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
赵一曼在昏迷中听见有人说话。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她慢慢地睁开浮肿的眼睛，看见一个穿白衣服小姑娘站在面前。她想坐起来，可是动不得。她喃喃地说：“我来到了什么地方？我来到了什么地方？”
“你是在医院里。”身旁穿白衣服的小姑娘低声对她说：“我们这里是市立医院。”
赵一曼微微地抬起头，她看见洁白的墙壁，闻着一股药气味。她明白了，敌人还没把她杀死，敌人还想软化她。她冷笑了一声，接着，向身旁的小姑娘问道：“你是鬼子派来的吗？”
“不，不，”小姑娘摇着头，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含着无限的委屈，“我是护士，我叫韩勇义。我也恨鬼子。”
一个约摸40多岁的医生悄悄地走过来，他摸着赵一曼的脉搏，两眼流露着同情的光芒。他痛心地自语着：“唉！他们太无人道了,太无人道了！”说着把赵一曼的手轻轻地推进被窝里，慢慢走出门去。
现在，赵一曼确信自己还活着。她也明白敌人的阴谋，但是，她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她不了解。这些人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披着白衣的凶手。她又向身旁的小护士说：“小姑娘，你说吧，鬼子到底对你们说的什么？”
护士小韩伏在赵一曼脸上，恳求地说：“你相信我，我们这里也有好人。刚才来的是张医生，他是个好人。”她转脸向门外望望，压低声音说：“这里没有日本人，只有一个看守，他是中国人，就是门外的那个。”
正说着，那个看守悄悄地走进来。这个人20来岁，生着一张朴实的脸。他走到赵一曼床前望着她，怜悯地摇摇头。
赵一曼微笑了一下，慢慢闭上了眼睛。
赵一曼在医院里，接连十几天是昏迷不醒。42度的高烧连续了好几天。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她的生命。负责看护她的张柏岩医生，费尽了心血，把赵一曼从死亡的道路抢救回来。
赵一曼的伤势渐渐好起来。她躺在床上，向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6岁的小护士韩勇义，是个胆大而热情的小姑娘，每当赵一曼讲说起抗日救国的事来，她总是瞪着两只乌黑的眼睛听着，她敬仰面前这个流血的女强人。
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些年来，他在日寇警察厅当差，只是为了混饭吃，他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悔恨。每当赵一曼对医生护士讲抗日救国的事，他就站在窗外偷听。后来，他索性走到赵一曼床前，向她询问一些事。赵一曼以坚贞气节，以她的革命道理，激荡着韩勇义和董宪勋的心。韩勇义、董宪勋也想从她那里得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逃出牢笼
这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已由乡村转入了深山密林。日寇多次派大兵团“讨伐”也找不到抗联战士的踪迹。他们多么想从赵一曼嘴里得到线索啊！赵一曼伤势好了些后，又被拉上刑堂，但是，他们依然什么也得不到。敌人见严刑拷打达不到目的，便改变了方法，每天派一些化装的特务，混进病房，向赵一曼花言巧语，企图在她不经意的时候，套出些秘密。自然，这是瞒不过赵一曼的眼睛，她警惕着，小心应对。可是频繁的打扰，使赵一曼厌烦，她安排了一条避免和特务谈话的办法，每当特务们来到了医院，董宪勋便告诉赵一曼，韩勇义便给赵一曼服安眠药片。等特务们到病房来的时候，赵一曼已经沉沉大睡了。
“下这样大的雨，他们还会走路吗？”小韩天真地问道。
赵一曼伸手抚摸着小韩短短的头发，又对她讲起抗日联军的故事。
突然，董宪勋满身湿淋淋地走进来，神色很慌张。他低声向赵一曼说：“事情不好，我听翻译说，日本人要处决……你……”说着，泪水就从他眼里流了下来。
赵一曼什么也没说。她仍是望着窗外的暴风雨。小韩紧紧地抱着赵一曼的一只手，两眼汪着泪水，全身不住发抖。
赵一曼沉思了一会，望望门口，低着声向董宪勋和小韩说：“不要哭，你们要是有胆量，能不能帮助我逃走？”
“只要你能逃出去，我死了也情愿！”小韩激动地说。
“我也愿意跟你逃走！”董宪勋也说：“我不能再帮助鬼子杀自己的同胞了，我要走………”
第二天夜晚，大雨还在下。哈尔滨大马路上的路灯，显得特别暗淡。一辆出租小汽车悄悄地开到了医院的后门外。小韩、董宪勋扶着赵一曼，爬出后墙，上了小汽车。
小汽车像一只离开弦的箭，在大雨滂沱的马路上飞驰。顿时在风雨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