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怀仁堂里摆好了国宴的餐桌,靠墙的桌子上已摆放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葡萄酒……有些已经开了盖,整个大厅里飘着浓郁的酒香。工作人员虽然忙碌,却很兴奋,唯有站在怀仁堂门口的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的表情与众不同。此刻,他们想到的是必须保证领导人不因饮酒过量而影响第二天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
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低声嘱咐:“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登不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也许是急中生智,王鹤滨他们想出以水代酒的主意。
宴会一开始,刘少奇一舔这种淡而无味的“酒”,满心欢喜,破例与苏联客人频频举杯;周恩来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一挨酒杯,便知不对味,眉毛立刻一皱,眼睛便四处搜寻,射向王鹤滨他们。他最怕怠慢了客人,要是客人喝的是这种酒,那将无法收拾。好在秘书何谦已知内情,在周恩来耳边言语几句,周恩来的目光很快柔和下来;毛泽东对吃的讲究仅限于“辣”和“肥”,向来对酒不感兴趣,所以只喝了两杯茶叶水的“红葡萄酒”;朱德已被告知酒里有“诈”,在饮过几杯假酒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偷偷喝了几口真茅台。
所以,那一场国宴下来,除了任弼时有高血压不能喝酒,另外四大书记谁也没醉倒。
选自《红墙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