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阿七案(2)

 
唐阿七案(2)
2014-05-12 21:05:07 /故事大全

阿九的眼泪在飞,年轻的海关首长动了恻隐之心。“花与蓟”形式的贪污现象,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知是想起了阿七“在其他方面是一个好的重要雇员”,还是总税务司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反正赫德似乎找到了原谅唐阿七的理由:“惩罚的目的在于儆戒他人,而阿七作为一名通事,惩罚他的目的在于儆戒其他通事不得营私舞弊。就他的犯法行为而言,他受到的惩罚已经完全够了!”

赫德当时有没有答应阿九的诉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经过一天的思考后,在满满当当全是唐阿七案件记载的第二天日记结尾,赫德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必须设法让他获释。”

未遂

洋人出手相救,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柳暗花明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但赫德的求情函件多少还有些用处,至少,“他们已停止对阿七严刑拷问。”

一周后,丁日昌登门回访。他首先向赫德致歉,为阿七被虐感到遗憾。并解释他上次确实“下令叫人们不要骚扰阿七”,可狱卒摆明了没有执行,以至于阿七遭了大罪。这导致丁 “大怒不已”,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鞭挞100下的惩治。

丁日昌告诉赫德,他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因为另有大人物也介入了此案。而且据说“已将阿七一案转交北京审理,但是不知道是交总理衙门,还是交刑部。”

这个大人物,就是赫德的老相识,丁日昌的庇护人——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抚台。丁日昌之所以来到上海,便是拜李所赐。而李鸿章举荐丁日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丁是一个吏治能手,他或许更看重其另一个身份——军工专家!“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

原来,李鸿章自 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雇英轮抵沪后,深感洋人船炮之坚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他坚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便会敛手”。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即从广东催调“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来沪主持局务。丁到上海后,主持炮弹一局工作,但这里清一色中国工匠,使用中国式泥炉与磨、锉、旋等手工具,只能制造一些短炮与炮弹,与李鸿章的期望值差距太大。

年5月,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慷慨陈词:“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个建立“制器之器”工厂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便落到了上海新道台丁日昌的身上。于是,丁道台在沪上除了致力于革除海关陋规,整顿社会不良风气外,还时刻“留心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神奇的是,为了解决李鸿章要求的“立时兴造”难题,唐阿七也“被”卷入其中,此乃后话。

既然营救未遂,多说也是无益。赫德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继续他巡视条约口岸的艰辛之旅。每去一个地方,赫德不仅指导当地海关事务,也“设法在口岸地区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中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和信誉。”当然,他也时刻挂念着阿七的命运。

转机

赫德再次获悉阿七的消息,已是在来年的广州。粤海关监督毓清在新年饭局上告诉赫德,李鸿章专门致函询问他,“要查明此处通事是否在接受商人礼品等方面干了些什么”,并且李“已奏请摘除唐阿七顶戴,以便可以给他更为严厉的处理”。

粤海关监督向由皇帝简派,带有钦差色彩。既管理“天子南库”这一巨大税源,又可谓皇帝派在广东的耳目,其地位在广东的省级官员序列里差不多居于中游。李鸿章亲自向毓清函询,充分体现了他对此案的高度重视。可是,他为什么要问“广州的通事是否获允接受送礼”?莫非阿七招供说收受节礼是全国海关的通行做法?赫德清楚,毓大人的回复关乎阿七的命运,但他怎么可能说真话呢?要知道,“粤海关书吏专以隐匿漏税为长技,终无实数可以稽查,家丁则通同舞弊,以分其肥,遂至彼此勾串,牢不可破。历任监督但只求其正额无亏。”看来,阿七又要有大苦头吃了。彼时,“具有官阶的人享有特殊的法律豁免权”,李鸿章之所以褫夺阿七功名,“奏请摘除唐的体现其官阶的顶戴”,正是行将严重处罚的第一步啊!

2月25日,赫德离开广州去香港,27日便“从那里乘‘北京’号沿海岸航行”,厦门—汕头—厦门—打狗(今台湾高雄)—淡水—厦门—福州—厦门—汕头—香港—上海,他马不停蹄地在这些口岸逡巡,平均每5天便换一个地方,其南巡工作进入加速提档期。密集的航行也险些带来意外,在厦门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赫德遭遇海难,死里逃生。直至4月31日到达上海,搬进一所“对于一个单身汉说来已够舒适”的新居,才总算安定下来。

这两个多月的日记也因此中断,不过,在开始写作新一卷日记时,赫德除了记下他“访问各地离开和抵达日期”,还将“值得回忆的任何事情”都一一补齐。如此,我们又能知道赫总税司仍在惦记着他的老部下——原江海关通事阿七。

“我曾致函李抚台,尽力为唐阿七获释做些事。他承受的苦楚骇人听闻:我要注意勿让任何不应受到严酷处理的人再落入当局手中。”

落入当局手中,那还能有个好?!或许是阿七命不该绝,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只是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主动扼住命运的咽喉,还是身不由己地入了一个“局”。

赎身

话说丁日昌为完成李鸿章尽快办厂的指示,一直在留心出卖铁厂机器的对象。经人介绍,终于看中设在上海虹口的一家美商旗记铁厂,据称是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之机器最大者,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这家厂的老板是美国人T. J. Falls,因其曾为清军制造大炮之类军器,为其他外人所排斥,故想将该厂出售。丁日昌派人问价,不料老板狮子大开口,“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 , 是以未经议妥”。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李、丁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押的唐阿七,这个“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的待决犯,不正可利用他谙熟英语、通晓业务的优势,前去洽谈戴罪立功?果然,备受凌辱的阿七却不辱使命,几经谈判,终以4折成交。

丁日昌不愁阿七不卖命,因为省下来的钱,都是阿七自己的!何出此言?这中间的曲折我们虽已无从考证,但看看李鸿章后来给朝廷奏折里的表述便明白其中究竟。“(唐阿七)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扦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 ,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

这桩号称自愿的“交易”正是在赫德巡视期间达成的,而他得知“谜底”,却是在这年的5月24日——女王诞辰。这一天,赫德抵达苏州,与“看上去羸瘦,像患了痨病似的”李鸿章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在谈及唐阿七案件时,李告诉赫德,“阿七的事,他会尽力。账一确定,他们就能够立即决定阿七能否出钱摆脱困境,并说他在此期间不会受到虐待。”很显然,白花花的银子要比赫德的求情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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