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的一天,收藏大家张伯驹乘坐的别克轿车被一辆无牌轿车挡住了去路,三个头戴鸭舌帽的彪形大汉,执枪威逼张伯驹:“下车,坐到前面的车上去,不然就打死你!”然后转身告诉张的司机:“准备200万元(伪币)赎金,期限一个月,否则就撕票。”
第二天,上海《申报》头版就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清末时出任过朝廷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晚年又在南京创办了盐业银行,家资颇丰。张伯驹子继父业后在民国初年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和张学良、袁克定、浦侗四人被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在绑匪看来,让这样一位富家公子拿出200万元应该是小菜一碟。
可绑匪万万没有料到,张伯驹却是个宁肯舍命,也不肯舍财的主儿!他竟拒绝与绑匪合作,开始绝食。
三天之后,绑匪对张伯驹的不配合实在无奈,又害怕他真的绝食死掉,落个鸡飞蛋打,便通知张伯驹夫人潘素来探视,目的是想让潘素劝说张伯驹暂时进食。
而此时在张家,夫人潘素和亲戚朋友正在为救赎张伯驹的事急得火烧火燎。事实上,张伯驹将家中积蓄的大部分收藏了古玩字画,家里实在拿不出200万现金!而要凑够赎人的钱,只有出卖张伯驹收藏的古玩字画了。
“救人要紧!娘,您就做主,卖掉我爹的部分收藏吧。”女儿张传彩催母亲早做决断。
救丈夫的命要紧!潘素被女儿说得心动了,但她又心知自己的丈夫醉心于古玩字画的特殊嗜好和他的脾气秉性,犹豫再三,还是不敢擅自做主,便叹着气对张传彩说:“先探探你爹的口风再说吧。”
潘素被绑匪蒙住双眼,坐车来到一个古树掩映的山间古庙。
看到胡子拉碴、憔悴不堪的张伯驹,夫妻情深的潘素肝肠寸断,她哽咽着说:“伯驹,你受苦了啊!”
张伯驹凄然一笑,他用手擦掉妻子脸上的泪痕,反倒劝说潘素一定要坚强,他不在,她就是家里的主心骨啊。
潘素说出了想卖掉部分古玩字画赎他的打算。
“不行!”张伯驹口气坚决,“你是知道的,我收藏的字画是我的命根子!没了那些字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请告诉家人朋友,我宁死魔窟,也不允许你们变卖家藏字画!”
眼看绑匪规定的交钱赎人的期限就要到了,可钱却凑了还不到十分之一。正当潘素急得六神无主时,有个戴金边眼镜的中年人忽然找上门来,神秘兮兮地对潘素说:“潘女士,我有个日本朋友想要张先生收藏的《平复帖》,如果你肯拿出来,绑匪索要的200万元,我这位日本朋友愿意替你家出。”
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好多人或明或暗替日本人做事,这一点潘素并不觉得奇怪,可对来人提出的条件,她却犹豫起来。
《平复帖》是晋朝陆机的作品,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盖章,朱印累累,满纸生辉,是当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80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知夫莫如妻。潘素心知,张伯驹连一件一般价值的古玩字画都不允许卖,如果拿出最值钱的《平复帖》,这不等于真的要了他的命吗?所以她只能摇着头对来人说:“先生搞错了,我丈夫手里根本就没有《平复帖》啊!”
潘素既拿不出钱,又舍不得《平复帖》,无奈之下,她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让女儿张传彩到极司菲尔路76号,向汪伪上海警署办事处报了案。
第三天,警署办事处处长夏仲明的副官跑来说,警署已经查明,张伯驹先生是被“双龙会”绑架,而“双龙会”是个由日本特高课扶持控制的上海帮会组织,警署对他们也无能为力。但夏处长和“双龙会”老大关系不错,夏处长求情,“双龙会”同意绑架张先生的期限可以延长,但赎金却不能少,如果潘女士实在拿不出赎金,可以用《平复帖》来顶替⋯⋯
又是《平复帖》！这时,潘素心里完全明白了,这“双龙会”和伪警署是蛇鼠一窝,他们是互相串通好了,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替日本人拿到《平复帖》!她断然拒绝了夏仲明副官的要求。
事实上,绑架张伯驹的是汪伪苏北绥靖军13师师长丁雪山。这位担任淞沪铁路守备任务的伪师长,才是“双龙会”的真正幕后老大。丁雪山想通过日本驻上海特高课课长吉川猛夫谋个伪军长当当。吉川猛夫精通中国文化,是个古董迷,日本人进占北平时,他就在找《平复帖》,但一直没找到。后来,他由北平调任上海特高课长,手下特务侦知《平复帖》在张伯驹手上,他便给丁雪山策划了这出绑票阴谋!
既然伪警署这条路走不通,潘素只有另想办法救人了。无奈之下,她托人找到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汪伪政府要人周佛海的秘书孙曜东,请他出面帮忙。
孙曜东便给夏仲明打了个电话。夏仲明其实新官上任不久,为了搭上周佛海这条线,他便出面说情,让潘素变卖所有首饰凑款40万元交给丁雪山。丁雪山这才放回了张伯驹。
张伯驹宁肯舍命也不舍《平复帖》的行为,让当时的人们难以理解。有人说他脑袋有毛病,也有人说他拿生命做赌注,炒作《平复帖》待价而沽!但无论别人说什么,张伯驹总是淡然一笑,从不与人争辩。
选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