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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的硝烟未散，烈士的血迹未干，武昌城又响起革命军隆隆的炮声。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多次失败，许多优秀的革命党人的牺牲，换来的是越来越大的革命影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的连续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受到革命冲击的清王朝，却加速卖国的步伐，企图赢得外国资本家和政府的欢心，支撑住它那摇摇欲坠的统治。公元1911年5月，清廷颁布一道铁路国有令，将民办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建筑权收回。然后，将它们抵押给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换取贷款，作为镇压民众起义的经费。这种出卖国家和大众的权益的行为，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怒，特别是与铁路国有令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民众反抗更加强烈，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重庆、江津等地有保路同志会近七十个，会员数十万人;成都各界民众罢市罢课、停止缴纳捐税，甚至抗粮抗捐，发动暴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射死许多抗议的群众，造成流血大惨案，更引起了全国的动荡不安，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革命风暴，已经酿成。
革命党人受到鼓舞，看到起义良机已经到来，主张在革命力量充实的武汉首先举义，其他省份同时响应。
原来，武汉的革命党人长期扎实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清廷办的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一万五千多新军士兵，有六千人是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革命党人计划发动这股力量，举行起义。
这时，清王朝为赶快扑灭四川起义的烈火，急令湖北的新军，去四川执行镇压任务，可能危害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九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召开新军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决定抢先在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由于形势又发生变化，起义推迟到11日。但是到了9日，在汉口装配炸弹的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不小心引爆炸弹而受伤，惊动了清朝官府。清湖广总督瑞徵下令封闭城门，大肆搜查。
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决定当晚就起义，以南湖炮营的炮声作为起义信号。但他的指令没有送到炮队，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未能举行。而革命党人武昌地下指挥机关遭到清军破获，清军搜去花名册，蒋翊武被迫逃走。瑞徵和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准备第二天就全面抓捕革命党人。
新军各营中的革命官兵深感形势万分危急，主动行动。10日上午，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挺身而出，召集各部开会，提出当晚就发动起义。他慷慨激昂地说：“今天到这样地步，不造反肯定是死，造反可能还有一条生路。大丈夫应当顶天立地，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哪怕死了也光荣。徐锡麟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的话，赢得大家的赞成，决定下午三时晚操结束后就动手。但不久，由于计划有泄漏，清军将领有所防范，当天晚操被取消。熊秉坤则立即派人通知，取消三时起义的计划，改在晚七点。
七点到了，熊秉坤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作为起义信号，各营按照约定一齐动手，起义终于爆发了。
辎重团的士兵，平时不发实弹，正苦于怎样取得枪弹。此时，听到枪声，在楚望台巡视的监视官李克果，命令士兵们开枪抵抗。革命党人的士兵说：“长官，我们没有子弹，怎样开枪呀?”
李克果说：“军械所里有的是子弹，你们去拿好了。”士兵们拿到子弹，装进枪膛里。然而，他们却朝天开空枪。李克果知道士兵不稳，就与其他军官逃走了。革命党人占领了军械所，获得大量辎重弹药的补充。
起义的官兵，自动推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加强起义部队的统一指挥。吴兆麟随即派人去割清军电话线，又派人去接应南湖炮营。其余士兵，分为三路出发，攻打总督衙门。
被割断了电话线的清军，缺少联系和统一指挥，很难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炮营被联系上，将炮架在蛇山阵地，对准总督衙门，正要开炮，突然下起了雨，炮手看不清目标，无法施放。围攻总督衙门的起义士兵只好强攻。但总督衙门守卫的火力很强，革命军伤亡较重。吴兆麟下令暂停进攻，另派士兵围绕总督衙门，放起三堆火，作为炮兵发炮的目标。蛇山上的炮兵，果然朝着火光方位，连连发炮。炮弹在总督衙门里爆炸，瑞徵被炮声吓坏了，哆嗦着，从部下帮他在后墙根挖出的一个小洞里爬出，逃到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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