正清出版了几本知名著作，如《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 )等等，并提出了他著名的“冲击——反应”学说。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不得不抛弃传统文化因素，被动融入西方文明。
此后，哈佛大学教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此理论进一步深化，在其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中认为，西方人的入侵促使中国的“儒教”失去了现实价值，儒教已经丧失了对中国人的身心管控，成为了放在博物馆里的“死物”。
不得不说，费正清和列文森等人的中国研究，对于美国政府认识中国带来一定意义，但也暗含着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将会控制世界的优越感。但是，这不一定是事实。
在60、70年代，随着亚非很多国家的独立，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到各个殖民地国家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如果按照“冲击——反应”理论的观点来看，各个国家步入现代化之后，应该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日趋相近，但真实情况却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在寻找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往往与当地的文化、宗教等相关。因此，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各个国家内部自身的结构。在中国学研究里面，则出现了以施坚雅为代表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理论，俗称“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他根据经济分布情况对各地区划分了不同区域，并提出政府只能管到中心区域，而边缘地区则无法进行管控。此外，韩书瑞(Susan 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有关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的研究，也同样启发孔飞力等后来人的研究。
【3】
孔飞力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主要研究了清代地方网络的形成（主要受施坚雅理论影响）及运作。通过分析天地会等清代洪门组织的形成及其发展，探讨中国传统的社会纽带是如何解体的。与费正清等人的观点不同，孔飞力认为是由于清代农作物的引进（如红薯）等，促使人口激增，使社会日益动乱。地方会道门的发展，促使清代地方百姓之间形成了动员机制，能够在经济贫困的时候揭竿而起。
乾隆之后，国家军队日益腐化，正规军已经无法平息社会动乱，为了保卫家乡，地方团练逐渐形成。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让地方乡绅组织团练，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尾大不掉，破坏了旧的国家管控地方的基础，地方社会开始日益军事化，从而打破了旧有的乡绅格局。
在本书的一开头，孔飞力就一反之前认定的，1840年是中国近代的发端这一定论，提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
在孔飞力的著作《叫魂》中，孔飞力以乾隆33年（1768年）发生在江南的“剪辫案”为引子，分析清朝政府从皇帝到地方官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挖掘清代社会的危机。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些不法术士通过剪别人的辫子来吸走别人灵魂。地方官员面对这一恐怖事件，应该层层上报，但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的作祟，地方官员并没有如实向皇帝奏报。乾隆通过眼线知道后，大为恼怒，下令地方官严查。
地方官员不得已开始对对百姓施加压力，对很多流民——如乞丐、道士进行严刑拷打，让他们承认自己是这一案件的真凶。但经过10年的调查，最后的结果令人瞋目结舌，所谓“剪辫案”只是一场谣言！但乾隆并未因此认错，就此收手，而是将罪责假货于地方官，认为是他们没有抓到真凶，乾隆开始对各级办事不力的官僚进行清理，以此为名强化他的君主独裁权力，借此达到再次管控地方的目的。“孔飞力通过这一‘小事’，精心刻划了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在处理此案时的心态，把清王朝和进入中晚期后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凸显出来”。（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2）。
孔飞力在这部书中，先从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入手，搜寻社会发生危机的根源。这一思路，显然受到当时在美国甚嚣一时的年鉴学派理论对的影响，即以总体性的视角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孔飞力从“盛世”这个角度入手，讨论了盛世中人口激增、人口流动、物价暴涨带来的社会危机，满汉矛盾、八旗军的腐败衰落、地方官贪污腐引起的政府控制力的丧失等，这些大的社会背景都促使这一冤案的发生。
第三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本书以他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修订而成。全书共四篇，孔飞力一反之前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视角，从思想史进入，探讨中国是如何进入现代国家的。孔飞力在前两篇着重分析了魏源和冯桂芬的思想，认为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开始提出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近的提议，魏源运用今文经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诗经》里蕴含着大众参与政治的理念。魏源之后，冯桂芬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平权选举的设计。
在第三部分，孔飞力从清末的一次抗税暴动讲起，一直梳理到1949年之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认为这些事件都有共通性，这些事件的发生，是政府企图越过中间人（如地方官员、掮客等）控制地方财政和税收的结果。在第四部分，孔飞力认为，中国人因为有“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所以20世纪的革命才能再次控制中国的地方，没有重蹈19世纪末地方权力上升的覆辙。
【4】
我们整体来看这三部书，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清晰的研究脉络，第一部著作主要是从外在刺激（民间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角度分析地方军事化的原因，第二部著作则主要从国家机器（乾隆、地方官员）角度分析清代的危机，第三部著作则是从思想史的内部分析近代中国的发展。
孔飞力甚至对后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中国中心观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费正清和列文森等人的理论。
第一部书和第二部书，因为扎实的资料资料考证和分析，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清代历史和社会学者著作里面重要的脚注，几乎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忽略孔飞力的研究成果。但第三部书，则仍旧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随着近些年，思想史理论研究的不断突破。人们不断质疑从思想史内部寻找中国拥有促进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分，有人斥其为“过度阐释”（这似乎有点像建国之后，寻找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葛兆光曾提出“一般民众的思想史”，认为精英的思想史或许并不能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开眼看世界的一部著作，但在当时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人的重视，反而流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发展。因此，讨论精英的思想，是否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仍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不过，孔飞力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突破了1840年、1949年这两个标识中国进入近代和现代的时间点，将其打通，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角度（余英时语）寻找近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这一讨论，最近有愈演愈烈之势）。
【5】
近年，欧美中国学在中国大陆十分火爆，究其原因，大概是一百多年中国遭受屈辱的原因，人们追慕欧风美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学术界更是如此。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成为所有人关注的对象，英语和日语等外语，似乎已经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标配。
其次，是国内学术研究的落后。欧美学者往往因为理论的发达，在研究某些问题方面，永远带来新的视角与独特的观点，而国内的许多学术著作往往只依靠几本单调的史料，既不广泛搜集原始材料，也不参考大量的研究著作，很多问题都从零重新做起，这自然无法与欧美和日本学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究的更深入。因此，当国内没有或者缺少一流的著作，大部分人只能阅读西方学者的著作。
第三，随着上世纪80年代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著作在全世界引起的关注，东方主义成为亚洲学者所关注的焦点。萨义德认为，东方国家只是西方研究的“他者”，西方人将东方国家想象成一个奇风异俗、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从而用来贬低东方。这一理论后来被东方国家学者广泛运用，于是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台湾学者黄进兴称之为反向东方主义，即强调自己的文明传统，书写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从而与西方抗衡。孔飞力等人的著作恰恰为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反向东方主义的情节。
孔飞力的著作已经距今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年中，西方的中国学在飞速发展，涌现了无数更加理论更加前卫，视角更加独特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恐怕因为学院化越来越浓，分析问题越来越专业和琐碎，导致很多都不被国内大众所关注（大部分没有翻译）。人们还是喜欢费正清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那种宏大叙事的历史，似乎可以从中立即抓住几个观点，去简单解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大众的历史学思想还停留在美国几十年前的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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