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里倒霉的读书人

 
太平天国里倒霉的读书人
2016-12-16 09:54:27 /故事大全

有文化不如没文化

太平天国虽然起自农村,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基层读书人加入。在“首义八人”中,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四人,正好占了一半;这八人之下,被清方的《贼情汇纂》一书列为“剧贼”(强悍的贼寇)的太平天国“高干”中,能称为读书人的有参天侯黄玉琨、镇国侯卢贤拔等12人,从人数上看,说少也实在不算少。

不过,和没文化的同事相比,这些有文化的“高干”,日子都混得相形见绌。要论资格,冯云山的“革命资格”比洪秀全还老,可他却在萧朝贵假借天兄的作威作福下俯首帖耳,耐着性子听天兄文理不通的打油诗,忍受萧朝贵“尔读书多”之类夹枪带棒的讥讽;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总不敢多说话”;石达开一听见“天父下凡”,总是吓得“惶恐流汗”。

同样是升迁,没文化的升得要快得多。相比之下,读书人的提拔之路就比较坎坷了。到了中后期,除了1859年从香港跑来的洪仁和从文臣堆里挑出来带兵的赖文光(这两位都是洪秀全的亲戚)之外,新提拔的高干,几乎连一个读书人也没有。以至于李秀成在临终前曾感慨“天朝无读书人,官兵(清兵)多用读书人”,并认为这是“天国”覆亡的一大原因。

究其原因,太平军以战立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能打仗的提拔快,就算犯错误降职、撤职,但因为能打,再升起来也容易。而读书人整天陪着洪秀全、杨秀清,文字、言语间原本就容易犯忌,一旦倒霉,又很难找到机会翻本,像前期地位不低的李寿晖,就因为喜欢提意见,被以“工伤”为由挂职闲居,后期就一直没能再爬到高位。

懂得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投笔从戎,转职去更有前途的战斗岗位,像石达开就因此发光发热,不至于在提拔的道路上被甩下太多。可问题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适合打仗,像后期被委以重任的赖文光就明显不适合,最终被任化邦等捻首架空,成了个精神领袖。他这还是捞着带兵机会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做无名英雄到底了,像从金田起义起就是读书人“高干”的黄期升,直到天京失守还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幼天王身边。要不是幼天王留下张供词,连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位仁兄居然能活到1864年,并平安从天京突围,最终还封了个王爵。

读书人不被“官方”信任

其实说太平天国一点都不重视读书人,也不太公平。

太平天国自杨秀清算起,直到倒数第二级官员卒长,都设有“掌书”或“书理”,负责文字工作。这些人当然都是读书人,其中还掺杂了不少相当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留下《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谢炳、后来曾环游世界的李圭等。他们被统称为“先生”,平时不需干粗活、杂活,非紧急关头也用不着上阵打仗,饮食、服装待遇一切从优,而且级别也不低。

问题是这些“先生”的人权,似乎也就停留在穿衣、吃饭等生存权上,太平天国官方对他们是不信任的。当时,太平天国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项是编写一本白话文的编年史《诏书》;另一项是删改“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并重新出版。可这两项工作开展没多久,洪秀全就下令:不许“先生”参与此事,以免泄密。就这样,大批专业人士被排斥在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至于那本《诏书》编出来没有,至今也没个定论;而从1854年开始的删改古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10年,甚至连洪秀全都屈尊参加,可最终也就弄出了一本《武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汇编),其效率之低下,可谓空前绝后。

这些“先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后强抓来的。太平天国初期,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没生命危险,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件敏感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早期天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待遇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5个大营、好几万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先生”,能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

读书人为何“靠边站”

初期,太平天国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无生命危险,本该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

起初,天京(今南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管得比较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五个大营、好几万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太平天国处于人才辈出、读书人俯拾皆是的江南,却找不到读书人为己所用?

首先,洪秀全迷信神权统治,贬低古人、古籍。当时,洪秀全规定:《字典》不许叫“典”,只能改名“字义”;《诗经》不许叫“经”,只能改名“诗韵”;读古书就是犯罪,书籍除了太平天国自己出的寥寥几本之外,“一概都要焚烧”。当时,“天国”的科举考试虽然依旧采用八股文,可内容却只能从《圣经》,甚至洪秀全写的那些谜语般的“天诗”中出。比如,己未九年(1859年)的会试题,就出自“天父”的《十全大吉诗》中的四句:“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要求考生写出读后感。可想而知,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考题,会是怎样的感受。

其次,对于真心投奔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首领并不能人尽其用,甚至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安徽人龙凤在接到“天国”的“招贤榜”后,给洪秀全写了篇祝辞,将其比为刘邦、朱元璋,结果洪秀全勃然大怒,说“刘邦、朱元璋只配当我的马前先锋”,之后便把倒霉的龙老师送到诏书衙学习改造。到了后期,一些担任乡官的读书人,常常因无法满足没完没了的“上贡”、“特捐”要求,就被诸军或剥衣痛打,或枷号示众,可谓斯文扫地。“国士待之,国士报之”,如此相待,还能指望人家真心出力么?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书……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把自己树立成捍卫儒家道统的卫道士,而把太平天国贬为“里通外国”的异端。这当然是政治攻势的需要,但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对读书人、对文化和书籍的错误立场,在客观上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并在无形中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选自《这个天国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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