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青坊老宅

引子

园青坊大街，是长江岸边有着八百多年历史老城宜市的一条老街。85号大院，是园青坊大街上一处残破幽深的徽式建筑群。

老人们说，这房子不洁净，太老，太阴沉，还常常发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

如今这老宅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但谁也说不清这房子建于何时。街口几位年逾古稀的老街坊说它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当他们还穿着开裆裤时，就听老人们说，这是一幢百年老宅。

老宅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又年久失修，如今已像个老眼昏花缺牙驼背的垂暮老人。高大的木门深陷在曾经飞檐高翘的轿子门楼里，门前五级石阶，显示着当年深宅大院的气势，但今天却没有一级台阶是完整的，每一级石阶都被历史踏破了。拾级而上，是一条高约三十公分的门坎，也已经被人踢踏得伤痕累累残破不堪。大门两旁分别是两座抱鼓石，抱鼓石上面的石鼓都不见了，只留下两个残缺的石座。老邻居们说，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用铁锤敲掉了。两扇厚厚的大门斑驳得看不出当年的面貌，露出油漆下一层一层由桐油裹着的麻丝和泥灰，指甲一抠就会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一层一个颜色，每一层都记录着一个年代。

推开大门，“吱——呀——”门轴就会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一脚跨过门坎，你便猝不及防地跌进了历史，但已经是物是人非的历史了。昔日玲珑剔透的石雕漏窗残缺了，精致华美的木雕花窗糟朽了，威严的马头墙坍塌了，气派的檐瓦脱落了，墙面屋角长满绿色的苔藓和藻蕨。

老人们还说，阴湿的老宅里有和蜜蜂一样大的蚂蚁，像蜻蜓一样大的白蚁，能生吞一只母鸡的青蛇和黄鼠狼一般大的老鼠。

仿佛要应证老人们说的话似的，这老宅突然闹鬼了。

星期五晚上，下着蒙蒙细雨。

住在老宅里的曹老三，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曹老三大名叫曹家胜，家里兄弟四个他行三，他那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曹老太就按几个儿子的大小排行来喊他们，于是邻居们也跟着喊，不同的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姓，喊着喊着，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的大名了。曹老三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好酒，天天都要喝，常喝得醉醺醺的。这天下班后，和几位工友一起喝完酒，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曹老三今天和几个工友斗酒，喝多了。园青坊大街清一色的石板路，由于年代久远，石板路已经被人们的鞋底磨得光滑溜圆，下着小雨，路就有点滑，曹老三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

老宅有个凹进去的轿子门楼，平时晚上大门都是紧闭的。住在老宅里的人们有个习惯，进出都会把大门带上。谁也不带钥匙，因为大门根本就没有锁。两扇门之间有个一指宽的缝，进门时，只要把手指从门缝里伸进去，轻轻拨开里面的门闩，门就开了。进去后，顺手再把门闩上，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再晚回家也不用叫门。

曹老三走到门口时，看见大门半开，嘀咕道：“谁进了门也不关门？”一低头却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曹老三笑了：“嘿嘿，喝几杯就喝几杯，你还有我喝得多？装什么孙子，躺在地上干什么，起来起来！”伸手就去拉。没想到平时力大无比的曹老三，不但没有拉起这个人，反而被他拖倒在地，这才看清地上躺的是邻居齐社鼎。

曹老三的酒一下子醒了一半，没想到平时瘦得像麻秆似的齐社鼎竟有这么重？再去拉齐社鼎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醒人事了。

曹老三的酒全醒了，一边大叫“来人”，一边抄腰抱起齐社鼎。

曹老三在大门口一叫，住在前进院的人几乎都听见了，大家纷纷打开了房门，探出头来问究竟。有人已经跑到齐家报信去了。

齐社鼎住在老宅三进的西厢房里，吃完晚饭，齐社鼎的老婆谢庆芳和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正围坐在桌前，低声商议事情。房间里红木的八仙桌、床头柜和衣橱，显示着齐家过去的殷实。听到有人来报信，谢庆芳一连声说：“不会是他，今天是星期五，不是他回家的日子。”

曹老三把人抱进门，看到真真切切是齐社鼎，全家一下子都慌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齐社鼎，老邻居们都叫他齐家大先生，在本市一所郊区中学教书，今年五十九岁了，干瘦，细长，戴一副深得不认识自己的近视眼镜。学校离家三十多里，因为周六上午还要上课，他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赶回学校，几十年都是如此，所以谢庆芳不相信是他。

但叫人不明白的是，这次却偏偏是星期五的晚上，他倒在老宅的大门口。

曹老三把齐社鼎抱到床边，大家七手八脚，你抬头，我抱脚，把他放到了床上，全家人都吓哭了，妻子儿女一个劲地呼喊他。

半晌，齐社鼎醒了过来，困难地睁开眼睛，想坐起来。谢庆芳和儿子琪正一道将他扶起来，往他身后塞了一个枕头。靠在床上的齐社鼎整个面容都扭曲了，眼镜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两只眼球像金鱼眼一样凸出，眼角朝上吊着，露出红红的内眼睑。他张开嘴巴想说话，歪斜着嘴巴嗫嚅了半天，只发出了“哦哦哦”的声音，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谢庆芳急得哭出声来：“社鼎，社鼎，你这是怎么搞的？你说话呀！”说不出话来的齐社鼎，困难地抬起右手。女儿琪文以为他要喝水，转身去倒水。谢庆芳却知道他是在找眼镜，立即从床头柜里将一副备用的眼镜拿出来，给他戴上。这时琪文也将一杯温茶递了过来。

戴上眼镜的齐社鼎没有接过茶杯，却将手指伸进了茶杯里，蘸着茶水在床旁红木的床头柜上哆哆嗦嗦地写下两个大字：狐仙。

“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房间里一下子鸦雀无声。

写完“狐仙”两个字的齐社鼎，眼睛朝上翻着，那只蘸过水的手指直指着天花板，引得人们都朝天花板上看，除了一盏昏黄的电灯，大家什么也没看到。

突然，“叭”的一声，又把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琪文手中的玻璃杯掉到了地上。玻璃杯竟然没有破，咕噜咕噜地滚到床底下，后面跟起一串回声。

空气中有一种让人窒息般的恐怖。

齐家人手足无措，琪文只是嘤嘤地哭。

这时，邻居成虎开口说：“别哭了，赶快送医院吧！”

大家这才清醒过来。齐社鼎软得像一摊泥，一时间又找不到担架，于是有人出主意说：“下门板，用门板抬。”

曾经是齐家女佣的张奶奶反对，她大声喊：“不能用门板，门板是抬死人的，不吉利！”

还是曹老三有经验，他将齐家一张竹床倒过来，四腿朝上，谢庆芳忙抱来一床被子铺在竹床里，大家将齐社鼎放在竹床中。热心的曹老三又喊来了弟弟曹老四，加上成虎和齐社鼎的儿子琪正，一群人闹哄哄地抬着竹床往医院跑去。

齐社鼎同父异母的妹妹齐社娟，是地区医院心血管科的医生，当晚正在当班，看见哥哥突然变成这样，她立即叫来护士把齐社鼎送进了急救室。

经过抢救，齐社鼎沉沉地躺在床上，不知是昏迷了还是在沉睡。这时天已经很晚了，曹老三曹老四兄弟俩因为明早要上班，已经回去了，只有成虎还留在医院里陪着。谢庆芳请成虎回去休息，让女儿琪文也回去，明早再来替她，自己和儿子琪正留在医院里陪护。下了小夜班的齐社娟也留在病房里。

齐社娟对嫂子说：“二哥没有脱离危险，今晚要格外小心。”

第一章

从医院回到家，已经过十二点了，琪文跟在成虎的身后慢慢地走着。琪文是个文弱的姑娘，身材像其父，修长单薄，皮肤像其母，细嫩但显苍白。平时话就不多，今天晚上家里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到现在也没有回过神来，一路上沉默不语。

从医院到园青坊大街，路并不远，走着走着，就看见了园青坊街口那个残破的大牌坊。琪文突然忍不住啜泣起来，她拉着成虎的衣袖低声说：“我爸爸怎么这么命苦呀，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上个礼拜六回家时还跟我说，退休后，要我陪他去一趟江南，怎么就……”

成虎宽慰琪文说：“别着急，人总是要生病的，好在送医院及时。再说你姑姑就是治你爸爸这种病的心血管科医生，他会好起来的。”

琪文拽着成虎的衣袖往家里走。

琪文自小就是一个依赖别人的姑娘，她和成虎在老宅里一块长大，又楼上楼下地住了二十多年，所以比一般人家兄妹还要亲近。小时候，老宅里的孩子们一块玩“过家家”，别的女孩都要争着当新娘，琪文却总是要当成虎的丫头，拉着成虎衣角不松手。如今成年了，仍然长不大似的依赖成虎。

园青坊大街因街口的牌坊得名。牌坊有门楼式和冲天式两类，门楼式的也称牌楼。这个十几米高的大牌坊，是四柱三间三楼冲天式的结构，有四根并排的立柱，形成了一大两小三间门，牌坊之上，一层叠着一层，有三个楼式的顶。中间两根正柱下，前后有四只高约三米倒趴着的石狮。牌坊的月梁上，有精美古朴的浮雕，梁柱间，以石雕斗拱承托，两侧嵌以镂空花窗。牌坊宽约十米，中间的门可以跑马车。这个牌坊建于明代，是一位名叫齐园青的户部尚书回乡省亲时竖的功德牌坊，人称“园青坊”。这条街也就被称为园青坊大街。

文化大革命中，牌坊被红卫兵当做“四旧”进行了破坏。牌坊上所有的浮雕、花窗都被砸破，牌坊的二层三层横梁上刻的字，被红卫兵一一凿去，柱下那四个石狮子也难留全身。

成虎和琪文穿过牌坊，一条清一色青石板铺成的老街呈现在面前。老街和大牌坊一样残破，两旁徽式民居风格的建筑都已经衰败，一幢幢像经过漫长人生跋涉的老人，颤颤巍巍地你扶着我，我搀着你，仿佛一个倒下，就会全体崩溃。半夜，街面上人迹稀少，昏黄的路灯把成虎和琪文的身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街心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树心空得可以藏进一个小孩，但仍然树荫如盖，仿佛想把整条老街纳其树荫之下。成虎和琪文走到树下，路灯就照不到了，地面上也就没有了他们的影子。

琪文突然靠近成虎，耳语一般地问：“小虎哥哥，老宅里真有鬼吗？”

成虎笑笑说：“别自己吓自己了，哪有什么鬼！”

琪文又问：“那我爸遇到什么了？”

成虎说：“医生不是说，你爸是脑溢血吗？”

“可他……”琪文欲言又止。

成虎说：“琪文，你是个有文化的青年，怎么也信鬼？古人都说过，世上本无鬼，鬼由心而生。鬼是人们自己疑神疑鬼‘疑’出来的，你难道也要自己吓自己吗？别胡思乱想了。”

琪文不说话了，默默地跟着成虎往家走。

说着就到了老宅的大门口了，突然看见门口的石礅上有一个黑影。成虎头皮一麻，本能地把琪文护往身后。

“谁呀？”成虎压低了声音问。

那黑影却开口说话了：“不要摔跤。”

哦，是张奶奶的外孙二傻子。只见他石雕一般坐在那个窄窄的石礅上，一动不动。成虎虚惊一场，琪文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

成虎走到二傻子身边，说：“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什么？”

二傻子说：“保佑你们。”

一句话，把成虎和琪文都说笑了。成虎拉拉他说：“走，回家去，你奶奶看不见你又要着急了。”

二傻子年龄比成虎还大，出生时由于难产，留下后遗症，时清楚，时糊涂，智力停留在孩子阶段，但有时说出的话，大人都要想半天。今晚，他挤在人群中看到齐社鼎摔倒的样子后，就坐在大门口的石礅上，对每一个进门的人说“不要摔跤”，一直坐到现在。听了成虎的话，他就一蹦一跳地往后院家中跑去，一会儿就没有了影子。

齐社鼎家住的这间西厢房，孩子们大了以后，谢庆芳就将它隔成一明一暗两间，明的一间夫妻俩住，床后隔成一间小的，给孩子们住。现在，老大琪正已经结婚，单位分了一间房。琪文在染织厂工作，做三班，有时就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成虎将琪文送进家门后，转身准备回家睡觉，琪文突然怯怯地喊住了他：“小虎哥哥，你陪我一会儿好吗？”成虎看琪文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副怯怯的样子，只好又坐下来了。

琪文看着空空的家，又想哭。成虎就劝她：“琪文，早点睡，明早还要去替你妈妈呢。”

琪文还是怕。成虎想，自己也不能这样一夜陪着琪文呀，他想到了张奶奶。张奶奶是琪文父亲齐社鼎的奶妈，后来一直在齐家做女佣，直到解放，因此也住在老宅里。于是，成虎起身到后院喊来了张奶奶陪琪文。

成虎的家就住在三进的二楼，也就是齐社鼎家的楼上，由厅堂隔成的一间房。成虎出生不久长江发大水，全家是逃水灾从城外搬进老宅里来的。当时只是临时住一住，就将三进二楼的厅堂隔成了一间房。水灾过去以后，成虎家在城外的房子塌了，再也没有能力把它盖起来，于是在老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前几年成虎父亲单位盖了宿舍，全家都搬去了，只有成虎一人还住在老宅里。

躺在床上的成虎也无法入睡，虽然刚才宽慰了琪文，其实他脑子里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老宅里又出怪事了。

成虎自小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喜欢对事情穷追究竟。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让他对老宅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成虎最初对老宅的兴趣是从他在后花园里捡到的一个宝贝开始的。

童年的时候，后花园是孩子们的天堂，成虎常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玻璃弹子。有一次，一颗玻璃弹子滚进了假山旁的小洞里，成虎想把它掏出来，掏着掏着，弹子没掏出来，却掏出一块蝴蝶形的白石头。放在水里洗干净以后，这块镂空的扁扁的“石蝴蝶”，立即栩栩如生。对着阳光一照，石头还是通透的，连蝴蝶翅膀的纹理都刻得清清楚楚。

玩了几天，石头就变得很油润，仿佛涂了一层油脂一样。他拿着这块石蝴蝶去问邻居钱启富，钱启富家旧社会是开古玩店的，解放后他在旧货商店里工作。他拿着这块石蝴蝶端详了半天，告诉成虎：“这叫扇坠，是玉的，过去有钱人家的小姐系在绢扇柄下做装饰品的。”钱启富拿了几块糖要跟成虎换，说：“小孩子家不懂玩这种东西，这玉一摔就碎了，而且这东西是‘四旧’。”

成虎说：“蝴蝶有什么‘四旧’不‘四旧’的，你骗我。”

钱启富以为成虎嫌糖少，又买了一袋上海大白兔奶糖来换。那时候上海大白兔奶糖是稀罕物，孩子得到几块都会兴奋几天，何况是一整袋，可成虎还是不愿换。在老宅里的孩子们中，成虎是个有主见有自制力的孩子。

成虎把这块“玉蝴蝶”珍藏了起来，没有人的时候才拿出来琢磨。这件原先系在小姐绢扇下的玉坠，给他带来许多遐想。

他们家住的三进二楼，听老人们说过去是小姐们住的。夏夜，成虎睡在竹床上，手握着这块玉坠，望着窗前的一轮明月，心里想：当年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可能也和我现在一样躺在床上，轻轻地摇着绢扇，这块玉坠就在绢扇下摇来摆去吧。

那小姐漂亮吗？玉坠又怎么掉到后花园的假山里了？是不是小姐在和公子私会的时候，把这玉坠当成他们的定情物？

成虎这样遐想着，把故事一个一个编下去。越编越觉得真，因为手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玉坠，所以总能给自己的故事找到依据。

毕竟是孩子，玩了一阵子他就把这块玉坠藏了起来。接着就是升高中考大学，慢慢就把这块玉坠忘记了。

上大学时有位教历史的老师，对古玉很有研究，在上课时讲到中国特有的玉文化对历史和人的影响，成虎听得津津有味。暑假回家时翻箱倒柜把玉蝴蝶找了出来，开学后带到学校给老师看。老师琢磨良久后告诉他：“这是一块上等的新疆和田羊脂玉，是中国软玉中的极品，从琢玉的技巧来看，像是明朝的东西。用这样玉坠的，一定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成虎恍然大悟，难怪钱启富一心用奶糖和他换，他是知道这块玉坠的价值的。那以后，成虎更是将玉坠像宝贝一样地珍藏着。

成虎对老宅历史的兴趣，并不仅仅源自这块玉坠。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成虎把对玉坠的兴趣转移到对老宅历史的探究上，这就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了。

那年，老宅里的人准备在后院盖一个厕所。

老宅里虽然住了十几户人家，但一直没有公共厕所。那时候家家基本上都是用马桶，每天早上有从郊区来的农民收集粪便。农民把粪车停在后院门口，倒马桶，便成了老宅里每天清晨家家开门的第一件事。后来，农民进城拉粪给城市卫生带来一些麻烦，渐渐地受到政府的限制，最后就不让农民随意进城拉粪了。这样，老宅里的人每天早上只好到较远的公共厕所去倒马桶。

那年冬天，下了雪，天冷路滑，张奶奶在倒马桶时滑倒了，摔断了手。人们这才想到应该在后院盖一个厕所。

天晴以后，就动工了。在挖坑时，挖出一截骨头，这截骨头像是人的一条胳臂，大家一惊一乍地就报案了。

公安局派人来，像电影中勘查杀人现场一样，把那个坑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围观的人把老宅后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最后，公安局的技术人员把那节骨头带回去鉴定了。

后来鉴定出这确实是人的一条左臂，从骨头的断面来看是被利器砍断的，已经年代久远，可以肯定是解放前的，甚至更早。解放前的案件，公安局无法破，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老宅里的人再也没有心思盖厕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们晚上都不敢到后院去玩，老宅的神秘也更添了三分。

成虎开始琢磨老宅里那斑剥的牌匾楹联和残破的砖雕木刻，观察那些糟朽的木栏花窗、倒塌的假山和被尘土掩埋的奇石。他发现后院有一棵梅树，已经死了多年，枯槁的枝干上没有一片树叶，但一年大雪后，树枝上竟绽放出几朵黄色的小花，而且奇香袭人。老宅里还有个活物，让成虎惊奇不已。

每到梅雨季节，老宅里的阴沟总不太畅通，雨下大了就往上翻水，积在天井里，天井积满了就往厅堂里漫。大人们说这是因为阴沟被淤泥堵住了，于是，常常打开阴沟上面的石板淘淤泥。

一次，成虎站在一旁看淘阴沟，忽然发现堆在一边的淤泥动了起来，慢慢地从里面爬出一只巴掌大的乌龟，全身长满了青绿的毛。成虎想抓它，可它一转眼又钻进了阴沟里，没了踪影。成虎找来一根铁棍朝阴沟里捅，信佛的张奶奶看见了，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这么大的乌龟，一定活得很久了，说不定都成精了，你别去惹它。”

成虎问张奶奶：“阴沟里怎么会有乌龟？”

张奶奶说：“后花园里原来有一个莲花池，里面养了老根莲花。这老宅的主人信佛，每年都往池里放生，这只乌龟可能就是当年齐家主人放的生。”

这只乌龟成没成精，成虎不知道，但这只乌龟会很久很久不见踪影，却又常常在老宅出事的时候突然出现。后来，成虎怀疑，老宅里可能有不止一只乌龟。

自从老师给他讲了那枚玉坠的历史后，成虎对老宅历史的兴趣就更大了。为了弄清85号大院的历史，他利用各种机会，查阅了大量史料，查阅了县志、府志和房产局的历史档案。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市里报社当记者，虽然工作很忙，他还是继续走访熟悉情况的老人，请教建筑方面的专家。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南京图书馆查到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让他基本弄清楚了老宅的历史，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联系到了近代史上两位著名的人物：陈玉成和曾国藩。这让他很兴奋。

齐社鼎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正在家里研究那些资料。这段时间，他研究的恰好是齐家的历史，齐家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会充满兴趣。

齐社鼎被送进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阵隐约的铃声中醒来。这是医院马路对面一所学校的上课铃声，他习惯地想爬起来去上课，可是无法动弹。过去他发烧三十九度，也支撑着身体起来去上课，他不能让学生们等着。可现在他无法挪动自己的身体，手脚都不听他的使唤。他睁开眼，一切都是白色的，接着又模糊了。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记忆也是模糊的。

这时，他感到小腹奇胀，实在憋不住了，一股发烫的液体畅畅快快地排了出来。他感到周身轻松了，记忆也慢慢清晰起来。昨天的事情像望远镜镜头里的远山，渐渐地被拉到眼前。

下午刚下课，有同事喊他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说有人找他谈话。

谈话？！齐社鼎心里立即条件反射一般“怦怦”乱跳，周身不自在，两条腿陡然沉重起来，神情也有些恍惚。

齐社鼎教了一辈子书，教的是地理。他对地理熟悉的程度让人惊叹，上课时挂一张世界地图在黑板上，他面朝着学生讲课，从不看身后的地图。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非常友好，在讲中阿友谊时，他用教鞭朝身后一戳说：“这里是亚得里亚海，这里是阿尔巴尼亚。”亚德里亚海在世界地图上还有那么一小块，阿尔巴尼亚就只有一点点了，看着指也会指歪了，可齐社鼎从来不会戳错。

齐社鼎在生活中是个迂夫子。因多年受家庭出身和海外、台湾兄姐的牵连，历次运动他总被抖落出来。陪斗、陪站、陪交待、陪检讨，养成了一种战战兢兢心事重重的性格。平时少言寡语，内心却极为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觉得又要搞运动了。他也算一个“老运动员”了，不过只是一个以陪练为主的运动员。

齐社鼎最怕有人找他谈话，在那些日子里，只要一谈话，不是交待历史，就是接受外调，接着就是写不完的社会关系和印象模糊的身在海外、台湾的大哥和大姐情况的书面材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已经有好多年没人找他谈话了。他也努力将过去淡忘，一心只想教好书，多送几个学生去考大学。可是几十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时代已经变了，他内心深处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他边往校长室走，心里边嘀咕：怎么又有人找谈话呢？

走进校长室，校长不在，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矮胖的约五十多岁，平头，穿一双圆口布鞋。瘦高的戴一副无边眼镜，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一看就是办公事的干部。

齐社鼎看到这种黑色的公文包心里就发怵，以往每一次谈话，调查者都先从这种黑色的皮包里拿出一叠材料，谈话就是从这些材料开始，最后自己的交待材料也是被塞进这种皮包带走。他总感到自己的命运就装在这种黑色的公文包里。一看到这种黑色的公文包，他的感觉立即就回到了十几年前，立刻微微低下头，轻手轻脚地跨进门内，转身将门掩上，然后坐在来人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只坐半个屁股，两手平放在膝盖上。

“是齐老师吗？”胖的先开口。

“是。”齐社鼎的声音不高，只能保证房间里的人听得见，仍然低垂着头。

来人立即站了起来，满面热情，尤其是那胖子，端着一张弥勒佛似的笑脸，向他伸出手来。这倒使齐社鼎感到意外，过去找他谈话的人都绷着一张阶级斗争的脸，今天这两人又是满面笑容，又是热情握手。

齐社鼎被吓着了似的，往后退了退，下意识地扶扶眼镜，手上的粉笔灰沾到了脸上。面对着两位热情的来客，只好伸出手去迎接，看到手上满是粉笔灰，又赶紧缩了回来。

三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胖子又说：“我姓袁，大家都喜欢叫我袁胖子。哈哈，他姓乔，乔老爷的乔，就叫他小乔吧。我们是市里老城改造办公室的。”

“老城改造办公室？”齐社鼎扶了扶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脸上又蹭了一些粉笔灰。

“简称‘老城办’，负责老城区改造与拆迁安置的。”袁胖子说。

“‘老城办’找我干什么？”齐社鼎开始松弛下来。

小乔开了口，说话声音很细，像小开水瓶倒水，正好与袁胖子又粗又厚的声音相反：“市里要进行老城区改造，今年要拓宽园青坊一条街，你住的85号大院在拆迁之列。这幢老宅一部分房子是你们家私房，另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85号大院里的情况，你是房东，所以先来找你。”

“拆老宅？”齐社鼎瞪大了眼睛，眼镜一下滑到鼻翼上，皱起的抬头纹像风化了的山石。

据成虎考证，现在称为园青坊大街85号的老宅，最初就是由那位明代的户部尚书齐园青所建，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齐园青回乡省亲时，为光宗耀祖，除了在街口竖了那座大理石牌坊，还在这里造了一处“三进三堂”的徽式风格大宅，给他在故乡当乡贤的父母亲及家人居住。“三进”为三个天井，“三堂”为三个厅堂，另有前院和后花园，合起来有“五进”，称得上为深宅大院了。宅子造好以后，齐园青手书匾额“齐庆堂”，悬于正堂之上。乡绅们则习惯称为“齐府”。

齐府虽为徽式建筑，但跟典型的徽式民居的结构装饰有所不同。因为齐园青在京为官，而且还是二品尚书，因此，齐府的门楼、跨院、围墙、花园，吸收了一些官吏府邸的风格，威严幽深，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当年建房选址时，齐园青特意选了一处高坡，所以齐府一进比一进深，一堂比一堂高。这是齐园青寄寓后代高于前辈，一代更比一代好。徽式民居的防火墙修得比屋面高，这种防火墙俗称马头墙，也是徽式建筑在外形上的一个特征。马头墙的墙头朝上翘起，分为“官印”形和“朝笏”形两种，“官印”形，顾名思义就是墙头像颗官印。“朝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手上拿着的那种手板，朝笏形状的马头墙墙头向上挑得更高，远远望去更像朝前奔跑的马。由于地势的原因，齐府一堂高似一堂的建筑，层层叠叠，似群马奔腾，显示出与其他民居不同的气势和威严。

齐府还吸收了北京民居简洁明快的外部造型。一般徽式民居门与山墙平齐，墙上盖有门罩，因风水的讲究大门不一定居于建筑正中，而齐府门楼修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如果打开各堂之间相隔的中堂门，你站在三进的厅堂之上，可一目了然地望到大门外街道上的人来客往。门楼是内凹式，门外五级台阶，门楣上数根鱼尾撑支着一排精美的瓦当，四只飞檐直指蓝天。门楼并不豪华，可能是齐园青怕招人非议，但却气派不凡。人们俗称这种门楼为轿子门楼，不知是说它形状像轿子，还是说为主人进出乘轿子方便。因为这样的门楼，轿子停在门口，可以一半门里一半门外，上轿下轿不招风不淋雨不晒太阳。

大门两边的抱鼓石今天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成虎的考察，根据当时的习俗，文官为镜，武官为鼓。齐园青是文官，因此大门两边应该不是石鼓而是石镜。其实石鼓和石镜的外形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石鼓的沿边雕有一个一个的鼓钉，而石镜没有。齐府的大门依地势而建，坐南朝北。按照中国的五行学说，北方属水，兵家属火，水能克火，兵家打了败仗叫“败北”，因此武官府邸的大门忌朝北。文官不忌北方，又因水为财，商家也不忌北方。说明那时齐家的人已开始经商了。

齐府的大门外墙上嵌着一排系马石，显示着主人家高朋满座。但门坎很高，说明齐府的门也不是好进的。

齐园青官运亨通，后任刑部尚书并加封太子少保，以后又把其父接去京城共享荣华，此宅交其弟齐园明居住。齐园明受其兄荫护，经营盐与大米，家境豪富。齐园明的儿孙世袭经商，除了开盐号、米行，后又陆续开了绸庄、布店、茶叶行并经营南北货，几乎当时所有赚钱的生意都有涉足，家业越来越大。而当时经商有前店后坊的传统，当然齐家做的都不是后坊生产前店售货的生意，可为了聚集人气，所开商铺都集中在一起，逐渐，园青坊一条街，变成了这个城市主要的商业街，繁华热闹，沿街店面几乎都姓齐。

成虎查清的这些历史，连现在居住在老宅里的齐家后人都不是很清楚。齐家人仅仅知道上两辈的事，也就是到齐社鼎的父亲。即便是这两辈人的历史，齐家人也是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说。

成虎最近在南京图书馆里找的新资料，是一本康熙年间修编的县志和民国初期本市一位落魄秀才记录的这个城市一些风土人情、人文景观、传说典故，其中有一章专门写的是齐府。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人物，说的是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和清朝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都曾住过齐府。

成虎抚摸着这两本已经发黄发脆的线装书，把众多支离破碎的记载拼出了一个完整的轮廓，渐渐地一个问题困扰了他。

历史上，齐家一下子兴旺起来，又一下子沉寂了，沉没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齐园青迁居京城，病故于京城，被皇上谕赐祭葬。县志记载至此，再未见任何文字史料记述齐家情况。他在北京的子孙无声无息，消逝了一般。任成虎绞尽脑汁多方查询，翻破故纸，未见半点踪迹。

留在故乡的齐园明后代，算起来至今应有数十代子孙，可齐家虽家大业大，人丁似乎并不兴旺。现在只有齐社鼎一家，和他的妹妹齐社娟仍住在85号大院里。

根据史料，成虎分析，齐家跨经明、清、民国三个朝代，逐渐破败，历史上能查出一些脉络的，都与兵乱有关。清兵入关，多尔衮灭了明朝，虽然开始时采取了一些招抚政策，但毕竟是改朝换代了。齐园青是明朝的大官，清朝建都北京虽然已经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但他的后人仍然受到冲击。

然后是太平天国时期。齐府所在的宜市是南京的咽喉，战略重镇，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兵占领宜市，齐府举家外逃，园青坊沿街店面纷纷关门闭店，偌大的宅邸变得空空荡荡，被太平军征用为王府。后来，占领宜市的换成英王陈玉成的部队，英王府也曾设在齐府。后英王府迁走，齐府仍是太平军做次一级首领的官府。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宜市，在齐府里有一场惨烈的厮杀，死者不计其数。一位落魄秀才记录当时的情况说，后院水井里全是血，后来齐家人不得不把这个水井填了。半年后，一遇下雨，阴沟里冒上来的水，还是殷红的。成虎想到了后院盖厕所时挖出的那节人骨，他怀疑可能与此有关。

经过这次劫难，齐家大伤元气，园青坊大街上的店铺也关了一半。据说齐家迁回来之前，曾国藩还曾在齐府小住数月。他那流传后世著名的家书，有几封就在齐府写的。

再一次大的打击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攻占南京后，沿江而上，于一九三八年占领宜市。齐家再次外出逃命，当时叫“跑反”。这时，齐家虽已家道中落，但在园青坊大街上仍有几爿米行和绸庄，还有后来新开的鱼行和一家真正是前店后坊的点心店，所做的苏式点心，远近闻名。

日本人进城后，立即把齐府征为司令部，后来又改为宪兵队驻地。一占就是七年，齐府变得阴森森的，不知道有多少冤鬼孤魂死在里面。

抗战胜利后，齐府后代已经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回到宜市的只有逃到乡下没有走远的一房。

历史沧桑，日历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住在齐府里的齐社鼎一家，只知道老宅是祖上留下来的，他们的父亲叫齐衡君。

齐衡君生有二男二女。长男齐社稷原在上海外国洋行当学徒，后来跟英国老板去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至英国，现在后代都在英国。长女齐社玉，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随夫去了台湾。次男齐社鼎，小女齐社娟，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齐府。

经过历史的变迁和兵荒战乱，以及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齐府早已不属于齐家了。只有现在齐社鼎和齐社娟住的几间房，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平方米，是在他们名下，还有一些走廊、天井、厅堂等权属不清的地方。

齐衡君是个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并不重男轻女，他生前将齐府按照“三进三堂”结构，分给了儿女。一进分给了长女社玉，二进分给了长男社稷，三进分给了次男社鼎和小女社娟。三进是两层楼，面积最大，社鼎分到楼下，楼上分给了小女社娟。

解放后，一进属于社玉的部分，被政府没收。社稷的房屋因其解放后一直未归，部分出典，部分出租；社鼎的房屋，也因生活困难出租了一部分。社娟也将楼上的两间厢房让出一间出租，后来连楼上的厅堂也隔成房间住了人。因此，齐府里住进了众多非齐氏家族的人家，而且公房私房混杂在一起情形十分复杂。

这天是星期五，不是齐社鼎回家的日子，可他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就匆匆赶到了汽车站，他急着想回家，和妻子孩子商量老宅拆迁的事。

上了车，齐社鼎的神情又恍惚起来。他生于老宅，长于老宅，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祖上传下来的老宅，儿子女儿也都生于老宅。他的一生，悲欢愁苦喜怒哀乐，老宅一本全知，他已与老宅糅为一体了。如今老宅要拆了，要变成一堆碎石烂瓦，夷为平地，要建起那让人眩晕的积木一样的高楼。

老宅将不复存在。

尽管老宅并没有给他带来欢乐，但是已经与老宅糅为一体的齐社鼎也有一种走向末日的感觉。

故土难离，故居难迁啊！

走进园青坊大街时天色已晚，天空飘起似有似无的细雨，脚下的青石板经过岁月磨砺，变得圆润滑溜。街上的路灯大都坏了，也许因为马上要拓宽，市政部门没有派人来修，因此，园青坊显得十分幽暗。但齐社鼎不怕黑，这条路他走了五十多年了，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每一步踏下去，他几乎都知道是踩在哪一块青石板上。

此时，他抬头看看那已看过千百遍的牌坊。这座十几米高的牌坊，三层飞檐，大理石雕刻，古朴典雅。岁月风霜的侵蚀，白色的大理石已变成灰绿色。

牌坊是残破的，当年的红卫兵用大锤砸去了牌坊上的雕刻，牌坊依然立在那里。齐社鼎叹了一口气，道路要拓宽，房子都要拆了，祖上的这个牌坊也一定会拆去的，因为它挡着这条即将拓宽的路。齐家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最后一个印记，就要彻底消失了。

当年四人抬的轿子可以直进直出的老宅大门，因年久失修油漆斑驳，画在上面的门神早已经缺胳臂少腿肢体残破。齐社鼎用力推开大门，“吱——呀——”沉重的大门痛苦地呻吟着，齐社鼎听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大门后一团漆黑，这里原来有一盏路灯，可由于电费的问题，老宅里的人意见不一，后来就拆了。只有从旁边人家的窗户里漏出的一点灯光引路。

齐社鼎抬起沉重的腿，因为大门下是一道门坎，早年齐社鼎进出这个门坎是轻松自如的。这几年不同了，他已年近花甲，虽极瘦，却患高血压多年了，跨这样高的门坎就体会到，自家的门也不好进了，他不得不用手去帮忙。

刚将一条脚搬进门内，忽然，听到一种很细微但很清楚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自己耳边悄悄说话，抬头一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像是被人摘去似的掉了下来，就在眼镜滑下的瞬间，他看见一道白光从眼前闪过，并且射到门后面的梁柱上，从梁的右边射到左边，似乎还在梁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屋檐上。

“轰——”被惊吓的齐社鼎只感到脑子一炸，眼前金花直冒，接着一片漆黑，一头栽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齐社鼎醒来，已经躺在自家床上，妻子、儿子、女儿，还有许多邻居都围在床前，大家都急切地望着他。

他想开口说话，却感到嘴巴不听使唤，呀呀地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半边身体麻木了，想动一下都困难，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妻子谢庆芳急得哭了，连声问：“社鼎，怎么回事？社鼎，你说话呀！”

邻居们也都望着他，希望他能说出事因来。

此时齐社鼎意识好像还是清楚的。老宅里有一个穿一身白的女鬼，这个传说他听到很久了，他觉得自己今天遇上了，不过不是女鬼而是“狐仙”，他要把自己这个发现告诉家人，可就是说不出话来。他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手指伸进女儿送来的茶杯里，在红木床头柜上，写下两个字：狐仙。

写完以后，他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齐社鼎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忽然感到有人在搬动自己，抽去了屁股下面尿湿的床单，抱怨说：“你们齐家前世造了什么孽哟，让你变成这样！”

他听得出来，这是谢庆芳。

第二章

老宅的三进是两层楼，有个回字廊的天井，靠天井的西南角有一个楼梯间，曹老三就住在这个楼梯间里。楼梯间很小，早先是放杂物的，勉强能摆一张床，曹老三用两张条凳放上几块木板搭了一个铺。

那天晚上把齐社鼎送到医院后，曹家兄弟俩就回来了，他们都是码头上的搬运工，干的是重体力活，需要早睡早起。回到家，曹老三头一挨枕头呼噜声就出来了。

不一会儿，一个人影从楼上踮着脚下来了，这是住在二楼的何惠芳。何惠芳是一位正处盛年的寡妇，今年三十八岁，带着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住在曹老三的楼上。她走到曹老三楼梯间的门口，从头上取下一个发夹，伸进门缝轻轻地拨开了里面的木闩，进去了，转身把门又关上。

楼梯间里一片漆黑，只听见何惠芳的声音：“老三，醒醒。老三，醒醒。”

“嗯？哦，是你。”曹老三好像醒了。

“老三，今天晚上你看到什么了？”

曹老三睡意矇矓地说：“没看见什么呀，就看见齐家大先生躺在地上。”

何惠芳又问：“没看到鬼？”

只听见床板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是曹老三翻了一个身：“哪有什么鬼？是那个书呆子，自己被自己吓着了。”

何惠芳不信，说：“你再想想。”

曹老三嘟囔了一句：“想什么呀？”

又一阵床板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一次响得比上一次沉重。突然，床板的响声戛然而止，天井里有人在说话，成虎和琪文回来了，楼梯间里没有了声息。

过了一会儿，何惠芳悄悄地走了出来，踮着脚，回到了楼上自己的家里。

老宅要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住在老宅里的人们都惊喜地奔走相告，把齐家遇鬼的事给冲淡了。人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幢不洁净的老房子，终于要拆了。

人们还听说，城建部门要在园青坊大街修建一个绿化小区，建一个大的花园，有花草、雕塑，还有喷泉，供市民休闲。

这个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进了深深的古潭之中，在85号大院里激起了一阵又一阵波澜。几十年蜗居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老宅里的人们，如同炸了窝的麻雀，兴奋得沸沸扬扬。

老宅，这个原先只是一个家族一家人住的宅子，如今麻雀窝一般地挤着十几户人家。哪一家不渴望改善居住条件，哪一家不想有一天能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老百姓的眼里，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盖起了一幢一幢的新房子。但那都是商品房，老宅里的人基本上都买不起，所以听说老宅要拆，而且是政府进行的老城改造，政府拆房都会给老百姓新房子，居住了几十年阴暗潮湿的老房子，现在终于要搬新房了，谁不高兴？连半大的孩子们都撒着欢儿地跑来跑去。

兴奋了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打小算盘了。算的无非是政府能给自家多少面积的新房子，按以往的政策，一般都是按各家的现居住面积为基本参考数。老宅不是现代人建的单元房，一户一套，关上门各家的实际面积很清楚。老宅里的人家都是混住的，你家的蜂窝煤可能堆在我家的厨房边，因为不是家家都有自己的厨房；本来是大家行走的过道，【ｗｗｗ．jａrtxt．ｃｏｍ整理制作】可能放着某家的一张旧床；后院里有人盖了披屋，当时是防震棚，后来就变成长大了的孩子们的住房了，这时，没有搭披屋的人就感到吃亏了。连廊、过道、楼梯间、天井、厅堂等不能住人的地方，家家都放了一些杂物，这些地方该属于哪家？公用厨房里几家都支了灶，各家面积又怎么算？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最初几天的兴奋退下去以后，家家都在考虑自身的问题。越考虑就越复杂，越复杂，人就越敏感。邻里之间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表面上是多了一份客气，实际上是多了一份戒心。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家家都会支起耳朵，就连夜晚野猫打架，人们也要探个究竟。

就在这个时候，老宅又出怪事了。

齐社鼎住院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曹老三回家比较早，手上捧着半只盐水鸭。曹老三没有结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今天他没有在码头上喝酒，回家一定要喝。不喝，晚上就无法入睡。

曹老三进门的时候，何惠芳正好抱着一堆衣服下楼来洗。何惠芳问他：“老三，听说要拆这房子了，你知道吗？”

曹老三说：“什么，什么要拆？”

何惠芳说：“这老房子。”

曹老三将信将疑：“要拆？谁来拆？早就听说这房子要拆了，可一直都没拆呀！”

何惠芳说：“这次恐怕是真的，传得沸沸扬扬的啦，你还不知道？”

曹老三说：“见到真佛再烧香吧，别又空欢喜一场。”

何惠芳觉得曹老三讲得有道理，于是就不再讲下去了。她又想起那天齐社鼎遇鬼的事，追上进厨房弄鸭子喝酒的曹老三：“老三，那天晚上到底你看见什么了？”

曹老三知道她问什么，就说：“真的什么也没看见呀，就看见他躺在地上。”

何惠芳心有不甘：“你再想想，再想想。”

曹老三说：“想什么呀，他躺在地上，我去拉他。就是这样的，清楚明白，没有看到鬼。你怎么总想着鬼？”

何惠芳两手端着洗衣盆，就用脚踢了一下曹老三，说：“你知道个屁，酒鬼。”

曹老三哈哈一笑，说：“不是酒鬼，我是酒仙。”

酒鬼也好，酒仙也好，曹老三现在就想喝酒。他没有厨房，平时也不开伙，如果要烧什么，就借何惠芳家的厨房用，这时他走进的就是何家的厨房。老宅各家都没有专用的厨房，何惠芳也只是把三进的西连廊隔了一小块做厨房，这个西连廊就在曹老三的楼梯间外面，所以，也很难说这个厨房就应该是何惠芳一家独用，何惠芳和曹老三两人也都不计较这厨房是谁家的，因此，曹老三走进何家的厨房，就像走进自家的厨房一样。

何惠芳将一堆衣服泡在木盆里，蹲在天井边洗衣服。

曹老三将半只鸭子切了一半，剩下的放进了何惠芳的碗柜里。然后，将昨天喝剩的半瓶酒拎了出来。

曹老三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他说一个人喝那叫喝闷酒。喝酒是为了寻开心，哪能闷着喝。在家里喝酒，他就会喊上曹老四一块喝，曹老四比曹老三还要嗜酒。

曹老三走到天井里，直着脖子叫了一声：“老四呀——”

不用再叫第二声，住在二楼东厢房里的曹老四就下来了，一手提着一个竹椅子，一手提着一张活动的小桌子，他将桌子撑开放在靠近厨房的雨廊里。从老宅的二进进入，走回廊，进天井，就是三进的厅堂，穿过厅堂又有一道门，过了这道门就是雨廊，曹家哥俩就在雨廊里喝酒。曹老三再拿来一张小板凳，酒、酒杯、盐水鸭就摆开了，剩下就是开喝了。

曹老四名叫曹家厚，也是个码头搬运工人，他三哥曹家胜用肩膀从船上把货物扛下来，他把扛下来的货物用大板车拉走。兄弟俩所在的单位，一个叫港务局，一个叫搬运公司。港务局是国营单位，国营单位的工人曹家胜每天抬头挺胸地扛包。搬运公司是集体单位，集体单位的工人曹家厚每天埋头弯腰地拉车。曹家厚不仅要埋头弯腰，还要低三下四地对国营单位的工人赔笑脸，因为国营老大哥一不高兴，集体小弟弟就要吃苦了。例如，港务局的搬运工从船上把货扛下来，卸到搬运公司的板车上时，不把货包放顺，板车就会失去平衡，搬运公司的搬运工拉起来就会很吃力。如果遇上了哪位老大哥不高兴，在卸那些不怕砸的布包、棉花包、米包时，他会连腰都不弯一弯，肩膀一斜，包从肩上滑下来重重地砸在板车上，砸得车都会跳起来，那可叫搬运公司的工人心疼哟，因为集体单位和国营单位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的生产工具——板车，是由自己花钱维修的。所以，曹家厚只要和三哥在一起喝酒，一定会借着酒劲骂港务局的国营老大哥不是东西，来泄泄心中的怨气。曹家胜就憨憨地端着酒杯，满脸国营老大哥自豪的笑容。

今天仍然如此，曹家老四开始骂国营老大哥。曹老四有一句开口腔“屌东西”，今天也是从这里开始：“屌东西，不是个东西！”

旁人乍一听，不明白曹老四骂的谁，可曹老三知道。他低头喝酒，不接曹老四的话。

曹老四接着骂：“今天老子拉大米，二百斤一个包，我拉了十个。屌东西码包的时候，给我码得后重前轻，下坡的时候车把手翘起来把老子挑得像玩杂技一样两脚离地。要不是我反应快，车就溜坡了。”

溜坡，是指板车失控，车子从坡上溜下来了，这是拉板车的搬运工人最害怕的。因为，车子溜坡，轻则砸坏货，重则撞上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曹老四和曹老三长得一点不像，黑瘦黑瘦的，一双牛眼，喜欢瞪着眼睛看人。他常常自嘲说：“我这副屌样子，贴在门上辟邪，挂在床头避孕。”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凶，其实他是个怕老婆的主。

曹老三长得五大三粗，性格却没有曹老四那么急，也不像曹老四那样喜欢骂人。他小的时候，听母亲说大哥二哥都参了军，就一直幻想着去当兵，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闯荡。他跟着几位习武的拳师练拳，练得最好的是南拳。平时经常在后院练什么石锁呀、石饼呀，练得一身的腱子肉。一年四季敞着胸口，露出发达的胸大肌。就是寒冬腊月也敞着胸，再冷就用一条布带拦腰一扎。

曹老三的那条布带，宽三尺长六尺，平时是从不离身的。这种布带几乎每个搬运工都有一条，他们把它叫做“搭布”，这条搭布就和现在的工人戴手套一样，也是一种劳动工具。扛包的时候，把搭布展开，披在头上，既可以当垫肩，又可以擦汗，在烈日下还可以遮阳。

在曹老三的身上，这块布还有另外一用。清晨，到长江边的柳树林里习武，曹老三就把这块搭布变成腰带紧紧地扎在腰上，他拍着被布带勒得细细的腰说，这样可以帮助提气、提神，蹦跳腾飞，身轻如燕。曹老三长得五大三粗像只熊，但走路确实很矫健，来去健步如飞。练完武，曹老三跳到长江里洗个澡，搭布又变成毛巾用来擦身。码头上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曹老三这些文化低、没有一技之长、全靠体力干活的搬运工，就面临着要下岗的结果了。

曹老三喜欢在人面前露一手，他一有机会就会表演一下他的力大。当年刚用自来水的时候，还不能把水管铺到家家户户，只是在园青坊大街建了两个水站。人们洗衣洗菜还舍不得用自来水，不是到长江边，就是到街口的一处水井去用水，只有烧饭洗漱喝的水才到水站去买，最早是一分二厘五买一担水。各家用水不是大人们去挑，就是孩子们去抬。挑水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园青坊大街铺的全是青石板，这些青石板已经被人的脚底磨得溜溜圆，一溅上水就很滑。挑着一担沉沉的水，走在滑溜溜的石板路上，一般人都感到吃力。而且，水挑进老宅后，基本上是在爬坡，特别是在三进的住户，把水挑到家一路要爬几十道坡。曹老三身体好力气大，他挑水从不用扁担，而是用两只手提。从水站走过五十多米长的石板路，进入老宅后，还要走七十多米的路，才到三进他的家，他从来都是一口气提回家，中途不休息。所以，他每一次提水都引来许多人观看，特别是孩子们，像是看杂技表演。

曹老三身体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什么叫生病。遇上一点不舒服，喝上几口酒，睡上一觉，第二天又在后院敞着胸练他的石锁。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却还没有结婚。曹老三平生两大爱好，一是喝酒，二是说书。他粗通文字，由于习武，喜欢看武侠小说，《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等等，看得滚瓜烂熟。他不但喜欢看，看完以后还喜欢当做故事说给大家听。每到夏日的夜晚，老宅里的孩子们就搬一个小板凳在院子听曹老三说书。曹老三穿一条大裤衩，摇一把大蒲扇，端一个大搪瓷缸，里面泡着浓浓的粗茶，来给大家说书。

曹老三自小就喜欢跑说书场，当时在宜市最热闹的四牌楼里有一家说书场，曹老三有几个小钱都扔到那儿去了，学得一招一式都像个说书先生。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因为这个爱好，他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倒了大霉，以“宣传封、资、修”的罪名，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他一生未婚娶和这一点有关系，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人。

老宅出事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的后期，曹老三的坏分子帽子已经摘掉了。

两兄弟喝着酒，曹老四舌头就有点大了，舌头一大，他就不骂人了，闷头喝酒。曹老三的酒量比曹老四大，喝着喝着，就没菜了，两个人还都没喝好。

曹老三说：“老四，你等着，我把那半只鸭子再切来。”其实，那是半只的半只。他穿过天井，又进了何家的厨房。

这时，住在何惠芳家楼下的杜媛媛，从前进过来了。杜媛媛是上海人，她妈妈杜阿娇在大门口有一间房，一家人住不下，女儿杜媛媛两口子就住在三进东边的下厢房里。这天傍晚，杜媛媛从前进母亲那儿吃完饭后，到后面房间来休息，遇上了正在洗衣服的何惠芳。

何惠芳喊住了杜媛媛。杜媛媛一向不太瞧得起像何惠芳这样文化不高，只是个小商店营业员的人，但见何惠芳兴致勃勃地和她打招呼，也不好扭头就走。

看到杜媛媛穿着一身带绣花边的睡衣，何惠芳说：“媛媛真是美人坯子，穿什么都好看。”其实，她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人们见了她，总会夸她是远近有名的美人。

杜媛媛只要别人一夸她漂亮，心情就好了，于是停下来和何惠芳拉家常。

何惠芳问杜媛媛：“媛媛，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杜媛媛回答说：“拆房子的事吧？我还想问你呢，你听到什么了吗？”杜媛媛比何惠芳还要关心拆老宅的事。

何惠芳说：“我还不就是听到那么点传言。刚才问曹老三，曹老三说，别又是空喜欢一场。”

何惠芳坐在那儿洗衣，杜媛媛站在旁边，从何惠芳的领口里看到一对丰满紧绷的乳房，有点羡慕地轻声说：“何姐是怎么保养的，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么一对漂亮的乳房。”杜媛媛本意是在夸何惠芳，但何惠芳听了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年纪还不算大，想想又不愿和杜媛媛计较，就说：“什么漂亮，女儿都这么大了。媛媛，你也不错呀，就是小点，只要不耽误喂奶就行了。”何惠芳这话也不好听，杜媛媛的乳房看起来也很丰满，其实里面戴着很厚的乳罩。另外，杜媛媛虽然结婚了，但还没有孩子，心态上还是一个姑娘，因此对喂奶的话题就不感兴趣。

杜媛媛转身往自己家走去，边走边说：“这鬼地方，真是住不下去了。”

何惠芳听到杜媛媛说到“鬼地方”，立即想到齐社鼎遇鬼的事。她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就说：“哎，你知道吗？齐家大先生就是被鬼吓的！”

何惠芳和谢庆芳两人有些不和。齐社鼎病倒，她总想和齐家的历史连到一起去，因为自从住进这老宅，就觉得这房子太阴沉，后来丈夫暴死，她也一直觉得和住这房子有关。

杜媛媛不太相信，说：“呀，不要瞎七讲八的！”杜媛媛说着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还总有点发嗲的声音，“吃饭的时候，听阿拉姆妈说了，不会的，哪有鬼呀？看花眼了。”

何惠芳说：“唉呀，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齐家大先生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写了‘狐仙’两个字！”

杜媛媛一听说亲眼看见的，也感到好奇，问：“哪能啦！真的？真的有狐仙？”

何惠芳说：“我看是真的，这房子太老，不是一直有人说，在老宅里看到过穿一身白的女鬼吗？狐仙就是女鬼。”

正说着，“吱呀”一声，三进东厢房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人干一样的女人，真的是那种瘦得前胸贴着后背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宽大得像连衣裙一样的男式汗衫，一直兜过屁股。她的房间里已开了灯，灯光是从她身后的房间里射出来的，把她的影子一直送到杜媛媛面前。这个女人也许是太瘦，走路没有声音，再加上衣服太大，所以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

正好刚才何惠芳讲着鬼的事，看着眼前的情景，杜媛媛吓得尖叫一声：“侬别骇我了，以后我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回家了。”杜媛媛一急，上海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冒，把“你”说成“侬”，把“吓”说成“骇”了。

这个走路没有声息的女人叫月清，此时，她也是出来洗衣。看见何惠芳和杜媛媛，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坐在天井的对面，好像苦难沉重似的默默地洗衣，没有一句话。

曹老三在何惠芳的厨房里切他的盐水鸭，何惠芳和杜媛媛说的话他都听见了，前面说到女人的乳房，他不好插嘴，现在听到何惠芳又讲鬼的事，就说：“瞎讲，哪有什么狐仙。”

何惠芳不高兴地顶了一句：“你知道个屁！”

曹老三说：“我怎么不知道，齐家大先生是我抱回来的。”

何惠芳就追问说：“那你没看见齐家大先生写的字？”

曹老三说：“看见了，那可能是齐家大先生犯迷糊。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那么清醒地写字？那是鬼画符。”

何惠芳抓住曹老三这句话就说：“对呀，鬼画符不就是鬼指使的吗？鬼就是狐仙！”

曹老三说：“我是说他犯糊涂的时候乱画的。”

何惠芳不依不饶：“既然是乱画符，为什么不画别的呢？单单清清楚楚地写了‘狐仙’两个字。”

曹老三语塞了，他也不愿在杜媛媛面前输面子，就说：“我是最早看到齐家大先生的，我怎么没见到狐仙？”

何惠芳笑了：“你灌了几两猫尿回来的，还能看见狐仙？再说，你回来时，狐仙早已经走了。”

曹老三不想和何惠芳争论，又低头切他的盐水鸭，边切边说：“哼，我要是看见了狐仙，我就不让她走，抓她来做我的媳妇，给我烧饭。”

何惠芳和杜媛媛在外面都笑了。何惠芳说：“想媳妇都想疯了吧……”

何惠芳话还没有说完，只听见“咚”的一声，菜刀落地的声音，几乎是同时，曹老三“啊——”地惨叫了一声。

此时，已是黄昏，从天井的上方漏下最后的一片亮光。

何惠芳和杜媛媛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月清也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着西连廊这边。何惠芳连忙起身，冲进厨房。只见曹老三呆若木鸡，眼睛直瞪着房梁，右手紧握着左手的食指，血从指缝中流出，滴在砧板和盐水鸭上。

何惠芳忙问他：“怎么？切了手啦？”

只见曹老三翘起右手的一只拇指，直指着窗外的屋檐，语不成句地说：“看、看、看——”

何惠芳顺着曹老三手指的方向去看，只见一个白影立在窗外屋檐上，看到何惠芳在看，还朝她招了招手，然后消失了。

何惠芳也吓得一声尖叫。

这时，杜媛媛也进来了，她没有来得及看见那道白影。

原来，曹老三边和何惠芳斗嘴，边切他的盐水鸭。当说到，要把狐仙抓来当老婆的时候，突然感到头顶上有个白影一闪。他抬起头来，在黄昏的暮色中，只见一道白影从房梁的这一头闪到了另一头，又停了下来，好像转身在朝他招手。

恍惚中，曹老三那拿刀的右手，不由自主地就切到了左手的手指上。

何惠芳的大叫，惊动了老宅。在雨廊里等着曹老三拿菜来下酒的曹老四，听到叫声赶紧跑来了。正在天井边洗衣的月清也赶紧把她的几个儿子叫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曹老三扶到曹老四的板车上，飞快地送到医院。

不过几天时间，老宅里有两个人因为遇上了狐仙而住进了医院。

曹老三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差点把自己的食指切断了，而且那把刀又有点锈。医生说需要住一段时间医院，要等伤口没有感染基本愈合才能出院。

短短的几天内，曹老三一下变了形，壮实的身子迅速消瘦下来，眼神也变得呆滞了。

他对去看他的人说：“真的有，我亲眼看见的，真的有。不信，你们去问何惠芳。”他不敢说出“狐仙”两个字。

有人问到何惠芳，何惠芳只点头，一会儿说确实看见了，一会儿说眼花了，没有看真切。问急了，她就说：“我再也不敢说这事了，别和曹老三一样遭报应。”她也回避着“狐仙”这两个字。

大家问杜媛媛和月清，她们俩都没看见。

这以后，何惠芳的精神总有些恍惚，没事就往外跑。老宅里在外打零工的唐秋雁，曾经看见何惠芳一个人到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寺庙——万佛寺去烧香。

第三章

一连多日，齐社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有时很烦躁，在病床上翻来覆去的，有时又整天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有时好像清楚一点，咿咿呀呀地想说什么，有时又很糊涂，大小便都拉在床上。

这天，谢庆芳掀开他的被子，发现他又尿床了，就撤去了垫在他屁股下的床单，换上一块旧布，然后用热毛巾给他擦了擦屁股。谢庆芳轻声问他：“社鼎，社鼎，听得见我说话吗？”齐社鼎翻了翻眼睛好像听见了。谢庆芳说：“社鼎，我说，你听着，知道你就点点头。”齐社鼎仍然翻了翻眼睛。“老宅马上要拆了，你知道吗？”齐社鼎又翻了翻眼睛。“老太太在临死前有没有跟你交代过什么？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藏在哪儿了？”齐社鼎把眼睛闭上了，没有表示。谢庆芳又问：“社鼎，你听见了吗？”齐社鼎一点反应也没有了。谢庆芳急了：“你再不说，老宅一拆就来不及了。”齐社鼎还是没有反应。谢庆芳想了想，又问：“那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这时，齐社鼎的喉管里突然发出一阵“呼啦呼啦”的声音。

谢庆芳用手推了推齐社鼎说：“你真的遇上鬼啦！”

齐社鼎猛然咳嗽起来，咳了两声又被什么堵住了，呼吸变得急促，一会儿，脸和脖子都红了，接着憋得发紫。

谢庆芳害怕了，跑出病房在走廊里叫：“医生！医生！快来呀！不好了！快来人呀！”

值班医生和护士都跑来了，用吸痰器把积在齐社鼎喉管里的痰吸了出来，齐社鼎又恢复了平静。

惊魂未定的谢庆芳站在床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真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鬼哟？”

齐社鼎住院的这段日子，谢庆芳失魂落魄地医院家中两边跑。平时，齐社鼎每周才回家一天，家中好像有他没他无所谓。可他突然中风住院，谢庆芳就感到心里的顶梁柱倒了。特别是他在茶几上写的那两个奇怪的字，她百思不得其解，只盼着齐社鼎早点醒过来，好问个明白。

齐社娟每次来查房的时候，都交代谢庆芳要多和二哥说说话，帮助他恢复说话的功能。其实谢庆芳比谁都急，因为她有重要的事要问他，所以，只要齐社鼎动一动，她就会趴在耳边问：“社鼎，社鼎，听得见我说话吗？”可齐社鼎一直没有说话。

这时，齐社鼎睡在干爽的床单上，感觉舒服多了，他时清楚时糊涂的脑子里，蒙蒙胧胧中，一个念头浮来浮去：是谁在这样伺候我？是梅香？

齐社鼎和谢庆芳，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了几十年，心却隔着十万八千里。谢家早年是开茶庄的，到齐府提亲的时候，家道早已中落，只在城里留下一间小茶叶店。谢庆芳的个性也和齐社鼎差着十万八千里。齐社鼎成长的时候，虽然齐府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基本上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长大的，他木讷寡言，与世无争。谢庆芳却不同，她是家里的长女，成年的时候家境还不错，因此谢小姐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后来她看着家境一年比一年差，才知道钱在生活中是多么重要，要想今后生活好只有靠嫁人了。

这时，听说齐府二儿子提亲，还没等父母亲表态，谢庆芳就点头同意了。说她看中了齐社鼎，不如说是她看中了齐府的大宅子。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齐府是本城的望族，每次路过齐府的门口，都要多看几眼那深宅大院。那时候她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如果能嫁进这样的人家，就是人上之人了。

可真的嫁到齐府以后，心就冷了半截，偌大的一个老宅，其实早已内空了。齐府人丁不旺，大少爷大小姐都没有住在家中，空空荡荡的。嫁到齐府的第一夜，就让谢庆芳刻骨铭心，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她是那年腊月初八嫁过去的，婚礼在一进的大厅堂里举行，拜过天地以后，由张妈引着她进了设在三进西厢房里的洞房。那天是个阴天，刮着西北风，天很冷，张妈在洞房里生了一个火盆，房间里暖洋洋的。很晚了，新郎送完客人回到洞房，宽衣的时候，谢庆芳才发现齐社鼎是这样的瘦。他说了一句：“睡吧。”就掀开被子钻到被窝里。

宜市一九三六年就有了火力发电厂，当然是有钱人家才用得起电，齐府里已经有了电灯。谢庆芳毕竟是个姑娘，不好意思在齐社鼎面前脱衣，她关了灯，才脱衣上床。两人都没有说话，谢庆芳躺在那儿等待齐社鼎把她变成他的媳妇。

嫁过来前，谢庆芳对怎样做女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那天母亲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指着一个箱子对她说：“这是你的陪嫁。”箱子是个旧箱子，谢庆芳知道自己的家境，但觉得母亲给这样一个旧箱子也太寒碜了。母亲知道女儿心思，就说：“庆芳，这是母亲当年的陪嫁。”说着，打开了箱盖，箱子里是空的，空空的箱底由瓷片镶着一幅幅画，用白描手法画着各种男女交媾的姿势。

谢庆芳看了一眼，脸就红了，说：“妈，这是干什么？”

母亲说：“庆芳，你就要结婚了，要懂得怎样做女人。做女人一要丈夫喜欢你，二要会生儿育女，懂得男女之间的事很重要。我结婚的时候，你外婆就是让我看这春宫图去了解男女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你也好好看看这图吧。”

母亲让人把这个箱子搬进了谢庆芳房间，谢庆芳插上房门，真是认认真真地琢磨了好多天。

现在这个箱子就放在床后，躺在床上的谢庆芳在等待着自己的新郎来耕耘自己，她甚至在齐社鼎没有进来前，就已经悄悄地把一条白色的丝手绢放在枕头下，准备用来接自己的处女红。可是齐社鼎直直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谢庆芳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火盆里的木炭一点一点地燃尽，房间里温度一点一点地下降，齐社鼎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谢庆芳感觉到他也没睡着，却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谢庆芳装着翻身的样子，朝齐社鼎的那一边伸过去一只脚，立即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来了，齐社鼎的身体像冰一样的凉。

谢庆芳一夜也没睡着，门外，风在空荡的齐府里穿过，发出鬼叫一般的嘶鸣，让人毛骨悚然。这就是谢庆芳的初夜。

齐社鼎是这样一个人，齐府里的生活更让谢庆芳失望。齐家老爷基本上不管家事，太太虽吃斋敬佛，却把家中财权紧紧地捏在手中。谢庆芳只能忍气吞声，耐心地静等时机。

后来虽然谢庆芳和齐社鼎生了一儿一女，但齐社鼎心思并不在她的身上，尽管她不仅漂亮而且丰满，还能迎合男人的需求。齐社鼎除了会按照程序把那事做完，根本不解风情，而且总是神不守舍，常常是谢庆芳的感觉还没有上来，他那里已经结束了。谢庆芳也只能把齐社鼎当成一个“迂夫子”。

他们结婚不到两年就解放了，齐府彻底垮了。老爷太太先后去世，齐府在后来的“私房改造”中，变成了现在这种大杂院的状态。为了养家，齐少爷齐社鼎不得不到远郊一所中学去教书。谢庆芳的梦，也就彻底破灭了。

齐社鼎心里深藏着一个秘密，他和谢庆芳同床异梦，就是因为这个秘密。

说“迂夫子”齐社鼎不解风情，恰恰错了，他心中一直装着一个人，一个姑娘。几十年，齐社鼎痴情不变。

这个姑娘叫梅香。

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占领宜市的时候，齐社鼎八岁，父母带着他沿着长江往上游“跑反”。在他童年的记忆中，“跑反”就是不停地坐船，一会儿是小火轮，一会儿是民船。小火轮是铁船，“突突突”冒着白烟。民船是木帆船，比小火轮要慢很多。过了九江、武汉到宜昌，坐的船更小了，过三峡的时候就要靠纤夫往上拉。到了三峡中的一个小山城叫丰都，全家都跑不动了，就决定暂时住下来。

老爷齐衡君想，日本鬼子大概不会进到这个偏僻的小山城来。可是，不久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这些飞机并不是来轰炸丰都的，而是去轰炸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但成群的飞机从头上飞过，让人们心里发慌。有一次，一架日本飞机在丰都的上空盘旋，还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心里发慌的齐衡君决定继续往上游跑，于是经万县到重庆，一直跑到了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达的贵阳，这才停下来。

可跑到贵阳的达官贵人太多，房子和生活必需品都非常匮乏，住在那儿很不容易，带去的银元都花光了，不得不到当铺去当细软。那时的细软也值不到几个钱，撑了两年，齐衡君想，看来三年五载打不走日本人。全家长此下去，生计无保障。又决定冒险回宜市。

从贵阳回来，一路上走走停停，经过千辛万苦，用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九江乘了一艘小木船才到了宜市码头。齐衡君让全家仍然等在船上，他进城去探探情况。

走到城门口，齐衡君看到城门上挂着日本人的膏药旗，城门口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持枪的日本兵。他们对进出城门的老百姓并没有怎么限制，齐衡君便硬着头皮进了城。

到了园青坊大街，远远地就看见齐府门口也有日军的哨兵，而进出齐府的都是一些日本军人和宪兵。齐衡君知道，家是回不去了。于是，全家又折到了离宜市六十多里的齐家岗，这里是齐家的祖居地，住着齐家的一些远亲。齐社鼎跟着父母亲，在这儿一直住到日本人投降。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齐社鼎跟着父母亲从乡下回到宜市。当时国民党一位接收大员住在齐府，他特别喜欢这座宅子，一直想以伪产和敌产的名义，把齐府没收。但查来查去，齐家没有一个人跟日本人有关系，再加上齐社玉丈夫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最后还是将齐府交还给了齐衡君。

抗战前刚刚经过一次大修的齐府，就被日本人占用，虽然日本人没有对齐府进行破坏，但很多地方都改变了用途，一进二进的一些房间被当做办公室，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堆在后进的连廊上，搬进了一些日式的家具和办公桌、沙发。厨房旁边的库房，被改为临时关押犯人的监房，库房的木门换成了铁门。后花园里好多花木都死了，放生池里的水也干了。二进和三进的楼上，由于都是地板，被铺上了日式的塌塌米，作为军官们的卧室，墙上还留有“武运长久”的字幅。齐府被弄得不伦不类。

虽然街面上庆贺抗战胜利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回到齐府的齐衡君却心灰意冷，对修复齐府、重振齐家的生意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教会学校复学了，齐衡君惟一关心的事，就是送儿子继续读书。

开学的头一天，齐衡君把齐社鼎叫到跟前，边帮他整理书包，边交代上学的事情。齐衡君也把振兴齐府的希望寄托在二儿子身上，因为大儿子已经离家多年，二女儿也已嫁人，留在家中的只有二儿子社鼎。他特意把儿子领到一进的大厅堂里，指着挂在厅堂两边布满灰尘的楹联，楹联上的字迹已经很淡：

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

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

齐衡君语重心长地跟儿子说，他八岁的时候，老太爷带着他去游徽州，在一个祠堂里看到这样一副楹联，老太爷就把它抄下来带回齐府，亲笔书写后请人制成匾牌挂在一进的厅堂中，作为家训。他解释说，韦布，是贫穷的意思，荐绅，指的是富豪。他告诫儿子，别看今天家境一天比一天差，读好书，才是最重要的。

齐衡君夫妇只知道要儿子好好读书，没有注意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时，齐社鼎十六岁了，正是风华正茂情窦初开之际，逐渐有些莫名其妙的烦躁和“夜遗”的事情发生。可教会学校管理十分严格，男女生虽在一个学校，但中间有一道高高的围墙，围成了两个鸡犬之声可闻，而完全不能往来的世界。

一个礼拜六，他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去母亲房间请安。

母亲信佛，房间里供奉着一尊象牙的观音立像。一般信佛教的人家供奉的观音像以瓷像为多，也有汉白玉、黄杨木、紫檀木的。齐府供奉的这一尊高约一尺五的象牙观音立像，既表明了齐太太的虔诚，也可以看出家境曾有的殷实。

齐社鼎走进去的时候，母亲正在焚香，满屋子里都是檀香的味道。齐社鼎看见母亲身边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圆圆的脸，穿一件白底碎花的小褂。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齐家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当时一家十来口人躲在乡下，入不敷出，坐吃山空，而且一住就是五年。搬回齐府以后，家里除了留下一个女佣供一家人使唤，再也没去买丫头。齐衡君怕太太寂寞，让她从乡下娘家领了一个侄女当贴身丫头，这个丫头叫梅香。

梅香给齐社鼎的第一印象就是圆。杏仁一般的圆眼睛，里面嵌着一对玻璃球似的黑眸子，眼球一转动，亮晶晶的。一双漆黑的卧蚕眉，小心地呵护着一对眼睛。红红的脸蛋像熟透了的杏，小鼻子微微翘起，粉红的小嘴像挂着露水的海棠。一个乡里成长起来的姑娘，却有着一副小家碧玉的脸蛋。皮肤白里透红，像成熟的桃子，涨满了水分，身体各个部位凹凹凸凸，活力四射。

梅香的出现，让少与女性交往的齐社鼎感到，陈旧的老宅里突然充满了阳光。

这时齐府只能勉强支撑着一座空空的老房子，大儿子在英国人办的洋行里做事，抗战前去香港后就没有回来。大女儿已经嫁人，跟着当军官的丈夫住在南京，隔三岔五地回来看看父母亲，除了带一点礼物，经济上对家里帮助也不大。心灰意冷的齐衡君，根本没有能力料理家中的生意，园青坊大街上除了那闻名遐迩的苏式点心店还和以前一样兴旺，就只有一爿卖南北货的店铺还开着，以维持家用。其余的店铺卖的卖了，典的典了，租的租了，基本都不姓齐了。

齐衡君整天泡在戏园子里，捧一个黄梅戏女红角，或者捧着一把宜兴紫砂壶，坐在长江边上万佛寺的望江楼里，看着一江浊水发呆。

太太在家中很寂寞，除了焚香敬佛，就是关心小儿子社鼎的学业了。

齐社鼎那时还是瘦精精的，像个小男孩。教会学校是住读，每礼拜六下午放学回家，礼拜天下午返校。家中除了女佣张妈和母亲，几乎见不到女人，他觉得家里和学校一样沉闷，自从来了梅香，他突然觉得这阴暗的大宅里变得暖洋洋的。

梅香在家里是长女，缝补浆洗田里灶间粗重细活都能干，又天生聪颖善解人意，很得太太喜欢。但她毕竟是在农村里长大，田野里山岗上疯惯了的，想唱就唱，想笑就笑，无拘无束。齐府虽然已经破败，但勉强支撑门面的没落人家更讲究规矩，因为他们是靠标榜辉煌的过去来支撑自己面子的。梅香呆在这个幽深的大宅子里，一个月里连太阳都见不了几天，整天伺候在太太身边，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齐太太患有一种奇怪的痛风病，长年累月周身酸痛。因此，情绪脾气都不好，梅香总在她身边捏呀揉呀搓啊，直捏得自己腰酸背痛。还一会儿都不能离开，稍离开一会儿，太太就会叫。只有少爷社鼎回来了，她才叫梅香去伺候少爷。因为，齐府里除了张妈，也只有这一个丫头可供支遣，张妈还要买菜烧饭洗浆衣服。

梅香很乐意伺候少爷，因为在齐府，只有少爷这样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再说少爷脾气好，见到她总是满面笑容。少爷并不要她干活，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像对待自己亲妹妹似的教她识字。太太送来的点心，少爷总要梅香和他一块儿吃。

梅香来了以后，一到周末，下课铃声一响，齐社鼎立即收拾书包飞快地往家里跑。从他就读的保罗中学，一口气跑过三个街口才到了园青坊，看见齐府那个轿子门楼，他的心情立即豁然开朗。

以往齐社鼎每次回家，到母亲房里请安都是例行公事，如今他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就一头扎进母亲的房间，嘴巴上向母亲问安，眼睛却在找梅香。如果梅香在母亲房里，他就会找各种理由赖在这儿不走。如果梅香不在，他马上就会到处去找。

齐社鼎和梅香在一起最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做游戏。一天，做作业做累了，齐社鼎直喊腰酸，趴在桌上要梅香帮他揉揉腰。梅香说：“不行，你又不是像太太那样不能动。起来，我们一块踢毽子。”说着将齐社鼎拉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她自己做的鸡毛毽子，先自己踢了起来。梅香踢毽子的姿势在齐社鼎看来真是美极了。一会儿前踢，一会儿后踢，一会儿左右摆踢，一会儿两腿交叉着踢，把鸡毛毽子上上下下踢出各种花样来，两只辫子摆来摆去，身体也跟着毽子一起一伏。踢了一会儿，梅香就拉齐社鼎踢，齐社鼎不会，她耐心地教他，教着教着，齐社鼎也喜欢踢毽子了。

晚上，在少爷的房里不能踢毽子，梅香就教他玩“套绳”，她找来一节红毛线，在自己手上套出各种花样，然后让少爷跟着她套，看谁最后把套解了，谁就赢了。两人在灯光下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地玩着，齐社鼎闻到梅香身上有一种好闻的体香，比太太的花露水好闻多了。梅香说话时，露出一嘴的细白牙，清新的口气也很好闻，和老爷那一嘴的烟臭味形成鲜明对比。只是，梅香的手很粗，布满了茧子，还有在乡下割稻时被镰刀割破的伤疤。齐社鼎喜欢握着梅香的手，问那些伤疤的来历。

梅香由于家穷，又生在农村，没读过书，对少爷每次回来捧着书本看就很羡慕。她好奇地拿起少爷的书，可她不识字，只能看书本中的插图，看不懂就问少爷。齐社鼎和梅香在一起，总是梅香教他玩，好像他什么都不懂似的，现在看到梅香问他书本，就格外卖力地给梅香讲书本上的知识。见梅香听得十分入神，齐社鼎就想到教她识字。他先教梅香写她自己的名字，可这两个字笔画太多，梅香一笔一画学了半天，不是这儿少一画，就是那儿多一笔。

那天，下了一夜雪，天地间都白了，第二天齐社鼎拉着梅香到后花园去玩。后花园假山旁有一丛斑竹，在雪中显得格外翠绿。那棵腊梅也放了一树黄花，使整个花园都浸着清香。齐社鼎突然想到，后花园里曾有一个亭子，叫做风香亭，后来被日本人拆了。亭柱上曾有一副楹联，正好合着梅香的名字，他就在雪地上边念边写给梅香看：

竹开霜后翠

梅动雪前香

梅香觉得好听，却不懂，就问：“说的是什么呢？”

齐社鼎想想，拉着梅香的手走到假山旁，指着那丛斑竹说：“这就叫‘竹开霜后翠’。”

聪明的梅香立即明白了，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拉着少爷的手，走到那棵梅树前，指着树上的梅花说：“这就是梅什么什么香。”

齐社鼎说：“对对对，‘梅动雪前香’。”

梅香沉思起来，没想到自己这么个很普通的名字，经少爷一讲，竟是这么美。识字的人就是聪明，梅香翻着她那圆圆的眼睛，盯着少爷看。齐社鼎摘了几朵梅花要插在梅香的衣襟上，看到梅香的脸冻得通红，他就把自己头上热乎乎的棉帽子脱下来，戴到梅香的头上，又摘下棉手套，双手去温暖梅香的脸。

齐社鼎在后花园玩受冻了，晚上就开始发烧，烧得满脸通红。上半夜，太太一直守在身边。到了下半夜，太太撑不住了，就让梅香守着。梅香看着少爷烧成这样，知道是因为自己才冻病了，更加心疼，眼泪都掉下来了。她看到少爷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就坐在床沿上，把少爷的头抱在自己的大腿上，让少爷睡安稳一点。她就这样一夜抱着少爷，靠在床沿上，自己也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齐社鼎退烧了，睁开眼一看，自己睡在梅香怀里，闻着梅香身上那清新的体香，感到特别舒服，他一动也不动，想一直这样躺在梅香怀里。

从此，梅香更是尽心尽力地想伺候少爷。可齐家的这位少爷也不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儿，一是因为家道中落，二是在管理严格的教会学校念书，一切都要求自己动手。他平时并不怎么要求别人伺候自己，再说，他心里喜欢梅香，看到梅香在母亲身边日夜辛劳，不得歇息，也很心疼她。他只希望梅香能陪自己玩，所以，一回到家里，就以写作业、温功课、身上不舒服等各种理由，喊梅香来自己房间，而母亲总是有求必应。

梅香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端茶递水，整理房间，有时也给他捶背揉肩，晚上给他端水洗脚，伺候他上了床，自己才回去休息。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齐社鼎已经快十八岁了，而梅香也出落成出水芙蓉似的少女。梅香平时最喜欢穿一件白底碎花的小褂，她也就这一件新衣，还是刚进齐府的时候，太太嫌她穿得太旧太土，家中来客的时候，出来端茶递水有失齐府的面子，才给她做的。现在梅香身体发育了，个子也长高了，身上的衣服显得越来越紧，尤其是那慢慢鼓起来的胸脯把衣服高高顶起，像胸前揣着两个桃子，刺激着少爷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总想知道那里面到底揣着个什么。

初夏，齐社鼎周末回家。晚上，少爷在房里看书，太太叫梅香送来一盘砀山梨。这砀山梨出产在安徽的砀山县，又叫贡梨，个大，肉脆，水分足，味醇甜，早先是进贡皇上的。梅香送来梨后，并没有走，又拿起一把刀削梨皮。

那晚很热，梅香洗完澡就把那件白底碎花的小褂洗了，只穿了太太给她的一件月白色的富春纺的睡衣，衣服已经很旧了，穿在梅香身上又大又长，衣服的后摆长长地包着屁股。这件衣服穿在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梅香身上，却显出不一般的魅力。情窦未开的梅香不懂，穿这样一件衣服到少爷的房里，少爷会是什么感觉。少爷已经不是一年前的少爷，少爷成年了。梅香只觉得自己和少爷已经很熟了，熟得像兄妹。所以，那天她不但穿了这样一件薄薄的衣服，还在洗澡后把缠胸布也解了，睡衣里只有一件红色的围胸。

齐社鼎坐在桌前，桌上的灯照着摊开的书本，也照着梅香时隐时现的鼓鼓的胸脯。这对胸脯又一次对齐社鼎产生了强烈的诱惑。当梅香将削好的梨递给他时，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接梨的手背鬼使神差地在梅香的胸脯上擦过。他立马感到整个手背发热，全身激灵了一下，手一软梨就掉在了地上，那酥脆的贡梨立即摔成了一摊水，少爷的心里也似有一股春水流过。

少女的胸是最敏感的，梅香猛地往后一退，片刻间两人都怔住了，只听见房间里一片粗壮的呼吸声，静了一阵，梅香猛地转身离去了……

其实，齐社鼎遇上狐仙的事，一开始并没有让老宅里的人感到多么害怕。事情发生得太蹊跷了，像鬼怪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月黑风高之夜，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幕中回家，突然白光一闪，一个身着白衣的狐仙出现，男人受惊失语，一只颤抖的手写下“狐仙”两字。这很像是一个吓唬孩子们的故事，大人们就不一定相信了。在老宅住久了，听到看到的多了，青蛇、老龟、黄鼠狼，甚至也有人说夜里见过穿一身白的女鬼，大家都见怪不怪似信非信了。

再加上齐社鼎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个怪异的人。老人们说，脸上无肉是个怪，齐社鼎就是脸上无肉，他干瘦，脖子长，脸小，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皮肤干且粗，脸上好像总有一层粉末，让人以为是上完课脸上的粉笔灰没有洗干净。不到六十岁的人，脸上就长了不少的老人斑，由于皮肤干燥，老人斑又显得很锈，这副样子看上去就有点怪怪的。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一点怪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认识齐社鼎的人，不仅觉得他怪，还都说他迂。除了说他迂腐，不善和别人打交道外，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他这个人不懂得怜香惜玉，家里有一位美人儿似的老婆，却从来没有见他有满足感，也从来不见他对老婆有什么特别的呵护，这自然也是一种“怪”了。不少人认为，谢庆芳嫁给齐社鼎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曹老三更刻薄，他说是插在干牛屎上，因为齐社鼎长得干瘦。

谢庆芳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过人，尤其精于持家。她和齐社鼎生了一男一女，一直没有工作，一家四口全靠齐社鼎的一份工资，她却把一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其实，齐家两口子，脸上无肉的齐社鼎内心却是宽厚的，他只是不圆滑，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花言巧语。外表宽厚的谢庆芳却是一个很有心计，斤斤计较的精明女人。她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贤妻，在外面她维护齐社鼎的面子，好像事事都听齐社鼎的，实际上家里一切都是谢庆芳说了算。齐社鼎听谢庆芳的，甚至可以说有些惧内。例如，齐社鼎口袋里的钱，一般不会多于两元六角。他一个月工资是五十二元六角。发工资的时候，留下十块钱的伙食费后，其余全部交给谢庆芳，谢庆芳再给他两元六角的零花钱。齐社鼎，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每月除了花两角钱在学校门口理发，他几乎没有别的开销。

谢庆芳的精明也是生活逼出来的。早先，谢家的茶叶生意做得很大，在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昌城都设有分号，在徽州、九华、东至、祁门等地有自家的茶场或者收购点。

谢家茶叶生意的衰落，是从清咸丰年间开始的。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后，率领太平军从广西进湖南、入湖北，打下武汉三镇，然后水陆兼程，一路往东先后占领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打入南京城，建立了与清廷对峙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后来，太平军与清军包括后来崛起的湘军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太平军建都南京以后，芜湖、安庆、九江都被太平军占领，武昌城虽然没有被长期占领，但太平军与清军在武昌城的争夺战一直也没有结束。湘军攻打太平军时，经常采用围而不打的战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打安庆就围城一年多，还在城外绕城挖了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的大濠沟，以围困城内的太平军。这样，基本上切断了城外与城内的供应。战事连连，茶叶的运输线——长江也被封锁了，谢家的茶叶生意从此就开始衰落。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谢家也曾想东山再起，但无奈已无回天之力，只剩下宜市的这一间茶叶店还在惨淡经营，一直传到谢庆芳的父亲。

由于店小本薄，每年收购茶叶时，谢庆芳的父亲亲自在茶场和茶叶店之间奔波，茶叶店只好留给家人看管。谢庆芳长大以后，就代母亲照管茶叶店，一位如花似玉又笑容可掬的姑娘做店员，店里的生意也会好一些。谢庆芳自小在茶叶店里长大，渐渐磨练出一份精明，摸索出了多赚一点钱的门道。

门道就在秤上。生意生意，都离不开一杆秤。小茶叶店做的都是三两五两、一斤二斤的茶叶生意，因为有与各家茶叶店的竞争，价格是明码的，贵了别人不要，谢庆芳就在秤上动脑筋。卖茶叶是用杆秤，杆秤由上面刻有斤两秤星的秤杆、秤砣和秤盘组成。每次在称茶叶时，谢庆芳都会找出话题和客人交谈，分散客人的注意力，她右手提起秤纽，秤纽是一段麻绳，系在秤杆上，一头是装着茶叶的秤盘，一头吊着秤砣。称重量时提起秤纽，通过秤砣的移动来平衡秤杆，秤砣落在什么刻度上杆秤平衡了，就表明着秤盘里茶叶的重量。谢庆芳在称秤时，把提着秤纽的右手小指翘成兰花指，那尖尖如竹笋一般的手指很好看，可门道就在这只兰花指上。谢庆芳左手移动秤砣时，右手的兰花指会乘客人不注意压一下秤杆，于是盘中的茶叶就重了一点。谢庆芳就是用这个办法使卖出的茶叶重量多一点，也就一点点，不能太多，太多了客人会发现的。但这一点一点的积累，也就是她比别人多赚一些的秘密。久而久之，谢庆芳摸索出一套娴熟的“压秤”技巧，并乐此不疲，因为每翘一次兰花指，都会多出几毫几分的利润。

这一点一点的积累，锻炼了她的精明，但却改变不了她的家道中落。

是什么支撑着精明的谢庆芳，一直待在木讷拘谨的齐社鼎身边，并且为他养育着儿女呢？

这是谢庆芳心中的一个秘密：谢庆芳发现了齐府里的一个秘密，一个天大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密，她年复一年地整整等了三十多年，直到今天。

现在听说齐府要拆了，她把解开秘密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齐社鼎身上，可偏偏在这时候，齐社鼎不能说话了。那心中的煎熬，怎么不让谢庆芳失魂落魄呢？

她日夜守在齐社鼎的身边，只盼着齐社鼎早日醒来，帮她解开那个守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第四章

曹老三出院了，是曹老四用板车拉回来的，其实曹老三只是切了手，腿并没有受伤。但他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变得很萎靡，身体就显得很虚弱。他坐在板车上，伤了一只手指的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一路上，两兄弟也不说话，曹老四只是抬着头往前走。

平时，曹老四拉板车的时候，都是像老牛拉辕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往前走。今天却挺着胸脯直往前走，因为车上只坐了一个曹老三。

曹老四不声不响地拉，曹老三沉默不语地坐着。两兄弟和两姐妹不一样，两姐妹可以有说不完的话，两兄弟却默默无语。

今天一早医生就给曹老三开了出院证，可是曹老四白天没有时间，等到傍晚送完货以后，才到医院把曹老三接回来。

回到老宅时天已经黑透了，曹老四在大门口将曹老三放下，又拉着板车绕到老宅后门。他的板车每天晚上是停在后院的，老宅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住在后进的人家，不会将东西放在前院。尽管前院也放得下曹老四的板车，他还是不会将板车停在前院。

曹老三下了车，一个人往家里走，刚到二进的天井，住在二进西厢房的钟贵珍手上端着一盆洗碗水从房里走出来，正要往天井水沟里倒。从张家射出的灯光，正好照在曹老三身上，钟贵珍抬头，看见一个人手缠着白色的绷带吊在脖子上，垂着头直往里走，竟把她吓得手一抖，瓦盆“啪”的一声掉在青石板上，摔得粉碎。钟贵珍紧张地喊：“谁？谁呀？”

那清脆的一声响，又把低头往里走的曹老三吓了一跳，他停在天井里，抬头见是钟贵珍一惊一乍的，苦笑笑说：“是我，曹老三，像见到鬼一样是吧？”

听到是曹老三的声音，钟贵珍才平下心来：“老三，怎么是你一个人？吓我一跳，出院啦！”

曹老三边往里走边说：“老四接的。我光棍一个，哪有人陪我？”

钟贵珍刚才的叫声并不大，但那瓦盆摔在石板上的声音却很响，周围几家邻居都打开了房门，一个个伸出头来。看到曹老三，大家纷纷走出来，有人关心地问几句，有人并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看。

曹老三还是低着头往里走，也不和大家说话，只是点点头。

大家像护送似的一直把曹老三送进了他的那个楼梯间。曹老三把门关上了，大家还站在外面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议了一会儿，房里的曹老三不接茬儿，大家谈兴淡了，回屋了。

曹老三原先和母亲曹老太、兄弟曹老四一同住在三进二楼的东厢房里，曹老四没结婚时，母子三人在一个锅里吃饭。

曹老太本姓汤，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生的财富就是四个儿子。在曹家她是个童养媳，没有自己的名字，随夫姓叫曹汤氏。曹汤氏比丈夫小七岁，但个子却比丈夫高半个头，她十七岁结了婚，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就不停地生，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四个儿子。她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听说她丈夫年轻的时候是个酒鬼，后来得肝病死的。丈夫死的时候，曹老太的大儿子才十六岁，二儿子十四岁，曹老三三岁，曹老四刚一岁。那一年又闹饥荒，曹家米缸里没有一粒米，郊外的树皮也让人扒光了，一岁的曹老四叼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把嗓子都哭哑了。曹汤氏想，一家人窝在一起可能都要饿死，于是把老大叫来，让他带着老二出去“搞嘴”，就是出去逃荒。自己也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去要饭了。

母子们在长江边分手，一个往上游走，一个往下游走。曹汤氏对大儿子曹家旺说：“家旺啦，你老子刚死，又闹饥荒，这老天爷是不让我们穷人活呀，你带着你二弟去吧，能活一个是一个，好在我有四个儿子。等到饥荒过去了，一定要带着你二弟回来，要给曹家留一条根啦。”

曹汤氏说这番话时，是很悲壮的。她心里认为，自己和这两个小儿子恐怕活不过饥荒了，她希望快成年的老大老二活下来，传承曹家的血脉。

那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家旺和家昌两兄弟顺长江而上，一路要饭打零工到了武汉，在汉口码头上当短工。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而且爆发了全面内战。家旺在汉口瞒着年龄参了军，是“国军”，国民党的部队，很快就开拔前线了。家昌因为年龄太小，部队没有收，就继续在汉口码头卖苦力，当搬运工。

家昌在汉口码头打了两年多工，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国内的形势已经渐渐明朗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家昌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介绍下，家昌去鄂西参加了解放军，是“共军”。

当“国军”的大哥家旺开拔以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而当了“共军”的家昌参军后，曾往宜市老家写过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家里的惟一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的部队很快要进川，解放大西南。此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家昌的消息。

曹汤氏就背着老三家胜，抱着老四家厚沿江而下去乞讨，帮人浆洗缝补。她那两只在做童养媳时就被缠残了的脚，小得像两个紫茄子，真是三寸金莲。常人走路都是脚掌先着地，脚掌软，落地时对身体有缓冲作用。曹汤氏缠小脚时，把脚缠得像一个紧握着的拳头，因此也就没有了脚掌，她走路时全靠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直震后脑勺。曹汤氏瘦高瘦高的，两只小脚仿佛支撑不了她那高个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孩子，她不得不把腰哈下来，使身体平衡。她就这样一直哈着腰，再也没有直起来。

曹汤氏还会唱徽州小调，到人家门前行乞，先开口问主人好，然后拿出两块竹板敲着节奏，唱一段小调。曹汤氏的小调不是唱得好听，而是唱得诙谐，让听的人哈哈大笑，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宁愿嫁给种田郎》：

悔呀悔，

悔不该嫁给出门郎，

三年两头守空房。

图什么高楼房，

贪什么大厅堂，

夜夜孤身睡空床。

早知今日千般苦，

宁愿嫁给种田郎，

日在田里忙耕作，

夜伴郎哥上花床。

人们听后哈哈一阵笑，接着就会一碗剩饭、几块红薯、几个萝卜地拿给曹汤氏。那时老四家厚还在吃奶，可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就将讨来的饭放在嘴里嚼碎，和着自己的口水嘴对嘴地喂给小儿子，她就这样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老四养活了。

曹汤氏唱的小调，在徽州叫“哭歌”。是过去的徽州女人们，以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发泄心中郁闷的歌。

曹汤氏在江南要饭时，在一个小洼上，曾有一位死了老婆的鳏夫请她到家里帮着浆洗缝补，她在那儿一连住了几天，把这户没有女人的人家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那男人看她手脚麻利又会缝补又会做饭，就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曹汤氏真的走不动了，也背不动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她好想好想留下来，再也不外出乞讨了。可她想到了另外两个儿子，自己如果留下来，儿子们回到宜市，到哪里去找母亲呢？曹汤氏婉言拒绝了，又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继续上路了。

饥荒过去以后，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宜市，但她日盼夜想的两个大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曹汤氏盼啊盼，一盼就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见到两个儿子回家。想得太苦的时候，她就会低声地唱：

生男啊，

不知啊，

娘亲苦。

生女啊，

报了啊，

父母恩。

生男啊，

也是空；

生女啊，

也是空。

唱着唱着，曹汤氏双鬓渐白，唱着唱着，已经是曹老太的她，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她对人说：“活着就是过日子。儿子死了，你也不能陪着他去死呀，日子不是还要过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于是，她照顾着身边的两个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女们。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曹老太，有着很多自己特别的生活逻辑。后来小儿子曹家厚娶了一位农村姑娘，生了两儿一女，全部由曹老太一手带大。她带孩子有许多让媳妇不满的地方。比如夏天给孩子们洗澡，为了节约水，她会把三个孩子放在一个木盆里洗，两个男孩又特别顽皮，每天都是一身灰一身泥的，结果洗澡盆里就成了一盆泥汤。媳妇尽管是农村来的也看不过去，就说：“老太，水太脏了，换一盆水吧。”曹老太却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

解放初期“肃反”的时候，有干部来调查老大曹家旺的情况，找到曹老太，问她有没有大儿子的消息。

她坐在那儿低头择菜，头都不抬地说：“死了。”

干部又问：“死了？尸首埋在哪里？”

她反问说：“都被炮弹打成灰了，哪还有尸首？”

干部悻悻地走了，曹老太继续择她的菜，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问的不是她家的事。

又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来了人，说接到上面通知，她二儿子曹家昌在进川剿匪时牺牲在川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年没有听到二儿子消息的曹老太，好像听别人家的事一样，没掉半滴眼泪，提着篮子到江边洗衣去了。

后来，民政局给曹老太送来一本“烈士证书”，是塑料皮的，曹老太就拿这个塑料皮当钱包用，用它夹了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每次从证书里拿粮票去买粮时，都会骂：“要这个破本子有什么用？还不如配一点粮票给我，我们家两个大肚子汉儿子，总是吃不饱。”

一天，民政局又派来了一个干部，要在曹老太家的门楣上钉一块上面写有“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那时曹老四还没有结婚，曹老太在帮别人带孩子，一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曹老太刚刚把这个孩子哄睡着，想抽空洗菜给两个在码头上做工的儿子烧饭，这时民政局的干部来了，老太又是没好脸色给他，径直下楼去洗菜了。这位民政局的干部一脸的没趣，就想找块地方把牌子钉上去完成任务就走人。没想到在门上钉钉挂牌子时，把刚睡着的孩子给敲醒了，那孩子立即哭了起来，曹老太生气了，从楼下跑上来把民政局的干部骂得狗血喷头：“捶、捶、捶，捶你家的死人头啊？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块钱给我花花！”结果，刚钉了一根钉子的民政局干部，被曹老太气得扔下牌子就走了。直到老太太死，门楣上那“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还是用一根钉子歪挂在那里。

一生都哈着腰的曹老太，患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过，喘气的声音楼上楼下的人都听得见。有时候邻居们听到她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仍然爬起来，给两个上班的儿子烧早饭。

曹老太对生活不满的最大宣泄就是骂人，谁都骂，谁都敢骂。但她也不糊涂，文化大革命中，她快七十岁了，就是不敢骂街道居委会的丁主任，因为当时曹老三被打成了“坏分子”，主要由街道居委会管制。有一次，住在一进的四斤儿指着刚刚离开的街道居委会丁主任的背影，逗她说：“老太，你不是说，你谁都敢骂？你骂丁主任给我听听。”

曹老太指着四斤儿骂了起来：“折寿的！”然后非常明白地说：“谁都敢骂？那不害了我儿子老三？”

曹老太也有她散心的办法，实在闷得慌，她就唱她家乡的徽州小调。有一首叫《嫁小姑》，让曹老太唱得有声有色：

油菜开花满地铺，

打锣打鼓嫁小姑，

小姑命不好，

嫁了个驼背佬，

进房又要牵，

出房又要驮，

隔壁邻居不要笑，

结发夫妻无奈何。

曹老太病重卧床以后拒绝就医，儿子要送他去医院，她说：“谁打了铁喉咙管不断气？知道自己要死了，还要到医院去送冤枉钱？钱花光了你们不活啦？我就在家里等死！”没有别的要求，曹老太就是要土葬，她有她的道理：“我苦了一辈子了，不能死了还遭火烧。”

至于棺材，要求不高，她说：“四块板一钉，入土为安了。”

两个儿子家境差，只能给她准备四块板的薄棺材。曹老太就一直在家里等死。

曹老太患的是严重的肺气肿，临死前，喘不过来气难受，就叫两个儿子扶她起来站一站。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把母亲架起来了，这一架让曹老太挺直了腰，啊，个子真高呀。第二天天还没亮，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像一个深深的叹息，然后就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好像在告诉人们：我这一辈子苦受够了，现在要睡了！

妈妈嘴对嘴喂大的小儿子曹老四像追魂一样，跑到窗前，朝着一片漆黑的夜空，叫了起来：“妈妈吔——妈妈吔——你回来，你回来呀——”好像要把已经走了的曹老太叫回来。那种特别的悲伤表现，老宅里的邻居们听了，都心酸不已。

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带来一个新问题，儿子们给她准备的棺材短了。最后，来帮助入殓的人不得不将她弯蜷着放进了棺材里，直起腰来的曹老太，仍然弯着腰到阴间去了。

这就是曹老太的一生。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对老四说：“老三还没有结婚，你成家了，我死了后，你们还是要在一个锅里吃饭，这就是多一把米的事情，还可以省点柴火，穷人过日子就是要省，老三回家也有个热菜热饭吃。”

曹老四结婚了，曹老三就不能再在一个房里住了，他搬到了楼梯间，但饭还是在一个锅里吃。曹老四的媳妇叫翠兰，翠兰嫌曹老三饭量大，还餐餐要喝酒，就不高兴了。曹老太在世时，她不敢多说什么。老太死后一段时间，两兄弟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翠兰不依不饶，最后曹老三也就没有脸再和老四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翠兰嫁给家厚，本以为到城里来能享享清福，没想到比在农村还累。白天要和丈夫一块去拉板车，回到家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缝缝补补忙到深夜，所以对夫妻的性生活已经烦透了。再加上老四常常醉熏熏的，几乎天天都要借着酒劲来找她的麻烦。麻烦一过，就睡得跟死猪一样，翠兰哪有半点乐趣，所以本能地拒绝与丈夫过性生活。而喝了酒的老四又没有理智，所以两个人就在床上打架。老宅的房子不隔音，周围的邻居都能听见。带着三个孩子睡在老四床后的曹老太，一听到翠兰和老四在床上打，她就骂：“做人妻，就要服人骑，哪有这样的！当年你公公不也是酒鬼一个，不也是天天要骑，不然我怎么生了七个孩子？”

有一天下雨，下得很大，两兄弟都不用上班，就在家喝酒。他们喝不起好酒，就在门口小店里买散装白酒，正好倒霉，买到了假酒。

两兄弟先是坐在桌旁喝，后来坐在地板上喝。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两斤假酒差不多喝了有一斤半。老三的舌头都直了，觉得这酒有点不对，就不想喝了，对老四说：“今天这酒、酒、酒，怎么这么上头？”

老四舌头已经卷了：“上、上、上什么头，别装熊，再干一杯。”

老三说：“我、我不干了，我要去撒尿。”说着，就摇摇晃晃地下楼去了，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睡死过去。一泡尿都尿在了裤子里。

见老三走了，老四又把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了，“我、我也要撒尿。”说着，就想站起来，站了几次才摇摇晃晃站直，刚站直，又“咚”的一声往后倒下了，楼下的月清以为楼板塌了，赶紧跑上来一看，老四已经人事不知了。月清吓得叫起来。

翠兰乘着阴雨天不上工，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去了，曹家只有一个哇哇哭的大女孩。而曹老三昏睡在楼梯间的床上，你就是砍他一刀，他也不会醒来。

老宅里有一个传统，尽管家家都有一本自己的账，家家都会算计别人，但不管哪家出了事，家家又都会出头来帮忙。于是，邻居们七手八脚，把老四送到医院去抢救。

曹老四在医院灌了肠，昏睡了四天才醒来。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一口酒喝。”

回到家，翠兰咬牙切齿地骂他：“你怎么不死在医院里？”

曹老四嬉皮笑脸地说：“嘿嘿！我死过了啦，阎王爷不收我，说我酒还没有喝够，叫我喝够了再去他那里报到。”说着，又把桌上那瓶没喝完的酒瓶拿到手里，打开就喝。翠兰赶紧从他手上抢下来，骂道：“死鬼！就是这假酒害了你。”

翠兰把卖酒的小店店主骂了一顿。小店店主挺委屈地把手一摊，说：“我哪知道是假酒？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进货的。”

于是，翠兰就迁怒于曹老三。曹老三酒量比老四大，那天喝得也比老四少，当曹老四在医院抢救时，他被遗忘在那个楼梯间里，昏睡了三天。后来还是住在楼上的何惠芳唤醒了他，给他烧了一点粥喝，才让他缓过神来。

迁怒于曹老三的翠兰天天骂，她是个农村的姑娘，读书不多，她对生活中的不满的宣泄方式也是骂，这一点和曹老太太像了。过去她常常骂曹老四是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儿子憨憨听多了，就说：“爸爸是猪，我们不就是小猪吗？妈妈，你不就是母猪了吗？”气得翠兰给了他一巴掌。打是打了，她骂曹老四就少一些了。

曹老三毕竟是兄长，翠兰骂曹老三也只能指桑骂槐地望空骂。翠兰骂起人来韧劲很大，可以从早晨一直骂到晚上，第二天接着再骂。她骂人，不耽误做家务，一边烧饭，一边骂人不断。

翠兰的家在宜市的郊区，虽然离城里只有十几里路，但生活与城里却是天壤之别。生活在这里的姑娘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城里的气息，过的却是道道地地的农村生活，因此她们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姑娘们更向往城里的生活，村里的姑娘们把能嫁到城里去，当做最大的理想。

翠兰并不是个漂亮的姑娘，她妈妈骂她是个“闷头屁”，意思是说话不多，但说起话来却“冲”得很。村里的小伙子都不太喜欢她，妈妈也经常说她是个“嫁不出去的货”。就是这么个“嫁不出去的货”，竟然嫁到城里去了。

翠兰家所在的生产队靠城吃饭，以种蔬菜为主，那时种菜主要是施农家肥，这里离宜市这么近，城里的人又那么多，当然宜市就是主要的粪源了。生产队在城里包了一些厕所，把菜送到城里去卖完以后，又从城里把粪拉回来。当时老宅后门观音巷里的厕所，就是翠兰所在的生产队包的，在拉粪的过程中，翠兰的父亲认识了曹老三。

曹老太正为两个儿子找不到老婆犯愁，经常骂兄弟俩没出息，让她抱不了孙子。有一天下雨，老三老四又在一块喝酒，曹老太把酒杯夺下来，骂道：“你们两个哥哥无后，你们又整天只知道喝喝喝，喝得哪天和你老子一样‘翘辫子’了，你们曹家就绝后了。”翘辫子，就是死了的意思。

曹老三没酒喝，烦了，拿了他的搭布想到码头上去躲清闲，走到后门观音巷，正好看到翠兰的父亲披个蓑衣来拉粪，就跟他说：“你们村里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我兄弟介绍一个。”

曹老三有心无心地说，翠兰父亲却一心一意地听了。回到家里和老婆商量，老婆正和翠兰呕气，就一拍大腿说：“就把那个‘闷头屁’带给他们看看，不行再说。”

这样，翠兰就被父亲带到老宅和曹老四见面。那天曹老三不在家，曹老四刚喝过酒，处在半清醒半迷糊状态，看了一眼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曹老太看了，也不满意，说了两句客气话就没话了，气氛有点冷。翠兰父亲是个厚道人，知道自己女儿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本来带她来也是碰碰运气的。现在一看人家的不满意已经放在脸上了，就准备带女儿回去。

就在他们转身往外走的时候，翠兰圆圆的翘翘的大屁股让曹老太看见了，她认为长着这么一个大屁股的女人会生孩子。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长着一个大屁股，所以生了七个孩子。在曹老太的心目中，选媳妇能不能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当前她要的是孙子，是曹家不能绝后，媳妇漂不漂亮不是主要的，只要五官俱全，不太难看就行了。再说，自己的儿子长得也不怎么样。

曹老太认定要曹老四娶翠兰，曹老四却嫌翠兰长得不好看，不愿意。曹老太就天天骂。骂，曹老四也不松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曹老四的态度。

曹老四已经三十多岁了，又嗜酒，酒精这东西有助“性”的作用，过去曹老四酒后“性”起，都是靠手解决。那一次，可能是喝过量了，解决的时候用力过度，竟然把自己弄伤了，到医院里还缝了几针。这事发生后，曹老四想通了：自己这个条件，也只能找一个农村姑娘了，还挑什么，又能挑到什么？赶快解决实际问题吧！

曹老三也劝曹老四说：“有这么一个大屁股的女人嫁你就不错了。你看我，一混就把年龄混成这么大了，连寡妇都找不到了。”说着，曹老三还有点眼泪汪汪的，把曹老四说得也心灰意冷了。

曹老四一仰脖子，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自嘲地说：“算了，结婚吧，脸长得不好看，多看看屁股好了。”

曹家人看中的是翠兰的屁股，而不是她的脸。嫁到曹家的翠兰，却让曹家人看够了她的“粪勺子脸”。

翠兰第一次跟着父亲来老宅相亲时，她还从来没有进过这么深这么大的宅子，走进以后头都晕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这里也是门，那里也是门，一会儿这个门里走出来一个人，一会儿那个门里又出来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大宅子里“藏”了多少人。她是家里的长女，当初以为嫁到城里来，可以不用像在农村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土里刨食。和曹老四结婚时，她跟曹老四要了“里三套”“外三套”，即三套春装，三套冬装，一下子有了六套新衣，翠兰在小姐妹们面前可是挣足了面子，生产队的人都说翠兰到城里享福去了。

结果，嫁了这么一个穷家，不仅只有一间房，而且家徒四壁，婆婆就睡在新婚夫妻的床后。最痛苦的是丈夫是酒鬼，每天喝完酒，一起性就要干那事，她不愿意，想孙子想疯了的婆婆就在床后面骂：“做人妻就要被人骑，不被人骑怎么做人妻。”骂得还挺顺口的。多年后，孩子生了几个，也感受到一点夫妻性生活的乐趣了，翠兰却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过一次性生活，一想到婆婆睡在床后，就生怕弄出一点响声来，哪还能尽兴？

不高兴的翠兰不争也不吵，就是整天把脸拉着不说话，让全家人看她的“粪勺子脸”。婆婆越来越老，老到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孩子们也慢慢地长大，翠兰已经能当半个家了。她就改变了策略，把心中的不满，化成咬牙切齿的骂。骂天骂地，骂孩子骂丈夫，曹老太听不过去，就骂翠兰，开始翠兰不吭声，后来二人对骂起来。骂得像唱歌一样顺溜，骂人的方式也变化多端。曹老四和曹老三喝酒差点喝死了，她能不骂吗？心里不想骂，嘴巴也不会听话的，还骂得越来越狠了。“你们像几十岁的人吗？真是白活了！”“几泡猫尿一灌，就不是人，连鬼也不是了！”最让曹老三伤心的是，“你无根无后，喝死了就‘翘辫子’吧，人家还有一帮儿女要养呢！”

其实翠兰并不认为曹老三是坏人，她心里有个小算盘，就是不想每天带着曹老三在一个锅里吃饭。曹老三不仅餐餐要喝酒，而且吃得太多。翠兰就是要用持之以恒的“骂”，把他逼走。

曹老三当然不愿天天看着弟媳妇的那张“粪勺子脸”吃饭，听她指桑骂槐。他对何惠芳说：“天天吃饭的时候听这样的女人唠叨，真的要得‘嗝食病’。”“嗝食病”是宜市人对食道癌的俗称。

后来发生了喝假酒的事，曹老三感到自己确实有责任。亏得曹老四没死，否则他的三个孩子就要拖累自己一辈子了。从那以后曹老三就不再和老四一家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此时出了医院的曹老三，默默地坐在黑暗中。

自从老娘死了，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操心他的生活了。曹老三笑称自己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神仙。实际上他的生活质量却很差，不要说回家没有热饭吃，连热水也没有一口。衣服破了，就到码头医务室要一块胶布，从里面把破洞贴上。虽然楼上的何惠芳每天都会给他送一瓶热水，但他也不好意思总麻烦她。

黑暗中的曹老三脑子一清醒，就知道问题来了。手指受伤了，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曹老三喜欢穿一种抄腰裤，这种裤子腰围很大，穿时将宽大的腰围一抄，再别进裤腰里，码头上的男人几乎都穿这种裤子。抄腰裤里面是衬裤，也是系带子的，现在一只手缠着绷带，怎么解带系带呢？

曹老三犯了愁。

曹老三是个王老五，而何惠芳是个寡妇。按理说，曹老三住在何惠芳楼下的楼梯间里，于情于理都有不合适的地方。这两个人竟然相安无事地住了多年，老宅里的人也见怪不怪了。这一切都源于住房紧张，十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大宅子里面，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啦，寡妇门前是非多啦，个人的隐私啦，通通都顾不上了。

不身临其境的人，无法理解住在楼梯间里的痛苦，仅何惠芳每天上上下下就够曹老三受的。有一段时间时兴穿木屐，也就是木拖鞋。夏天的晚上，满街都是木屐与青石板撞击发出的“呱哒呱哒”的声音。何惠芳也有一双这样的木屐，那段时间她在楼梯上上上下下，无异于在曹老三头上敲木鱼。后来又时兴穿塑料拖鞋，那是一种硬塑料，比木屐软不了多少，上下楼仍然是“呱哒、呱哒”的，曹老三一直忍着，连一声不满都没有表示过。

曹老三有一个秘不可宣的乐趣，他喜欢何惠芳在楼梯上上上下下。

何惠芳是个丰韵犹存的寡妇，曹老三的乐趣就在于从楼梯的缝隙中偷看何惠芳的裙底春光。他已经看了很多年，甚至连何惠芳的身体特征他都记住了。其实，何惠芳也知道曹老三在偷看她，一开始有点惊慌，这种事又无法启齿寻求别人的保护，只好不再穿裙子，晚上睡觉时把门锁死，并在门后顶上东西。

日子长了，她发现曹老三对她并没有企图。也许是他被打成过“坏分子”，虽然帽子摘了，但胆子已经没了，不敢再造次。也许他的本性善良，知道何惠芳的痛苦经历，也知道都是邻居不可逾越雷池，因此只是过过眼瘾而已。

偷看别人的私处，毕竟心里有愧。终于有一个机会，曹老三报答了一下何惠芳。

何惠芳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叫茉莉，双腿无力不能下地行走，一天夜里突然发高烧，又说胡话，又抽搐，病得很重。可怜何惠芳一个女人抱也抱不动，背也背不起，情急之下，只有求助曹老三。曹老三听到喊叫立即钻出热被窝，上楼背上茉莉就往医院跑。那是冬天，一连几天都在下雪，道路很滑，心急火燎的曹老三出门就摔倒了。毕竟是练过武功的人，他迅速伸展身体，平趴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给背上的茉莉当了垫衬，而两手仍然兜住她不放。由于没有手的支撑，曹老三的下巴结结实实磕在地上，上牙一下咬破了下嘴唇，血立即流了出来。曹老三爬起来，来不及擦擦嘴唇上的血，又背着茉莉往医院跑，一路上跌跌滑滑快到医院时，又摔了一跤，曹老三的两只膝盖重重地跪在冰上，硬是没有趴下。

茉莉得的是猩红热，经过医生的治疗，病情稳定了，沉沉地睡在观察室里，何惠芳这才想起要去谢谢曹老三。她走出观察室，看见曹老三蹲在那儿，嘴巴肿得像个猪拱嘴，胸前都是血迹，见到何惠芳只是焦急地问：“茉莉没事吧？没事吧？”像茉莉是他的女儿似的，何惠芳心里一阵感动。

何惠芳有一点尖刻，好管闲事，与人相处不大好。她的丈夫江堂发在“文革”中是个造反派头头，在两派“武斗”中被打死了。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当家时，半强行地搬进老宅的，因此，从一开始老宅的人就不欢迎她。

何惠芳的父母早先是摆水果摊的，夫妻俩生了一大串孩子，何惠芳是最小的一个。家庭生活一直很拮据，在何惠芳的记忆中，小时候就没有穿过新衣服，一直穿姐姐们的旧衣。长大以后，她竟出落成一个芙蓉花一般的女孩，和父母及哥哥姐姐们长得都不像，白里透红，水灵灵的。后来她到供销社的一间商场当了营业员，整个宜市都知道这儿有个美人儿。

何惠芳是在那样一个贫穷家里长大的，又有“文革”中的经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计较，对周围的人有戒心，对邻居也比较尖刻，也拒绝大家对她的帮助。曹老三拎水的时候，常常顺便替她拎上两桶，但她从来都不领情，反而担心曹老三跟自己套近乎，会乘机占自己的便宜。

何惠芳并不是一个贞妇烈女，丈夫死了以后，她也想过嫁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也想过找个情人，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和曹老三这样的人有什么瓜葛。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何惠芳突然感到自己平时瞧不起的曹老三其实还是挺正派的，除了在那个楼梯缝里占一点眼睛的便宜，从未对自己有过不敬的举动，并且一直在关心和帮助着自己，心里一下就对曹老三解除了戒备。

茉莉出院以后，何惠芳想，也许曹老三会借这次机会来和自己套近乎。她甚至想，如果曹老三有什么企图，就迁就他一次，自己已经十多年没有做女人了，给曹老三一次也不为过。

可是曹老三并没有得寸进尺，他没有找任何借口到她们家的楼上来。只是默默地帮她挑水、劈柴、搬重东西等。干完了，也不说什么，好像这就应该是他干的似的。后来，何惠芳有重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喊一声“老三”，他就来了。

何惠芳的女儿茉莉，是个精怪一样的女孩。她长着一张椭圆形的鸭蛋脸，白皙的皮肤像透明果冻一样，看得见皮下的静脉。皮肤白，眼睛就显得黑，坐在光照不够的房间里，人们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两个亮晶晶的玻璃球一样的眼睛。她消瘦单薄，却透着江南女孩特有的秀气，长得比她妈妈还要漂亮。可是她患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严重的残疾，两只腿又细又短，不能支撑自己的身体。看着茉莉你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上身像美丽的天使，下身像一个畸形的精怪。

茉莉是一个遗腹子，她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亲江堂发就死了。何惠芳一个人带着她，经常把她锁在楼上那几乎不见天日的房间里。这孩子自小就很乖，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一点声息。人们常常看到她趴在二楼的窗台边，望着天井上面那一方小小的蓝天。人们在楼下走过，猛一抬头，看见老宅那灰暗的窗户下，露出一张白白的脸，会吓一跳。等再抬头看时，那张脸又不见了。茉莉害怕别人盯着她看，就把自己藏起来了。

何惠芳害怕身有残疾的女儿受到伤害，不让她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到了九岁也没有送她上学，自己在家里教她认字算算术。

茉莉出院后的一天是个艳阳天，天气暖洋洋的。曹老三破天荒地上楼来了，他要背茉莉到后院去晒晒太阳。何惠芳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茉莉趴在曹老三宽厚的背上，很快乐，长到九岁了，竟是第一次来后院，她眯着眼睛看太阳，太阳通红通红的。她闻到一阵清香，是那棵枯枝一般的腊梅开花了。

后来，曹老三总跟何惠芳说：“这孩子虽然残疾，但很聪明，不读书，今后怎么办？”再三再四，何惠芳终于下定决心，将茉莉送到学校去读书。曹老三从码头机械厂要了四个废弃的轴承，做了一个简易的推车，让茉莉坐在上面，由何惠芳推着她送去学校。轴承滚在石板路上，声音太吵，曹老三又把轴承换成了胶皮轮子。后来，成虎上学和茉莉同路，他主动提出每天推茉莉去学校，茉莉更开心了。

刮风下雨的时候，就由曹老三背，茉莉长大了，不愿意再被他背，就叫成虎哥哥背她。曹老三就做了一副木拐杖，经过练习，茉莉竟然可以站起来自己拄着拐杖走了。所以，茉莉那时候对曹老三比妈妈还亲，长大以后，才渐渐和曹老三疏远了。曹老三也不生气。现在茉莉在一间绣花工厂上班，周末才回来。

曹老三虽然没有占何惠芳便宜的企图，但他一直在楼梯下偷看何惠芳。他认为，偷看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不能欺负一个寡妇。这是曹老三的逻辑。何惠芳也知道他仍然在偷看，不过在知道了曹老三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人以后，她就放松了戒备。实际上，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也有生理的需求，只是一直克制着。

一天，何惠芳洗完澡后，发现忘了拿换的内裤，就匆匆地套上裙子，拎着洗澡水下楼去倒了。恰好曹老三刚刚下班回到楼梯间里，何惠芳那双红色的硬塑料拖鞋把楼梯踏得一路“呱哒呱哒”响，曹老三也在楼梯缝里把她看了个够。何惠芳将水倒到阴沟里，回头看见曹老三的门虚掩着，正好从门缝里看见曹老三蜷在床上，面部表情很痛苦地在自慰。何惠芳赶紧转身上楼。她哭了，曹老三是个正人君子，他宁可折腾自己，也不愿占她一点便宜。

夜里，何惠芳轻轻地敲开了曹老三的房门……

这是何惠芳和曹老三之间的秘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人，茉莉。

曹老三吊着左手坐在床上，一切都安静下来了，门外议论的人也都走了。这时，楼梯响了，曹老三知道是何惠芳下来了，她没有穿平时穿的塑料拖鞋，好像是换了一双布鞋，而且踮着脚，因为她下楼的声音很轻。

他以为何惠芳是到厨房去拿热水，这正是何惠芳洗洗上床睡觉的时候。老宅里十几户人家，由于住得近，各家的生活习惯，甚至夫妻性生活的规律，都不是秘密。当然，各家也就特别怕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知道。

听着何惠芳轻轻的一下一下的走下来，然后听到何惠芳进了厨房，曹老三就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又听见何惠芳从厨房里出来了，接下来应该是上楼的声音，可是没有听到楼梯响，而是自己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

他立即从床上坐起来，听到何惠芳轻轻地说：“你洗洗吧。洗好了，把汗衣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另外，你的衬裤放在哪里，我把裤绳换成松紧带。”说着，就去翻曹老三床头，曹老三平常的洗换衣服都放在床头。找出几条衬裤，她转身就出去了。

曹老三起床，发现床前放着一盆温水，水温不冷不烫。他用一只手将自己洗了洗，感到莫名的舒服，钻到被子下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何惠芳又踮着脚下来，将一叠衣服放在床上，然后端走了床前的木盆。

第二天天亮，曹老三一觉醒来，看见他所有衬裤的带子全换成松紧带了，何惠芳解决了曹老三受伤后最大的难题。

曹老三出事，让老宅里那些对齐社鼎遇鬼的事将信将疑的人，心里也发毛了。虽仍然有人不信，但不信者也说服不了大家。

曹老三住院时，老宅也暂时安静了几天，他一出了院，人们又想起他遇鬼的事，老宅里又有点怪怪的。

信也好，不信也好，日子总还要过。天亮以后，人们各自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奔波了。

第五章

齐府是个深宅大院，进入大门后，曾有一道“凹”字形的仪门，仪门一般是关闭的，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只有最尊贵的客人和族中长辈才能走仪门，而一般客人包括宅子的主人，平时都只能走开在仪门左右的边门。徽式大宅子的仪门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就像北方的照壁一样，屏蔽着深宅大院里的隐私，不同的是，照壁在大门外，仪门在大门里。如今老宅的仪门、边门都不复存在了，大门一开，一下就把前院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仪门的后面，左右有两间房，一间是原来的门房，如今住着程基泰。一间早先是放轿子的轿房，后来世事变迁，被打开朝街一面的墙，做了店面，解放后店面关门了，现在住着杜媛媛的妈妈。

再往里就是前院了，前院有两个残破的花坛。齐府鼎盛的时候，一边种着牡丹，一边种着天竺，牡丹代表着荣华富贵，天竺寓意长寿百年。如今花坛里长满了杂草。前院有约五六十平方米，昔日的白墙已经变成灰墙，上面布满爬藤，墙上的瓦已经残缺不齐。

穿过前院，是一道圆形的满月门，月门前是五级台阶，月门的两边用小瓦拼成了梅花状的花墙，花墙也已残破，像老人缺了牙齿的嘴巴。

过了月门，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上面就是齐府最大的厅堂，齐园青手书的“齐庆堂”三个大字的匾，就挂在这个厅堂上。这里是齐府接待客人、举行婚丧盛典、除夕全家团聚大宴的地方。齐社鼎和谢庆芳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从大门到这里，是齐府的第一进，现在人们把它称为“前进”。

穿过前进的厅堂就是二进，二进的天井比一进的大，周边有回廊，但厅堂比一进的小。再穿过一个短短的露天走廊，就进入三进，三进又是由一个天井和一个厅堂组成的。

齐社鼎和曹老三都住在三进，三进当年是老爷和小姐住的地方，进入三进又有一道门，三进就有自成一统的感觉。现在住在一进、二进和后花园里的人们，与住在三进的人交往相对少一点。对三进发生的事，也只是耳闻并不是眼见，总有点将信将疑的。

如今人们把齐府称为老宅，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齐府是什么。齐社鼎和曹老三出事后，老宅像个被捅了一下的麻雀窝，闹腾了一阵子又慢慢地恢复了平静。生活恢复到既定的轨道，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老宅拆不拆这件大事。可改造园青坊大街的事，传了一阵子，又没有了消息。

老宅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傍晚，大人们下班了，孩子们放学了，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像鸟儿归巢一样回归老宅。

归家的人潮过去以后，一位精瘦精瘦的男人走进了大门，他叫程基泰，老人们都叫他程小开。程基泰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可衣着却很时尚，今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偏大，两肩都耷拉下来了，他实在是太瘦了，那T恤穿在身上有点像挂在衣架上。黑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行白色的英文“KISS ME”（吻我），显然他不知道这英文是什么意思，不紧不慢地踱着八字步，叫旁人看了觉得很滑稽。

程基泰手上拎着一个荷叶包，不用问，里面肯定包着他最喜欢吃的卤猪头肉。宜市处在湖网区，郊外有不少大湖，盛产鱼虾和红毛蟹，还有莲藕，湖里长满了荷叶。在市场上，小贩们都用不沾水不沾油的荷叶包卤菜，然后用草绳一扎，顾客拎起来就走，很方便。八十年代以后，人们都用起了塑料袋，但仍有小贩喜欢用荷叶包卤菜，程基泰也特别喜欢荷叶包食品后的那种特有的清香。

程基泰腾出一只手掏出钥匙开了门，嘴里还在哼着黄梅小调：“小妹妹打猪草哟，唉哟依子喂——”程基泰当小开时，是黄梅戏票友，捧得最多的就是后来成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严凤英。他现在哼的，就是严凤英当年唱红一时的黄梅戏《打猪草》。

打开房门，立即冒出一股霉味，可程基泰已经习惯了，他把卤猪头肉放在桌上，就到门外的窗檐下，捅开炉子准备烧饭。

曾是门房的房间当然很小，房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方桌和一个条桌，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了。程基泰只好在窗外的屋檐下放一个煤炉烧饭，一到下雨，他弯腰烧饭时撅起的屁股就被雨水打湿了。

住在如此窄小房间里的程基泰，小时候却是二层楼花园洋房里的公子哥，所以他才有一个外号叫程小开。

程基泰的爷爷在武汉有一间航运公司，年老以后将家族生意交给儿子，就和太太落叶归根回到了宜市。爷爷在教会区旁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二层的花园洋房。觉得身边寂寞，要求儿子送一个孙子回来，这样，父亲就将小儿子程基泰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

两位老人当然对小孙子百般溺爱。解放前，十来岁的程基泰成了宜市有名的“小开”。后来，时局动荡，程家就将生意往香港发展，在武汉的家族也逐渐迁往香港，父母想把程基泰带走，无奈两位老人舍不得，程基泰就被留了下来。这一留，人生就拐了弯，程基泰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两位老人解放前夕相继去世。解放军的炮火过了长江，程基泰和在香港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除了乡下的农田，程家留在宜市的只有一幢两层楼的洋房。安葬完爷爷奶奶，家中的佣人纷纷回乡，留下程基泰和从武汉跟过来的佣人王妈。程小开没有任何谋生手段，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了生活，他先是变卖家中的东西，能卖钱的东西卖光以后，就只好把洋房也卖掉了，王妈也走了。

程基泰的生活每况愈下，最后搬到齐府的门房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了二十几年。

程基泰把中午的剩饭剩菜倒进锅里热一热，在昏黄的灯光下，就着猪头肉吃了起来，一会儿就吃得满头大汗。他抄起宽大的T恤擦了擦汗，听见有人敲门。

程基泰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很少有人会敲他的门，又低头吃饭。敲门声又起，而且敲得很有礼貌，轻轻的，一下一下的。

程基泰起身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笑容可掬地问：“请问，这里是园青坊大街85号吗？”听口音像是个广东人，舌尖有点发硬，但普通话说得还算标准。

程基泰回答：“是，这里是85号。”

来人又问：“请问，您就是程基泰程先生吗？”

程基泰仿佛受到感染，回答也变得礼貌起来：“我是。您是？”

来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程基泰说：“我是程翠玲小姐的朋友，姓黄，从香港来，这是我的名片。”

程基泰听到程翠玲的名字，愣了一下，然后看看手上的名片，光线很暗，看不清名片上的小字，他转身回到房间里，从条桌的抽屉里摸出一副镜框已经发黄的老花镜戴上，就着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着“香港浩海投资有限（集团）公司总经理黄瀚浩”。程基泰只觉得心里一亮，这才想到还把客人晾在门外。欲把客人往家里让，又觉得家中太寒碜，便站在门口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他有些激动，程翠玲是他失踪了的女儿。

解放后，程基泰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坐吃山空一贫如洗，再加上那个巨大的“海外关系”阴影，年复一年，就把婚姻大事给耽误了。

随着年龄逐渐增大，程基泰越来越觉得孤独，一直想找个人一起过日子，曾经有人介绍了一位离婚的女人给程基泰，那女人到他家来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愿意见面了。介绍人问为什么不愿意，那女人说：“他家小得连老鼠都放不下，找个女人放哪儿？”

后来，程基泰抱养了程翠玲，她是乡下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儿。

程基泰领养程翠玲是想养儿防老的，结果程翠玲却让他伤透了脑筋。程翠玲跟着他生活了十几年，除了姓程，跟他没有什么感情。程翠玲长得小巧玲珑眉清目秀，可自小个性反叛，她总是不愿待在家里，程基泰稍不注意，她一闪就到了街上，连影子都看不到了。后来发展到常常夜不归宿，在社会上结交不三不四的人，几次被派出所的民警送回来，还上了街道居委会所编列的“失足青年”的名单，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经常上门问长问短，让程基泰既忧心忡忡，又很没面子。

一次，程翠玲又是多日不归家，程基泰满世界去找，最后在码头的候船室看见她和一帮小青年在一起。程基泰抓住了她，将她带回了家。那天晚上，程基泰一夜没睡，就守着程翠玲，苦口婆心地劝她要学好。程基泰说：“将来你在香港的爷爷回来了，你这样子还有脸见他吗？”其实，程基泰心里都没有把握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父亲，父亲还在不在香港，他也弄不清楚。

程翠玲听了，朝他嚷：“那你把香港爷爷的地址给我，我去找他！”

“你去香港？你去得了吗？”

“那你别管，我反正要去。”

程基泰知道程翠玲又想往外跑，就说：“你别想，香港算海外，去那儿跟出国一样，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出国？”

程翠玲就不说话了，躺在床上装睡。

第二天一早，程基泰将程翠玲锁在家里，出外去给她买早点。当他端着豆浆油条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房门歪在一边，门锁仍然好好的，程翠玲不见了踪影。显然是程翠玲的狐朋狗友把她“劫”走了，程基泰真是欲哭无泪。从此，程翠玲就没回来过，也没有任何音讯。

那段时间，程基泰一下老了十几岁，本来就瘦小的他变得更矮小了，连走路都佝偻着腰。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全白了。

两年多过去了，突然有人带来了程翠玲的消息，程基泰不知该是惊喜，还是悲伤。

来人见程家是如此窄小阴暗，就说：“您如果方便，请和我一道去一下宾馆。程小姐给您带了一些东西，还有一封信。”

程基泰不知道说什么：“啊啊，好的，好的。”转身锁上房门，跟着来人走了。

这正是家家户户忙着烧饭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就是吃喝拉撒睡，吃为先。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辈子的劳作都只是为了糊口。宜市是一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城市，靠卖力气生活的码头工人是很大的一个劳工群体，他们对每天上班有一句很形象的口语，叫“搞嘴去”。“搞嘴”就是挣吃饭的钱。

平民百姓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做饭。拥挤着十几户人家的老宅，连廊里，屋檐边，厅堂中，都是烧饭的地方。夏天天热，有的人家就把煤炉拎到天井里去烧饭。家家户户的锅碗瓢勺响起来，构成了一支民生交响曲。

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对于城市平民的生活来说，变化最大的是吃肉的日子多了起来。哪家买了排骨、猪腿骨，那“咚咚咚”剁骨头的声音，整个老宅都能听见。切菜的声音渐渐停下，炒菜的味道传出来了。宜市人祖祖辈辈吃的都是菜籽油，油烟大，整个老宅里都弥漫着一股菜味和油烟混合的味道。如果哪家炒辣椒，相邻的人家一定会陪着咳嗽。这种混合的油烟味还会沾在衣服上，依附在家具上、门窗上、房梁上。于是，一走进老宅你就会闻到一股特有的味道，这就是老宅子里的霉味和炒菜油烟的混合味，或者说，这就是小市民生活的味道。

锅碗瓢勺的声音结束以后，人们就开始吃饭了。这时，天也基本黑了下来。由于家家都会精打细算，所用白炽灯泡一般都是十五瓦到二十五瓦的，再加上陈旧的墙壁、天花、门窗的衬托，更使灯光昏暗，人们已经习惯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吃饭。

家家住得这样挤，又挨得这么近，张家吃什么，瞒不住李家，你就是不说，菜的味道也会飘出来。

老宅里的人吃什么也不瞒着别人，有时弄了一点特别的菜，还会盛一点送给近邻尝尝。夏天，大家就把吃饭的桌子放在厅堂里、天井里、院子里，家家吃什么菜一目了然。

可老宅里有一家人，喜欢关着门吃饭。这就是住在老宅二进西厢房里的张家。

当家家锅碗瓢勺轰轰烈烈地响着时，张家却轻声地掩上了房门，他们家吃饭的动静比别人家小得多。因为他们家比别人家吃得要好一些，张家的男主人是工商所的副所长。

张副所长叫张和顺，每天上班都提着一个大大的黑提包，有点不伦不类。不是张副所长没有公文包，开会发的，别人送的，家里大大小小的公文包也有七八个，可他每天上班仍然拎着这个黑提包。有一次单位发了一份去省里开会的通知，办公室小唐送来时张副所长不在，小唐是个刚毕业分来的姑娘，见张副所长的包放在椅子上，就顺手拉开了将通知放了进去，结果发现提包里没有本子和笔，而是放了好多的塑料袋，有一股鱼肉的腥味。这是张副所长的秘密。

张和顺是老城区工商所的副所长，管着全市最大的一个中心农贸市场。这个市场里有几十家个体摊档，从青菜豆腐到油盐酱醋到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工商所长在这儿是所有摊档主们敬畏的土皇帝。

张副所长每天上下班都要去市场转一转，名曰：了解市场情况。早上上班前去一趟市场，看看当天的行情，傍晚下班后再去一趟市场，了解市场的变化。早上去时，在哪一家摊档前多站一会儿，晚上必然还要到这家摊档前再看一下。从市场里转出来，他的提包也就鼓起来了，原来，张副所长是把提包当菜篮子用。每天回家，首先把提包递给老婆，老婆立刻心照不宣地将提包拎进厨房。

张和顺爱贪小便宜但胆子小，他每天从市场里带回来的鱼、肉，第一不会太多，鱼就一条，肉不会超过一斤，香肠也就三五根；第二不会白拿，都会付钱，只是他“买”回来的鱼肉，不仅质量是最好的，而且价钱也是最便宜的。张副所长非常讲究吃，今天他要吃韭菜炒肉丝，那肉档主给他留的一定是最好的里脊肉，肉中一点点肥肉都会被剔除掉，而且要黑毛猪肉。张副所长说：“黑毛猪肉香，但因为长得慢，如今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养，已经很稀罕了。”明天他想吃桂花鱼，那一定是刚刚上市的活鱼。而且是长江里的鱼，不是湖里的鱼，他说：“湖里的水不流动，所以湖鱼有一股泥腥气，而长江是活水，江鱼长在石缝边，所以没有泥腥气。”他能一眼看出哪是湖鱼，哪是江鱼，他说：“湖鱼脊背发黑，因为湖泥是黑的，江鱼脊背发黄，因为江水是黄的。”

所以，张和顺家一般不开门吃饭，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是掩着房门。

张和顺五十六岁了，这位从小职员一步一步“爬”上副所长位置的人，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运动，有着太多的人生体会。他教育上高三的儿子说：“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在单位里，在生活中，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家里需要找一个小保姆。那些市场里的小摊档主们，都想乘机巴结他，纷纷替他介绍，他一个都没看上，理由有着千千万，骨子里还是对她们不信任。最后，乡下亲戚介绍了一位远房的侄女。小女孩十七岁，长得敦敦实实的，一脸的憨厚。全家人看了以后都满意，他也说不出什么了，就要最后决定的时候，他想想还是不放心，提出再让侄女来家里见一面。

侄女又从乡下来了，张和顺在侄女进门之前掏出几枚硬币放在桌上。在女儿和侄女说话时，张和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侄女，看得那小女孩满脸通红。侄女走的时候，女儿都已经和她约定了来家里的时间，可张和顺把门一关，态度坚决地说：“这女孩不能要。”家里人都不解地望着他，他指着桌上的硬币说：“我一直在观察她，她一进门就看着这钱，到出门的时候还看着这钱，说明这孩子太爱钱，将来难保手脚干净。”

张和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今天张和顺回家的时候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他在大门口遇上了杜媛媛，美人儿杜媛媛有着先天的上海人的优越感，看谁都是从鼻子尖上看过去，从不正视别人。过去，她从没有把张副所长放在眼里，因为那时候她是一家国营袜厂的女工，没有什么事求张副所长的。现在她对张副所长要客气一些了，因为她是个体户了，个体户都归工商局管，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杜媛媛现在见到了张副所长都要热情地打个招呼。

张和顺走进老宅大门，就见杜媛媛站在前院洗头，正用一把牛角梳梳着一头水淋淋的乌发。张和顺看着杜媛媛侧身梳头的样子，真是美极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张所长——”杜媛媛口中省去了一个“副”字，“这么晚才下班？工作忙吧？”

杜媛媛在张和顺心里是个天仙般的人儿，但是那种画中的天仙，看看而已。他对杜媛媛充满着戒心，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个体户都不可能守法经营，只有胆大胆小之分。过去杜媛媛从不正视他一眼，现在这样热情，必有原因。于是他回答说：“忙，是忙啊，现在市场这样活跃，工商局管的就是守法经营，不守法的太多了，我们能不忙？”

杜媛媛当然明白张和顺讲的是什么意思。张和顺这样的人，在杜媛媛的心里，就是一个农村大队书记式的人物，打心眼里瞧不起。可是，现在就是再讨厌他，也得赔笑脸，说不定哪天有求于他呢。于是说：“张所长，再忙也要吃饭的。”

就在这时，又进来了一个人，把他们冲开了。来人是住在二进东厢房的朱银娣。朱银娣和张和顺住对门，在老宅里凡是近邻，没有几家关系不紧张的，因为住得近，就容易发生磨擦。但朱银娣和张和顺家的矛盾，倒不是因为住得近。张和顺看见来人是朱银娣，就不说话了，拎着包往家里走。杜媛媛继续梳她的头发。

回到家里，张和顺将提包交给了老婆，钟贵珍提着包就进了厨房。二进的厢房有上厢房和下厢房，张和顺一家住了西边的上下两间厢房，把两间厢房中间的过道和一部分连廊隔起来做厨房，这样可以从上厢房里进入厨房。所以张家厨房有得天独厚的隐秘性，今天，张和顺包里有好东西——几只大闸蟹。宜市地处长江边，每年金秋季节都是螃蟹最肥美的时候，人们只知道阳澄湖大闸蟹有名，却不知道宜市的红毛大闸蟹也是中国的四大名蟹之一。大闸蟹不是一般人家经常吃得起的东西，今天张和顺包里的几只大闸蟹可没花钱，是一位做水产批发生意的老板硬塞进来的。张和顺偶然也接受别人的馈赠，当然要看是不是可靠的人。

钟贵珍做饭的时候，张和顺要在床上躺上一会儿，每天如此。其实他的工作并不很忙，更谈不上累，每天等老婆做饭的时候躺在床上小眯一会儿，是他的一大人生享受。老婆把饭做好了，端上了桌，这才喊他。

今天，因为在大门口见到杜媛媛，杜媛媛对他很热情，他有点兴奋。杜媛媛对他热情，张和顺心里有一点底，他知道杜媛媛这一段时间在倒腾所谓“大阪西服”，其实就是日本旧西装。这些旧西装来路不正，工商局正在管，见着了都要没收销毁。杜媛媛和他套近乎，一定是有事要求他。张和顺知道，杜媛媛万一有麻烦，自己未必帮得上忙。自己的管辖范围，主要就是那个市场。可他对杜媛媛又有点心痒痒的，刚才她和自己离得那样近，她头上洗发水的香味直冲他的鼻子，使他有点心猿意马。张和顺躺在床上，假寐中，还在回味刚才的感觉。

“吃饭——”老婆在耳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张和顺睁开眼睛，看到老婆已经把饭摆上了桌子，正中就是那几只蒸得红红的大闸蟹，旁边还放着陈醋泡着的生姜丝。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坐在桌旁，但张家的规矩，张和顺不上桌，谁也不敢动筷子。

大闸蟹正好三只，一人一只。老婆想把自己的一只留给出嫁女儿，张和顺不让：“吃，别管她们，过两天再说。”

张和顺不是不心疼女儿，而是不喜欢女婿，他说女婿是个不务正业的“烧包”。

张和顺看见房门还有一道缝，就示意老婆去关上。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张和顺小心谨慎，老婆钟贵珍也是，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所以，张家虽然在老宅里是最大的官，但却不怎么张扬，只是日子过得实惠。正是因为生活水准高和自己的职务有关，所以，每当吃好东西，都要关起门来。

不会吃大闸蟹的人，一般都喜欢吃母的，因为母大闸蟹黄多。其实真正会吃大闸蟹的人，在不同的季节喜欢吃不同的大闸蟹。例如，在菊花开的时候，就是吃公蟹的最好季节，这时公蟹不但肥大，而且腹中有着一层厚厚的蟹膏，也叫蟹油，这是大闸蟹身上最精华的东西，味道也最鲜美。

张和顺拿起碗里的大闸蟹，老婆和儿子才跟着动手。这时，钟贵珍突然想起，应该给丈夫倒一杯黄酒。吃蟹就要喝黄酒，虽然张和顺不太会喝酒，但高兴时也是要喝一两杯的。钟贵珍马上去拿来一瓶黄酒，给张和顺倒了一杯，此时，张和顺已经打开了蟹壳，果然腹中充满着厚厚白白的蟹膏。张和顺把姜醋倒在蟹膏上，一口就把蟹膏咬了一半，惬意地享受着口中的美味。

钟贵珍突然想起一件事，她对丈夫说：“我今天碰上谢庆芳了，她告诉我，齐家大先生在医院里还没有醒过来。”

张和顺正在聚精会神地品味着大闸蟹，听到老婆说到齐家的事，

就问：“齐社鼎查出是什么病？”

钟贵珍说：“我没有问，听说是不能说话了。”

张和顺说：“不能说话？那是脑溢血。”

钟贵珍说：“他们都说是被狐仙吓的。”

张和顺说：“扯淡，哪有什么狐仙，有谁见过狐仙？”

钟贵珍说：“那天晚上在场的人，都看见说不出话的齐家大先生用手写出来的。”

张和顺说：“那是曹老三闲得没事，编着故事吓人的。”

钟贵珍说：“编着故事吓人？曹老三就是对狐仙不敬，才把手给切了，你看他现在手吊在脖子上，人完全蔫了。”

张和顺将吃完的一只大闸蟹脚“叭”的一声，扔进了盘子里，把钟贵珍吓了一跳。

张和顺擦了擦手说：“净听别人瞎扯，反正我不信。我是国家干部，不能相信迷信，你们也不要在外面乱传。”说着，他耸着鼻子闻了闻，问：“什么味道？啊？这是什么味道，这么臊？”

钟贵珍有鼻炎，对味道反应迟钝，说：“什么味道？我怎么没闻到？”

一直低头吃大闸蟹的儿子张平安也抬起头来，耸耸鼻子说：“妈，我也闻到了，是不是我们家厨房里有什么东西臭了？”

张和顺说：“不是臭味，这是臊味！”

闻了这味，一家人没有了食欲，分头在房子里找，厨房里，桌子下，床底下，都没有发现有臊味的东西。张平安还端了一把椅子爬上去，看了衣柜顶上，也没有找到这种味道的来源。

张和顺感觉味道是外面传来的，就打开了房门。看见对面朱银娣家两口子也站在厅堂里，朝着他们家这个方向望着，好像在议论着这臊味是从哪里来的。张和顺赶紧把门关上了。

那股味道似有似无，当你耸着鼻子找它时，好像它又没有了，当你怀疑自己的嗅觉时，它又真真切切钻进你的鼻子。

味道慢慢浓起来，好像在顽强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其臊无比。仿佛是一股液体，慢慢地把老宅淹没了，把老宅的人也淹没了，缓缓地流进了鼻孔，辣辣的直冲脑腔，接着人心发堵，头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

老宅里的人都出来了，没有出来的也从家里伸出头，吱吱喳喳，议论纷纷。有人拿着手电筒，翻腾那些堆着杂物的角落，在老宅的角角落落里找，从前进到后进，再到后院，到处都是翻找的人。

翻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把老宅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臊味的来源，而此时天已经黑透，臊味慢慢地淡了。

昏黄的灯光下，只见老宅里人影憧憧，空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这时，有人恍然大悟地惊叫一声：“是狐臊吧？！”说完又立刻把自己的嘴捂上了。这一叫，仿佛一声惊雷，黑暗中的人们，禁不住吓得头皮一麻。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臊味和齐家大先生还有曹老三的事联系起来。人们纷纷散去，悄悄地回家紧闭房门了。

是夜，整个老宅死一般的沉静，连猫儿叫春的声音都没出现。那股叫人昏昏欲睡的臊味，过了子夜才渐渐消逝了。

第六章

程基泰跟着香港来的黄先生走出园青坊大街，在街口牌坊旁边看到一辆枣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园青坊虽然被称为大街，汽车却开不进来，就是因为街口这个石牌坊。这座牌坊卡在街口，把整个大街像一个口袋扎起来了。当年它不影响园青坊大街走马车，过轿子，跑黄包车，可今天汽车就开不进来了，这也是市里要拓宽园青坊大街的原因之一。

黄先生上前拉开车门，请程基泰上车，程基泰弯着腰就往里钻，结果一下撞到了车门框上。黄先生赶紧上前用手护着车门，程基泰这才钻进了轿车里。

程基泰是坐过小轿车的。当年在爷爷奶奶身边当“小开”的时候，家里有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轿车，还有一个司机。每当陪着爷爷奶奶坐车外出时，他都很兴奋，司机一拉开车门，他“噌”的一下就钻进去了。可今天他忘了，成年人坐车要像黄先生那样，屁股先进去，然后身体再进去，才不会碰头。也难怪，几十年了，程基泰只坐过公共汽车，小轿车只是看一眼而已。

轿车开动的时候，程基泰有一种回到“小开时代”的兴奋，他下意识地孩子般颠了颠屁股，毕竟是上了年纪，一颠，感到有点头晕。他赶紧闭上眼睛，更晕，只好又睁开。看到黄先生正侧脸看着他，不好意思地朝黄先生笑笑。黄先生拍了拍司机的椅背，说：“师傅，开慢一点，让我看看街景。”

程基泰正襟危坐，陪着黄先生看街景。这里人车不分道，马路上行人、自行车、大板车，和挑着担子背着包的行人混在一起，正是傍晚归家时分，人们都匆匆而行，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但是没有人给他们让道，轿车只能走走停停。好在黄先生不着急，真的饶有兴趣地看着车窗外的情景。

程基泰每天都在这条街道上行走，对马路上的情景太熟悉了，他没有黄先生那种兴趣。但看着看着，感觉就变了。坐在舒适的车里，享受着空调，看着窗外行色匆匆满脸油汗的行人，他心里突然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这时，他看到邻居成虎骑着自行车从轿车旁驶过，便抬手想跟成虎打个招呼，虽然车外的成虎也朝车内看了一眼，可他哪能想到轿车里坐的是程基泰，没有任何反应地骑了过去。

黄先生笑笑：“熟人？”

程基泰有点尴尬，说：“是的，是的，我的一个邻居，他没有看见我。”

车子穿过商业街，开过一个高坡，朝江边驶去。程基泰又看见了老宅后院的邻居，在搬运公司拉板车的孙拽子。只见他一个人拉着一辆大板车，在昏黄的灯光下，正从坡下往坡上拉。孙拽子是个残疾人，只有一只胳臂，右臂从上臂处断了。此时，他用那剩下的一小截右臂扶着一只车把，左肩上板车的拉绳像套辕一样，深深地陷在肩膀上的肌肉里，左手紧握着另一只车把，弓着身子艰难地把板车往坡头上拉。

程基泰想，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啊，坐在车里的感觉真好。

轿车拐弯进了江边的一个小岛，进了宜市最好的一间宾馆——迎江宾馆。迎江宾馆是市里惟一的涉外宾馆，早先是专门接待中央和省里领导的。宾馆坐落在一个小山上，从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太阳在江面上朝起夕落，所以叫迎江宾馆。改革开放以后，所有从港澳来的客人都被安排在这间宾馆里。宾馆不大，涉外部分是一幢四层的小楼。虽然只有四层，但却有电梯。这是程基泰平生第一次坐电梯，当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他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走出电梯，程基泰两眼一抹黑地跟在黄先生的后面，脚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没有一点声音，仿佛踩在一堆棉花上。走廊的两边墙壁上是一排壁灯，发出黄黄的光，那种晕晕的感觉又上来了，他突然想扶着墙壁站一会儿。正在这时，黄先生打开了一间房间的门。

这是一个套间，窗户朝南，外边就是长江。黄先生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江风吹了进来，接着听到江水“哗哗”地拍着江岸的声音。套间外面是一间会客厅，厅里一圈沙发，沙发是浅黄色的，黄先生请程基泰坐，程基泰一屁股坐上去，身体立即深深地陷了进去，使他有一种被淹没了的感觉。

黄先生从里间拎出一个半新的旅行箱，说：“这是程小姐托我带给你的。”接着，他又拿出一封信，递给程基泰：“这是程小姐给你的信。今天去找你的时候，怕一时找不到，所以箱子和信都没有带上。”

程基泰接过信，一看信封上那七歪八扭的字，就认出是女儿程翠玲的。程基泰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信写得很短：

爸爸：

我是翠玲，来人是我的朋友黄瀚浩先生，他到内地来旅游，顺便来找投资的机会。请你尽可能地给他提供帮助。具体情况他会告诉你。

我到香港来找爷爷了，可是过去你跟我说的那个地址，现在是一幢几十层的高楼。我问了大楼的保安，他们都没听说过爷爷的名字。请你在家里再找一找当年爷爷从香港寄来的地址，交给黄先生，他会尽快传真给我。

我在香港一切都好，不必牵挂。等找到爷爷，我会马上告诉你。托黄先生给你带了一点东西，另还有两千元港币，请查收。

女儿翠玲

程基泰看着女儿的信，原来女儿真的到香港找她爷爷去了。虽然她让自己伤透了心，可自从失踪以后，自己也是日思夜想，今天她突然从天而降。女儿好像长大了，信中对自己也有几分关心和体贴，还带来了东西和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程基泰和父亲在解放初期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就断了联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根本不知道父亲还在不在香港。不过尽管搬了好多次家，他还保存着当年父亲和他通信的地址，也曾告诉过翠玲，翠玲可能就是凭着这个地址去找的。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他也曾悄悄往这个地址去过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后来他想，也许因为自己搬了几次家，父亲想和他联系也找不到他的地址了。

黄先生在一旁说：“程先生，程小姐要的地址，您回去好好找找，找到了就交给我，我可以从宾馆发传真回去。很快的。”

程基泰这才想起女儿在信中的嘱托。他问：“黄先生，您到内地来想寻找什么样的投资项目呢？我可以帮您打听打听。”

黄先生说：“好呀，先不急。我准备在内地走一走，看一看，有投资机会，随时都可以谈。”

程基泰说：“好呀，那您先在宜市看看吧，我们的周边有好几座名山，像佛教圣地——九华山，还有黄山、天柱山，都是名山。”

黄先生笑笑：“我血压高，害怕爬山，倒是对古镇古村有兴趣。”

程基泰说：“那就更方便了。宜市周边的县是徽商故里，那里有好多保存得很好的古村落，只是交通不太方便。”

黄先生兴奋起来，他站起来说：“我就是对此有兴趣，越是交通不便，越是好玩，越是有老东西呀！”

程基泰不明白：“老东西？”

黄先生解释说：“哦，我有一个业余爱好，喜欢收藏艺术品，时间越老的越好。您有这方面的熟人介绍给我认识吗？”

程基泰问：“不知您想结交哪一方面的人？”

黄先生说：“宜市一带，历史上是徽商集中的地方。徽商都有返乡光宗耀祖的传统，所以赚了钱都会回家乡盖大房子，因此，宜市周边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徽式的大房子，比如您现在住的房子，过去一定是有身份人家的大房子。”

程基泰问：“您想收藏大房子？”

黄先生笑着说：“不不不，我想收藏曾经住在大宅子里面的主人的古玩。”

程基泰一拍大腿：“哦，我明白了，您所说的古玩，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都变成‘四旧’了，砸的砸了，没收的没收了，没砸的都送到旧货商店去了。我们老宅里就有一个人，过去家里是开古玩店的，后来他就在旧货商店工作，一定很懂行，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黄先生一听，很高兴，马上说：“好呀！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我请他吃饭。”

程基泰说：“好，我回去和他商量商量，然后带来和您认识认识。”

黄先生高兴得站了起来，好像要让程基泰马上去找这个人似的。

程基泰看见黄先生站了起来，也站了起来，说：“翠玲要的地址，我回去再好好找找，找到了，马上给您送来。”

黄先生说：“那好，我让宾馆的轿车送您回去。”

程基泰却站在那儿没动。黄先生给服务台打电话，请司机在楼下等，然后就打开了房间的门，程基泰仍然没动。黄先生看着程基泰，程基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翠玲在信里说，说，她给我带了钱。”

黄先生恍然大悟：“哦，钱在信封里呀！”

在信封里？这么薄薄的信封里能装下两千块？程基泰连忙查看信封，果然发现信封里除了一张信纸，还有两张金黄色的钞票，抽出一看，上面印着一行繁体字：香港渣打银行港币壹仟圆整。票面上还有一个很威武的狮子头。

程基泰从来没有见过港币，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票面的钞票。爷爷死后，留下一些美钞和金条，那美钞最大的是一百元的，都让他拿到银行里去换了人民币过日子了。两千元，一个科长每月的工资也才不到一百元人民币，两千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科长两年的工资了，而且还是外汇。女儿真的出息了。程基泰将信封塞进裤子的口袋里，手却一直没有抽出来，捏着那薄薄的信封，心里感到特别充实。

回去的时候，程基泰一个人坐在车上。他一点都不晕了，心情非常之好，由于没有正式的职业，多年来，他的日子几乎就踩在饥饿的边沿上。今天，手上捏着那个信封，有钱人的感觉又回来了。

突然，车停了下来，园青坊街口到了。程基泰依依不舍地下了车，一只手仍然插在口袋里。远远就看到了老宅那个残破的轿子门楼，心情一下子落下来了。掏出钥匙打开房门，仍是那股霉味扑面而来，阴暗、潮湿的房间，一下把程基泰又拉回了现实之中。

饭后散步，是张和顺多年的习惯，每天晚上吃完饭，老婆刷锅洗碗的时候，他就外出散步，几乎是风雨无阻。他说：“饭后慢步走，活到九十九。”

张和顺散步也不会走太远，出了园青坊大街就是繁闹的商业街，街上人来车往，别说散步，走路有时候还人撞人呢。他一般就在园青坊街内散步，绕着街中那棵老槐树兜圈。

园青坊大街上这棵老槐树，粗大的树干，如盖的绿荫，龟裂的树皮，粗壮的躯干，布满苔藓的树身，无不表明它生长的年代久远，历经沧桑。它的主干以上被雷电击断了，空洞的树干仰面朝天，却在朝街的一边萌生出许多新枝绿叶，为老街人留下一片树荫。在这树荫下，白天聚集着一批老人，下棋，聊天，带孙子。夏日的晚上，这里又是人们纳凉的好地方。以前曹老三就常常在这儿说书。

这棵老槐树，真正是老街老宅的历史见证，只是它不会说话。

现在已进初秋，天气逐渐转凉，晚上老槐树下就没有人了。张和顺走到这儿停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特别喜欢槐花的甜甜香味，尽管现在没有槐花，他仍然习惯性地深深地吸一口气。

张和顺非常重视养生，可他又喜欢追求偏门，对社会上道听途说的养生之道趋之若鹜，为此，也吃过不少苦头。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甩手疗法”，张和顺每天早上去长江边，一甩就是三千下。晚上，站到这棵老槐树下，又是三千下。结果不但没得到一点好处，却把肩关节给甩脱位了，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石膏。至今变天的时候，还会酸痛。后来，又传说什么喝“红茶菌”包医百病。他一回家就倒腾“红茶菌”。碗里，瓶里，大号搪瓷缸里养的都是“红茶菌”，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喝那黄黄的稠稠的酸水。结果把胃喝坏了，一见到水就呕。再后来，听说散步能养生，他就开始散步。本来，散步倒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活动，但一到张和顺这儿就又邪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活到九十九”，是说要每天走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因此每次散步不能少于这个数也不能多于这个数。这可就让张和顺犯难了，因为散步时总会遇到熟人或者什么事打岔，一打岔就把已经数过的数忘了，只好重来。有时走到了家门口还没有到数，他就站在门口原地踏步，一直把九千九百九十九步踏满。那时人们常常会看到张和顺在自家门口原地踏步就是不进门，觉得好生奇怪。

如今，张和顺当然已经不相信什么九千九百九十九步了，可散步的习惯却是一直坚持着，他也常常会利用散步的时候，想想事。

现在，张和顺就站在这棵老槐树下想事，想的是房子的事。

张和顺一家吃得好，活得很滋润，活得滋润但活得并不舒坦，这是因为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的张和顺知道，共产党是最善于算总账的。张和顺说，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算总账，“反右”是算那些乱放炮的知识分子们的总账，“文革”是算刘少奇和跟随刘少奇的那些干部的总账。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这种滋润是不能见光的，虽然看起来只是占了一点小便宜，但这种小便宜铢积寸累，将来如果有一个什么运动，算起总账来那也不得了，为此他也有些不安。但毕竟经不住每天都可以抹着油嘴睡觉的诱惑，同时又用还有人比他占的便宜更大来宽慰自己。

在单位在老宅，他都行事低调不争强好胜，他经常对儿子张平安说：“咱家和别人家不同，咱是国家干部，你爸爸是工商所的所长，尽管是副的，但在85号大院也是最大的干部了。不错，后院的赵大队长也是干部，而且是老干部，但他是犯了错误的干部，你爸爸从没犯过错误，所以，抬头看路，低头做人，处处要小心。”

张和顺虽然占了很多便宜，但家里也并不因此有更多的积累。因为，吃吃喝喝是日常费用，占了便宜就吃得好一点，不占便宜就吃得差一点，并不会因此多出多少钱来。张家现在住的是两间房，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将来儿子是肯定要在家里结婚的。张和顺在工商所工作，对市里老城改造的一些基本政策有所了解，一般都是拆多少面积还多少面积，余下要花钱买。老宅拆除后，按自己现在居住的面积，还回来的房子肯定不够住，因此一定还要再花钱多买面积。还要花多少钱？张和顺心里没底，家里也没有太多的积蓄，所以张和顺在为拆老宅的事发愁。

东想西想，张和顺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有点丧气地往回走。

当他穿过一进的大厅堂，转弯就要进二进的天井时，隐约看见有个人影在自己家门口一晃，再定神看时，又没有了。

推开家门，看见儿子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老婆手上拿着毛线，在为儿子织毛衣。张和顺进门就问：“刚才家里来人了吗？”

钟贵珍嘴上正轻声地一五一十地数着针数，头也没有抬地说：“没有呀，没有人来。”

“哦？见鬼了，我怎么好像看见门口有个人影。”张和顺说着，还回头看看身后的门。

低头做作业的儿子听见父亲说“见鬼了”，马上抬起头来，一惊一乍地说：“不会是狐仙吧？”

钟贵珍用手上的毛衣针敲了一下儿子的头，说：“晦气！狐仙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做你的作业。”

张和顺坐到床上，翻看从单位里带回来的报纸，张平安又低头做作业，钟贵珍仍然在织毛衣，家里静了下来，可大家的心思都集中不起来。钟贵珍总是把针数数错，反复重来，最后干脆把竹针从毛线中抽出来，重新起头。儿子张平安不停地拿橡皮擦写错的作业，把作业本都擦破了。张和顺看了半天报纸，却不知道看了一些什么内容。

上床睡觉的时候，钟贵珍忍不住轻声地问张和顺：“你看见什么了？”

张和顺说：“上了年纪，眼花，可能是看错了。睡觉，睡觉，没事的。”

真的没事？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段时间老宅总出怪事，心里就有一种惶惶的感觉。

当晚，两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老宅的夜很静，门外传来秋虫的鸣叫声，两人都张着耳朵，关注着门外的动静。

张和顺忽然想起很久没有和老婆做那事了，反正睡不着，做一次，做累了，就睡着了，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于是他就伸手去摸钟贵珍。钟贵珍正在半睡半醒之中，老夫老妻，她当然知道丈夫想干什么，就顺着丈夫的意思走，把身子摆平了，配合着那些已经操练了几十年的动作。

毕竟很久没有做了，张和顺努力了一阵，才把沉淀在心底的那种感觉慢慢地引上来了，他紧闭着眼睛集中注意力，让感觉的浪潮往上涨，但是浪花半天也翻不过堤堰。他腾出一只手放在钟贵珍的胸上，马上感到这已经是一个用旧了的口袋了，搓揉半天兴趣索然。这时脑子中就浮出了杜媛媛那大小适中，一手可握的宝贝。于是，张和顺手上摸着钟贵珍的胸，脑子里把她当做杜媛媛，感觉就慢慢提升了。又想起杜媛媛那肉嘟嘟的小嘴巴，于是就用自己的嘴巴去找。

刚碰到老婆的嘴唇，那嘴巴突然张开了：“你说，那黑影会不会是狐仙？”

“哗——”一瞬间，张和顺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激情，像大海落潮一样，一下子退了下去。他像被人猛击了一下，从钟贵珍身上翻下来，躺在一边喘着粗气，心中无限恼火，可又无法发作。

齐社鼎终于出院了，虽然他仍旧一时清楚一时糊涂，但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

中午，齐家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社娟看见太阳不错，就说：“二哥在医院里躺了好多天，趁着今天天气好，把他扶到天井里晒晒太阳吧。”于是大家就将齐社鼎扶到天井里，坐在一张藤椅上。女儿琪文在他的腿上盖了一条毛毯，让他一个人在这儿晒太阳，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

齐社鼎深陷在已经变了形的藤椅里，意识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看着老宅里人来人往，看着光阴在屋檐上一寸一寸地移动。他虽然说不出话来，但现在心里是明白的。

秋，渐渐往深处走，凉凉的穿堂风吹着纸屑、落叶，给他的感觉是凄凉的。看上去，他那扯歪了的脸是麻木的迟钝的，其实，他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丰富的。

这里是生他养他的老宅，在这儿他过了一辈子，虽然是并不幸福的一辈子。

徽式民居一般不朝外开窗，就是有朝外开的窗户也会开得很小很高，几乎都在二楼以上。因为徽商都不愿露富，不愿意让外人看见自己家里的情景。徽式民居的窗户大多是朝着天井开，房间的采光和通气都靠天井。天井就是一个小院子，因为很小，所以叫天井。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四周的屋檐通过水枧流进天井里，形成徽式民居一个特有的景象，叫做“四水归塘”，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

天井和院子不同，院子里会种一些花草，天井里都铺着地砖和石板，不露土，也就没有办法种花草。但主人会在天井里摆上盆花和水缸，水缸里有时会养几条金鱼。水缸称为太平缸，摆太平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养鱼观赏，而是为了防火，一旦有火情，好就地取水救急，所以又叫太平缸。也有人家，在太平缸里点种睡莲。绿色的睡莲浮在水面上，水下游着金鱼，在灰暗的大宅子里，是一点亮色。

当年，齐社鼎的爷爷就用四口大缸养着十几年的老根珍品荷花，其中有两口缸一左一右放在三进的天井里。齐社鼎至今还记得，到了荷花绽放的时候，爷爷会抱着他来到缸边赏花，新出的荷叶足有巴掌大小，是肥肥的墨绿色，荷叶间开满了花，把两个缸都涨满了。一缸玉白，一缸粉红，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荷叶下，几条红色的金鱼在水里游动，搅得花茎微颤。

爷爷死后，父亲接着养，但荷花如同家道一样，一年不如一年，终于，几十年的老根珍品再也没有长出新叶来。日本人来了以后，这几口缸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

这些都是齐社鼎儿时的记忆，如今老宅这样逼仄，哪还有种花草和养鱼儿的地方。齐社鼎想叹一口气，却没有叹出来。

他半躺在藤椅中，秋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望着如水洗过的蓝天，望着那高高的封火墙，他的思绪突然定格了，一些残破的画面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齐府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一九三六年，那是齐家的生意特别红火的一年，园青坊大街热闹非凡。正值齐社鼎的太爷七十九岁，尽管时局不稳，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爷爷仍要为老太爷做八十大寿，制造一个“四世同堂”的盛典，于是决定对齐府进行大修。那年齐社鼎七岁，老宅修缮时，全家搬出，住在园青坊大街上店铺后的房子里。齐社鼎每天都要到老宅来看工匠们干活。记得有一位工匠是歙县人，年纪不大，却长着一脸的笑纹，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外人看他也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工匠说一口齐社鼎听不懂的歙县话，画得一手好壁画。徽式建筑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朝外的门楣屋檐窗框包括封火墙的沿口，都描有黑色的装饰花纹。画装饰纹也有讲究，官家画祥云，也叫云头纹，商家画花鸟。画花纹用的是黑墨，工匠们会用桐籽油来调墨，这样才不怕雨淋。一九三六年的齐府早就不是官家了，但齐府里的装饰花纹还是以云纹为多，几乎都是这位歙县小伙子画的。他喜欢一边画画，一边细着嗓子唱徽剧。他说，徽剧是京剧的祖宗，没有徽班进京，哪有后来的京剧。他还说，他就要结婚了，把老宅修好后就回家成亲，所以整天乐呵呵的。

他还教小社鼎唱徽州小调，那种细着小嗓子像女人一样唱的小调。至今，齐社鼎还记得：

送郎送到枕头边，

拍拍枕头叫我郎哥睡旁边，

今日枕头两边热，

明天枕头热半边来凉半边。

送郎送到窗槛前，

推开窗槛看青天，

但愿明天落大雨，

留我郎哥再住一日多一天。

送郎送到墙角头，

抬头望见一树好石榴，

有心摘个给郎哥尝啊，

又怕郎哥尝了一去不回头。

郎哥啊，

真怕你尝了一去不回头。

快要结婚的徽州小伙是在思念自己远在家乡的姑娘，七岁的小社鼎哪懂，学会了后就唱给母亲听。太太一听，先是哭笑不得，后来想想还是打了一阵小社鼎的屁股，齐府里的少爷怎么能唱淫调？没想到这一打，竟让一个孩子把这首徽州小调记了一辈子。齐社鼎一辈子不会唱歌，只会唱这首徽州小调。

在“文革”中，全民都要唱毛主席语录歌，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一首铿锵有力，充满战斗激情的歌，从齐社鼎嘴里唱出来，怎么听都像徽州小调。学校工宣队队长是个复员军人，指挥同学们唱这首语录歌，唱着唱着，他觉得不满意，就挥手叫大家停下来。后排的齐社鼎没看到工宣队长的手势，继续大声唱着，却是一股徽州小调的味道，同学们轰然大笑。工宣队长走到齐社鼎面前，看了他半天，问：“你唱的这是什么歌？”齐社鼎回答：“语录歌呀。”工宣队长不信：“语录歌？你再唱一遍我听听。”齐社鼎又唱了一遍，由于紧张，唱得更像徽州小调了。“嗯？语录歌也可以这么唱？”工宣队长不明白，但听得清清楚楚的是，歌词是语录，调子也是那个调子，怎么听起来是这种味道呢？再看齐社鼎一脸紧张，不像是恶作剧呀。想不明白的工宣队长转身走了，齐社鼎吓得一身冷汗，他再也不敢唱歌了，集体唱歌，他就只动嘴，不出声。

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齐社鼎跟着父亲来验收。工匠们正在做着扫尾工作。

这次修缮的重点是第三进，因为第三进是要给老太爷住的。按照规矩，长者要住在最后一进。爷爷后来告诉齐社鼎，齐府只有这第三进才真正是明代的建筑，其他两进经过数百年的风雨，都已经改建过了。

如今工程已经快完工了。只见新修好的三进一楼厅堂，檐下斗拱粲然，轩廊月梁上用驼峰托起花瓶样的童柱，弧形轩椽和小枋加工成讹角，堂前用斗拱挑起藻井，全部木结构饰以粉青，华丽悦目。在上临天井通间置飞来椅，也叫“美人靠”，高窗，椅脚雕成绣球状流云。每根柱子的基石上，都刻着一个寿字。为让老太爷高兴，专门请高明的木雕艺人，在三进厅堂前对面天井上的梁坊间，刻了一幅“郭子仪上寿”图。画的是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大将郭子仪，被肃宗皇帝封为汾阳王。在他寿诞之日，七子八婿上门拜寿的喜庆情景。

只见齐老爷东看看西瞧瞧，横挑鼻子竖挑眼，最后对封火墙不满意，说新修缮的封火墙要比以前更威严。徽式建筑不讲究外墙，房子的精细和豪华主要表现在砖雕、木雕和石雕这“三雕”上面，而这些基本上都在宅子里面，外人看不到。外人看得到的一是门楼，再就是屋顶上的封火墙。齐老爷对封火墙不满意，要求返工，封火墙头要用朝笏形。封火墙的主要功能是防火，所以它高于屋顶，用以阻止邻家的火越过来。要让封火墙看起来像昂首向上的马，就要在墙上用小瓦叠到墙头上翘，墙边再描上黑色的云纹，这样远远看上去，从上而下层层跌落的封火墙就像奔跑的群马。

描云纹的活是歙县小伙儿的，也许是急着想早点完工好赶回家乡结婚，他马上就爬上脚手架上了屋顶。在屋顶上边画，还边回头冲齐社鼎做鬼脸。那笑嘻嘻的脸上，一对眼睛像两个对称的单引号。

少爷齐社鼎站在天井里，抬头看着他在屋顶上描画。突然，刚才还和他做鬼脸的歙县小伙儿，在脚手架上扭动起身体，样子十分滑稽。齐社鼎以为他又在逗自己玩，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了。原来，由于工程收尾，用竹子搭的脚手架已经拆除了一部分，所以整个架子都松动了。小伙儿一上去，松动了的脚手架便晃动起来，他在上面扭动着身子，是极力想保持身体的平衡。可来不及了，只听见一片竹子断裂的声音和他的一声惨叫，脚手架倒了下来。他一手端着装颜料的碗，一手拿着毛笔，双手在空中乱舞着，碗里的黑色颜料也飞舞了起来，像雨点一样撒在少爷的脸上。随着轰然倒下的脚手架，年轻的工匠也落在天井里，差点砸到齐社鼎。

小伙子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肉体撞击在青石板上，只是往上弹了弹，齐社鼎感到脚下一震。也许他是被吓坏了，落地的声音他没有听见，但那震动却让他清楚地感觉到了。他还记得，小伙子摔下来时脸朝上，一双眼睛圆睁着，就像两个句号。他看着少爷，嘴角往外冒血。他抬起一只手，朝少爷伸过来，不知道是不是想让少爷拉他起来。另一只手仍然握着毛笔，手臂弯曲着，这只手断了。

人们一拥而上，问少爷磕着哪儿没有。老爷还在他浑身上下摸着，急切地问：“痛吗？这儿痛吗？”以证实他确实没有受伤。然后，老爷冲着赶来的工匠头大发脾气，说发生这样的事，冲了齐家贺寿的喜气。

少爷齐社鼎失魂落魄地看着就要回家成婚的歙县小伙子死在自己的脚边。这个画面永远烙进了他的记忆里。

后来，老爷给了歙县小伙子一笔抚恤金，齐社鼎也把自己积的压岁钱连同储钱罐，一道送给了小伙子的家人。

至今，齐社鼎还清楚地记得，那也是这么一个太阳懒洋洋的下午。小伙子的尸体从后花园的小门抬走了。

齐社鼎的意识从那封火墙上回到现实中。他想，几百年来，齐府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自己没有病倒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死在哪里，现在，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死在齐府里。

齐社鼎的目光落在窗边一个花盆上，花盆里面的腊梅已经枯死了。

齐社鼎又想到了梅香。

那天，望着梅香从自己房里跑出去的背影，齐社鼎的心里再也放不下她了。可梅香总是躲着他，就是遇上，她也头一低，脸一红，匆匆地走过。太太让梅香来给齐社鼎送吃的或洗换衣，她也是放下东西，就匆匆地走了，弄得齐社鼎吃不香睡不好，在学校里也不能安心学习。想到自己生病的时候，梅香抱着自己的温暖情景，他渴望着生病。天天这样想着，齐社鼎就感到周身不舒服。

那天，下着小雨。齐社鼎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不愿起来。教会学校宿舍楼的窗户上，都支着铁皮的遮阳篷，雨水在瓦上集聚着，慢慢地积成了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在遮阳篷上，发出“嘀嗒、嘀嗒”的雨滴声。齐社鼎睡不着，穿着单薄的睡衣走到窗前。楼下是一排巨大的梧桐树，雨水湿润着树叶，却没有声音。远处的操场上，烟雨朦胧，这种气候和景致特别容易引人相思，想念梅香的思绪在齐社鼎的心里发酵，梅香胸前的那两个“水蜜桃”总在眼前晃荡，使他周身发烫。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阳台上，淋着细细的小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

这一淋雨，齐社鼎果然就病了，又开始发烧。学校就派校工把齐社鼎送回家。

回到家里，齐社鼎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也不愿意吃药。太太急坏了，就让张妈来照顾少爷。太太哪里知道儿子得的是心病，满心期望的是梅香能来陪他，美美地在梅香的腿上睡一觉。可推门进来的却是张妈。失望之极心情更坏的齐社鼎翻来覆去睡不好，还故意把被子掀了，但又不敢明着叫梅香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睡着。

清晨，门响了，是梅香进来了，她端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给少爷送早餐来了。梅香把粥放在床前的小桌上，看到少爷昏昏地睡着，忍不住就伸手去摸他的额头。

梅香的手一碰上齐社鼎的额头，他立即睁开了眼睛。梅香见少爷醒了，赶紧把手收回来，却被齐社鼎一把握住了。就这样，齐社鼎紧紧地握着梅香的手不松开，开始梅香还想挣脱，后来就让少爷握着。两人也不说话，齐社鼎那不争气的眼睛，竟流出了眼泪，梅香也轻声地抽泣起来，他们却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哭。

梅香擦擦眼睛说：“喝点粥吧，你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了，看你下巴都尖了。”

她打来满满一盆热水，用热毛巾把少爷上上下下仔细擦了一遍。齐社鼎像个重病人一样，任由梅香细心地伺候着，感到通体的舒泰。洗漱以后，梅香端来粥碗，一口一口地喂着少爷，像年轻的母亲精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

这时，张妈进来了，接过梅香手上的碗说：“我来吧。”张妈是齐社鼎的奶妈，对齐社鼎有一种母亲般的感情。可张妈一喂，齐社鼎就吃不下了。

梅香来了后，齐社鼎的病好了一半，可他仍赖在家里不愿去学校。太太却一直把梅香留在自己的房里，而齐社鼎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来照顾他的总是张妈。

其实，张妈看出了少爷与梅香之间的蹊跷。她虽是个佣人，可在齐府做了十几年，又是少爷的奶妈，心里早已把齐府当做自己的家，把少爷当做自己的亲人了。齐府的少爷怎么可以和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有瓜葛呢？但她又不想跟太太说，不愿意把事情弄大，只是尽量伺候少爷，减少梅香与少爷的接触。齐社鼎与梅香之间多了一重无形的障碍。

越是阻隔，越是激发渴望，什么样的阻隔能挡住年轻人的相思呢？

梅香也时刻渴望着见到少爷，可是太太一会儿都离不开她，就是睡在躺椅里也要梅香不停地给揉啊捏啊，梅香手一停，太太就哼哼。梅香人在太太身边，心却在少爷的房里。

情感的煎熬，让年轻人的胆子越来越大。梅香会在太太让她到厨房里去倒水，帮太太取药，或到其他什么地方取东西时，偷偷地溜到少爷的房间里，看一眼少爷，又在太太呼喊声中，迅速地离开。

齐社鼎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房门上，每一次门响，他都渴望是梅香。

一次，太太喝中药，叫梅香去拿蜜枣来冲嘴中的苦味。梅香却途中溜进了少爷的房间，将一颗蜜枣塞进少爷嘴中。正欲转身离去，又被少爷拉住了，齐社鼎将嘴中的蜜枣咬下一半，另一半塞进梅香的嘴里。那天是礼拜天，吃完中饭，张妈就来帮少爷收拾东西，下午要回学校了。收拾好东西，齐社鼎说他要再睡一会儿，其实，他渴望再和梅香见一面。

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张妈都要打一会儿瞌睡，齐社鼎是知道的，所以催着张妈去休息。张妈一走，齐社鼎就等着梅香来，他下午要回学校，梅香是知道的。

过了好久，齐社鼎听到从二进传来一阵脚步声，他躲到门后。门轻轻地响了，梅香走了进来，齐社鼎突然从身后一把将她抱住。梅香先是吓了一跳，很快两人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中。

这时，太太突然叫了起来：“梅香，梅香——”梅香赶紧挣扎着叫少爷松手，齐社鼎却仍抱着梅香，就是不松手。太太又叫了：“梅香，梅香！到哪儿去了，你这个死丫头！”

梅香轻声地央求：“少爷快放手，快放手，太太在叫呢。”

齐社鼎说：“不理她，我就不放手。”

梅香说：“少爷，好少爷，快放手，太太会生气的。”梅香挣扎着转过身来，面对着齐社鼎。

齐社鼎还是不放手。

梅香苦着脸说：“少爷，求求你了，一会儿太太会过来的，看到了可不得了。”

齐社鼎说：“看到就看到，大不了，我娶了你。”

齐社鼎一句赌气话，让梅香震惊了。她虽然喜欢少爷，愿意和少爷在一起，可是想都不敢想能被少爷娶呀。梅香任由齐社鼎抱着，两个人的心像敲鼓一样“咚咚咚”地共鸣着。这时，太太索命一般的叫声又出现了，她已经从二进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站在厅堂里叫。

梅香看着少爷，突然像长大了许多一样，脸上既有幸福又有担心。她在少爷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说：“放我走吧。”齐社鼎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手松开了。梅香逃也似的，一路上应着太太的呼喊跑去。

这一亲，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

齐社鼎回到学校，两个人虽处在城市的两头，心却相互挂牵着。每到周末都是他生命的节日，他像小鸟一样从学校飞回来，渴望着与梅香相见。

初秋，天渐渐地凉了。一天夜里，太太睡了，张妈也睡了。梅香悄悄地摸到了少爷的房间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齐社鼎把梅香亲了又亲。两个人又怕在房间里被人发现，齐社鼎怕张妈会突然推门进来，就牵着梅香的手，往后花园来了。

这时，后花园已经荒芜了，但那些假山奇石都还在。齐社鼎牵着梅香的手，爬到后花园的假山上，两人相拥相偎地坐在那儿。

这天，有一轮满月，夜空中几朵白云绕着月亮。梅香说：“看着月亮，我就想起那年坐船来齐府的情景。现在怎么有一点坐在船上的感觉。”

齐社鼎说：“云驶月晕，舟行岸移。因为风吹着云彩经过月亮，使人觉得像坐在船上一样的移动。”

梅香说：“怎么叫你一说，就这么美呢？”

一阵夜风吹得旁边梅树“哗啦哗啦”作响，梅香感到有点冷，本能地往少爷怀里靠了靠。齐社鼎两手将梅香抱住，正好压在那两个“水蜜桃”上，不由得手指就悄悄动了起来。

梅香轻轻地哼了一声，蚊虫一般地在少爷的耳边说：“别动，痒。”

这无疑是一个鼓励，齐社鼎两手一边一个紧紧捂住，好像贪吃的孩子在说，这都是我的。

梅香突然对齐社鼎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满十八岁了。”原来，今天是梅香的生日。

齐社鼎听后，一把将梅香紧紧地抱住：“再长大一点，我娶你。”说着，就去亲梅香，梅香张开嘴迎接着少爷的吻。

两颗滚烫的心，如同烈火点燃了干柴，往下就不可抑制地发展了。齐社鼎全身都在发抖，他颤抖的手在梅香的身上游动着，笨拙地去解梅香的衣扣。梅香全身无力，瘫软地倒在少爷的怀里，嘴巴里说：“不要，少爷，不要。不能这样，我怕。”可就是没有力气推开少爷的手。

燃烧起的火焰，让齐社鼎不能自已，他再也不满足隔靴搔痒了，一定要一探究竟。终于，梅香的衣扣被他解开了；终于，他探着了那两个总让他遐想的“水蜜桃”。当少爷的嘴巴含住梅香的乳头，梅香叫了一声，仿佛晕过去了。

无师自通的齐社鼎就在这天夜里，糊里糊涂、夹生夹熟地把一切都做了。

风平浪静以后，梅香嘤嘤地哭了。齐社鼎将系在自己腰上的一个玉蝴蝶解了下来，放在梅香的手上，说：“这是老太太送给我的，她说这是她年轻时候的定情之物，让我将来结婚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心上人。我现在把它送给你。”梅香握在手上，感到那“石头”是暖的，上面有少爷的体温。她躺在少爷的怀里，慢慢地将它举起来，想借着月光看看这定情之物。突然，一声“少爷——”的叫喊，梅香吓得手一抖，玉蝴蝶一下掉到假山缝里了。

齐社鼎和梅香来不及去找那块玉蝴蝶，都惊吓得坐了起来。满宅子里都是呼唤少爷的声音，张妈提着一盏马灯走到后花园里来了，边找边喊：“少爷——少爷——”

齐社鼎小时候，张妈就住在他房里。齐社鼎长大了，张妈搬到了佣人房，但只要夜里起来，都会跑到齐社鼎房里去看看，给齐社鼎盖盖被。她感觉到少爷和梅香的事以后，心里更是放心不下，今夜到少爷房里发现床上没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往梅香房里跑。梅香也不在，张妈的心一下提起来了，担心两个年轻人干糊涂事。

这事太大了，张妈不能不把太太叫醒。于是，满齐府的人都在找少爷。

“少爷，少爷！”张妈看到齐社鼎后，很夸张地惊叫着。

少年时代的事情，那样清晰地浮现在齐社鼎的脑海里。此时，由于望着那太阳照着的封火墙时间太久，眼睛开始发花，意识也模糊了。他似睡非睡地发出一种呼噜声，这声音忽长忽短，似是一种被阻塞的呜咽，就像罅漏被封阻时流水的喘息，又宛若小孩的哭泣。

“梅香，梅香，你在哪里？”

梅香渐渐在齐社鼎的意识中隐去。

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爸爸，太阳快落山了，回屋吧，要着凉的。”

是女儿琪文。

第七章

钟贵珍下班回家后，想到应该把昨天的垃圾倒了。她拎着垃圾桶，感到垃圾好像有人翻过。昨晚吃完大闸蟹后，她将蟹壳倒在垃圾桶里，又盖上了煤灰。而现在却有几只螃蟹腿翻在煤灰上面。是谁？钟贵珍头皮一麻。

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昨晚张和顺说的那个黑影。

确实有人翻了张家的垃圾桶，这个人就是对门的朱银娣。

朱银娣长年都在盯着张家，并不是扒着门缝看，朱银娣是个精明人，扒门缝的事不能干。她盯着的是张家疏忽了的一件事，张家只注意吃饭的时候关门避人，可没有想到吃完的鱼刺、骨头、螃蟹壳倒出去时也会泄露天机。

张家装垃圾的是一个旧铁桶，没有盖。这个垃圾桶就放在房门口。朱银娣每天进出都习惯性地瞄瞄这只垃圾桶。

其实，张家吃大闸蟹的时候，朱银娣就闻到腥味了。后来看到钟贵珍出来倒螃蟹壳后，朱银娣忍不住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那个垃圾桶。张和顺看到的那个黑影，就是朱银娣。今天一早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她又用捅煤炉的铁钩掏了掏垃圾桶，结果就把螃蟹腿给掏出来了。

本来，在地靠长江的宜市吃大闸蟹并不是多么奢侈的消费，每年到菊花盛开的季节，一般市民人家也都能吃上大闸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外汇，因为香港人特别喜欢吃这种被他们称为大闸蟹的螃蟹，一只三四两重的大闸蟹在香港可以卖到一百港币，因此外贸部门大量收购，然后空运香港。于是，宜市的红毛大闸蟹也涨到一百多元一斤。对于一个月只有数百元收入的普通家庭来说，吃大闸蟹当然就是高消费了。朱银娣看到并不比自己家收入多多少的张家，已经提前吃到大闸蟹了，知道张家一定不是自己花钱买的。

朱银娣对张家人客客气气的，见到张和顺一口一个张所长，从来不会加个副字，但心里却一直不服气。她和钟贵珍原来都是百货商场的营业员。朱银娣是服装柜的柜组长，手下管着五六个营业员，其中一个就是钟贵珍。那时张和顺只是一个普通的市场管理员，钟贵珍还要巴结朱银娣，去菜场买菜经常主动帮朱银娣带菜，带回来的菜总是又好又便宜。

后来，张和顺当了副所长，而百货商场一位副经理的姨妹夫，在张和顺管的市场里租了一个门面卖干货，不但受到张和顺的关照，还给他换了一个好位置，生意明显好多了。作为回报，副经理把钟贵珍调出柜组，到商场当现金出纳。当出纳不仅不需要站在柜台后面笑脸相迎各种顾客，而且每月的奖金也比站柜台高得多。这让朱银娣心里很不平衡。

一次朱银娣卖了一套西装，收了二百六十元钱。那时，商场为了明确责任，防止短款，要求营业员每卖出一件商品，要先从顾客手上把钱收下，再亲自缴到收银台出纳那儿去。朱银娣收了钱以后，再缴给钟贵珍时，钟贵珍发现其中一张一百元的纸币是假的，而这时买西装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假钱，也没有鉴别假钱的知识。而钟贵珍刚刚经过银行鉴别假钱的培训，对于自己发现了假钱很兴奋，为说明自己的业务能力强，立即大声叫了起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还把经理喊来了。这一来，朱银娣不仅下不了台，还要承担全部责任。当时，朱银娣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现在要全部赔偿。朱银娣心疼钱，更怨恨钟贵珍。

朱银娣是那种“痨病鬼吃炒蚕豆——人不硬嘴硬”的角色，特别要面子。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三个孩子，只有她和丈夫钱启富两个人拿工资。前些年，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七十多块钱，每月只能吃一次肉。每次吃肉，她都会把饭桌搬到厅堂里，二进厅堂是老宅的中心，人们进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她们家就在人来人往中吃肉，朱银娣就是这样一个要强的主。

近几年工资涨了，虽然物价也涨，但毕竟生活水平提高了，已经能每周吃肉了。当张家关着门吃大闸蟹的时候，朱银娣家却大张旗鼓地在厅堂里摆桌子吃肉。

钱启富是北方人，朱银娣却是在宜市收的童养媳，她会烧几样拿手菜。传统的徽菜用料都是就地取材，价格不贵。例如，每年春季一场雨后，满山遍野的竹海里竹笋破土而出，品种众多的竹笋，就是徽菜的好原料。朱银娣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笋干炖猪蹄。有一种叫做燕笋的笋干，这种笋生长在海拔千米以上，笋质鲜嫩，肉头厚实，特别适宜腌煮烘干后制成笋干，长年都可以食用。将猪蹄洗净后用文火炖烂，加上宜市特产虾子酱油，混着用温水发软的笋干再焖上半小时。起锅后，猪蹄酱红色的，蹄肉像肉冻一样，既不油也不腻，笋干的鲜味深透其中。朱银娣会给每人盛一碗白白的米饭，将酱红色的肉汤淋在其上，再放上一块蹄肉和几根笋干，所有人的味觉都会被她充分调起。这道菜是朱银娣早先当太太的时候学会的，现在虽然家道已经今非昔比了，可徽菜用料便宜，就是穷人也吃得起这道富贵菜，只要你陪得起时间。

吃饭的时候，满厅堂都是朱银娣烧的菜香。吃完饭撤了桌子，朱银娣在厨房里边洗碗边对丈夫钱启富说：“对门又在吃好东西，门又关上了。”

钱启富视力不好，鼻子却灵，他耸耸鼻子闻了闻，尽管中间隔着一个厅堂，他仍然闻到了大闸蟹的腥味，然后对朱银娣说：“吃大闸蟹。”

朱银娣有点不相信：“大闸蟹？如今都一百多块一斤啊！”

钱启富再耸耸鼻子，说：“不会错，是大闸蟹。”

朱银娣的丈夫钱启富，就是程基泰在香港来的黄先生面前介绍的那个人。钱家解放前开了一间在当地名气很响的古玩店，做古玩买卖的特点就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虽然平时来店里的人并不多，但做的都是有钱人家和缺钱人家的生意。有钱人家是买家，缺钱人家是卖家，都是家底殷实，或者曾经殷实的人家。做古玩生意的人，除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会察言观色八面玲珑。

宜市虽然不是大都市，但它周围的七八个县历史上都曾经出过很多徽商。徽商是家乡观念很重的群体，赚了钱，都会回家乡盖房，除了光宗耀祖，还有落叶归根的情结。盖了大宅子，里面放什么？徽商多的地方，也往往成了古玩的集散地。

钱家是河北保定人，钱启富的爷爷钱玉贵当年在天津开了一间古玩店，后来卖了一幅明朝唐寅画的山水给奉系军阀的一位师长，结果被认出是赝品，师长恼羞成怒把钱玉贵抓起来关进了大牢。最后，钱家变卖了店铺加倍赔给了师长，才把钱玉贵赎出来。

出狱以后钱玉贵一贫如洗，又害怕留在天津还会遭遇那位师长，于是就举家迁至宜市，从头开始，又在宜市开了一间古玩店。凭着他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把这间古玩店做成了宜市和周边八县名气最大的古玩店。

传到钱启富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钱家的古玩店基本上不请外人，鉴别古玩的技术也不传外人，实际上是个父子店。钱启富自小跟父亲学艺，磨砺出丰富的鉴别古玩的经验，尤其是对古玉的鉴别。

钱启富是个斗鸡眼，看东西重影，一块银元他能看出两块来。正是由于这个残疾，他学艺时更是用心，别人鉴别古玉用眼看、用灯照，他基本上是用手摸，还把古玉贴在脸上滚来滚去，他的鉴定，一般都八九不离十。不仅很受父亲的赏识，而且在行内也很有一点名气。

解放后，古玩店被公私合营了，钱启富说话不算数了，也没有什么人玩古玩了。古玩店就改称旧货商店，收卖旧手表、旧皮裘、旧钟、旧自行车等旧货。当年经营古玩的钱启富，就成了旧货商店的一个店员。

朱银娣是钱家养的童养媳，比钱启富小八岁，朱银娣年轻的时候眉清目秀的，现在年纪大了，胖了。如不是童养媳，恐怕她是不会嫁给有着一对斗鸡眼的钱启富的。夫妻俩一连生了一儿两女，儿子女儿的眼睛没有问题。

钱家住的二进东厢房也只有一间正房一间过厢，不过钱家的过厢比其他人家的过厢大一些，三代七口人挤在这两间房里。当年钱家穷得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可钟贵珍一次就让朱银娣赔了一百元钱，朱银娣心里那痛、那恨，一下子能解得开吗？

后来，钱启富退休了，钱家的收入进一步下降，钱家与张家的生活差距就更大了。

晚上吃完饭，钱启富又躺在床上养神。

钱启富饭后从不出门，他的养生哲学是宜静不宜动，能不动尽量不动。朱银娣洗完碗，坐在灯光下补钱启富的一条破内裤。这时，听到有人敲门，朱银娣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是程基泰。

程基泰至今还欠着朱银娣十几块钱，朱银娣从来就瞧不起他，现在敲门不会又是来借钱的吧？她不想让程基泰进来，堵在门口问：“有事吗？程小开。”

程基泰满面笑容地对朱银娣说：“没事，来还钱。”说着，把十几块钱递给朱银娣。

朱银娣接过钱，见程基泰还不想走，就问：“还有事吗？”

程基泰笑笑说：“想请钱大哥吃饭。”

朱银娣一听，眼睛就瞪大了。程基泰还有钱请人吃饭？她问：“请吃饭，在哪儿请呀？”

程基泰把声音提高了一点：“迎江宾馆。”

这时，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钱启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了。他冲着门口说：“老程啦，进来坐坐，进来坐坐。”

朱银娣也不好意思再拦着，程基泰走了进来，在桌旁坐下。

他故意停了停，然后开口说：“翠玲去香港，找他爷爷去了，前几天托一位香港老板来宜市看我。这位黄老板是香港的大投资商，到内地来考察投资项目，明天要在迎江宾馆请我吃饭。我一个人去怪孤单的，想找个人陪我一同去。想来想去，老宅里只有钱大哥和我最投缘。你明天有时间吗？”

这番话说得天衣无缝，又把钱启富吊得心里痒痒的，迎江宾馆他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呢。退休在家的钱启富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他把老婆放在床沿上的破内裤往枕头下塞了塞说：“明天？明天好像没有什么大事。”

程基泰说：“那好，明晚六点，有轿车来接。到时我再来请您。”说完就起身离开了，把个背影和一连串问号留给了钱启富夫妇俩。

钱启富和朱银娣被程基泰弄得目瞪口呆，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

从钱启富家出来，程基泰站在天井里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往前院走。程基泰当然不喜欢钱启富夫妇，但是香港来的黄先生需要钱启富的帮助。黄先生要请他吃饭，而钱启富又是他程基泰介绍给黄先生的，这是各有所需，所以程基泰就是不喜欢钱启富也要去请他。在钱启富家，程基泰故意没有把真实的来意说出来，他要吊着钱启富的胃口，给他留一个悬念。

经过一进的大厅堂，透过前院的满月门，程基泰看见成虎提着一辆自行车正在过高门坎。他想起一件事，就迎了上去。

成虎在老宅里是学历最高的，加上他是报社记者，大家对他都有几分尊敬，遇到弄不明白的事就向他请教。这时，程基泰就热情地迎了上去：“小成啦，我有件事想请教你。”

成虎见是程基泰，就把提着的自行车放了下来：“别客气，有事尽管问，凡是我知道的。”

“我女儿到香港去了。今天托一位香港的投资商带来一封信，要我帮助他在内地找投资的项目，这事归市里哪个部门管？”

成虎听到平时连吃饭都有困难的程基泰，突然问市里投资项目的事，就觉得有点滑稽，而且又是程翠玲介绍来的人，心里就更不以为然了。这个程翠玲没有读过几天书，前段时间说是失踪了，现在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去了香港，这么快就能介绍投资商过来？但成虎还是很认真地回答了程基泰的问题，他说：“好呀，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招商引资。市里有一个招商引资办公室，专门负责引资工作。”

程基泰又问：“这个办公室在哪儿办公？”

“就在市政府大院里。”

“哦，我可以直接去找吗？”

“可以，现在发展经济是首要工作，有投资是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会很欢迎的。我明天帮你找一找电话，再告诉你。”

“好，谢谢！好，谢谢！”程基泰对成虎也只把话说了一半。

成虎推着自行车往里走，尽管老宅的路坑坑洼洼的，这里一条青石板断了，一脚踏上去“咯噔”一声响，那儿一块地砖破了，自行车轮子经过时会跳一下，但自小在老宅长大的成虎几乎可以闭着眼睛走回家。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没挪窝，就与那个环境融为一体了，就像熟悉自己的胳臂腿一样，周围的一砖一石都烙进了他的下意识中。成虎太熟悉老宅里的路了。

入秋以后，天凉了，吃完饭家家关起房门看电视，老宅里就更黑了。本来，老宅各进的厅堂等通道里都有路灯，可是这些灯的电费需要大家分摊，时间一久，矛盾就出来了。住在厅堂两边厢房里的人家，用这个路灯就多，特别是夏天，人们烧饭，纳凉，洗衣服，都在厅堂里。而不住在厅堂两边的人家，每天只是路过时才用得上这灯，却要平摊电费，心里不平衡了。他们先是要求在老宅各个地方都装路灯，比如楼梯口、连廊。可是装了以后，只有人随手开灯，没有人随手关灯，老宅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电费节节上升，又吵吵嚷嚷把这些路灯封了。老宅又恢复了黑暗，只有从各家的门缝里漏出的一点灯光，现在成虎就是摸黑走路。

成虎将自行车停在三进雨廊边的小院里，小心地绕开旁边一块叫做“叫堂”的石板，因为这块石板踏上去就“咯噔”一声响，吓人一跳。他上了二楼，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咿呀——”木质的门轴发出一声呻吟。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他的脑海里立即会浮上一个词：时光倒流。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时，成虎看到老宅依然如故。老宅就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凝固了一个历史的瞬间，在外读了四年书的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过去，几年鲜活的大学生活倒变成了一个梦。

报社一时没有房子分给成虎，他只能住回老宅。

虽然成虎对老宅的历史充满了兴趣，但那只能是站在远处研究它。而生活中对这阴湿、残破、逼仄、缺少阳光的老宅，他打心底不喜欢，甚至可以说很抵触。外面的世界早已充满现代气息，可是一走进老宅就仿佛闻到一股数百年的霉变气息。于是，心情就像这缺少阳光的老宅一样，明媚不起来。

成虎家住的是老宅三进二楼的厅堂，是把楼下厅堂的隔扇门拆下来，围成的一间约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他们全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一直找不到房子搬出去。后来成虎的两个妹妹又分别在老宅里出生，一家包括外婆六口人，就挤在这间还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太小，一家人根本住不下，成虎只好和外婆在门口的过道上安了一张床。他就是在过道上一直睡到小学毕业。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长大，他会喜欢老宅吗？

老宅在成虎心中的印象全部是灰暗的。上学后，成虎最不愿意的一件事，就是老师来家访，因为家里几乎都没有地方给老师坐一坐，每次老师来都是站在门口，说几句话就走了。成虎在学校里成绩好，又一直是班长、学生头，同学们要到他家里来玩，都会被他拒绝。从小学开始，成虎心中最美好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全家能搬进一套像样的宿舍，然后把他喜欢的女同学带回家来玩。这个愿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成虎大学毕业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父亲的单位终于开始建房，给他们家分了一套职工宿舍，父母带着外婆搬到宿舍去住了。那时建的职工宿舍标准很低，只是为了解决职工无房可住的现状，因此房子建得都不大。成虎父亲三十多年的工龄，只分了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人住不下，成虎只好还住在老宅里，等待着报社分房。

现在听说老宅要拆了，成虎的心情却矛盾起来，一边为有新房住而欣喜，一边又有点淡淡的怀旧情感，毕竟是在这儿长大的，总觉得一砖一石都有自己当年的影子。

关上房门，成虎一头倒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面糊着一层一层的报纸。徽式民居人字形的屋顶上铺的是小瓦，小瓦像鱼鳞一样，一片一片迭起来，有钱人家会在小瓦下面再铺上一层杉木板，这样就变成了天花。后来为了解决房间的取光问题，将玻璃嵌在小瓦中，使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这就叫做“亮瓦”。成虎家这个厅堂隔出来的房间里，小瓦的下面没有杉木的天花，只有几块亮瓦。这一直让成虎不明白，当年这样豪华的齐府，怎么会不在小瓦下铺杉木板呢？后来了解了齐家的历史，他推测，是齐府家道中落以后，重新修缮时，能省则省了，所以现在齐府里除了厢房外的地方，大部分都露着小瓦。

时间一久，糊做天花的报纸就脆裂开了，一片一片地垂下来，露出一层一层不同时期的旧报纸。好多人家的墙上和天花上，都贴有民国时期的旧报纸，那报纸都是焦黄色的了，报纸内容记录着各个不同的时代事件。成虎从天花板上翻下来的旧报纸中看到一张当年的《少年报》，这是影响着几代中国少年儿童成长的报纸，从那张报纸的一角，露出是一个叫做“知心姐姐”的专栏，成虎想起当年自己心目中的“知心姐姐”，不由得笑了一下。

这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杜媛媛。

杜媛媛还是穿着那件红底碎花的睡衣，手上拎着一个热水瓶走进了成虎的房间，将热水瓶放在桌上。

成虎一个人住在老宅里，根本就不开火烧饭，也就没有开水。平时回家都是张家给一瓶，李家送一瓶的。杜媛媛给他送开水的次数不多，因为她母亲在上海养病，她也不是每天烧饭。

杜媛媛是听到成虎和程基泰说话，才知道成虎回家了。当时，杜媛媛正和丈夫小郑吃饭。她很快吃完饭，对小郑说：“房子的事，我想去问问小成，你先洗碗吧。”

杜媛媛坐到桌旁的一张椅子上，笑着对成虎说：“大记者，我也有事要向你请教。”

成虎看见杜媛媛总是有点不自然，这是他和杜媛媛之间的秘密。

小时候，杜阿娇一直把杜媛媛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似的。她的家在上海，而上海一直引领中国服装的潮流，改革开放后，才有香港和广东的时装打进内地，替代了上海。而身在外地的上海人，更要打扮得比上海人还要像上海人，所以，杜媛媛的漂亮衣服一直被老宅里的孩子们羡慕。成虎也羡慕杜媛媛，同时从心里喜欢杜媛媛。可杜媛媛是个骄傲的小公主，谁也不在她的眼里，她总是和老宅里的孩子保持着距离。

杜媛媛只和成虎亲近一点。小公主再骄傲，毕竟是个孩子，没有孩子跟她玩，她也很孤单。有一次，孩子们在后花园玩过家家，她站在一旁看，琪文就邀请她参加。杜媛媛大眼睛转了转，走到成虎旁边，挽着成虎的手说：“要我玩，我就做小虎的新娘。”大家起哄：“不行，不行，小虎比你小。”杜媛媛说：“我非要做小虎的新娘，你们这些鼻涕虫，还想娶我做新娘，不干。”大家又起哄，琪文说：“好吧，好吧，那我做小虎哥的丫头。”这样，就把矛盾化解了。

那时孙拽子家还没有搬进后花园，孩子们用旧砖把假山的洞洞堵上，做成一个洞房，敲敲打打把成虎和杜媛媛送进了洞房里，让他们在用旧砖拼成的“床”上躺了下来。丫头琪文用几张旧报纸当被子盖在他们身上，就退到山洞外面去了，并且守在门口，不让别人偷看。

成虎和杜媛媛并排躺在“床”上，那时成虎五岁，杜媛媛六岁半。成虎以为结婚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杜媛媛小人精一样把成虎的一只手拉了过去，说：“结婚应该是新郎抱着新娘。”于是，成虎就将一只手伸过去，抱着杜媛媛。她身上有一股花露水的味道，很好闻。

成虎一动不动地抱着杜媛媛。杜媛媛生气地甩开成虎的手，爬起来，噘起她那总高傲地翘着的小嘴巴，亲了亲成虎，说：“结婚还要这样的。”成虎明白了似的爬起来，抱着杜媛媛亲起来。两小无猜，成虎亲了还想亲。小人精推开成虎，用手背来回地擦着嘴巴，说：“你把口水都弄到我嘴巴上了，不卫生。”成虎不擦嘴巴，他觉得杜媛媛嘴里有一股奶油糖的味道。

这时，成虎的外婆喊他回去吃饭。成虎要离开的时候，杜媛媛拉着成虎说：“新郎离开家的时候，应该这样的。”说着，抱着成虎又亲了一下。

从那以后，成虎一直渴望着还能和杜媛媛玩过家家，还能做杜媛媛的新郎，还能和杜媛媛抱着亲嘴，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杜媛媛上学了，比成虎高一级，变得更加高傲了，平时总和那些从上海迁来的孩子一起玩。成虎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上学后各方面都很优秀，是班干部，而且体育、艺术都很突出，特别是舞跳得好，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不少漂亮的女同学都暗地里喜欢他，所以，他也不会主动去亲近杜媛媛。等到两人都变成少男少女，远远看见都会脸红。后来杜媛媛下放农村，再后来，杜媛媛工作了，成虎上了大学。

成虎大学毕业回来，两人就变得有点陌生了，两人相见都会彬彬有礼分外客气。杜媛媛结婚后，反而一有机会就和成虎亲近，她半真半假地对成虎说：“小虎子，我的初吻是被你偷去的。”成虎则很认真地说：“我没偷，是你强吻的，我的初吻被你抢去了。”说完两人都想笑一笑，可都没笑出来，反而有点脸红。

今年夏天，成虎到南京去出差，很巧，在排队上船的时候，碰到了要回上海的杜媛媛。从宜市去南京和上海都是乘船，顺江而下。江轮一共分为四个舱级，最差的是五等散席，五等散席没有床位。杜媛媛走得急，只有五等舱的票了，她准备上船后再补四等舱的票。看见杜媛媛大包小包带了好几个，成虎就上前帮她拿。上船后杜媛媛赶紧排队补票。结果，四等舱三等舱的票都没有了，只有二等舱。长江客轮没有一等舱，二等舱就相当于火车的软卧，票价要贵好几倍，哪是杜媛媛坐得起的。

成虎说：“这样吧，你住我的三等舱，我在走廊上铺张凉席凑合凑合就行了。天气热，坐在外面更凉快。”杜媛媛不好意思，成虎却已经拎着她的大包小包进了三等舱。

成虎将杜媛媛的行李放好，然后拿着杜媛媛的五等船票去领了一张席子，铺在三等舱外的走廊上坐了下来。杜媛媛很过意不去，陪着成虎坐了一会儿。

这船是从武汉始发的，到宜市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当晚是个厚云天，江面上什么都看不到。开船以后，旅客们就纷纷回到船舱里去睡觉了。杜媛媛可能是白天太累了，和成虎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聊着聊着，竟然打起瞌睡，头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成虎的肩上。

成虎也有些困，杜媛媛靠在他的身上，让他感到很舒服。

其实，杜媛媛一直是成虎青春期的心仪对象，她催生了他的性觉醒，这一直是他心中的秘密。成虎大学毕业回来后，觉得杜媛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吸引自己了，慢慢地还觉得她有点俗气。但今天和杜媛媛这样近地坐在一起，那种已经远离了的少年记忆就从心底浮了上来。

看杜媛媛真的要睡着了，成虎推了推她说：“回舱里去睡吧，明天一早到南京，我就要下船了，三等舱你就待不成了，你抓紧时间去睡一会儿吧。”

杜媛媛不好意思地用手背擦了擦嘴巴，说：“那好吧，我先睡会儿，然后换你睡。”杜媛媛的这个小动作，使成虎的脑海里一下浮出小时候过家家时，亲过杜媛媛后，她来回擦嘴的样子，成虎的心跳就加快了。

杜媛媛说着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露出一节白白的肚皮，转身回到舱里去了。成虎兴奋地坐着，望着漆黑的江面，夜幕里浮出的是两个孩子抱着亲嘴的样子。

困意渐渐上来，成虎和衣躺在凉席上睡着了。

夜深以后，突然下雨了。江面上风大，雨就横了，成虎被雨打醒，又不好意思走进船舱，只好站在船舱外的走廊上，一会儿全身就被雨水打湿了。

这时，杜媛媛从船舱里冲出来，将成虎一把拉进舱里。

三等舱分上下铺六张床，一共住十二个人，舱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杜媛媛三下两下就把成虎的湿衣服脱了下来，然后用自己的毛巾给成虎擦身子。她擦得很认真，成虎却有点发抖。杜媛媛以为成虎冷，就把成虎摁到了床上，把床上的毛毯盖在了成虎身上。这毯子刚刚是杜媛媛盖过的，还留着她的体温，成虎心里感到一种痒痒的温暖。

成虎并不是冷。就像杜媛媛看着他长大一样，成虎也是从小看着杜媛媛一天比一天漂亮。今天突然在夜里和杜媛媛如此之近地相处，又被杜媛媛伺候着，呼吸就变得粗了起来，身体也不争气地发抖。

躺在毛毯里的成虎，蜷着身子，半寐着。杜媛媛先是坐在床上，可能是太困，也可能是冷，一会儿她也躺到床上来了。但，杜媛媛没有和成虎睡在一头，而是在成虎脚下躺了下来。于是，两个人一人一头，躺在窄窄的床上。

船舱里的床只有六十多公分，两个人睡在上面，差不多是你抱着我，我抱着你。不知道杜媛媛睡着没睡着，她躺在另一头，两手抄着成虎的腿，一动也不动。成虎被一个自小就心仪的漂亮的女人抱着，两只腿恰好贴着杜媛媛那一起一伏的乳房，他怎么睡得着？不但睡不着，身体也渐渐起反应了，下身不争气地挺了起来。他僵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就在这时，杜媛媛一个翻身，一只腿架到了成虎的身上，正巧就压在那个挺起的地方。成虎羞涩得浑身热血都沸腾了，可杜媛媛却又不动了，那只腿就一直那样放着。

两人就这样一直睡到天亮。

上午，船到南京。分手的时候，杜媛媛突然问成虎：“小虎，有女朋友了吗？”

成虎红着脸摇摇头。

杜媛媛不相信：“真的？”

成虎说：“暂时还没有。”

杜媛媛说：“那就不要太急，别像我这样。”

成虎不明白杜媛媛说的“别像我这样”是什么意思。

后来，成虎看到杜媛媛就有点心跳。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杜媛媛就会有些特别的小动作。比如，给成虎整理整理衣领，拍拍成虎身上的灰，理理成虎乱了的头发。有时还会摸摸成虎的脸，说：“你怎么总是一张娃娃脸？”

这些小动作，让成虎感到特别舒服。他心里明白，杜媛媛已经结婚了，有了丈夫，自己应该和她保持距离。可理智上是这样，思想上仍然想和杜媛媛在一起，甚至又梦见和杜媛媛睡在一张床上。

“改造园青坊的事，你清楚吗？”杜媛媛问道。

在报社工作的成虎，当然听说了老宅要拆的消息，他还找过跑城建线的记者汪平，详细打听了老城改造方案。

成虎告诉杜媛媛：“是有这事，是市里老城区改造方案之一，不过也还在规划论证阶段，八字刚见一撇。”

杜媛媛说：“你在市报当记者，把耳朵竖高一点，这可是大事，如果决定要拆老宅，我们就有新房子住了。唉哟，我都盼了十几年了，这个破房子再住下去，骨头都要霉了。有什么消息尽早告诉我，特别是拆迁政策。”

“好的，有什么消息，我一定及时告诉你。”

这时，小郑洗完碗跑到三进来了，正用那上海普通话叫着：“媛媛——开会了。”

开会，就是打麻将。晚上杜媛媛和小郑俩约好了，要到一位上海老乡家去打麻将。没有事情的时候，两人经常晚上出去打麻将，特别是小郑的麻将瘾头很大。

杜媛媛听见小郑叫她，笑笑，伸手帮成虎顺了顺衣领。这个小动作，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都是迷死男人的小动作。其实她是想像过去那样，摸摸成虎的脸，后来可能是觉得不合适，就变成顺了顺成虎的衣领。

送走杜媛媛，成虎用杜媛媛送来的开水泡了一杯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来，这是一篇关于“狐精”的文章。

成虎从小就是个爱琢磨事的人，长大后，他琢磨老宅的历史，研究老宅的历史，发现老宅的史料，都使他感到其乐无穷。这段时间老宅总出事，先是齐社鼎遇“鬼”，后是曹老三切手，前几天还听说晚上会有一股奇怪的“狐臊”，都和“狐仙”有关。他先是不信，后来就想，怎么都扯上了狐狸呢？

今天在图书馆找资料时，偶然看到一篇《关于“狐精”的由来》的文章，就复印了一份带回来琢磨琢磨。

这篇文章说，由于狐性格活泼，敏捷聪明，动作灵活，人们把狐看做较有灵性的动物。在《尚书》《诗经》《周易》《左传》中，都有狐的记载。在战国时，出现了以狐为原形的神兽，如《山海经·南山经之一》中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至此，狐被赋予作怪变异的能力。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中记载有禹娶白狐九尾的涂山女为妻的传说。神奇的狐能变为人，这是狐狸成精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能变人的说法就流行起来。晋葛洪《抱朴子》就引《玉策记》云：狐及狸狼皆八百岁，满三百岁暂变为人形。其后的《玄中记》说得更活灵活现：狐五十岁能变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妇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狐被看做寿命长，神通大，富于变幻的动物。狐，既能成神，当然也能变成人，只不过变人只是未成神前的临时状态。在《太平广记》中，收集了唐以前的“狐精”故事十二条，其中的狐多是以作祟害人的恶兽出现。

唐初，出现“狐狸精”的名称，《太平广记》卷447《狐神》条云：唐初以来，百姓皆事狐神，当时有谚语说，“无狐魅，不成村”。“狐魅”一词的出现，反映“狐狸精”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民间信仰里。它成为混迹于人间，以过人的生活为意趣的“精灵”。

唐以后的志怪小说中，狐狸精仍保持着人性化的特征，《容斋随笔》《聊斋志异》里，都活跃着性格各异、人情味十足的“狐仙”。

成虎掩卷思考：原来，在中国关于“狐仙”或者叫“狐精”的传说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老宅里出现的这些怪现象，人们都扯上了“狐仙”，这是文化的原因？还是心理的作用？或者真的如史料所记载，“无狐魅，不成村”，老宅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了，难道还真的有成精的狐狸？

仿佛要印证成虎这个想法似的，那股浓浓的臊味就在这时又出现了，先是似有似无，从空气中飘来，然后顽强地往你鼻子里钻，清楚明白地告诉你它的存在。

成虎站了起来，耸耸鼻子，确实闻到了这股异味，就是一种狐臊的味道，沉沉的，让人感到头昏脑涨。

老宅里真的有“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的狐仙？

成虎当然不信，但这种味道却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成虎推开窗，天井里黑黑的，上方有一小块天，今天又是一个多云天。秋天，由于不断地有冷空气南下，所以多云的日子多。灰色的屋瓦上，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丛一丛的瓦葱，没有看到狐狸的影子。

成虎推开房门，下了楼，走到三进的厅堂里。厅堂里也是黑黑的，西厢房里的齐家和东厢房里的邵家都关着门，没有人出来探头看个究竟，难道他们都没有闻到？

成虎站在厅堂里，夜幕下，从一进到三进，长长的通道像是一个古老的墓道，深深的老宅此时没有一点生气。

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齐府，难道真的有成精的狐狸？

不信鬼的成虎，此时头皮也有点发麻。

第八章

把一块银元看成两块的对眼钱启富，自从家中的古玩店被公私合营以后，一直都缺钱。现在退休了，心静了，也到了含饴弄孙的人生阶段，他就一副知足者常乐的样子，常常对人说：“老啰，人生无所求啰。”

老婆朱银娣就骂他：“什么无所求，你求得到？白姓了一个‘钱’字。”到老了，朱银娣还为做了钱家的童养媳，却一生受穷而心有不甘。但她也常说，“无祸即是福，只要家人平平安安。”

这两口子断断没有想到，钱启富人已老，却还能铁树开花。被人瞧不起的程小开，竟然给他找来了一个大财神，让他抱了一个大钱罐子。

那天去迎江宾馆吃饭，钱启富穿了一件大半新的中山装，他也就这件中山装还能穿出去会客，五粒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还把风纪扣也扣上了，后来实在憋得慌，才又解开了。好几年了，钱启富就没有置过新衣，今天要到迎江宾馆这么高级的地方去吃饭，在柜子里翻了半天，总算找到这件衣服还能穿出去见客。

钱启富和程基泰两人在街口等车，程基泰却不合时宜地穿着那件短袖的花衬衫。果然来了一辆小轿车，钱启富除了坐过黄包车，就只坐过公交车，他学着程基泰的样子钻进了小轿车。

到了迎江宾馆，他紧紧跟在程基泰的身后，像是怕走丢了。在宾馆餐厅的包厢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钱启富感到地上比自己家里的床上还要干净，不由自主地将脚上那双旧皮鞋，在裤子上蹭了蹭。房间里一张足可以坐十个人的大圆餐桌旁，只摆了三张椅子，桌子上铺着白得耀眼的台布。黄先生请他们坐下后，马上就有穿制服的女服务员送上热毛巾，擦完脸后，就开始上凉菜了。凉菜摆成一朵花似的，使人不忍下筷子。

黄先生不停地给钱启富和程基泰布菜。他专门跟服务员要了一双筷子，把自己用的和给大家布菜的筷子分开，一看就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席间，黄先生没有跟钱启富谈古玩，而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着宜市的历史和徽商的历史。他对徽商落叶归根的文化和意识，兴趣很大，赞不绝口。

黄先生说：“我是广东潮汕人，我们家乡也像徽州一样，地少人多，在家乡吃不饱肚子就跑出去。跑出去干什么？也就是学做生意。现在香港的首富，也是世界华人的首富李嘉诚就是潮汕人。”

程基泰和钱启富都没有去过广东，不知道什么叫潮汕人，也不知道李嘉诚是个什么人，但都知道香港人会做生意。程基泰说：“是呀，我们见到的香港人都是老板。”

钱启富说：“听说广东人都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有钱啊。”然后指着程基泰说：“老程家也有海外关系。”

黄先生笑笑，喝了一口酒说：“广东人有海外关系的是比内地的多，但有海外关系不等于有钱。你们知道吗，最早广东人到海外去叫什么？叫卖猪仔，就是到国外去打工，当苦力。”

程基泰浅浅地抿了一口酒，不插话，显得很有修养的样子。

钱启富没有什么酒量，多喝了两口，话就不由自主地多了：“那怎么我们见到的广东人都有钱，比如黄先生您。”

黄先生哈哈大笑起来，用桌上的餐巾擦了擦眼睛和嘴巴，说：“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很有钱，但有一点。广东人和徽商一样能吃苦，广东人会赚钱，用一句现在的话说，叫有经济头脑。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人就把我送到泰国去学做生意，家里有一位亲戚在泰国开了一间古玩店。当学徒三年没有工钱，但每年年终老板会给一点‘利是’，你们内地人把它叫做‘红包’，也对，‘利是’就是用红纸包着的钱。老板每年给的钱并不多，但不会交到你的手上，为什么？怕你赌啊，嫖啊，吸毒啊，花光了连家都回不了。华人喜欢赌，多少人输光了死在异乡。老板会将你的‘利是’放到另外一家店铺里入股，等到你出师了，就有了一点小积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做小生意的本钱。”

钱启富很有兴趣地问：“老板为什么不放在自己的店里呢？因为你学的就是店里的生意呀！”

黄先生说：“这就是我们潮州人的生意经，放在自己的店里风险就大了，如果店子经营不好，那不师徒都没有了生计？放在别的店里，是为了减少风险。”

钱启富和程基泰似懂非懂地点头，觉得这个黄先生一定很会做生意。

接下来，黄先生就问他们最富有的徽商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钱启富最清楚。他手舞足蹈地讲了自己当年和父亲到徽州去，看到的大房子和一个一个的古村落。黄先生兴奋得不停地给钱启富倒酒，反而把程基泰冷落在一边了。

钱启富喝得面红耳赤地问：“黄先生准备住多久？”

黄先生说：“可以住一段时间，就想去徽州看看。”

钱启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行，我带你去。”

程基泰在一旁提醒道：“黄先生，您不是要找投资项目吗？”

黄先生也喝得有点多，他摇着手说：“那不急，那不急。”

程基泰想，怎么能不急呢？人不能玩物丧志呀，我得帮帮他，明天去市政府打听打听。

钱启富喝多了一点，回到家里就躺下了，朱银娣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骂：“你也没有酒量，不要钱的酒就猛喝，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钱启富说：“见识短，见识短，今天我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

“知己？程小开那穷样，每天有碗饭吃就不错了，还能给你介绍一个什么知己？”

钱启富闭着眼睛制止朱银娣：“你别瞎说，这次程小开介绍的是一个真正有来路的人。”

朱银娣问：“什么来路？到底是什么人？”

钱启富已经开始打呼噜了。

第二天，钱启富酒醒了，脑子也清醒了，和香港这位黄先生见面，唤醒了钱启富做古玩生意人的职业敏感。旧社会做古玩生意的人，都善于察言观色，一眼就可以看出走进店来的人，是来看的还是来买的。甚至能通过衣着、言谈、举止和神情，分析出客人的身份和职业，揣摩他买古玩是自己收藏，还是送礼，然后投其所好，把东西以最好的价格卖出去。比如有太太小姐来买翡翠，他先把她们的气派夸一遍，然后再把她们的皮肤夸一遍，说这样的皮肤戴什么都好看。同时又在猜测她们会买多少价位的翡翠，再拿出相应价位的手镯或戒指让她们试戴。戴上以后，不是夸手镯戒指好，而是夸太太小姐戴得好看。这样一通夸，不但能让她们非买不可，而且还不好意思还价。这时，他再主动给一个优惠折扣，让她们乐滋滋地往外掏钱。

解放后，钱启富的这一手没有用了，到旧货商店来买东西的人，没有有钱人。钱启富也是个穷人了。昨天坐轿车，进宾馆，吃宴席，钱启富想，啊，现在有钱的香港人是这样生活的！他毕竟曾经是个精明的古玩商，通过一晚上的交谈，他已经把黄先生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位黄先生对徽州那么感兴趣，绝不仅仅是想去玩玩。自己退休在家，正闲着呢，陪着黄先生到处转转，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

第三天，钱启富就和黄瀚浩一块儿去了徽州。

这两天程基泰可忙了，到处帮着黄瀚浩找投资项目，他觉得商人只有做生意才是正事，找那些古玩会误事的。在投资项目还没有找到前，让钱启富陪着黄先生去玩几天也好，他要乘着这个时间，把投资项目找到。黄先生手里有钱，不愁找不到投资项目，现在到处都在建设，到处都缺钱。

他兴致勃勃地跑到市政府，在门口传达室，一位值班人员问明他的来意后，让他登记一下。登记的时候需要出示工作证，这一下让程基泰作难了，他连工作都没有，哪有工作证呢？值班人员看了看他，说：“连工作证都没有，还谈什么投资项目？”任程基泰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他进去。

一头沮丧的程基泰回到了园青坊。在街口碰上了居委会丁主任。丁主任与一般居委会的老妈妈们可不同，她是个部队转业干部，干居委会主任十几年了。程翠玲成为“问题青年”的时候，她经常上门来帮助教育，程翠玲看见她就想躲。程基泰虽然也为不学好的女儿伤透了脑筋，希望有人来帮助她，但居委会主任经常上门来教育女儿，心里又觉得不自在。老宅里藏不住秘密，居委会主任经常上家来教育他的女儿，这是老宅里人人都知道的事。自己因为穷被人瞧不起，如今一个女儿又让别人笑话，程基泰内心没有一块明亮的地方，所以平时遇到丁主任他也是绕着走，就怕丁主任问：“你们家那个程翠玲，最近表现怎么样？”

程翠玲失踪后，这个丁主任更是看见他就打听程翠玲的下落，还说：“问题青年在哪儿都是问题，做父亲的要从国家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为国家分忧。”潜台词很明确，失踪的程翠玲有可能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危害社会。程基泰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只能点头。每次遇上，丁主任总是要教育几句，不知道是在教育程翠玲，还是在教育程基泰。

那天程基泰被小轿车接走，很多人看见了。园青坊大街没有大人物，有人坐小轿车，是件稀罕事。丁主任当了十几年的园青坊大街居委会主任，对辖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一个细心的有责任感的丁主任，有小轿车来园青坊接程基泰的事，她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关心。今天看到程基泰就远远地喊住了他：“老程，这几天忙什么？听说，有小轿车来接你，是家里海外关系接上了吗？”

程基泰听到“海外关系”，心里本能地“咯噔”了一下，过去为了这个“海外关系”可没少吃过苦头。又一想，不对呀，现在“海外关系”又是个宝了！马上把脖子朝上扬了扬，好像要出一口气似的，说：“翠玲在香港找到她爷爷了，前几天托朋友给我带东西来，来人是香港的投资商，住在迎江宾馆，那天是他派车来接我的。”程基泰像个饶舌的女人，差点就把程翠玲给他带来两千元港币的事也说出来。

丁主任一听，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失踪的程翠玲怎么去了香港，还找到了她爷爷？

程基泰就是要让丁主任掉一掉眼镜，他还要加重分量，不等丁主任开口，又接着说：“翠玲让我帮她的朋友找投资项目，我刚从市政府回来。”

“啊？市政府——”丁主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开”，还有那么一个不读书不学好的女儿，怎么去了香港就变了一个人啦？还回来找投资项目？市政府也是他可以进出的？

程基泰根本就不想听丁主任说什么，更担心她刨根问底，自己回答不出来反而露出狐狸尾巴，就说：“丁主任，我还有事，先走了。”把丁主任一个人晾在那儿。

钱启富陪着黄瀚浩去了歙县，又从歙县到了黟县，这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中的两个老县。特别是黟县，虽是古徽州最小的一个县，却出过大批徽商，至今保存着完整成片的古村落，那些古村落都是在明清之际，徽商鼎盛的时期盖的，让黄瀚浩看得如醉如痴。

钱启富发现，黄瀚浩看风光少，看民居多。在古民居里，又是看房子的结构少，看房里的摆设多。

钱启富陪着黄瀚浩，边参观，边讲解：徽州民居一进屋都是一个大厅堂，厅堂正中照壁上垂挂的是大型画轴，又称中堂。多是山水花鸟，或者是象征吉祥如意的福、禄、寿老人。画轴两边，往往垂挂红底金字、或蓝底金字，出自名书法家的木质漆联。

厅堂里都会摆一个条案，条案一般与照壁宽度相同，条案的中间会放一个自鸣钟，自鸣钟的两边是“左瓶右镜”，即左边一个瓷花瓶，右边一个玻璃镜，自鸣钟的边上再放一个直筒的瓷瓶，那是放帽子用的，叫帽筒。帽筒出现于清朝，那时人们外出时，都会戴顶瓜皮小帽，进屋后，便顺手把帽子套在帽筒上。这些合起来，寓意为“终（钟）生（声）平（瓶）静（镜）”。

钱启富发现，黄瀚浩没有用心听他讲解，而是对条桌上的摆设兴趣浓厚。在钟、瓶、镜、帽筒四样东西中，又对花瓶兴趣最大。每到一户人家，只要许可，他都会把花瓶拿起来，看看瓶底的落款，然后又摇摇头放回原处。

他失望地对钱启富说：“都是假的，后人仿造的。”

钱启富心里明白，却故意问他：“您说的是那些花瓶？”

黄瀚浩说：“是的，这几家虽然摆了那么多花瓶，但没有一个是真品。”

钱启富笑笑，说：“这些人家都是供人游览的参观点，那些花瓶都是从市场买来充数的。”

黄瀚浩回头望着他：“哦？那您为什么不制止我一个一个地去看呢？”

“黄先生别急，反正是来玩的嘛。”

黄瀚浩忙点头说：“对对对，是来玩的，多看看，多见识见识，这里是徽商故里呀。”

晚上，两人住在县委招待所，条件当然比迎江宾馆差多了，可黄瀚浩好像并不太在乎。

经过两天的参观游玩，钱启富认定这位黄先生来这里绝不仅仅只是玩玩，他感到也许黄先生和自己以前干的是同一行，就想和他谈谈。但黄先生好像很累，早早睡了。钱启富决定明天露一手给黄先生看看，最好能找到一两样好东西，让黄先生更加器重自己，他希望能成为黄先生的合伙人而不是导游。

第二天参观中，钱启富发现很多东西确实都是假的，那些花瓶连民国的都不多，更甭说明清官窑的东西了。徽商没落几百年了，再大的家业也会坐吃山空。当年，富可敌国的大徽商胡雪岩没落以后，杭州城里几百万两银子造起来的豪宅，后来十万两就卖了。古徽州只是徽商的故里，他们在外面赚了钱，就拿回家乡来造房子，购田地。他们没落了，家乡的东西还留得住吗？又经过好多代后人的折腾，真正的好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自己当年就和父亲一道，无数次来徽州收古玩。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古玩当“四旧”，也毁坏了一些好东西。钱启富想，现在如果还有好东西，那可能一是传家宝，或知其价值者深藏着，轻易不会拿出来的；二是那东西主人不认识，不懂，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属于后者，被人发现，古玩界把它称为“捡漏”，那是梦寐以求的事。能不能碰上，全看运气了。

第三天，钱启富领着黄瀚浩往山里走，去一处深隐在竹海里的古村落。这里交通很不方便，又在这个县的边缘，村落的后面就是大山了，山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竹海，外人很少进来。

一进村口，就是一个残破的石牌坊。看到有外人进来，很多小孩围上来看稀罕。从这个村口的石牌坊，再看村子里那些虽然已十分残破，但仍然很有气派的大房子，就知道这个村子里不仅出过有一定实力的徽商，还曾有亦商亦官人家。

钱启富和黄瀚浩两人进到一户人家讨水喝，发现院子里养着一群鸡，鸡食钵竟是一个大海螺。黄瀚浩没有怎么在意，钱启富却开始留心了。这里是闭塞的山区，哪来的海螺？这个海螺大到可以做鸡食钵，就算在海边也是个稀罕物，一定是当年屋主人从外面买回来的。他的后人把它当成鸡食钵，说明他一定不懂，那么家里会不会还有好东西？也许因为屋主人不懂而可以“捡”到一个大“漏”呢？

进到厅堂，钱启富看到残破的条桌上，有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野菊花。钱启富走上前，假装看花把那花瓶斜过来看了看瓶底，看到“大清康熙年制”几个蓝色的字。钱启富一眼就看出这是精品。黄瀚浩也注意到这花瓶，钱启富示意他看看瓶底。这时，屋主人回来了，是一个质朴的老农，身后跟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见家里来了客人，虽然是游客也很高兴。

钱启富夸那花瓶里的花说：“唉哟，这野菊花真漂亮，黄得这样艳，在城里很难看到的。老伯伯，打扰了，我们进来讨口水喝。”

老农很热情地说：“我这小女儿就叫菊花，秋天生的，自小就是喜欢花。这花是她从山上采来的，一个农家的孩子不好好耕田，尽去摘什么花。”然后喊到：“菊花，赶快去给客人烧水。”看得出，老农喜爱这小女儿。

菊花姑娘也很大方，别人夸她的花漂亮，她很高兴，就说：“客人要是春天来，满山遍野都是映山红，一层一层的，那才叫好看呢！”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乘姑娘烧水的时候，钱启富对黄瀚浩使了个眼色，跟着姑娘进了厨房。

黄瀚浩掏出香烟，给老农递上一支，说：“老先生，祖上好像是大户人家？”

老农用竹根做的烟袋，抽自己种的黄烟。见客人递来一支香烟，就接了，然后把它插在烟袋上，说：“是呀，祖上在扬州是盐商，这家业就是那时候置下的。后来清政府放开‘盐引’（运销食盐的专营权证），做盐生意的人太多了，钱就赚不到了，家道慢慢就中落啰。”

黄瀚浩说：“这房子真的是大哟，在当地恐怕也是数得着吧？”

老农说：“那是，当年方圆几十里，都能看到我们家的马头墙。听同志的口音，好像不是我们安徽人。”

黄瀚浩说：“是，我从广东来。”他没说自己是香港人。

这时，钱启富在厨房里又发现了好东西。灶台上有一对盐罐，一眼就看出是个“老东西”，盐罐是青花的，罐上画着许多小孩子在戏闹，盐罐上面有盖，还很完好。钱启富知道，这两个瓷瓶叫“将军罐”，罐上画的叫“百子图”，不用看罐底，他就知道这也是清康熙官窑烧制的。

钱启富不动声色地从厨房里出来，边走边左看看右看看，好像对这老宅子很感兴趣，他对老农说：“老伯，这么好的房子，该修一修了。”

老农叹了一口气，说：“如今全靠种田，哪有钱修这大房子。不是现在要修，在民国的时候就该修了，可家里哪拿得出来那么多的钱修房子哟，同志，不怕你们笑话。”

这时，姑娘把水烧好了，泡上本地出的毛峰绿茶端上来。大家喝着茶，钱启富一个劲地夸这茶叶好。

老农说：“都是后山上自家茶园里采的，我这女儿是采茶好手，如今县里来收茶，都统一打黄山毛峰的牌子卖。其实，我们这儿的毛峰比黄山毛峰好，我们家祖上当年出去做生意，开始就是贩茶的，卖的是自家茶园里的茶。”

喝完茶以后，钱启富要付茶钱。老农坚决不收，说：“远方来的客人到我家，是我们家的福气，喝一杯茶还要收什么钱？骂人的话了。”

钱启富说：“不收茶钱，那我们就买一点茶叶。”

老农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女儿去拿。女孩拿来一个铁皮桶，里面装的都是新鲜的茶叶，用黄草纸封着口。

钱启富打开铁皮桶看了看，然后说，“这一桶茶我们都买了，要多少钱？”

老农说，“这一桶大概有五斤，十块钱一斤，你们给五十块钱吧。”

钱启富说：“老伯，我们今天有缘分，这茶又好，给您八十块，我们连这桶一块拿走了。”说着，就示意黄瀚浩掏钱。

黄瀚浩被钱启富弄糊涂了，他是广东人，不喜欢喝这种绿茶，现在钱启富一个劲叫他掏钱，他赶紧掏出皮夹子，从里面拿出八十元钱递给老农。

这时，钱启富转身对那姑娘笑，说：“姑娘，我的朋友喜欢你摘的这些菊花，可以给我们带走吗？”

姑娘说：“行，山上多得是，我带你去采吧。再过一段时间天气再冷一点就没有了。”

钱启富转身把条桌上的花瓶抱在怀里说：“我们黄先生就是喜欢这花，不过广东很远，要是把花带回去没有这花瓶也干死了。老伯，干脆您把这花瓶也卖给我们吧。”

老农想了想说：“这花瓶不能卖，是祖上传下来的，从我小时候就放在这儿了，一天看不到就好像少了什么。那次菊花把这花瓶拿到她的房间去了，我一回家就觉得厅堂少了什么，叫这孩子放回来。再说，这孩子就喜欢花，你们把花瓶买走了，她再采花回来往哪儿插？”

钱启富说：“你可以去买个新的，更好看的。我们多给你一点钱，好不好？”

老农低头想了想，坚决地说：“不好，还是不能卖。等我们买了新花瓶再说吧，毕竟是个老东西，不能说卖就卖了。”

钱启富感到这老农很固执，不能再多说，多说了怕生疑，于是就转移方向：“老伯，说得也对，旧东西就是一个念头。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们不能永远用旧东西呀。”

老农说：“家里没钱，只能凑合着用。我们乡下没那么多讲究，等有了钱，当然会换新的。”

钱启富指着黄瀚浩说：“我们这黄先生，也和您一样，喜欢旧东西，看见了就想买。您老要是舍不得这花瓶，厨房里的那两个盐罐子，黄先生也喜欢，您能不能割爱？”

老农没听明白：“割爱？”

钱启富说：“就是让给他。”

老农爽快地说：“那盐罐子，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用了好多年的旧东西了，原来是老太爷放糖食的，后来没东西装盐，就做了盐罐子。你们给个买新盐罐子的钱就行了。”

钱启富眼睛一亮，就对黄瀚浩说：“黄先生，那就给老伯二十块钱，凑个整数，连茶叶一共一百块。”

钱启富跟着姑娘进了厨房，把盐罐子里的盐，临时倒在一个大碗里，然后用水洗了洗，那姑娘给他拿一个竹篮子，让钱启富把两个盐罐子放在篮子里，提着方便。

钱启富从厨房里出来，看见黄瀚浩还愣在那儿，就让他快拿钱，天色不早了，还要快点赶路。

黄瀚浩把一百元钱放在桌上，转身跟着钱启富走出来了。

回到县招待所，钱启富关上房门，献宝似的拿出两个将军罐，黄瀚浩看到这两个高约二十厘米的青花“百子图”的将军罐后，眼睛一亮。钱启富看了看罐底的落款，再仔细看看罐沿、罐里，然后一只手托着罐底，一只手重重地敲了一下罐身，罐子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他兴奋地说：“这是康熙年间官窑的，绝对没错。”

其实，古瓷方面黄瀚浩比钱启富内行，他主要就是做古瓷生意的。中国古董在国外，现在就是古瓷市场最好，升值空间也最大。他把两只罐子翻过来，看了看罐底的落款，拿出一只放大镜，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无疑是康熙年间的东西，满脸都是笑，笑过，脸色变得严肃了。

他对钱启富说：“钱先生，谢谢您，真不愧是个行家，今天是捡了大‘漏’了。但是我们是生意人，不能蒙人家。我们明天，再给老伯送一千块钱去。”

看着黄瀚浩，钱启富心里一下拐不过弯来。做古董生意，有几个不蒙人的？不蒙人就做不成古董生意了。

钱启富没说话，但黄瀚浩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又说：“钱是要赚的，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的嘛，但不能蒙，可以把价钱压到最低，但是不能把金子说成铜。就是买两个盐罐子，也不止要二十元钱。”他接着说：“这是真东西，我们已经赚了。今后我们还要在这一带收东西，我们低进高出，但不蒙人，好不好？”

钱启富被黄瀚浩一番话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转念一想，既然人家货主要多给，我为什么要阻拦呢？送就送吧。

其实，黄瀚浩另有打算。他是商人，想多收东西，那老农家的桌上还放着一个康熙年间官窑烧的花瓶，可是个精品，精品和一般古董的价钱可差得太大了。一定要把老农的心打动，打动了，也许他会拿出几件好东西出来，那就能赚更多的钱了。他们那个村，并不仅这老农一家是大房子，还有别的人家，肯定还有好东西。

他对钱启富说：“钱先生，我们要长期做这种生意，不能蒙一次算一次，我们要在这一带建立信誉，让人们主动把东西卖给我们，我给的价不会让他们吃亏。”

钱启富明白了，黄瀚浩既然想长期做这个生意，自己不就长期有事可做了吗？何乐而不为？

钱启富说：“好，明天就去，不但要去，我们还应该买一些东西去。答应给人家买的盐罐子，还有漂亮的花瓶，一定买最好的。”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笑。其实，钱启富也有他的打算：我要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他毕竟不能长期待在宜市，收东西还是要靠我。

当黄瀚浩在徽州乐不思蜀的时候，程基泰却满世界在找他。

程基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红人，这个红人需要港商的支撑。

那天和丁主任分手以后，程基泰又去找成虎，他没有工作证进不了市政府大院，想请成虎帮助想想办法，成虎是记者，无冕之王，哪儿都可以去的。

他坐在房间里，只要听到自行车的声音就跑出来看看是不是成虎回来了。那天，成虎正好在报社有事，回来很晚，程基泰也等得很晚。

成虎回来时，老宅的大门已经关了，他将自行车停在大门口，转身正准备将手指伸进门缝里去掏里面的门闩，门忽然打开了，把他吓了一跳。

门后面站着一个人，是程基泰。

程基泰请成虎留步，把自己今天去市政府的事，跟成虎说了一遍，问成虎能否帮助他找一找“引资办”。

程基泰是否有招商引资的能力，成虎心里是怀疑的，但他仍然答应帮程基泰去找一下有关部门。在老宅，成虎受到大家的尊重，被尊重的成虎也尽量帮助别人。

当晚，程基泰睡了一个好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直到有人拍门才醒来。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脸是笑的丁主任。

昨天，丁主任和程基泰分手以后，就去街道办事处开会。到早了一点，坐在会场上没事可干，就把程基泰的事当做闲聊话题说给别人听。丁主任不信程基泰有这个能力，可这话让街道办事处的秦主任听进去了。政府正在号召各级干部投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中去，要求干部们通过各种关系招商引资，引资工作做得好，就是最大的政绩。秦主任正愁着找不到引资的渠道，听到有人在找投资项目，就立即把丁主任叫到办公室，让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再说一遍，听完后就决定去拜访程基泰。

丁主任把程基泰请到了街道居委会办公室，秦主任亲自为他倒茶，然后详细询问了情况，程基泰就将黄瀚浩的名片递给秦主任看。秦主任接过名片反复看过，认为可信。因为名片印的是繁体字，他知道，香港台湾还在用繁体字。

秦主任问：“这位黄总现在在哪儿？”

程基泰说：“他去徽州游览了。”

这更让秦主任相信了，只有港商才会到处旅游，他们有钱嘛！

秦主任说：“好好好，等黄总回来后，请您立即通知我们，我们有投资项目和黄总谈，好吗？”

程基泰不相信街道上能有什么投资项目，但还是点了点头。

秦主任急着要赶到区里去，这么大的事，他要马上向区领导汇报。临走时，怕麻雀飞了似的，回头对程基泰说：“老程，你为家乡招商引资，成功了有功劳。现在市里有规定，成功地引进了资金，会有奖励的。”

程基泰一下木在那儿，还有奖励？那我不是两边讨好？

丁主任凑过来说：“老程，你在园青坊已经住了几十年了，也别尽想着区里市里，街道上有两间小工厂，也缺资金，是不是一块儿帮着解决解决？”

“啊？”程基泰蒙了。

让程基泰始料不及的还在后面。秦主任向区领导汇报后，区领导高度重视，分管副区长马上接见了程基泰。这时，成虎也和市“引资办”联系上了。到处都在招商引资，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那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引资办”的一位科长也立即见了程基泰。听到程基泰说，区领导已经见了他，向上级汇报。很快，“引资办”主任亲自出面了，有一种要和区里争资金的意思。

一时间，程基泰变成了大红人，街道办、区上、市里，纷纷请他吃饭，商量引资的事情。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需要资金的地方太多了，大家拿出一大串引资项目，从水泥厂、化工厂到度假村、水上乐园，还有草莓大棚种植等等。

市“引资办”主任为了套住程基泰，找到市报要他们为热心家乡建设的华侨程基泰写一篇报道，文章见报了，于是，到处都知道程基泰有海外关系，这个海外关系要来投资，而且要投巨资。

曾经让程基泰吃过不少苦头的海外关系，如今成了香饽饽，让口袋里只有两千元港币的程基泰，感觉到自己真的有钱了。

成虎看到报道后，心里有点不安。自己和程基泰一起住了几十年，每天进出老宅都要经过程基泰家门口，太了解程基泰的家底和程翠玲是个什么人了。他找到写这篇文章的记者，谈了自己的担心。

没想到，记者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你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吗？程基泰的父母本来就在香港，不过是这么多年失去联系了。现在他女儿去了，找到了，再回家乡投资，很顺理成章的嘛。成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要吸引外资用于经济建设，海外关系当然是重要渠道，程基泰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重视也就不奇怪了，你不能抱着老皇历过日子了。”

一席话，说得成虎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程基泰有成见了。

成虎有点担心，可程基泰却有点晕了。过去，见人点头哈腰的程基泰，如今变得扬眉吐气了。他逢人就说：“我们家的海外关系和齐先生家不同，齐家有人在台湾，我们家是商人，如今港商是各级领导的座上客。”

他只等着黄瀚浩从徽州回来，然后把他介绍给各级领导，就万事大吉了。可是黄瀚浩一直不回来，又联系不上，程基泰心急如焚。他晚上睡不着觉，白日里却是神气活现的，他从女儿带回来的旧衣服中，找出一件花衬衫穿上，逢人就说，这是女儿托那位港商带回来的。

钱启富和黄瀚浩，又去了一趟那个竹海深处的古村落。他们在县城买了一对景德镇出的粉彩大花瓶，一对青花的糖罐，都很精致漂亮。

他们找到那户老农，送上漂亮的大花瓶，又送上一千元钱，钱启富说：“老伯，您家的这对盐罐，黄先生特别喜欢，觉得它有些年代了，所以特别送上一千元钱。黄先生就是喜欢旧东西，特别是瓷器，今天特意回来向您致谢的。”

老农看到一千元钱，觉得太多了。他们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也就挣一千多元钱。他说：“我也知道这东西有些年代了，因为都是家里的旧东西。但不会值这么多钱吧？不就是两个盐罐子吗？”

黟县是个小县，当时全县只有八九万人，再加上交通不便，十分闭塞，所以才保存下这么多古村落。过去，来这里的人只有几个画画、搞摄影的，后来有拍电影的人来了，才慢慢热闹起来。其中西递村、宏村等古村落名气渐大，变成了旅游热点，这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黄瀚浩和钱启富回来送钱送物，在村里引起轰动，钱启富乘机宣传，如果家里有旧东西，可以拿来换钱。于是，就有不少人拿来了家里旧东西，花瓶、帽筒、笔筒、烛台、糖罐，有人把墙上挂的画也摘来了。对古画，黄瀚浩和钱启富都不太在行，所以不敢收。钱启富最熟悉的玉器，人们拿来的也不多。村子里的人对瓷器之类的东西，没有太深的认识，但对玉器，都知道是珠宝，一般不轻易拿出来，就是拿出来了，也会要价过高。

经过几天的忙碌，虽然像老农家条案上那个“大清康熙年制”的粉彩花瓶之类的古瓷精品并未多见，也收到一些清代的花瓶、帽筒、笔筒。经过苦磨，他们以一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老农家那个花瓶，双方都约定不对外说。老农将钱启富买的那个新花瓶摆到了条案上，说：“可以拿这些钱，修修这房子了。”那时候，一万元在农村差不多可以盖一幢房子了，老农很开心。

最开心的当然是黄瀚浩了，他到宜市只是摸摸路子，看看行情，改革开放不久的内地，古玩市场还没有兴起，人们都在忙着做生意，梦想成为“万元户”，还没有人想到收藏古玩，这正是他黄瀚浩可以抢先一步的地方。他认为，只要中国改革开放不后退，这个市场迟早会兴起的。

回到住处，他和钱启富一件一件反复研究着收来的那些东西，其中有几件钱启富怀疑不是真东西，他说：“古董做假，明清时就有了，民国时更是手段高超，这些东西虽然是老东西，但也许是很早时候的假货。”

黄瀚浩不跟他争，笑着对钱启富说：“在我们这一行，不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以假买假嘛。”

钱启富恍然大悟，黄瀚浩这句话让他明白，这是一个商人。所谓“以假买假”，是古玩商的一种不光彩手段，明明知道不是真东西，但仿得好，很低的价格收来，然后冒称真东西高价卖出去，利润会比真品更高。钱启富恐怕忘了，当年他们家从天津远走宜市，不就是因为卖了一幅假画吗？

两人将买来的东西装了两个纸板箱，雇了一辆车，直接从黟县开回了宜市。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放下那两个纸箱后，钱启富就急着要回家，还真有点归心似箭的感觉。出来好多天了，这么多年还没有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一个小旧货商店的店员，哪有机会外出？和父亲一块出去收货，都是解放前的事了。在徽州时，因为心情一直很兴奋，顾不上想家，现在事情做完了，回家的心情也急切起来。家尽管很破，但毕竟住了几十年，就是那个天天都在自己耳边唠唠叨叨的老婆朱银娣，今天也有点想，这么多天没听到她的唠叨，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

黄瀚浩喊住了他：“请钱先生等一等，天色已经不早了，吃完晚饭我要车送您回去，我还有事想和您商量。”

钱启富本来不想在宾馆吃饭了，他想回家喝老婆熬的粥。听到黄瀚浩说有事和他商量，隐隐地感到是一件重要的事，于是就留下来了。

黄瀚浩要了一间临江的雅间，菜上齐后，对服务员说：“小姐，这里不需要服务了，有事会叫你们。”等到服务员都出去后，他关上了门，走到钱启富的身边，掏出一个大信封，说：“这五千元外汇券，是我给您的酬谢。”

外汇券？五千元！

钱启富脑子一下就热了，外汇券就是跟美金一样的钱，只有外国人和港澳同胞用美金和外汇才可以在中国银行里换到，用外汇券可以买到许多紧缺商品和进口电器，而且价格要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因为是免税的。这种钱，只有在高级宾馆和免税商店里才可以见到，以前钱启富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老宅后院的赵大成，不知在哪儿弄到一张一元的外汇券，像宝一样的藏在钱夹里，逢人只给看一眼。钱启富看过一次，但眼睛不好没看清，现在他还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看一看这外汇券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又不好在黄瀚浩面前打开信封。

黄瀚浩接着说：“钱先生，非常谢谢您，您的专业知识让我佩服。我无法长住宜市，也没有办法每次跟您一块下乡，因为我在香港的生意走不开。我想请你代我收购古玩，费用由我出。”

钱启富知道黄瀚浩请他干的是一种职业，在古玩界叫“掌眼”，相当于古玩鉴定的意思。“掌眼”和合伙人不同，他和老板是雇佣关系。但当合伙人需要共同出资，共担风险，一件东西买错了，十件东西赚的钱可能都不够赔。当“掌眼”就没有这些风险了，只要你专业知识强，尽量别出错，看不准的就别买，可以说，是一种很稳当的职业。于是他说：“帮帮忙可以，反正我已经退休了。可这钱……”

黄瀚浩马上说：“不用客气，这是佣金，是您应该得的。每次收到好东西，我都会按一定比例付给您一笔佣金。”

钱启富当然知道“佣金”是什么，可解放后他就没有听到过“佣金”这两个字了，一开始就收人家这么多钱，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后来转念一想，“掌眼”也是一门行当，而且是一门需要相当深功底的行当，没有十几二十年在古玩界的滚打，是干不了“掌眼”的。过去，在古玩界，“掌眼”是个很吃香的行当，是要用轿子来请的。我现在跟在港商后面是做生意，他赚钱，我挣“佣金”，是天经地义的。

钱启富收下了黄瀚浩的钱。吃完饭后，便急着回家，把钱拿到家里，才真正是自己的钱。

黄瀚浩打电话到宾馆总台要了车，然后送钱启富去大厅门外上车，经过一个厕所，钱启富突然说：“我去一下厕所。”其实，他并没有内急，上厕所只是想看看那信封里的钱。当着黄瀚浩的面一直不好打开。现在，经过这个厕所，心里突然一动，想进到厕所里去看一看信封里的钱，以解那种猫爪挠心一般的难受。

钱启富进到厕所的隔间里，插上了门，一屁股坐在马桶上，就想打开信封，忽然感到隔壁有人，又赶紧把信封塞进了怀里，然后踩着马桶，伸头到隔壁一看，原来是宾馆服务员在清理里面的烟灰缸，清好以后，就出去了。钱启富这才打开信封，看到好几扎花花绿绿的钞票，都是崭新的。他真想一张一张点一点，体验一下点钞票的美妙感觉。但，黄瀚浩还在大厅里等，不能耽误太长时间，他把信封收起来，出了厕所。

在宾馆大堂门口，宾馆的车已经等在那儿了。这时，突然冒出一个人，走到黄瀚浩面前悄悄地问：“先生，有外汇券换吗？比银行价格高。”还没等黄瀚浩反应过来，宾馆的保安过来了，那人迅速离开了。

钱启富怀揣五千元外汇券坐上了车，有一种发了横财的感觉。钱启富是见过大钱的人，但解放后这些年他穷透了，现在总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坐上车后，他不停地拿手下意识地去捏那信封，然后再捏捏自己的大腿，嗯，痛！是真的。

其实，真正有发横财感觉的是港商黄瀚浩，送走钱启富后，他就在宾馆院子里散步，一步一步颠的真是轻快。

钱启富已经离开古玩界很多年，这几十年国内没有古玩市场，他更不知道海外古玩市场的行情。如果他知道了仅那对将军罐，在海外市场的价格至少在十万港币以上，不知他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美滋滋的钱启富在牌坊前下了车，脚下生风般地往家里走。天已经黑了，钱启富看到前边有一个人身影有点熟悉，原来是曹老三，手仍然挂在脖子上。

看到曹老三，钱启富一下又回到了老宅的现实中，老宅前段时间闹鬼的事又出现在眼前，这使钱启富突然有一种晦气的感觉，怎么一回来就碰上遇过鬼的人？他放慢了脚步，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跟在这种人后面都有点不吉利。

钱启富转身往回走，走到街口再拐回来，直到看不见曹老三以后，他才进了老宅的大门。刚进门，就有一个人从身后急匆匆地越过，是住在一进东厢房的吴家主人吴富生，是市供销合作总社的一个副股长。

钱启富打了一个招呼：“吴股长，下班啦？”

吴富生赶紧回头应了一句：“哦，是老钱啦。今天又加班写材料，回来晚了。”

钱启富看见朱银娣，马上堆出一脸的笑，没想到朱银娣兜头就是一句骂：“你走了这么多天，也没有一点音信，死哪儿去啦？”

钱启富一脸的笑凝固了，刚进家门，就说死哪儿去啦，真不吉利。但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也习惯了，何况怀里揣着巨款，也可以冲冲晦气。他仍然是老习惯，走到床边，脱下鞋子，先在床上闭着眼睛躺一会儿。他的报复就是，不马上把喜讯告诉老婆。

朱银娣骂完就问：“吃饭没有？我给你去热一热。”

钱启富眼睛也不睁，用手挥了挥：“不用了，我已经在迎江宾馆用过了。”钱启富把话说得文绉绉的，又找到了过去当老板的感觉，因此，吃过了，就变成用过了。

钱启富怎么躺得住，怀里揣着钱呢！他睁开眼睛，透过蚊帐看到在厨房里忙活的朱银娣，忍不住喊了一声：“你来一下。”

朱银娣正在厨房里洗一个瓦罐，这种小口带把儿的罐子，宜市人是用来熬中药的，但是钱启富喜欢喝用它熬的粥，这是他当古玩店老板留下来的饮食爱好。钱启富喝的粥，有点讲究，要用上好的粳米，放一点盐，用炭火慢慢地熬，一直把粥熬成看不见米粒的糊状，再点上一点芝麻油，晾到半温时喝。过去，家里开着古玩店，不在乎那点木炭，还有佣人伺候着。后来，古玩店变成了旧货商店，钱家少老板成了旧货商店小店员，家中没有了佣人，也支付不起木炭的费用。朱银娣每天要上班，就是有木炭，她也没有时间呀。

有一天，朱银娣看见曾经在齐家当佣人的张奶奶，为了给她那个外孙二傻补身体，用这种小口瓦罐熬肉汤。张奶奶烧饭用的是柴灶，烧完饭，灶里还有余火和热灰烬，她用小瓦罐装上肉，放一点生姜片和细盐，加上一罐水，然后把瓦罐封上口，埋在锅灶里的余火和灰烬里，一下午，锅灶里的余热就把罐里的肉汤慢慢地熬好了，晚上吃饭时正好享用，而且那香味充满了灶间。张奶奶说：“这叫小罐炖肉，是大饭店里吃不到的美味。其实，是穷人没有办法的办法。”

朱银娣却从中悟出门道：将瓦罐里装上米和水，不也同样可以熬出粥来吗？那时，老宅里还没有用煤，家家用的都是柴灶，朱银娣也买来这种瓦罐，中午烧完饭后，在瓦罐里装上米加上水，埋到锅灶的灰烬里，果然熬出了好粥。但是熬粥瓦罐底会留下厚厚一层粥底，洗瓦罐的时候有点费事，要用冷水浸泡半天才能洗净。前几天，她怕钱启富回来要喝粥，就熬好了等他，结果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朱银娣正在厨房里洗瓦罐里厚厚的粥底。听见钱启富喊，就捧着罐子走进房间，问：“什么事？鬼喊鬼叫的。”

钱启富说：“把门关上。”

朱银娣回头看看，说：“门是关着的。”

钱启富仍然躺在床上不动身只动嘴：“再去看看，把门插上。”

朱银娣莫名其妙：“搞什么鬼哟。”还是把门插上了。

钱启富这才从床上爬起来，从怀里掏出那个大信封递给朱银娣：“来，看看。”

朱银娣嘴巴上说着：“什么稀罕东西？”把罐子放在桌上，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再接过信封打开来。“哎哟——我的妈呀！”朱银娣像被开水烫了似的一声叫：“这是什么钱？”

只见有好几扎，都是崭新的，有灰色的一百元面额的，有酱红色的五十元面额的纸币，还有浅绿色十元面额的，上面都印着“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的字样。

钱启富得意地说：“没见过吧？这叫外汇券，就相当于美金。”

“美金？”朱银娣第一反应是，“我们要美金干什么？又不能花，不能当饭吃。”

钱启富用手点着朱银娣的脑袋：“木头，木头，这叫外汇券，现在在国内什么都买得到，你不是稀罕彩色电视机吗？凭这外汇券，在免税商店就可以买到。”

“哦——，不，不买彩电，我们要买房子了。”朱银娣立即想到老宅要拆的事，她嘴巴里发出怪怪的声音，“这么多，一共是多少呀？”

钱启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说：“点吧，点点就知道了。”

朱银娣马上坐到桌前，拿起那些外汇券，右手在舌头上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数起来。

钱启富又躺到床上去了，闭上眼睛听着老婆数钱。那崭新的纸币，在老婆手上一张一张地滑过去的声音，撩拨着他的心尖。这种心痒的感觉美妙无穷。

突然，有什么东西碰到门，轻轻地响了一下。钱启富眼睛不行耳朵灵，一下坐了起来：“谁？！”

朱银娣吓得不知道将钱往哪儿放，匆忙中，一拉被子将钱盖上了。夫妻两人呆呆地坐在那儿，好像在等着大祸临头。

半天，没有动静。钱启富叫朱银娣去看看。

朱银娣战战兢兢地开了门，伸头看去，门外黑黑的，连个人影也没有。

第九章

这几天，齐社鼎的病情稳定了，谢庆芳就总在房间里东戳戳西捣捣。谢庆芳爱整洁，只要有点空闲就收拾东西。她收拾东西有点盲目性，常常毫无道理地把这件东西挪挪，把那件东西搬搬。搬好以后，看看不合适，又把它们挪回了原处。今天，她忽然想把连廊上的那盆死了好久的腊梅搬走。

三进的天井旁有一圈连廊，各家都放了一些杂物，连廊已经不连通了。连廊下的天井边有两排石凳，那是过去放盆花的地方。如今，靠齐家一边放着一个破花盆，里面种了几根葱，还有一盆就是那已经死了的腊梅。腊梅没有放在石凳上，而是放在另外一块石板上。现在，谢庆芳要把这盆腊梅搬走。

躺在屋中床上的齐社鼎透过窗户看到了，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谢庆芳还以为他要大小便，急忙进到房间里问他，他却抬着一只手指着那盆枯死的腊梅。谢庆芳不明白，急得满脸通红的齐社鼎以手指蘸水，在床头柜上写了两个字：别动。

谢庆芳还是不明白，问：“什么别动？”

齐社鼎咿咿呀呀地用手指着那盆腊梅。

谢庆芳明白了，生气地骂：“神经病！这盆腊梅不知道已经死了多久了，还放在那儿不让扔。”

齐社鼎哭了。他是个病人，谢庆芳只得依着他。可谢庆芳不知道，这盆腊梅和腊梅下的那块石板，是齐社鼎的精神寄托。

在后花园假山里发现少爷和丫头梅香在一起时，齐太太这才猛醒，她一直没有注意到，儿子已经长大了。

这些年来，家道中落，老爷潦倒，刚刚和一个女戏子弄出一个女儿，她已经把这孩子收养了，取名社娟，对外只说是自己生的，想方设法把老爷圈住。残破的齐府就要坍塌了，她纵有回天之术，也无法改变现状了。于是，她把一切希望放在身边这个小儿子身上，希望由他来支撑齐府，重振家业。虽然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可在母亲的眼里，他依然是个孩子。梅香一年来身体出现一些变化，她也注意到了，可她毕竟是个丫头。现在才猛醒，让梅香和儿子日夜厮守，真的如同把火烛放到了干柴边。

不行，绝对不行。小儿子是齐府的希望，现在才十八岁，要是和梅香弄出点事来，齐家就算全完了。尽管梅香是自己的侄女，但她毕竟是丫头，齐家再不济，也不能让儿子娶一个丫头。越是家道中落的人家，越是讲究尊卑地位，越是死要面子。如果，齐府的少爷找了一个丫头，传出去又是丑闻。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老宅子，已经有了太多的传闻了。

齐太太要尽最大的努力，捍卫齐府的未来。她和张妈商量，决定共同努力把少爷和丫头分开。张妈心疼少爷，她主张悄悄地、不动声色地进行，不要对少爷刺激太大，担心年轻人做出过火的事来。太太接受了张妈的意见。

第二天，太太派人把少爷送回学校。少爷走了以后，她把梅香叫到房里，声色俱厉地说：“你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梅香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她不想回家。乡下的家里有那么多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每年还要靠她的工钱接济家里。现在回家，父母亲肯定逼她嫁人，和一个农民丈夫面朝黄土背朝天，生一堆儿女，再受穷。梅香到了齐府就是脱离苦海了，再让她回到苦海里去，她的抗拒一定是强烈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回去了，就再也见不到少爷了。少爷已经答应娶她，现在少爷还小，还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但，少爷一定说话算话的。梅香的心里存着一个奢望，她要等着少爷长大了娶她，所以她告诉少爷，明年她十八岁了。少爷是齐府惟一的男丁，将来齐府一定会是少爷的，她可以耐心地等。何况，昨夜，她已经是少爷的人了，现在下身还在疼呢，只是现在不能跟太太说。一定不能走，当牛做马也不能走。

梅香两腿一软，跪了下来，哭着说：“太太，让我留下来伺候您吧！”

其实，太太只是吓唬她，并不想赶她走，一是不想把这事弄大，二是怕对少爷刺激太大，三是自己身边也离不开人。她想控制住梅香，不让她和少爷接触，都是小孩子，过一段时间他们自然慢慢地淡了。但现在不能松口。

太太不松口，梅香就跪着不起来，太太就到三进的二楼看小社娟去了。梅香竟直挺挺地整整跪了一天。

到了晚上，太太又和张妈商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张妈求太太留下梅香，太太这才松口。张妈将跪了一天的梅香领到自己房间，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这样，白天由太太盯着梅香，晚上就由张妈看着梅香了。张妈吓唬梅香说：“如果再让太太发现你和少爷在一起，就谁也保不了你了。”

梅香直点头，心里却在想，反正少爷心里有我，等到少爷当家做主，谁也不用保我了。

周末，齐社鼎回来了，满世界找梅香，可梅香在太太房里就是不出来。从礼拜六等到礼拜天，就要回学校了，还没有见到梅香。他知道是母亲拦着梅香，可他又怕母亲，带着满心的失落回学校了。

这一周，齐社鼎在学校里苦熬着，整晚整晚地望着窗外的月亮，回味着后花园里的那一幕。清晨起来，思念梅香更甚。

又到礼拜六了，齐社鼎一肚子心事回了家，渴望能见梅香一面，斗着胆子来到太太房间，太太正在念经，眼睛闭着也不看他，张妈立在一旁。齐社鼎退了出来，满宅子找梅香，可连梅香的影子都没看到。

齐社鼎只好回到房间做作业，张妈进来了，他问：“张妈，梅香呢？”

张妈说：“你姐姐社玉生小孩，老爷去南京看她，把梅香带去伺候你姐姐月子了。”

齐社鼎一听就急了：“什么时候走的？怎么不告诉我？”

张妈说：“你在学校，怎么告诉你？走了好几天了。”

齐社鼎问：“什么时候回来？”

张妈说：“这得问太太。”她收拾着少爷带回来的脏衣服，又说：“少爷，别总是惦记着梅香，专心你的学业，男子汉要成人，齐家全靠你了。”

齐社鼎发泄着不满：“靠我什么？我不想读书了，我也要去南京！”

张妈低声说：“少爷，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梅香恐怕就回不来了，太太都要把梅香辞了，是我求的情。”

齐社鼎一听，吓坏了：“那我怎么才能把梅香留在家里？”

张妈说：“好好读书，少爷就是少爷，丫头就是丫头。只要太太安心了，梅香就会从南京回来。”说完，抱着一堆脏衣服出去了。

齐社鼎望着张妈的背影，心里想：只要梅香不走，我毕业后，一定向太太提出娶梅香。现在，他只能暂时把梅香放下，他再也不敢打听梅香的消息了，他害怕失去梅香。他知道，太太真的会辞了梅香。

梅香走了以后，齐府就没有丫头了，里里外外都是张妈一人。这时最想梅香的不是少爷而是太太了，太太发现身边没有梅香，生活处处不方便。她的痛风症又犯了。刚从南京回来不久的老爷说：“我再去南京把梅香接回来吧。”太太忍着痛说：“让梅香把社玉的月子伺候完吧。”

还没等社玉做完月子，老爷就把梅香接回来了，太太实在离不开她。

那天，齐社鼎从学校回来，看到梅香，眼睛一亮，她瘦了，脸色也不好。一定是伺候姐姐辛苦了。他心疼了，可又不敢靠近她。晚上睡在床上，耳朵一直听着门外的脚步声。

梅香一直在太太的房里忙着，到夜深了才回张妈房间睡觉。经过齐社鼎房间门口时，不由自主地将耳朵贴在门上，听少爷房里的动静，梅香想少爷也想得很苦。门突然开了，少爷拉着她的手要她进来，她不敢，抗拒着和少爷拉了一会儿手。齐社鼎感到梅香的手湿湿的，暖暖的。

早上，梅香在天井里刷牙，发现阴沟里往上泛着殷红的水。那只老龟也出来了，拖着一身臭泥，在石板上爬出一溜湿痕，然后停下来扭头看着梅香。天很闷热，“秋老虎”来了。

梅香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打了一个很响的嗝。

吃早饭的时候，她端着粥碗半天喝不下，又打了一个嗝，张妈抬头看着她。她放下饭碗，一点胃口都没有。

张妈也放下碗，去了太太的房间。她告诉太太：“梅香回来，一直吃得很少，今早起来总打嗝，早饭也吃不下。”

太太也发现梅香精神不好，昨晚在太太房间里就说恶心。她问张妈：“你问过她，这个月的月经来了吗？”

张妈说：“今早我已经问过她了，她说，好长时间都没来了。这孩子，什么都不懂。”

太太明白了，叹了一口气：“唉，这孩子——”不知道说的是梅香，还是她的儿子。

这时，梅香正站在天井边，发出一声一声的干呕。

太太想了整整一天，心情非常复杂。半夜了，她把张妈找来，说：“先把梅香送到你乡下的家里，让你妹妹照看一段时间，等她到要生的时候，你再回去照顾她。总之是我们齐家的血脉，我们一定要这孩子。少爷马上要考大学了，现在不能让他知道这事，就说梅香又去了南京吧。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张妈，现在家里也离不开你，请你们家的福贵送一下梅香吧，明天一早就送走。”福贵是张妈的丈夫。太太给了张妈一点钱。

张妈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刚刚睡着的梅香叫起来，在她耳边说了很久，梅香听后就哭了。一会儿太太也来了，她是来安抚梅香的。听了太太的话，梅香不哭了。怀了少爷的孩子，她内心是惊喜的，这就铁定了是少爷的人了。可少爷要准备考大学，不能让他分心，所以她也只能接受这个决定去乡下生孩子了。

接下来，可以说梅香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收拾她洗换的衣裳，扎了一个小包袱，跟着张妈走了。出门的时候，张妈看见屋檐下晾着梅香昨晚洗的那件白底碎花的小褂，顺手收了下来，让梅香穿上。

张妈拉着梅香的手，从齐府后门悄悄地出去了。

齐府的后门是观音巷，因早先有一个小小的观音庵而得名，如今观音庵没了，只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全部是青石板铺成的路面。张妈迈着一双缠过的脚，生怕梅香跑了似的，紧紧地拉着她来到了自己的家。叫醒仍在睡梦中的丈夫福贵，让他一早送梅香去乡下。

天色已经蒙蒙亮了，是一个多云的天。老实透顶的福贵，听了张妈的叮嘱，一句话也没有说，披衣起床，领着梅香往江边去了。

福贵原先是从长江里挑水沿街叫卖的“水夫”。后来挑水的时候伤了腰，干不了“水夫”这行，就靠张妈在齐府当女佣生活。张妈的家在长江南岸的青阳县，福贵领着梅香去江边搭民船过江。

宜市建在一片丘陵上，虽然不是山城，沿着江边却有不少高坡。张妈站在家门口高坡上，可以清楚地听到江面上行驶的小火轮“突突突”的声音。望着丈夫佝着腰，领着梅香消失在朦胧中，张妈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回齐府去烧早饭。

齐社鼎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梅香，可跑遍了齐府也没有找到她。他跑到母亲的房间，看见母亲又在念经，就悄悄退了出来。他去问张妈，张妈支支吾吾的，还是叫他去问太太。他又跑到母亲的房间，想打断母亲问一声，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吓得他赶紧闭上了嘴。

齐社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特别闷热。浑身上下汗水不干，房间里的青砖地面也在冒汗。那只乌龟爬进了他的房间，围着他的脚转，心烦的他一脚把它踢到桌子底下。被踢得四脚朝天的乌龟，划拉了半天才翻过身来，躲在桌子底下看着他，再也不敢靠近。齐社鼎不知道，那闷热天气其实是台风到来的前兆。

中饭前，天突然黑了，接着狂风大作。那风竟然把梅香最喜爱的一盆梅花，从石凳上吹到地下，摔得粉碎。接着就是暴雨，像天漏了一样的暴雨。齐社鼎长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雨，齐府中所有的天井都积了水，像一个一个水塘似的。风刮了半夜，雨却下了一宿。

第二天有人从江边回来说，昨天长江里有好几只民船被台风刮翻了。张妈听后像疯了般往江边跑，跑到江边什么也没问到又回来了，一头扎进太太的房间里直哭。太太听后也急得上了火，跪在观音像前，口中不停念着：“观音菩萨保佑，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下午，太太的嘴角就起了泡。福贵送梅香回乡下，乘的就是民船，而走的时间正是台风到来之前，不知道这只民船是不是也被台风刮翻了。

太太赶紧叫老爷雇了一只小船顺江而下到下游去打听。第三天，派出去的人回来了，被吹翻的民船在下游五十多里路外一处防洪林里找到了。太太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张妈带人赶往现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张妈走出齐府，看见少爷跟在后面，就让他回去，他坚决不从。张妈只好让他上了车。车子沿着江堤，走了半天，远远看到江堤外有一片茂密的柳林。

这时，柳林里人们已经把倾覆的民船拖了上来，船舱里有几具尸体。福贵的尸体卡在两块仓板之间。

张妈见到了，大叫一声：“我的死鬼呀！……”就晕过去了。

但是船舱里没有梅香。齐社鼎站在江边，号啕大哭，齐太太叫人把他架到车上拉回齐府。齐太太派人往长江下游找了几百里，也没有找到梅香的尸体。

齐太太请和尚为福贵做了“超度”，给梅香的家人送去了一笔钱，从此齐府里再也没有人提起梅香，梅香这个人蒸发了。

梅香留给齐社鼎最后的印象，是那双温暖湿润的手。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梅香的尸体，齐社鼎总觉得梅香没有死，她躲在什么地方，不愿见他，不愿见齐府的人。因为是他害了梅香，是齐府的人害了梅香。

从江边回来后，他就大病了一场，病好后，人变得木讷讷的，以后只长个子不长肉，也不长心眼。直到成了亲，生了孩子，特别是女儿琪文出生后，他才一天天地好起来。

人们常常看到，齐社鼎长时间的站在后花园那棵腊梅树下。特别是下雪天，更是会冒着雪站在那儿。他还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己房间的门上：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

后花园被填平以后，那棵腊梅树也被挖了。他就在花盆里种腊梅，他想从那儿看到梅香的影子。那盆已经死了的腊梅，就是齐社鼎种的，他怎么能让谢庆芳扔了呢。

这段时间，老宅里最忙碌的人要算程基泰。那天，他听到钱启富回来了，当晚就跑到迎江宾馆去了，他等黄瀚浩已经等得心急如焚了。迎江宾馆是涉外宾馆访客都要登记，程基泰没有证件，无法登记，就在门口往黄瀚浩的房间打电话，却一直没人接。这时，黄先生正在宾馆的院子里，乐得一步一颠地散步呢。

第二天上午，程基泰又赶到迎江宾馆，往黄瀚浩房间打电话，仍然没人接，程基泰心里就有点发毛了。找到总服务台，一查，总服务台的小姐说：“黄先生今天一早结账走了。”

“啊？”程基泰这一次确实是蒙了，他脑子浮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向各级领导交待？

程基泰火急火燎地往回走，他要去找钱启富问问，黄先生怎么丢了？

程基泰走到钱启富的家里，钱启富正在喝粥。好多天没有喝老婆用小瓦罐熬的粥了，就着老婆腌的咸菜，他喝得一身舒坦。

程基泰几乎是冲进来的，一脚踩在地板上，“咚”的一声响，兜头就是一句：“老钱，黄先生人呢？”

钱启富一愣，说：“在宾馆呀。”

程基泰说：“我刚从宾馆回来，黄先生走了。”

钱启富一听，就说：“哦？走了？他还会回来的。”

程基泰问：“你怎么知道？他跟你怎么说的？”

钱启富当然不能把黄瀚浩请他当“掌眼”的事告诉程基泰，就说：“黄先生在宜市还有业务。”

程基泰松了一口气，问：“什么业务？”

钱启富说：“黄先生不是要在宜市投资吗？就是投资的业务。”

程基泰这才把那颗悬着的心放进肚子里。他转了话题，话中有话地说：“老钱，你们在徽州玩的时间可不短啦。”

钱启富说：“是呀，主要是黄先生玩兴浓。哦，我们在徽州，给你买了一点茶叶，是上好的黄山毛峰。”说着，钱启富就去拿茶叶，他要拿在那位老农家买的茶叶送个顺水人情，毕竟是程基泰介绍他认识黄瀚浩的。

钱启富转身找茶叶的时候，程基泰一双眼睛在屋子里乱转，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似的。

这天，成虎正在报社赶稿，总写不下去。他想去看一个人，一个他放心不下的姑娘，何惠芳的女儿茉莉。

茉莉今年十九岁了，中专毕业以后，在一家工艺绣品厂做设计员。这家工艺绣品厂生产的花边、蕾丝等，基本上都是供出口的。

成虎有两个妹妹，可茉莉跟他比亲妹妹还亲。小时候，他每天都推着茉莉上学，茉莉对他的依赖胜过对自己的母亲。开始时，成虎推茉莉上学，是学校号召学雷锋，老师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要做一件好事。成虎是班长，当然要带头，于是就想到推茉莉上学。那时茉莉虽然已经九岁了，但由于发育迟缓，看上去只有六七岁。除了她家天井上那一小片天，她很少看到老宅以外的世界，所以成虎每天推她上学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

学校离家并不远，学校门前的一条路叫登云坡，从名字上就可以得知，这是一个高坡。每天上学成虎把她推上这个高坡，放学的时候，就从坡上滑下来。茉莉喜欢刺激，叫成虎推着她往坡下冲，她在滑行中高声尖叫着，把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摔碎在老街里。一次，茉莉突然对成虎说：“小虎哥哥，你就这样一直推到我死好吗？”

这句话，把成虎的心猛地撞了一下，对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成虎来说，死亡是那样的陌生、遥远与悲伤，可是竟被茉莉这样轻轻松松说了出来。看着这个瘦小的永远站不起来的茉莉，成虎心里突然很难受。这种难受的感觉让他滋生出一种责任，要让茉莉活得更愉快一些。

成虎以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双手捧起茉莉那张苍白的娃娃脸，认真地说：“茉莉，你听好了，我一直要把你推到长大。”

对于成虎来说，这是一句庄严的承诺。为实现这句承诺，成虎表现出特别的顽强。一天早上起来，天下着大雨，成虎按时在何惠芳的楼下等。何惠芳见雨下得太大，就不想让茉莉去上学了。可是茉莉还想去，就在楼上哭。成虎对何惠芳说：“何姨，不要紧，我来背。”茉莉说：“不行，背着我爬登云坡，会很累的。”成虎说：“不要紧，试试看。”说着把书包挂在脖子上，弯腰背起了茉莉。

这是成虎第一次背茉莉，感觉茉莉是这样的轻。茉莉在成虎的背上很安静，雨下得很大，在茉莉撑着的伞上敲出一片遗珠落地的声音。成虎双手兜着茉莉的两条腿，那两条细长的残肢无力地垂着。茉莉把脸贴在成虎的背上，轻声地说：“小虎哥哥，你要是一直这样背着我就好了。”

成虎觉得背上的茉莉越来越重。

其实，每天推着茉莉上学放学，成虎真的很累，也占用了他很多的玩乐时间。有时成虎真想打退堂鼓。

一次，成虎到部队军训一周，回家的时候，看到茉莉趴在二楼的窗栏上发呆。成虎问母亲：“妈，茉莉怎么没上学？”母亲告诉他：“自从你军训去，茉莉就没有上学了，好像都没下过楼。”成虎一听，放下背包就去了茉莉家。

茉莉看到成虎，先是发愣，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泪水在眼睛里聚集，接着如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下。成虎忙掏出手绢给她擦眼泪，茉莉一把抱着他轻声地说：“小虎哥哥，快背背我，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茉莉又说到死，成虎捂住了茉莉的嘴。

这时，何惠芳出现在门口。茉莉看到她就不说话了，也不哭了。成虎觉得这母女俩好像在闹别扭。突然茉莉说：“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小虎哥哥背我出去。”成虎就背起茉莉，感觉她更轻了。出门的时候，何惠芳塞给成虎五毛钱，说：“这丫头，好多天都不好好吃饭了，小虎你带她去吃一碗汤圆。”

成虎背着茉莉出了门，茉莉像关在笼里太久的鸟，飞到蓝天里来了，特别兴奋。成虎带她到老字号汤圆店“万江春”，买了一碗鲜肉馅的汤圆，这是茉莉最喜欢吃的汤圆。宜市的这种汤圆，一个有鸭蛋那么大，一碗只有四个。成虎怕烫着茉莉，就先嘬着嘴把汤圆咬一个小口，让汤汁流到匙里，吹吹凉，再喂茉莉吃。茉莉要成虎一起吃，否则她就不吃，成虎就只好吃了半个。茉莉像是很久没吃东西似的，吃完一碗，又要了一碗。

吃完汤圆，成虎把茉莉背到街口大槐树下。正是五月槐花香的季节，满树开着一串一串白色的槐花，发出一阵一阵甜甜的清香。成虎摘下一串槐花，剥去花瓣，摘出花芯，给茉莉吃。槐花的芯甜甜的，茉莉伸出小手，捧着那小小的槐花芯，舍不得吃似的，半天才拿起一个放到嘴里，品山珍海味似的慢慢嚼着。她望着街口的大牌坊，又说：“小虎哥哥，要不是等你回来，我早死了。”

成虎弄不明白，茉莉为什么总是一口一个“死”的，他认真地对茉莉说：“茉莉，你要是再在我面前说一个‘死’字，我就永远不理你了。听见了吗？我说到做到。”

茉莉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成虎，泪水又在眼睛里聚集。

成虎指着茉莉说：“不许哭，不许哭，要坚强。答应我，答应我好吗？”

一串泪珠还是从茉莉眼睛里滚出来了，但她坚定地点了点头。

成虎不知道，在他离开的这一周，茉莉有了一次地狱般的经历，她发现母亲夜里去了楼下曹老三的房间。这个敏感的女孩子，朦朦胧胧地觉得很羞耻。她不吃饭，无论何惠芳怎么劝，就是不吃。何惠芳急得要跪下求她了，突然想到了成虎，就说：“小虎哥哥再有几天就要回来了。”茉莉听到这话，才开口吃饭，但吃得很少。

成虎知道，如果自己不送茉莉去上学，茉莉可能就要辍学，像她这样身有残疾的人，不读书今后怎么办。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自己考上大学，天天送茉莉上学。茉莉也慢慢地长大了。

在大学里，成虎每周都能收到茉莉的信，有时一封信写得很长，像是流水账，记着她这一周做的事情。有时只有一句话：又想你了。学习再忙，成虎都坚持给茉莉回信。后来，茉莉的信中经常写老宅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成虎虽然在外地上大学，老宅里所有发生的事情，他几乎都知道。

他每一次放假回家，茉莉都长大了一点，等他大学毕业回到宜市，茉莉已经长成一个玉洁冰清的姑娘，但心理仿佛还停留在孩提时代，她还想要成虎背。成虎笑着说：“茉莉，大姑娘了，自己走。”然后递过曹老三给她做的拐杖。

后来，茉莉工作了，住在厂里，周末才回来。只要有时间，成虎还是去接她。这天，他写不下去稿子，骑上自行车去了绣品厂。这家绣品厂是一家福利工厂，大部分工人都是残疾人。绣品厂也是设在一幢旧宅子里，经过一个回廊，再进一道月门，成虎看见茉莉坐在院子里，正用一根钩针钩花边。

茉莉穿着一件绣花的白衬衫，衬衫的领口缀着白色的蕾丝，一条黑色的裙子，脚上是一双玫瑰红的塑料拖鞋，如果不是放在一边的拐杖和垂着的残腿，坐在那儿的茉莉像一座雕塑一样的美。

跨过月门，成虎悄悄地走到茉莉身后，伸手捂住了茉莉的眼睛，说：“猜，我是谁？”茉莉头都不抬，说：“还要我猜什么，一摸那手我就知道是小虎哥哥。”成虎就把手拿开了，茉莉仍然低着头钩她的花边，成虎觉得茉莉有心事，难怪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茉莉，心里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茉莉抬起头，望着成虎。成虎从她那黑眸子中看到自己。“小虎哥，我的心事你怎么总知道。”

“都挂在脸上了，我还不知道？”

“不是的。今天也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来了？”

“茉莉心里有什么事，我都有感觉。说吧，看小虎哥哥能不能帮你。”

茉莉就伸手去拿她的拐杖，成虎马上取了过来，递给她。茉莉撑着拐杖说：“咱们进房间里去。”成虎就扶着茉莉进了她的宿舍。

宿舍里一共有四张床，现在人都不在。茉莉的床是那样的整洁，她坐下后，拍拍床沿叫成虎坐在她的旁边。然后望着成虎说：“小虎哥哥，你教我接吻好吗？”

“啊？！”成虎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看着茉莉笑了起来，说：“茉莉，你已经长大了，不是什么小虎哥哥都能教你的。”又点了一下茉莉的头说：“茉莉学坏了。”

茉莉一脸严肃地说：“不是学坏，我恋爱了。”

原来，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喜欢上了茉莉，这位技术员是健全人，他长得特别像成虎。慢慢地茉莉也喜欢上了他，允许他像成虎一样背她。最近，这男孩又喜欢上了另一位姑娘，茉莉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连接吻都不会，让人怎么喜欢你？”天真的茉莉，竟然信以为真。听完茉莉的叙述，成虎严肃地说：“茉莉，这男孩跟你不合适。”

茉莉望着成虎：“怎么不合适？当初他那么喜欢我。”

成虎说：“跟小虎哥哥回家，我慢慢地告诉你。”

茉莉只要坐上成虎的自行车，心情就好了一半。成虎骑上车，茉莉抱着成虎的腰。一路上，成虎故意不停地打铃，又把车骑得扭来扭去，一会儿就听到茉莉那银铃般的笑声，“小虎哥哥，你好坏，你好坏。”

成虎嘘了一口气，他知道茉莉太敏感，又脆弱，受不得太大的刺激。但，茉莉很天真，不高兴的事，忘得也快。

傍晚，曹老四下班回家了，他拎着一个酒瓶，怀里有两个荷叶包，不用问，里面肯定是在街口买的猪头肉和花生米。他一摇一摆地走到曹老三的房门口，说：“老三，喝两口吧，住院憋了这么多天，今天咱哥儿俩补补。”

曹老三仍然躺在床上，中午的饭是翠兰送来的。毕竟是一家人，翠兰再不讲理，也知道曹老三出了这样大的事，她不能不管不问。所以今天她没有跟曹老四一块出车，而是买了肉骨头给曹老三熬汤。看见曹老四拎着酒来了，在医院闻了好多天酒精味的曹老三，立即来了精神。两兄弟在天井里支起小桌，把荷叶里的猪头肉和花生米打开，就开始喝起来。曹老三说：“今天少喝一点。”可喝起来以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尤其是曹老四。

这时，有两个人在着急。一个是翠兰，一个是何惠芳。何惠芳担心曹老三的身体，翠兰怕曹老四喝多了会出事，因为曹老四喝酒不节制。

两兄弟一会儿就将一瓶酒喝了一半，翠兰忍不住了，走到曹老四身后，一伸手就将剩余的酒拿走了。

曹老三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就回他的楼梯间睡觉去了，曹老四还没喝好，就坐在那儿生闷气。这时候住在一进的四斤儿的儿子小三子，从旁边经过，叫了曹老四一声：“老黑，没喝酒啊？我爸爸在家喝酒呢！”

平时，大家叫曹老四“老黑”，他并不计较。但今天他酒没有喝好，听到有人叫他“老黑”，就不高兴了，尤其听到四斤儿在家喝酒，他一下站了起来，黑着脸冲着小三子吼：“老黑是你叫的吗？啊！”小三子吓得就往家跑，他不依不饶地一直追到四斤儿家门口，喊道：“老黑是你叫的吗？没大没小的，叫你老子出来说理！”

四斤儿的老婆七妹从屋里出来，一看是曹老四，就拉过儿子叫他道歉。小三子是个犟种，死活不吭声。曹老四就不走，一遍一遍地说：“老黑，是你叫的吗？啊？”

这时候，四斤儿倒了满满一杯酒，走到门口，指着儿子骂：“是啊，没大没小的！我喊老黑大哥，你应该叫老黑伯伯。快，叫老黑伯伯。”把酒端到曹老四的面前：“来，老黑，喝一杯。”

曹老四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不喝，不喝，我喝过了。”

四斤儿将酒杯塞到他的手上：“你是什么酒量我还不知道，你品品，我这大曲怎么样？”

曹老四一副盛情难却的样子，接过酒杯，先是浅浅地抿了一口，在嘴里细细品味着，接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这酒还可以，还能喝，还能喝。”其实，曹老四是真正的嗜酒，除了特别差的红薯干酒，他说喝了头痛，其他的酒他根本品不出好坏。

喝完酒，他好像忘了到四斤儿家是来干什么的，对四斤儿说：“你慢慢喝，你慢慢喝，我到后院去看看我的车胎气够不够，明天还要起早。”

曹老四喝得再多，有一件事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到后院检查一下他的板车车胎。拉板车的，最怕爆胎，也怕车胎跑慢气，哪怕是一颗小石子，一枚圆钉或一根大头针，把车胎扎了一个细小的孔，车胎就会一丝一丝地跑气，一夜下来，车胎就瘪了，所以每天都要检查，用手按按车胎，用口水试试气门嘴漏不漏气。车胎一定要在晚上睡觉前检查好，如果到第二天早上再检查，就耽误了一天的工作。有时候，曹老四实在喝多了，翠兰就要去帮他检查一下，反正每天这件事不能省。

曹老四一摇一摇地往后院走，穿过三进的厅堂，再穿过雨廊和通往后院的小巷，就进入了后院。他走到放板车的地方，正弯腰想检查气门嘴，突然板车动了起来，喝得有点多的曹老四大叫：“谁？谁呀？出鬼了啦？”有一个黑影正在推他的大板车。

第十章

把曹老四吓了一跳的，是住在后院的赵大队长。他说曹老四的大板车挡道，他要把它移动移动。后院除了曹老四的板车，还有孙拽子家的两部板车，几乎把整个后院都占满了，放不好就会挡道。

后院就是齐府的后花园，因为市商业局的办公大楼占用了后花园的一大半，剩下的就不大了。

听到黑影说话，曹老四才知道是赵大队长。他检查了板车的气门嘴，就往家走，一进门就对翠兰说：“操，这山东侉子吓我一跳，还以为遇上鬼了呢。”说着就上了床。

翠兰听他说鬼，紧张地问：“遇上什么鬼了？啊，遇上什么鬼了？”

曹老四迷迷糊糊地说：“没——事，是山东侉子。”

“山东侉子？”翠兰还没弄清楚曹老四说的是什么，曹老四已经鼾声不断了。

宜市地处长江以北，但这里的人都以南方人自居，把北方人称为侉子。老宅里住着两个侉子，一个山东侉子，一个河南侉子，两个人是死对头，而且是革命的死对头。

山东侉子是赵大队长，大名赵铁柱。老宅里的人都称他赵大队长，这是对他的尊称。他本人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喝了酒以后他会说：“赵铁柱，这个名字我不喜欢，爹妈起的，农村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像铁柱一样的结实，其实就是希望我健健康康地活着。在我们北方，往天上扔一个土疙瘩，掉下来肯定会砸着一个叫铁柱的人，哪能个个都健康地活着？”赵铁柱还是喜欢人们叫他赵大队长。

赵大队长是山东胶东人，他把“人”说成“银”，比如说：“你这个银（人），不系（是）个好银（人）。”赵大队长有一副北方人的威猛，就像电影中游击队队长的样子，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留着小胡子，说话时两手叉腰，给人一种随时拔枪的感觉。

赵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担任过县武工队大队长，解放初期又担任过土改工作队大队长。这两种大队长，手上都有生杀大权。他也确实杀过人，而且不止一个。

赵大队长一九三八年就参加革命了，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参加过铁道游击队，后来担任了县武工队大队长。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占领了很多城市，这就需要很多干部来建立新政权。于是，从老解放区和部队抽调大批干部，跟随大军南下。因此，在中国的词汇中，多了一个“南下干部”。赵大队长一九四九年四月来到宜市，住进了老宅，就没有继续南下。后来，成立军管会，建立新政权，肃清反革命等等。再后来，进行土地改革，他担任了土改工作队大队长。老宅里的人称他赵大队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土改”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简单说，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穷苦的农民。赵大队长本身也是穷苦农民，贯彻这个政策是完全彻底的。问题在于，他在“土改”中犯了一个错误，犯的是“生活作风”错误。他“搞”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成了他的老婆。至于为什么会因此给他那么重的处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是因为他在老家结过婚，而且有孩子。有人就反驳说，那时多少干部都换了老婆，至今不是仍在高位？也有人说是赵大队长革命意志衰退，经不住引诱，在“土改”中搞了地主的小老婆。但大家更不信，那个让他犯错误的老婆，孩子们喊她赵姨，一直在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做泥瓦工的助手，每天往高高的脚手架上挑砖和泥。她长年累月都在露天工地上，皮肤晒得很黑，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肩膀上缀着厚厚的补丁，怎么看都像个修红旗渠的铁姑娘。惟一可疑的是，赵姨比赵大队长年轻得多，可能要差个一二十岁。

赵大队长退休前的职务仍然是个大队长，建筑公司施工大队的大队长。可当时的市长，曾经是赵大队长的副手，土改工作队的副队长。所以，赵大队长喝完酒，敢喊着市长的名字骂人。

后院原来是齐府里厨师、粗佣、水夫们住的地方。赵大队长竟住了大半辈子。他在这里生了三儿一女，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他的岳母，以及岳母的大女儿——他的大姨子一家也和他住在一起。两家人像一家一样。

赵大队长毕竟是个老革命，老宅里没有几个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成虎受到他的信任。这天，他穿过那一人小巷，站在巷口，冲三进扯着嗓子喊：“小成，小成，小成在家吗？”

叫了几声，没人答应，住在成虎楼下的月清伸头了，她家有一个窗户朝着后院，直对着那个一人小巷。月清说：“小成好像还没回来。赵大队长你找他有事吗？”

赵大队长嗯了一声说：“是，他回来后，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到我家来一趟。”

月清是个好性子的女人，她说：“好，小成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赵大队长谢谢都没有说一声，转身就回去了。

他前脚走，成虎后脚就回来了。

三进二楼的楼梯紧挨着月清家的墙，月清家的墙是一层薄薄的木板，楼梯也是木楼梯，楼上的人上楼下楼，月清家都能听见。在一起住了几十年了，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

成虎回来的时候，月清听到了脚步声，就在房间里喊了一声：“小成吗？”

成虎站在楼梯上答应：“是我。”

月清说：“后院的老赵来找你，叫你去他们家一趟。”

“哦，知道了，谢谢你。”

成虎放下包，马上就下楼了。成虎和赵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和赵大队长的二儿子赵大志是同班同学，而且非常要好。赵大志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回家很少，总是托成虎代为照顾他们家。赵大队长一家，也把成虎当做自家人，赵大志的弟弟都喊成虎“三哥”，因为成虎比二哥赵大志的生日小。

赵大队长的大姨子，也就是赵姨的姐姐正在后院收衣服，远远地看见成虎，就问：“是小成吗？”

成虎答应了一声：“大姨，是我。”

大姨说：“小成，我问你一件事，来，到我家坐一会儿。”说着，就把成虎往家里拉。

这时，赵大队长听见成虎来了，就喊了一声：“小成来了？”

大姨和赵大队长住对门，赵大队长一家住在东面，大姨一家住西边，中间是通后门的过道。

大姨把成虎拉到家里，问：“小成，你是记者，消息灵通，这老宅拆迁的事，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成虎说：“据我所知，现在还在规划之中，规划一定，就要调查摸底，然后和原住户谈判，谈判好了才能拆迁啦。”

大姨说：“哎哟，早点拆吧，这房子一天都住不下去了。”

成虎说：“恐怕不会那么快，牵扯到这么多住户呀。”

大姨又问：“小成啦，像我们家和老赵家，能分几套房呢？不会把我们算成一家吧？”

这是大姨的一块心病。她二妹和赵大队长结婚后，她们全家都跟着住到老宅的后院来了，所谓全家也只有姐妹两人和她们的母亲。直到现在，在房管所的登记上，只有赵铁柱一个人的名字，而没有大姨和大姨夫的名字。所以她一直担心拆迁后只还给他们一套房。

大姨说：“唉，老太太死后，我们就是两家人啦。老赵家三儿一女，全都成人了，房子怎么还不够住，不会把我们和他们家算成一家吧？”

成虎抬头看见墙上挂着大姨的母亲、赵大队长岳母的照片，这位老太太善良一生，却没有善终。大姨的话，他都没听见。

赵大队长与他的岳母年龄相差无几。“文革”中，赵大队长受到冲击。赵大队长所在的建筑公司，是造反派闹得最厉害的单位。有一天成虎上街，看到建筑公司的造反派把公司里所有的“走资派”都押在大卡车上游街。每一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名字上还用红笔重重打了叉。

成虎看见赵大队长也在车上，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道德败坏的赵铁柱”。在成虎的心目中，赵大队长可是一个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八路。

成虎小时候喜欢听两个人讲故事，一是听曹老三讲武侠故事，一是听赵大队长讲战斗故事。曹老三讲的是武侠书上的，是别人的故事，赵大队长讲的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吸引成虎。夏天乘凉的时候，成虎看到赵大队长身上有好几个伤疤，印象最深的是他右腰上的枪眼，从前面打进去，从后面穿出来，一前一后两个圆圆的紫色疤痕。成虎还看见过他的军功章，有十多块。他对赵大队长充满着崇敬。就是像赵大队长这样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的新中国。今天，怎么会把他们五花大绑着游街？

游街的车开得很慢，成虎一路小跑地跟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赵大队长。尽管成虎那时才十来岁，可无论赵大队长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什么，无论高音喇叭里怎样控诉他的罪行，成虎根本就不信。他一直就这样跟着，赵大队长看到了成虎，又无奈地把头垂得更低，汗水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成虎难过得直想哭。

可给成虎更大的冲击是游行结束以后。成虎跟着卡车进了建筑公司的院子。他看到了揭发赵大队长的大字报，感觉一股鲜血直冲到头上，人都有点蒙了。

大字报上说，赵大队长和他的岳母胡搞，最后又娶了人家的女儿。后来造反派还把大字报贴到了赵大队长家的窗下。赵大队长的岳母，这位六十来岁的老人无法自辩，她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了这件事。

那天早上，她给家人烧好了早饭，脱下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袄，盖在熟睡的小外孙身上，走出后门，撕光了墙上的大字报，扔进后街的公共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上吊了。这是成虎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他陪着赵大志给外婆送葬的时候，大志怀里抱着那件旧棉袄，他要给外婆穿上，他说外婆上路的时候太冷。大志一路凄惨地喊着外婆，在坟地久久地跪着不起来，成虎也一直陪着跪着，泪流不止。

老奶奶死后不久，赵大队长就被放了回来。他那原先黑黑的小胡子全部变成灰白色的了，像挂在嘴唇上的一串鼻涕。

一九八八年，赵大队长早已落实了政策。听说后来还补了他在“文革”中被停的工资，待遇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但没有给他解决新房子，他们一家，或者说两家仍然住在老宅里。赵大志那善良的外婆，如今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家中的墙上，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挂在大姨家里。

成虎看着老奶奶的照片，心里感慨万千。

这时，赵大队长走了进来，他要问成虎的和他大姨子一样，也是拆迁的问题。

老宅里还有一个河南侉子，叫孙拽子，住在后花园旁由过道改成的屋子里。孙拽子早先是个国民党军官，跟共产党打仗时掉了一只胳臂，后来成了历史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刑满释放后，又回到老宅，在搬运公司拉板车，每天在赵大队长家门口来来往往。

早先，赵大队长看到孙拽子就要横眉冷对，孙拽子也总是低着头进出。后来，孙拽子摘了帽子，慢慢地头也抬了起来，见到赵大队长，就有点阴阳怪气的。再后来，改革开放了，孙拽子说，他的那只胳臂不是跟共产党打仗打断的，而是打日本鬼子受的伤。

赵大队长和孙拽子都喜欢喝酒。孙拽子干体力活，多劳多得，收入比赵大队长还多一些，他家饭桌上出现肉的时候比赵大队长家多，喝的酒也比赵大队长的好。赵大队长心里就更不平衡了，常常望空骂娘。

赵大队长退休后有一段时间闲在家里，孙拽子拉板车靠天吃饭，天阴下雨的时候也闲在家里，有时候，整个后院白天就这两个死对头在家。慢慢地，两个人就“国共合作”了，合作的项目就是下棋。

两个人都是臭棋篓子，可都好下棋。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合作，也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这样的臭棋篓子过招。他们两个下棋的时候，倒总是津津有味，边下棋边斗嘴。

赵大队长恶狠狠地说：“我吃了你的炮！”

孙拽子咬着牙说：“我先杀你的马！”

赵大队长好悔棋：“别急，别急，我没看见。”

孙拽子怎会善罢甘休：“不行，不行，共军打仗，就是不讲章法。”

赵大队长生气了：“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管什么章法不章法。你们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是都让我们吃了吗？”

于是，两人吵起来了。

吵到严重的时候，还会掀了棋盘，掀棋盘的多是赵大队长。他说：“现在是共产党当家，你还翻了天了！”

吵归吵，第二天又会接着下。

听到老宅要拆的消息，两人都没心思下棋了，各自想着自家的事。共产党的赵铁柱，国民党的孙拽子，两家住房都很困难。

已经变得很小的后院，平时白天大家晒晒衣服，晾晾东西。晚上，孙拽子和曹老四的三部大板车差不多把整个院子都占满了，而且有一部已经放到了赵大队长家的窗边。

多年来，老宅虽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老宅的周围却已经面目全非了。市商业局的办公楼不但占了后花园的一大半地方，还一直将围墙砌到老宅的厨房边，仅留下了一条一人小巷供人进出。前进的人一般不到后院来，后院的人更少到前进去。时间一长，老宅的后院和前进，就好像是两个世界。只有孩子们在“一人巷”里穿进穿出，到后院玩耍。

前进闹狐仙，后院的人只是风闻，没有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酒照喝，娘照骂，棋照下。但是这天晚上，后院也出了一件怪事。

孙拽子又喝醉了。他喝醉了喜欢骂人，但只骂家人，先骂小孩，后骂老婆，那天不知怎么开始骂丈母娘。孙拽子的丈母娘可不是省油的灯，她一个寡妇，在码头上摆小烟摊，能混过来，全靠三寸不烂之舌，骂倒了多少心怀不轨的人。其实，这也是弱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她用骂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母老虎”，保护自己和女儿。

虽然她一天比一天老，但骂人的功底还在。那天孙拽子喝醉了酒骂着骂着，竟骂到老岳母的身上了。

“人家说你一朵鲜花插到我这牛屎上了，我还是一棵青树栽到你妈妈这堆牛粪上去了，而且还是干牛粪。”孙拽子是丘碧霞的倒插门女婿，但别人听了这话，好像是岳母占了他的便宜。

没等丘碧霞开口，他的岳母就上阵了：“砍头的！老娘是干牛粪，你就是癞蛤蟆，还少了一条腿的癞蛤蟆。你这样黑了心，还要掉一条腿！”

这时女儿心情就复杂了。一边是母亲，一边是丈夫。骂谁，都和自己有关。可是母亲这句话也骂得太毒了，她冲着母亲叫了起来：“他再掉了一条腿，你老了吃屎去。谁养你？”

女儿和母亲吵起来的时候，孙拽子已经睡着了。

下半夜，孙拽子出来解手，迷迷糊糊走出房门。那天没有月亮，后院里一片漆黑。自家门口的路，孙拽子走了这么多年，闭着眼睛也走不错。可那天他刚出屋门，就好像被一个人猛击了一拳似的，“咚”的一声，两眼一冒金光，就昏了过去。

丘碧霞听到一个门板倒下去似的声音，一摸孙拽子不在床上，赶紧起床来看。过去曾发生过孙拽子喝醉酒，夜里出来解手，然后就睡在地上的事情。丘碧霞一步迈到院子里，也“咚”的一声，被一个什么东西击到脸上。虽然没有昏倒，却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出鬼啦——出鬼啦——”

深更半夜的，叫得非常瘆人，把后院里的人都惊醒了，连三进的人都听见了。有胆大的，就拿着手电筒出来了，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旁边坐着一个。用手电筒一照，我的妈呀！把大家吓得又叫了起来。只见孙拽子和丘碧霞两个人的脸上，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圆圆的红肿块，约有茶杯口大，而且那么对称！是什么东西打在他们夫妻俩的脸上呢？

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了狐仙。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孙拽子抬到床上，他睁眼看看，翻个身，又睡去了。

丘碧霞却哭了起来，边哭边埋怨母亲：“你骂他砍头的，怎么样，头差点给鬼打掉了！都是你咒的，要不怎么发生这样的怪事。”

她母亲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丘碧霞又骂孙拽子：“死鬼，猫尿灌的！怎么样老太也是你的岳母，你骂老太，遭报应了吧！”

老宅里的人纷纷议论，是什么把孙拽子夫妇打成这样。一左一右两个圆圈，怎么也不像是人打的。

那天晚上，成虎也出来了。成虎一直认为，世上本无鬼，鬼由心而生。可他也被那两个肿块惊呆了，自然界难道真的有不可解释的鬼现象？

他还发现，平时最和孙拽子过不去的赵大队长，那天晚上只打开门伸了一下头，并没有跟大家一起大惊小怪。

孙拽子家的事还没完，赵大队长家也出事了。

赵大队长家自建了一个简易阁楼，赵大队长上上下下，从没有出过意外。那天，他想上楼睡一觉，爬到阁楼上，一抬头，像是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从木梯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丘碧霞母亲骂孙拽子的话，却应验到赵大队长身上来了。

成虎接到赵大志的电话，说他爸摔断了腿，让成虎照应一下。

成虎赶紧来到赵家，见赵大队长躺在床上，一条腿从脚底到腰都打着石膏，身下垫着一件白不白，黄不黄的军大衣。受伤的腿被抬得高高的。平常他总喜欢把这件大衣披在身上，很像解放军的一位首长。现在成虎看见他，忽然觉得他像是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唉，什么事让赵伯摔成这样？

成虎自小和赵大志要好，赵伯也很喜欢成虎。赵家有什么好吃的，从不会忘了成虎。成虎喜欢吃赵家的猪肉青菜馅的饺子，尤其是冷饺子，一口一个吃得很过瘾，赵家只要做，都会给成虎留一点。赵大队长是看着成虎长大的，他总喜欢摸着成虎的头说：“小子吔，又长高了。”他们之间总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成虎大学毕业后分回家乡，而赵家赵大志没有分回来，赵大队长有什么事都愿意找成虎商量。

成虎看见赵伯时，觉得他又苍老了许多，怎么摔一跤会把人摔老了呢？

赵大队长看见成虎，就想坐起来，可一动，就痛得他“哎哟”一声，又躺下了。他竟然哭了起来，说：“我这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骨头能不能长得好，要是长不好，就要瘫在床上了。我都老了，怎么还这么命苦？”

成虎宽慰他说：“赵伯，不要紧，会长好的。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要耐心静养。”

赵大队长擤了把鼻涕，然后两手一搓，又在身上擦了擦，说：“还静养？这房子恐怕就要拆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存身呢。”

这几天测量队已经出现在园青坊大街上了，这里量量，那里瞄瞄的。成虎问过仍在工作的测量队员，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快了。

赵大队长透过窗户，看到了孙拽子放在他家厨房窗外的板车，他问成虎：“你说，这院子到底属于谁的？”

这话把成虎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后院属于谁。

赵大队长告诉了成虎，这就是他的心病。

赵大队长家的房子住得特别挤。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只有二儿子大志没在，其他全都窝在家里。大儿子赵大鹏在玻璃厂工作，是个吹瓶工。他是个一天不说三句话的主，都三十多岁了，找对象一直很困难。最近大鹏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方家长说，只要有房子就可以考虑结婚。大鹏为了房子都要疯了。三儿子赵大成中学毕业后去了国营农场，后来回城了，但没有正式工作，今天倒这个货，明天倒那个货，也不知道赚没赚到钱。大成是个小白脸，不缺女朋友，可走马灯似的，今天换一个，明天又一个，把他父亲都搞糊涂了，把阿琴喊成阿兰，把阿兰又喊成阿芳。他让儿子早点找个正经的结婚，大成瞪着眼睛问他：“房子呢？房子在哪里？”女儿大丽倒是很听话，也体贴父母，是她妈妈的一个好帮手，可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也不能总窝在家里呀。

赵大队长心里都是烦心事，而且都和房子有关。

搬进老宅的时候，赵大队长觉得这房子很大。这两大间房子，每一间大约四十平方米。赵大队长搬进时，还没有后来的老婆，他住了一间，另外一位干部带了全家住了一间。后来搞“土改”，他娶了现在的老婆，有了一大家子人。不但自己有了孩子，还有岳母和她的大女儿两口子。正好对面的干部分了新房子，就把那一间也给了他。赵大队长这一住就住了四十年，房子没有变大，人倒是越来越多。实在住不下了，就在房后两家的窗外，各接了一间厨房。孩子们又长大了，就在房间上面铺一层板，做成阁楼，把孩子们安置在上面睡觉。再以后，女儿和儿子住在一起不方便了，赵大队长就带着几个儿子在阁楼上睡，让女儿和妈妈睡在楼下。可怜赵大队长从四十多岁开始，就基本上没有夫妻生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了，就乘孩子们上学后，把赵姨从工地上喊回来，匆匆忙忙地发泄一下，完了赵姨还要接着去上班。有一次，女儿大丽从学校回来取东西，正赶上赵大队长完事后在系裤带。慌忙中，赵姨对女儿说，我给你爸爸量量身腰做一条裤子，把女儿给蒙过去了。

赵大队长抱怨说：“革命革到今天，就过的这种日子？”

赵姨用手拉拉他的小胡子，宽慰他说：“忍忍，忍忍吧，等孩子们大了就好了。”

如今，孩子都大了，可是更难了。房子，房子，房子快让赵大队长急疯了。

这时候，听到老宅要拆，无异于冬天里的一声春雷。

高兴完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到了赵大队长面前，拆了以后，能还给自己多少房呢？

赵大队长拿了一个施工用的皮尺，把房子量了又量，怎么量，也只有四十来平方米，把厨房包含进去，也多不了多少。再抬头看看那简易的阁楼，就是全算上也就是六七十平方米，一套房的面积。可那两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呢？怎么也得想办法，能分上两套房，最好是三套。

可办法在哪里呢？

那天吃完晚饭，赵大队长在家里琢磨半天，没有找到办法，就出了房间。

走出家门，就是过道，通向后门。如果没有这个后门，过道就是一间房子，赵大队长在打这个后门的主意。后门开在过道的南面，如果在北面也安上一道门，过道就好像是他们家的了。老宅的人绝大部分从前门进出，只有住在后院的孙拽子家和张奶奶家从后门进出。张奶奶家只有一个傻子，今后从赵家房里进出也可以，生活上再多关照关照她们就行了，或者再让几个平方给她，好商量。但每天有三部板车要从过道里拉进来放在后院，一部曹老四的，两部孙拽子的。曹老四住在前进，可以跟他商量，让他把板车放到前院去。可孙拽子就住在后院，他的两部板车每天必须从过道走，这让赵大队长无计可施。

他想着想着，就来气了，自言自语地骂道：“狗日的‘国民党’，两部板车占着院子，把过道也占了，他一家占了这么大的地方，老子革命几十年白革了！”

他从过道走到院子里，又看到孙拽子的板车其实一直放在自己家厨房的窗边，又骂：“他妈的，都占到咱们家门口了！”

这时，他看到孙拽子正在家里喝酒，嘴里还哼着河南梆子。“这‘国民党’一高兴就哼，哼得跟吃饱了的猪一样！”赵大队长在心里骂道。

想着想着，赵大队长气越来越大，老八路如今过得连个摘帽反革命都不如。他伸手把孙拽子的板车一直推到他们家的门口。两只车把向上翘着，像两个大炮的炮口，以一肩之隔的距离直对着孙拽子家门口。赵大队长感到向国民党开炮之快，拍拍手上的灰，回家睡觉了。

那天夜里，正好没有月亮，后院里黑漆漆的。喝醉酒的孙拽子半夜出来小便。拉开房门，一头就撞在车把上，仰面倒在地上。丘碧霞出来扶他，一出门也被另一只车把撞倒了。

丘碧霞的惊叫，赵大队长当然听见了。他知道是自己干的好事，赶紧悄悄地把板车推回原位，等大家纷纷赶到后院，他已经回家睡觉了。

丘碧霞后来也明白他们两口子是撞在自家的板车上，先是纳闷，接着就怀疑是有人搞的鬼了。一连多天，丘碧霞有空就站在院子里骂人，以泄心头之恨。

丘碧霞骂人不误事，她可以一边干活，一边骂人。被板车撞了以后，她整整地咒骂了七八天，一直骂到脸上红肿消退。

赵大队长和成虎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人，一生明人不做暗事，可这次就是这么糟，被人咒骂了这么多天，骂得头昏脑涨的，还不能回击。妈的，这要是在抗日那会儿，我一枪毙了她。”

成虎说：“赵伯，算了，别往心里去，你也确实把孙拽子给害苦了。”

赵大队长说：“是他把我害苦了，他一家把整个院子都占了，一占就是这么多年。原来我不想计较，想想这是他们一家糊口的工具。可现在，分房的时候我就要吃亏了，要吃大亏了，我不能不计较了。”

正说着，他的三儿子赵大成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回来了。大成穿一件米色的西装，腰身收得紧紧的，内衬白底紫花的衬衣，下着淡黄色的西裤，还披了一件棕色的风衣，蛤蟆太阳镜的商标还贴在镜片上。

成虎看着他笑了，他知道大成这一身只有那个蛤蟆镜可能是新的，但那商标肯定是假的。此外，全身上下都是旧货。赵大成说自己在做生意，其实他是受几个倒腾旧西服的个体户的雇佣，到福建去运货押货，雇主中有一个就是杜媛媛。赵大成最乐意干这种活，游山玩水，还方便交女朋友。赵大成毕竟是在劳动人民家庭长大的，上中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他都跟哥哥们一起到建筑工地帮母亲顶班，分担母亲一份辛苦。后来，大哥工作了，二哥要考大学，他一直坚持干，直到他毕业后去农场。他自小能吃苦，做事也认真。

大成进了门，看见成虎坐在床前，就笑笑说：“三哥来了。”然后从包里拿出来一条“555”牌的香烟，递给父亲：“爸，我听说你摔了，就日赶夜赶地赶回来了。”

赵大队长把烟往床上一扔，说：“知道我抽不惯这种进口的香烟，你就是买着自己抽的，假装送我。”

大成也不尴尬，从床上拿过来，说：“要不，三哥拿去抽？”

赵大队长说：“你知道你三哥不抽烟。”

大成就自己将烟收了，说：“那我待会儿上街去给你买一条锡纸包的牡丹。”抽什么牌子的香烟，能表明一个人的生活水准。大成要给父亲买牡丹牌香烟，是要说明他有钱了。

“爸，听说这房子要拆了，你可不能总躺在床上啦，我要结婚了。”这时大家才发现，大成身后还站着一位衣着同样鲜亮，个子不高的姑娘，低着头，红着脸。

在这个时候赵大成突然说他要结婚，成虎感到很诧异，朝那小姑娘点点头。赵大队长却很平静的样子，一言不发。

大成见父亲没什么反应，便拉着那小姑娘的手说：“走，见我妈去。”就朝厨房走去，走了两步又回头对赵大队长说：“爸，这回可是真的啦，她怀孕了，没有房子你让我把孩子生在院子里？你要去找找你的那些老战友，走走关系啦！现在做什么都要走关系。”他拉着那小姑娘往里走，小姑娘被动地跟着他，转身朝成虎笑笑。

这时候，赵大队长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成虎说：“我托你办件事。不要告诉赵姨。”

成虎问：“行，什么事？”

赵大队长从床垫下面窸窸窣窣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五元一张共六张三十元钱，递给成虎说：“我腿摔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床。麻烦你，按照信封上地址，帮我把这三十元钱寄出去。”

成虎接过钱和信封，只见信封上写的是山东莱西的一个什么村。赵大队长说：“汇款人，不要写我的名字，就写‘知名不具’。”

成虎不解地看着他，这时，赵姨从厨房里走出来了：“老赵啊，你儿子要结婚啦！”

成虎赶紧把钱收起来，和赵姨搭讪了几句，起身离去了。出门的时候，听到赵大队长一声长长的叹息。

成虎帮赵大队长把三十元钱寄走了。那时候三十元钱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也不算少。赵大队长一个月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起来也只有二百多元。成虎看见那只发黄的信封里，有一叠汇款收据存根，都是“知名不具”，表明赵大队长已经寄了很长时间了。

第二天，成虎把寄钱的收据送给赵大队长。这天艳阳高照，后院里撑满了竹竿，竹竿上挑满了被子。

赵家人也把赵大队长抬到了院子里晒太阳，他窝在墙根儿，坐在一个旧藤椅里，那只上了石膏的腿架在一只方凳上，身上仍盖着那件旧军大衣，眼睛眯着，半睡半醒的。成虎走到他跟前，发现他的胡子几乎全白了，仍是那种灰白，像冬天原野上经过无数次霜打的枯草。

赵大队长睁开了眼睛，将旁边一张小板凳上的茶杯拿开，说：“你来了，坐坐。”

成虎说：“钱已经汇了，这是汇款收据。”

赵大队长说：“哦哦，放这儿，放这儿。”将信封接过去，马上塞到胸前的口袋里。

成虎说：“赵伯，下个月您要还不方便，我再帮您汇。”

赵大队长说：“唉，下个月不知道还有没有钱汇哟。大成那小子跟我闹，不知他在哪儿听到，这次拆房还房，如果要想多要房，可以花钱买。他要我帮他买一套新房，我哪里有钱？”

成虎说：“我也听说了，这次拆老宅，各家按已有面积还新房，要想多要，需另外补钱。”

赵大队长愁容满面地说：“房，钱，逼死人啰！”

成虎问：“赵伯，老家还有什么人需要你每月补贴？”

只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造孽哟！”说完直摇头。

成虎听出这中间有难言之隐，赵伯不说，他也不好问，只好默默地陪坐在旁边。

也许是阳光太强，也许是根本就不想把眼睛睁开，赵大队长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像是对成虎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前几年搞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几个外调的人员，调查四三年抗战时候的一件事。”

这件事，让成虎听得心灵震颤。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赵大队长在家乡担任武工队大队长。他们家乡紧靠铁路边，是日本鬼子和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白天由日本鬼子占领，晚上鬼子撤回炮楼，八路军又来了，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八路军在村里建立了堡垒户，掌握着村里的实权，但鬼子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在村里安插内线，于是八路军又把内线安插到鬼子的炮楼里面去。因此，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非常残酷，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头落地。用赵大队长的话说：“难啦！银（人）心隔肚皮呀。”

武工队除了打鬼子，还要清理内部的叛徒。

有一次，一个照顾八路军伤员的堡垒户连同藏在他家里的伤员，被鬼子抓走杀害了。不久，炮楼内线传来的情报说，是一张盖着某村村长私章的纸条，向鬼子报告了伤员的消息，但他不知道是哪个村村长的章。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正在家睡觉的赵大队长听到有人跳进了院子，立即爬了起来，从枕头下抽出手枪。这时听到门上有两长两短的敲门声，是自己人敲门的暗号，交通员来传达上级的密令。上级命令赵大队长去严惩叛徒，这叛徒竟是他的大舅子。大舅子是邻村的村长，向鬼子告密的纸条上盖的就是他的私章。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来人说当天夜里一定要执行命令。

为了革命，赵大队长不是第一次杀人，但那杀的都是敌人，现在却是去杀自己的亲人。穿衣的时候，他一阵一阵地发冷。但他心里明白，别说是大舅子，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儿子也得执行。他带上枪立即出发了。

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给他披上棉袄。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丈夫要去杀自己的亲哥哥。

走到院子外面，门口还有几个人，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出发了。赵大队长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几个武工队员跟在他身后，只听到“沙沙”的脚踩枯叶的声音。他熟门熟路地摸到了大舅子的家门外，站在窗台边轻轻地喊了几声。

尽管是在深夜，大舅子很快就披衣出来了，见是妹夫，就问：“有行动？”

“是。”赵大队长只说了一个字，转身就走。

大舅子二话没说就跟上了。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仍然只有“沙、沙、沙”脚踩枯叶的声音和风刮着树叶“哗啦啦”的声音。村长一句话也不问，默默地跟着走。

走到村外一个破窑口，赵大队长突然停下来，大舅子没止住脚步一下子就撞在他身上。赵大队长顺势捂住了他的嘴，后面的人立即一拥而上，把村长结结实实地捆上了。从头到尾，村长也没有说一句话。

赵大队长对成虎说：“不是用枪打的，怕惊动了鬼子，因为鬼子的炮楼离得很近，是用绳子勒死的。勒死以后，将尸体一直拖到鬼子炮楼的出口，还在尸体上放了一张写着‘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的纸条。然后，我回到家又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

赵大队长说：“那时候革命就这么残酷，六亲不认！”

但是，赵大队长的后半生却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

前几年从老家来了几个搞外调的同志，把这个案子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当村长的大舅子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刻了一枚私章挂在腰上，有事就盖上，证明他同意。

出卖伤员和堡垒户的叛徒知道炮楼里一定有八路军的内线，为了不暴露自己，谎称告密的字条是出村的路条，要村长盖章。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舅子稀里糊涂地盖了章，为此把命送了。

多年以后，真正的叛徒被抓了，在审讯中把这件事供了出来。可办案人员竟然将材料放进档案，让它石沉大海了。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别的案子查案卷时，带出了这份材料，大舅子的冤案真相才大白于世，当地就给他平了反。这时，他的老伴已经双目失明，身边又没有儿女，生活非常凄苦。

杀死村长的命令是上级发出的，赵大队长只是个执行者，可他毕竟是亲手杀死了大舅子，当从外调同志的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的心立即抽起来般的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怎么办？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省出三十元钱，寄给大舅子的老伴。每月挤出的三十元，几乎改变了赵大队长的生活。因为他的工资每月交给老婆以供家用后，剩下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拮据，使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悄悄捡过别人的烟头抽。

在战争年代，赵大队长不止杀了一个人。战争哪有不流血的？赵大队长曾经理直气壮地想：战场上，我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我，杀我的同胞和同志。

对于亲手杀死大舅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赵大队长内心的一个隐痛，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但他一直以自己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来安慰自己，因为自己杀的是人民的敌人。后来，却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错的，自己错杀了一个同志，错杀了一个亲人。

他的内心永远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

还是那句话：革命是残酷的。

听了赵大队长的故事，成虎心里像塞了一块脏抹布堵着，憋得慌，又呕不出来。因为一个偶然，错杀了自己的亲人，又因为一个偶然，把错杀的真相翻出来了。不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对大舅子是残酷的；揭开了这个历史的真相，对赵大队长也是残酷的。虽然历史并不会要赵大队长承当责任，但良心的不安，将残酷的折磨着他的余生。在每月那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三十元钱寄给死人的遗属，可以使他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历史的错误，他承受得起吗？应该由他来承受吗？

这个逐渐走向暮年革命了一辈子的赵铁柱，本来就因为儿女众多，住房窄小，经济拮据，弄得他疲惫不堪。战争年代冒着危险出生入死，和平年代始终在和贫困搏斗，这就是他的一生，所以牢骚大，骂人多，以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太阳慢慢地西沉，赵大队长抱着那件旧大衣缩在藤椅里。成虎看见一滴浊泪顺着他的鼻翼流到他的胡须上，像是眼泪，又像是鼻涕。

突然，赵大队长像是被什么惊醒了，精神抖擞地坐了起来，张开眼睛四处张望。

成虎纳闷，他是怎么了？

孙拽子拉着板车回来了，像个野鸭子一样嘎嘎笑着。

天黑了，成虎和赵家人一道把赵大队长抬回屋里。

那天，曹老四去远郊拉水泥，送完水泥，到江边把板车洗了洗，回家时，老宅里家家都吃过晚饭了。曹老四刚把板车放好，突然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铁姑啊，你就这样走啦！你叫我怎么活呀！”

哭喊的人是孙拽子的老婆丘碧霞，铁姑是她的大女儿，年纪轻轻的怎么突然死了？！

第十一章

齐府的大厨房横向一连三间，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大间是灶间，中间也是一个厅堂，西边的一间是仓库。穿过厨房的后面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原来有一个凉亭，凉亭到后花园的中间曾有一间书房。日本鬼子把老宅当做宪兵司令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凉亭和书房拆了，水井也填了。

解放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房产所有权改造中有一条规定，凡大宅中的厅堂、天井、过道、回廊、厨房、凉亭、花园，包括花园里的花木都不再属于原房东，所有权收归国家，具体管理归地方房管所。所以齐家的这三间厨房，东边的一间仍然是公共厨房，好几户人家在里面烧饭，中间的厅堂和西边的仓库都改为住房了。库房里住着张奶奶和她的外孙二傻，厅堂里住着孙拽子一家五口。

孙拽子家人多，孩子也大了，就在朝后花园的门口，搭了一间小小的披屋做厨房。白天做饭，晚上安一张床，给铁姑睡觉。

铁姑已经二十三岁了，是一个智障的姑娘，右腿还有残疾，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铁姑长得像丘碧霞，皮肤黝黑，眉清目秀。她总像吃不饱似的，而且吃相难看，像是怕别人抢她的似的，一口连着一口。盛饭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碗里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丘碧霞常骂她前辈子是个饿鬼。

由于吃得多，腿又不方便，她就不爱动，吃完饭端个小板凳，靠墙角猫着晒太阳，半眯着眼睛一晒半天，越不动越胖，越胖越不愿动。

铁姑虽然有智障和残疾，却是干家务的一把好手。父母亲白天出去干活，回到家时天都快黑了，两个弟弟年龄又小，做饭的事就落到铁姑的身上。铁姑每天都会在父母亲回家前把饭做好，可不可口就另当别论了。铁姑知道疼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给父亲盛饭的时候，她也会用力压一压，吃饭的时候，一定得到父亲的许可才会动筷子。所以，铁姑得到孙拽子的偏爱。

孙拽子不是宜市人，原籍是河南，大名叫孙家政。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黄浦军校毕业的，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副团长。他当营长的时候，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伤好后升了官。解放后肃清反革命时，他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前夕才被放出来。

孙拽子后来说，自己的胳臂是在和日本人打仗时炸掉的，他是抗日英雄。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文革”后，就将他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拿掉了。

一九四八年他随溃军撤到了长江岸边的宜市，偶然地认识了当时随着母亲摆烟摊的丘碧霞。

在码头上卖烟的丘碧霞，躲不开国民党伤兵们的骚扰。她有几分姿色，麻烦更大。拿烟不给钱或少给钱，那是常事，丘碧霞能忍则忍，也不敢和妈妈说。

那天，丘碧霞在码头上叫卖香烟，感觉到一个伤兵老盯着她，就想躲开。可刚一转身，那伤兵就和她撞上了。“啪”的一声，一只小瓶子掉到地上，摔破了，瓶子里的水流了出来。那伤兵叫了起来：“赔，赔，这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当时价格很贵，被称为软黄金。

丘碧霞吓傻了，慌乱中赶紧拿了一包前门烟递给伤兵。

那伤兵一挥手挡开了：“拿一包烟来蒙人，你也不看看摔碎的是什么？”

丘碧霞哀求着：“老总老总，我一个卖香烟的，哪里赔得起呀！”

伤兵梗着脖子说：“赔不起？赔不起拿人顶。”

丘碧霞一听，转身就跑。

那伤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往哪儿跑？乖乖跟我走。”

丘碧霞抢天呼地地哭了起来，那伤兵就是不放手。

孙拽子正好从码头经过，看见一个伤兵缠着一个正在哭的姑娘不依不饶。本来他也不想管，可看着丘碧霞突然心里一动，这满脸是泪的姑娘，太惹人怜爱了，于是就挺身而出。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说：“咱们先拿到军医院去化验，如果是盘尼西林我来赔，如果不是咱们去宪兵部。”

那伤兵听了看看他的断臂和军衔，想想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孙拽子常常站在丘碧霞的烟摊边，俨然成了丘碧霞的护卫。后来，一半软一半硬，就把丘碧霞强占了。再后来，丘碧霞怀孕了，挺着肚子的丘碧霞不得不跟了他。肚子里的小孩不足月就生了下来，没有养活。

宜市解放，因为留恋新婚的妻子，孙拽子没有随国民党部队撤走，隐名埋姓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判了十五年的徒刑。

孙拽子去坐牢的时候，丘碧霞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铁姑。那一年下大雪，雪后气温急降，满街的融雪结了冰。天再冷，老百姓也要出门搞嘴，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丘碧霞一家更是这样。已经怀孕快八个月的她，傍晚还是挎着个烟篮子出了门，准备到戏院门口去卖香烟。刚刚迈出后门，“哧溜”一下就摔倒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她慢慢地爬起来，捡起摔得满地的香烟，仍然去卖烟了。晚上回到家里，到下半夜就开始肚子痛，天亮的时候支持不住了，去了医院，早产了。

孩子生下来只有三斤半，小得跟个猫似的。她出生后一声也不哭，全身乌紫，没有呼吸。医生都以为她死了，护士用一床旧床单把她一裹，送到医院锅炉房。那时医院里死了婴儿，都是送到锅炉房烧了。

值班的锅炉工是个酒鬼，正拿着一个酒瓶喝酒，看见护士送来一个死婴，就让她先放下。护士随手把婴儿放在锅炉前的一把煤锹上，转身走了。也许是锅炉前的温暖让婴儿活了过来，等到锅炉工准备将她抛进炉膛时，却看见婴儿在床单里动了一下。锅炉工以为自己喝多了，再定神看看，婴儿又动了一下。锅炉工抱起婴儿送到妇产科，冲着送死婴的护士就骂：“你害我不是，啊？你怎么把活孩子送到我那儿了？啊，你以为我喝两口就糊涂啦？啊，你想让我背一条人命啦？我烧死孩子，不烧活的！”

那送孩子的护士吓得哭了起来。于是，婴儿又被送回丘碧霞身边。丘碧霞说这孩子命硬，于是取了个名字叫铁姑。

丘碧霞奶水特别足，铁姑小时候长得胖，再加上像母亲一样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非常讨人喜欢。但是铁姑只长身体不长心眼，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发现她手脚也不那么方便，她是一个有残疾的孩子。

孙拽子出狱后，也许是良心不安，所以对铁姑特别疼爱。他在狱中憋了多年，出狱没几年便一鼓作气生了两个儿子，如今这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六岁。孙拽子依然疼爱铁姑，有好吃的都先给铁姑吃。

孙拽子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就帮妻子拉板车。

孙拽子身体好，有力气，很快就独自一人拉一部板车，妻子又去拉了另一部。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在父母板车的旁边，套一个背绳，也帮着父母拉车。拉板车是多劳多得，孙拽子家有两部板车，经济收入比一般人家好。

有了一点钱，首先要改变的是家里的饭菜，还要保证孙拽子每天都能喝上一点小酒。所谓饭菜好，就是饭桌上要有肉。孙拽子一家都干重体力活，饭菜不能油水太少。他们家最爱吃的是粉蒸肉，他们家的粉蒸肉切得又宽又厚，孙拽子说，不这样，吃起来就不过瘾。

由于家里住房太小，除了寒冬腊月和刮风下雨，孙拽子一家人吃饭都在院子里。那天收工回家，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铁姑端上粉蒸肉，孙拽子先夹了一大块，大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吃饭就边谈起了闹狐仙的事。

丘碧霞说：“今天碰到曹老四，说老三上班了。”

孙拽子喝了一口酒，问：“他上班了吗？在码头上我怎么没看到他。”

孙拽子对曹老三一直有成见。他坐牢以前，曹老三总在后院练武，练得最盛的时候，能把那石锁玩出花样来。练完石锁，又噼里啪啦打拳。丘碧霞总夸曹老三一身好武艺，孙拽子就生气。他也有一副好身体，又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哪把曹老三这种“混混儿”放在眼里。无奈变天了，他又只有一只胳臂，心里有气，却不敢出声，只把丘碧霞往家里拉。后来，他去坐牢，每一次丘碧霞探监，他总要叮咛丘碧霞几句，不许和曹老三来往。他担心自己不在家，曹老三会占丘碧霞的便宜。

如今，摘了帽子的孙拽子，说话口气也开始大了起来，特别是在喝了几口小酒以后。他听到曹老三遇到狐仙切了手的事，就不以为然，说：“扯淡，什么狐仙，几口猫尿喝糊涂了，把自己的手切了，硬说是遇上狐仙了，丢人！”

丘碧霞说：“别胡说，还有何惠芳也看见了。”

孙拽子几杯酒下肚，用筷子指着前院说：“看见什么了？看见狐仙，她指给我看看。我倒是真的见过狐仙，不仅见过，还跟狐仙睡过觉了！哈哈哈……”接着，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他在抗战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九四二年，抗战最艰苦。当时他在冀中，日本鬼子大扫荡，搞“三光”政策。部队给养供不上，士兵们缺吃少穿，老百姓也很苦，家家都缺粮。后来就把部队分成小分队，化整为零，各自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他当时是副连长，带着勤务兵和一个向导冒着大雪去另一个部队借粮。走到半路，雪太大，就进了一个破庙。向导不愿进去，说这个破庙里闹狐仙。孙拽子不信，硬是拉着向导进了破庙，他们在破庙里清出一块地方，就躺了下来，饥肠辘辘昏昏欲睡。孙拽子刚刚迷糊一下，就感到有人在推他，是向导。睁开眼，只见香案背后白影一闪。孙拽子头皮一麻：真有狐仙？！

孙拽子掏出手枪，起身悄悄地朝香案背后摸过去。没有看见什么，却在地上看到一排人的脚印。他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顺着脚印跟了过去。

脚印一直延伸进后面的二殿，果然看到那个白影轻手轻脚地走到二殿的香案前，伸手把香案上的供品，全部抱到怀里。白影转身要走时，却撞到跟在后面的孙拽子身上，吓得惊叫一声。孙拽子一把抱住了这白影，原来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这女人想逃，无奈被紧紧抱住，不得动弹。眼见逃不了，双腿一软跪了下来，像捣蒜一样地磕头，双手仍然抱着那几个干瘪的供果不放。

那女人说：“我男人死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婆婆，没有一点吃的，我只能装鬼，靠庙里的一点供品度日。求老总放过我，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孙拽子认真地瞧一瞧这女人，长得还很端正。心想，能想出这么个点子度饥荒的女人，也不是个一般的村妇。

正在孙拽子动了恻隐之心时，这女人往香案旁的地上仰面一躺，腾出一只手，拉下了自己的裤子，闭上了眼睛……

这故事孙拽子已经说过好多次，当着儿女们的面，他只能说到这里了。以下的事情，孙拽子曾经说过几个版本，没喝酒的时候，说自己是正人君子，放了那个女人。喝了酒的时候，就说自己当时随手把那个女人给“办”了。

今天又讲起此事，他在故事的结尾说的是：“如果我们这儿闹狐仙，我也照样把她‘办’了。”说完，“吱”地吸了一口老酒。

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孙拽子手中的酒杯还没放下，坐在他对面的铁姑，突然抱着脖子站了起来，满脸乌紫，喘不过气来，站在原地上下地蹦。

原来，孙拽子讲狐仙故事时，铁姑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边也没忘记吃粉蒸肉。大约是听得太专心了，竟把一块肉含在嘴里忘了嚼。正听得入神，突然看到窗台上闪过一道白影，嗞溜一下就上了房梁，她吓得一下子把嘴里的肉咽下去了。

孙家的粉蒸肉切得特别大，铁姑吞进去以后，就梗在了喉管里。她死命地往里吞，吞不下去，又想往外吐，也吐不出来，肉块堵住了呼吸道，她憋得站了起来，又蹦又跳。

孙拽子一急，使起了蛮劲。他用那只健全的手朝铁姑腰间一抄，然后把她头朝下，接连上下揣了几次，肉还是没吐出来。又揣了几个来回，铁姑已经没有气了。孙拽子只好将她放下来，只见她眼睛盯着房梁。孙拽子下意识地朝房梁上望去，一道白影一闪，不见了。

铁姑被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已经晚了，粉蒸肉堵住了气管。

人被肉噎死，像个天方夜谭，却真实地发生了，就发生在老宅里，发生在出现狐仙以后。

铁姑死了，孙拽子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人也迅速老去，步履蹒跚拉不了板车了。

孙拽子死了女儿，可老宅里的人不同情他，他们说，这是因为孙拽子亵渎了狐仙，遭到了报应。曹老三也是因为亵渎了狐仙才切了手，都是报应。

丘碧霞虽是个女人，承受打击的能力却比坐过牢的孙拽子还要强。她操办完女儿的丧事，就在家里供了一尊观音，每天早晚奉香。然后，又出去拉板车，孙拽子不能拉了。本来生活已经宽松一些的丘碧霞，女儿铁姑一死，就好像人生又走了一个轮回，重新背起了板车的背带，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用那架板车来承载全家的生活。

他们家从此再不吃粉蒸肉，连提也不提一句。

在孙拽子家忙着操办铁姑丧事的时候，老宅里还有两个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是程基泰，一个是钱启富。程基泰在忙着找港商黄瀚浩，市里、区里、街道上，都在跟他要人呢！丁主任成天盯着他问：“你程基泰说得那么有板有眼，怎么人都不见啦？”

程基泰说：“是呀，黄先生分明说是来找投资项目的，翠玲信上也是这样说的，现在项目还没着落，怎么说走就走了？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为了证明自己说的不是假话，程基泰还把女儿的来信拿出来给丁主任看。

不看程翠玲的信还好点，丁主任一看那写得歪歪扭扭错字百出的信，心里就更没底了，她怎么能相信这个当初的重点帮教对象的话呢？但她也不希望这是一场乌龙，因为程基泰是她介绍给区领导的，只好一个劲地催着程基泰早点和港商联系上。

程基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往迎江宾馆跑，打听港商黄瀚浩来了没有，每次都失望而归。一天，他离开宾馆总服务台的时候，听到那位女服务员不耐烦地跟另一位服务员讲：“怎么总有人打听这个黄先生，刚才还有一个姓钱的来打听过。”程基泰知道，这个姓钱的一定是钱启富。他突然想起来，钱启富也许和黄瀚浩有什么约定，否则为什么也来宾馆找。于是，他就去找钱启富。

过去，钱启富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在床上躺着。看到邻居张和顺总出去散步，很不以为然地说，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现在他没事却喜欢在街上转悠，程基泰在街上找到了他：“老钱，我请你陪黄先生去徽州玩玩，怎么回来后，黄先生连声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走了呢？”

钱启富把程基泰拉到一个茶馆里坐下来，要了一壶茶。他说：“是呀，我也不知道。那天分手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要走啊。”

程基泰焦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翠玲信上说，黄先生是来找投资项目的，要我帮忙。项目我已经给他找着了，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呢？”

钱启富一听就明白了，他知道黄瀚浩找的“投资项目”是什么，但他不能告诉程基泰。看着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的程基泰，心里有点不忍，毕竟是程基泰介绍黄瀚浩和他认识的，自己又得了这么多的好处。现在程基泰急成这样，虽然帮不上忙，但，也应宽慰他一下，就说：“黄先生还会来的，很快就会来。”

“哦！”程基泰急着又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会回来？”

钱启富说：“我想很快的，因为他跟我说，他在宜市还有事情要做，我今天也到宾馆去打听了一下。”

程基泰马上很警惕地问：“什么事？什么事还要做？”

钱启富知道不能再多说了：“这我就不知道了，黄先生没有跟我说。他只是说，再来，还要邀我去徽州。”

“啊？还要去徽州？”程基泰心里很是不明白，徽州去玩一次就行了，还要去？

程基泰想，我每天都去迎江宾馆守着，宜市只有这一家涉外宾馆，看你来不来。

钱启富虽然有点同情程基泰，但他有自己的重要事情做。黄瀚浩请他当“掌眼”，“掌眼”必须要“掌”到东西。可东西在哪里呢？需要自己去找。

今天，钱启富突然想起，“文革”中抄家时，抄出过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一部分被破坏了，一部分被放在当时公检法联合办公楼的一间仓库里。后来军代表进驻，对这些东西进行过一次清理。负责清理工作的是一位副团长，文化不高觉悟高，在清理中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那些带点金色银色的饰品都送到银行里去了，书画作品每幅都打开来看，如果画的是才子佳人，就当做“四旧”烧了，如果画的是山水花鸟，就送给了文化局，还有一些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负责的军代表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就说：“都是旧货，送旧货商店吧。”

几个士兵就抬着东西来到旧货商店，旧货商店主任不想收，因为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副团长把手一挥，说：“行了，看来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就送给你们吧。”把东西往那儿一放，就走人了。

话是这么说，军代表送来的，谁敢拿回去。于是，旧货商店主任就叫钱启富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的仓库里。这么多年，始终没有人再想起这件事。

钱启富突然想起这事，觉得其中一定有好东西。于是，他来到旧货商店。如今的旧货商店一天不如一天，真的到了门可罗雀的境地，大家都在追求新鲜时髦的东西，哪还有人来买旧货。柜台里放着一块块旧手表，无人问津。店铺上挂着一件件旧皮衣旧裘皮，发出一股霉变的味道，一位店员正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上上油，那种鞋油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店面。

他走到商店后面的办公室，看见秋主任正在那儿打算盘，就问了一声：“秋主任，好哇？”

秋主任把架在鼻子上的老花镜往下拉拉，看见是钱启富就苦着脸说：“好什么呀，这个月的工资还不知道怎么发呢！”

钱启富关心地问：“我的退休工资不受影响吧？”

秋主任又低头算他的账：“怎么不受影响，不都在一个锅里。”

钱启富想想，就说：“那你忙，你忙。”

秋主任头也没抬就问：“有事吗？”

钱启富回答说：“没事，在家里闷得慌，出来走走。”边说边上了楼。

这是一个木楼，当年开古玩店时，二楼是住家的，公私合营后钱启富一家住在店里不合适了，才搬进了老宅。后来，二楼就成了堆放东西的仓库。钱启富上了二楼，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当年军代表送来的那个旧木箱，从上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就知道，这个箱子从来没有人动过，箱子上还挂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老式铁锁。

他回到一楼，正欲开口和秋主任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要再想想，三思而后行不会坏事的，还要和黄先生商量商量。

一转身，钱启富背着手走了。

就在这天，程基泰终于在迎江宾馆门口把黄瀚浩等回来了。

他坐在宾馆门口，看见一辆小车上下来一个人，像是黄瀚浩。走近一看，果然没错。程基泰像吃了兴奋剂一样，远远地就叫了起来：“黄先生！黄先生！”把宾馆大厅里的人吓了一跳。

黄瀚浩一回头，见是程基泰，也有点惊讶：“程先生，是你？”

程基泰兴奋得语无伦次：“唉呀，黄先生可把你等回来了，可把你等回来了。”

黄瀚浩仍然是莫名其妙地：“等我？”

程基泰说：“是呀，等您。不仅仅是我等您呀，市里，区里，街道办都在等您，等不到您，我都无法交待了。”

一席话更让黄瀚浩莫名其妙了，他办好入住手续，拉着程基泰进了房间。

在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把这段时间找投资项目的情况，一一地向黄瀚浩说来。他说得很急，本来就夹生的普通话里冒出来许多宜市方言，黄瀚浩听得似懂非懂。

最后，程基泰把市里、区里领导对他说的话，又重复给黄瀚浩听：“现在国家改革开放，正在大搞经济建设，市里、区里都有项目等您选择。您看各级领导对您多重视。”

黄瀚浩这才听明白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对投资没有兴趣。”

现在轮到程基泰惊讶了，他眉毛鼻子都挤到了一起，问：“您没有投资兴趣，来宜市干什么？”

黄瀚浩说：“我听程小姐说，宜市历史上是徽商云集的地方，我对古玩有兴趣。”

程基泰不解：“都说玩物丧志啊，为人不能不务正业，我就是一生都没有务正业，所以才身无一技之长。”

黄瀚浩笑了：“这就是我的正业。”

程基泰有点生气了，他说：“您这样，也对不起介绍您来的我女儿程小姐呀！”

黄瀚浩听到这儿，眯着眼睛看着程基泰，想了想说：“您真的不知道，程小姐在香港干什么？”

程基泰说：“她不是在学做生意吗？”

黄瀚浩把门关上，放低了声音对程基泰说：“我还是明了告诉您吧，程小姐是偷渡去的香港。偷渡，你懂吗？就是非法进入香港，她在香港没有合法身份，随时都会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的。”

“啊？偷渡？遣送……”程基泰一下子掉到云里雾里了。

第十二章

一早，张和顺穿上制服，提上那个黑色公文包，准备去上班，钟贵珍也跟着一块出门。开门时，房门发出“吱呀——”一声叫唤，张和顺吓了一跳，他觉得今天这房门叫得有点怪，于是把伸到门外的脚收回来，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戴上老花镜把房门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这是一扇杉木门，约有一寸厚，对开，由六块杉木板拼成。由于年代久远，板与板之间已有小小的裂缝，露出里面连接木板的篾签。从门上露出的木纹来看，当年门并没有油漆，而是用桐油油过，这也是徽式民居的一种特色，朴实无华，视觉上不追求奢华。张和顺看了半天，没有看出门上有什么异常，连个新鲜的伤痕都没看到。他又仔细地观察房门的木轴，把站在身后的钟贵珍弄得紧张兮兮的。老宅的门都是木轴，由于缺少润滑发出摩擦声，是常有的事。只是最近老宅闹鬼，人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张和顺没有发现门轴有什么异常，就对钟贵珍说：“你先去上班吧，我给这门轴上点油。”

钟贵珍不敢迟到，就匆匆地出了门。在二进的厅堂碰见何惠芳。“钟大姐去上班？”何惠芳问。

钟贵珍敷衍着：“是呀，去上班。”

何惠芳没话找话：“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还不是和平时一样。”

何惠芳往深里究：“一样？不一样，这几天晚上特别安静。”

钟贵珍知道何惠芳想说狐仙的事，可是又不愿把狐仙两个字说出来。

钟贵珍当然也不愿谈，干脆不接何惠芳的话题。

老宅出了一连串的怪事以后，这几天又猫不惊，狗不跳，多日没有见到狐仙的影子，渐渐地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了。但谁也没有忘记狐仙，大家仍在担心它还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这时，钟贵珍看见唐秋雁手里拎着竹篮走在前面，就打了一声招呼：“秋雁呀，上班去？”

唐秋雁回头看见是钟贵珍和何惠芳，就说：“我哪像你们是去上班，我这叫‘搞嘴’。”

钟贵珍笑着说：“我们也是‘搞嘴’呀。”

唐秋雁说：“你们不是‘搞嘴’，你们是‘搞钱’。”大家一笑。

“搞钱”含有对生活对财富的更高企盼。唐秋雁的话，还有一层意思：你们都是正式工作，我是做临时工，没有保障，只能是“搞嘴”。

三个人出了老宅的大门，然后各奔东西。

钟贵珍走了以后，张和顺就到厨房里倒了一点菜籽油抹在门轴上，再开门时，果然就不响了。他这才放心地拎起公文包出了门。

张和顺一出门，就碰上了钱启富，虽然两家人心存芥蒂，但见了面还是要客气两句的。钱启富先开口：“张所长，上班？”

张和顺也客气地说：“老钱，出去呀？”

钱启富笑笑说：“是的，是的。”

张和顺早已耳闻钱启富在倒腾古玩，他觉得这件事是不合法的，就话中有话地说：“老钱啦，退了休比上班还忙嘛。”

钱启富说：“我哪里有所长忙。现在市场这么乱，过去投机倒把是违法的，现在个体户哪个不投机倒把，够你们工商所忙的啦！”

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老宅的大门口。门口的石礅上坐了一个人，见钱启富出来就站起来了。钱启富退后了一步对张和顺说：“张所长，您先走，我还有点事。”

走出大门后，张和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钱启富和门口的那个人指着手上一件东西，神神秘秘地在那里讨论着什么，那人黑黑的像个从乡下来的农民。

钱启富确实比上班时还要忙，前些日子和黄瀚浩一起下乡，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网络，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辛苦地往乡下跑，乡下有人愿意帮他找“东西”然后送到城里来，由他鉴定订价收购。昨天有一个人，帮他收了一枚据说是清代著名金石大家邓石如刻的印章。钱启富精通的是玉，印石只略知一二，但印文就不太懂了。这枚印章是否是邓石如刻的他鉴定不出来，但昨天晚上在灯光下仔细地观察这块印石，觉得有点像福建寿山出的田黄石，因为这块黄色的石头里，隐隐透着像萝卜丝一样的纹理。他记得，这是田黄石的特征。田黄石是非常珍罕的印石，明清以来，一直是皇帝，尤其是康熙、乾隆用于刻印玺的印石，过去有“一两田黄一两金”之说。他把这枚印章用杆秤称了称，整整重四两，如果真是田黄石，还确是价格不菲。

今天早上，钱启富就是准备去找他的一个熟人，是刻印章的书法家，想请他帮着鉴定一下，看看这枚印章到底是不是田黄石，然后再和乡下来的人谈价。

可一走到门口，竟然看见那个乡下人在大门口等着。乡下人姓傅，钱启富低声问：“老傅，怎么这么早就来啦？”他不愿让还没有走远的张和顺听见。

老傅说：“老钱，乡下有事，我急着要回去，这枚印章你如果要，就收下。如果不要，我就带走了。”

钱启富说：“这么急？等到中午行不行？”

老傅说：“等到中午就没有回去的长途车了，我家里真有急事，要不，我下次再带来好不好？”

钱启富心想，下次？要是让人看出这是一块田黄石，那就不知是什么价了。他犹豫了一下，问：“你要多少？”

老傅说：“你给五千块吧。”

“五千？抢钱啦！”钱启富一听，老傅肯定没有看出这块石头真正的价值。如果是田黄石，远远不是这个价，但如果是一般的印章石，这个价可不低。所以，他要故意杀杀价。

老傅说：“那你看给多少？”

钱启富想，这个老傅是帮他收购东西的人中最老实的。虽然他对是不是田黄石还没有把握，但老傅不会骗他，就说：“太高了，我给三千吧。”

老傅一副实诚的样子：“我三千收来的，你总得给我加几个跑路钱吧！”

钱启富想了想，装着咬咬牙的样子：“三千三。”

老傅笑着摇摇头。

钱启富又加了点：“三千五。”

老傅还是一脸憨笑。

钱启富急了：“三千五还不行？”他一咬牙：“三千八，再不加了，不行，你拿走吧。”说着，把那包在布里的印章往老傅手上一塞。

老傅接过印章，想了想，然后往钱启富手上一塞，说：“好，算我送一个人情了，不过，我现在就要钱。”

做古玩生意历来都是一手钱，一手货。钱启富说：“好，我这就回去拿钱。”

老傅说：“我就在这儿等吧。”说着，又一屁股坐在那块石礅上。

钱启富匆匆回到家里，关上房门，插上门闩，然后爬到床下，撬开地板，搬出一只装钱的罐子，从中一五一十地数出三千八百元揣在口袋里，把钱罐子放回去后，又往大门口走去。

走到一进厅堂，突然从一堆蜂窝煤后面站起了一个人，把钱启富吓了一跳，他本能地用手护着口袋里的钱。只见此人小小的个子，大大的头，穿一条宽大的短裤，裸着上身，露出一个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肚子。他睡眼惺忪地看了钱启富一眼，又弯腰下去在蜂窝煤后面找着什么。

钱启富这才看清楚，是住在一进西厢房里的四斤儿。

钱启富一手捏着口袋里厚厚的一叠钱，一边开玩笑地说：“四斤儿，找什么呢？找钱吗？”

四斤儿正找得一肚子火，没好气地回答：“找钱？找鞋！”

钱启富这才看见四斤儿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原来，昨天晚上太热，四斤儿就睡在厅堂里，夜里被他老婆七妹喊回家睡，今早起来后，发现只剩下一只鞋，正在一头恼火地找呢。

老宅的人都喜欢跟四斤儿开玩笑，钱启富今天心情好，就跟他多开了几句玩笑，说：“别是让狐仙给拿走了吧！”

四斤儿说：“狐仙要我一只破鞋做什么？”

钱启富又开了一句玩笑：“就是因为是破鞋，所以才拿你的，狐仙就喜欢破鞋嘛！”

四斤儿知道钱启富拿他开心，说：“狐仙是鬼，我是人，我不和它相好。要想相好，你去吧。只要你不把你们家朱银娣看成狐仙就行了。”

钱启富今天心情太好了，没感觉到四斤儿已经生气了，继续调侃说：“你就不怕狐仙来找你？”

四斤儿没好气地说：“我曾和两个要死的人睡在一张通铺上，从来没有鬼来找我，我怕什么鬼？”说完继续找他的鞋。

钱启富也没再说什么，匆匆往大门口走去。

大门口，老傅正蹲在那儿抽烟，钱启富将钱交给他。老傅接过钱，要数一遍，钱启富说：“你别在大街上数钱啦！找一个厕所到里面去数。”钱启富把老傅带到公共厕所，老傅蹲在那里，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把钱数了两遍，心满意足地走了。

钱启富怀揣着那枚印章找他的书法家朋友去了。

宜市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立秋以后，天气就开始转凉了。但很快来了“秋老虎”，又回到盛夏一般，十分闷热。

夏夜里，当孩子们热得哇哇哭的时候，大人们就纷纷搬出一张竹床或一块床板，在厅堂、过道、雨廊和院子里临时搭一个铺乘凉。那也是老宅里的一道风景，张家的铺挨着李家的床，李家的媳妇和张家的丈夫中间可能只隔着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大院里的人都睡在一个通铺上一样。常常发生诸如半夜李家媳妇起来小便，穿了张家丈夫拖鞋的事。

过了立秋，人们一般就不在外面睡觉了。“秋老虎”来了，也只是在外面躺一躺，透透凉，入夜以后都会回家睡觉。秋天夜晚会有秋露，贪了秋露容易生病。

昨晚闷热，上半夜四斤儿就睡在一进的厅堂里。

四斤儿是一个奇人，老宅里闹鬼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毫不关心，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四斤儿只有一米五七，精瘦，干黑干黑的肤色。个子小，头就显得大，不成比例地顶在窄小的肩膀上。四斤儿，是他的小名。他母亲施玉兰怀他以前，已经生了三个儿子。怀上他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因此他的到来，家里没有一点添人进口的喜气，反倒让施玉兰整天愁眉苦脸的。

怀孕到八个月的一天晚上，施玉兰和婆婆准备孩子出生的东西，婆媳俩把三个孩子穿过的旧衣服翻出来，想再缝缝补补拼一拼给肚子里的老四穿。结果发现那些衣服都太破了，本来就是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的，早已破烂不堪。施玉兰又去翻找大人的旧衣服。

有一个旧箱子放在衣柜顶上，她端了一把椅子爬上去，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坠痛，第一反应就是跑去坐马桶。坐在马桶上肚子仍是痛，她就使劲挣了几下，只听“扑通”一声，竟把孩子生到马桶里了。吓得她尖叫起来：“坏了！坏了！”

好在婆婆手快，跑过来一把把施玉兰抱到一边，转身去掀马桶盖。旧式木马桶的盖有大小两个部分，方便的时候揭开小盖，坐在上面。倒马桶的时候，再把大盖拿下。婆婆掀开大盖，一伸手把婴儿从马桶里捞了出来。

幸亏是个夏天，婆婆边骂媳妇不小心，边把满身屎尿的婴儿放在澡盆里用水冲，冲了一会儿才想起这孩子没有哭，于是倒拎起来朝着他屁股上就是一巴掌，婴儿鬼哭狼嚎地啼哭起来，婆婆说：“咦！这小东西长得像只小狗，叫起来像只饿狼。”后来，四斤儿的屁股上留下一块红色的胎记，施玉兰总说是婆婆打的。

由于早产，他的体重只有四斤二两。施玉兰担心他活不了，懒得正式给他取名字，图个方便就叫他“四斤”。宜市人喜欢在小孩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儿话音，不过宜市人喊这个儿话尾音很重，谁喊“四斤儿”都像喊自己的儿子一样。

四斤儿吃得多，却只长肚子不长个子，走到哪儿都挺着个肚子。施玉兰骂他：“人还没进门，肚子先进来了。”施玉兰看到他这个大肚子头就晕，竟然得了个头晕症的毛病，至死都没有治好。

夏天，老宅里的男孩子大都光着膀子敞着胸，图个凉快。四斤儿敞着胸，却像敞着肚子。四斤儿的肚皮下没有多少脂肪，透过黄黄的肚皮可以看到暴起的青筋。上学后，老师一直怀疑他有血吸虫病，但到医院检查，却总是查不出来。

四斤儿长到六岁，人家还以为他只有四岁，一直到成年，他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谈对象的时候，头一次到女方家，就被丈母娘奚落了一次。四斤儿的对象叫七妹，从这个名字上就知道是个兄妹特别多的大家庭。七妹家兄妹七人，她行小，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全家吃饭的时候一个八仙桌都坐不下。七妹带着四斤儿回家见父母，她母亲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长得又高又胖，是一个心直留不住话的人，看到四斤儿后，却一句话不说。等四斤儿走了，她把门一关，闷闷地说：“妈吔，长得这么屌屌大，还不够我们家做一顿包子馅。”四斤儿知道了也不生气，自己还到处说，结果弄得人人皆知，成了一个经典笑话。

七妹顶替母亲当了一名纺织女工，四斤儿就是这家纺织厂的保全工。当时，厂里已经开始发计量工资，根据每一个挡车工的产量来定奖金。织机保养得好坏，直接影响着产量。当时，四斤儿对七妹并没有“不良企图”，因为七妹长得像她妈妈一样人高马大的，又高又胖。四斤儿站在她面前要仰着头说话，有一种压迫感。

七妹自小就不被家里人重视，后来下放农村很久也回不了城，直到母亲退休她才顶替回城。尽管长得人高马大，但她心里缺少安全感。四斤儿虽然瘦小，貌不惊人，但人聪明，干活实诚，技术在全车间是最好的。当时车间里的保全工，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抽调上来的知青，其中还有不少上海知青，他们在农村呆长了，养成了懒散的习气，这样，四斤儿在他们当中竟然有点鹤立鸡群。车间里的挡车女工，都喜欢叫四斤儿去保养她们的织机，就出现了众人抢四斤儿的情景。四斤儿不虚荣，又幽默，工间休息的时候，只要四斤儿在，一定是一片笑声，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

那年夏天，天气异常的热，气温太高的时候，棉纱也容易断头。挡车工最怕的就是线断头率高。那天，七妹做夜班，四斤儿也是夜班，她当值的十几部织机总断头，忙得她喘不过气来，全身上下都汗透了。

织机有问题，就要叫保全工来修。可七妹把织机上表示要求报修的红牌竖了好久，也没有人来。四斤儿并不负责七妹织机的保全，但一直以来，他看到七妹织机上竖起报修牌，就过来帮着修。后来七妹的织机只要出问题，她就去找四斤儿。那天织机问题多，把个四斤儿累得满头大汗。他就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示自己的不满，嬉皮笑脸地对七妹说：“干脆，你把我娶了算了。”

四斤儿一句玩笑话，在七妹的心里激起层层涟漪。

她下班回到家里，尽管已经做了一夜的夜班，却一点睡意都没有，躺在床上想：是呀，四斤儿要是我们家里的，不是也很好吗，比那些华而不实的人好多了。

从那天起，七妹常常上班带包子给四斤儿吃。吃了一阵七妹的包子，四斤儿上瘾了，哪天见七妹没有带包子，就和七妹开玩笑：“吃了你的包子，我都离不开你了。”

七妹看看旁边没有人，突然鼓起勇气说：“那你就娶了我吧，我天天给你做包子。”

四斤儿一听，仔细看着七妹，发现七妹一脸的认真。于是，他那张嘻嘻哈哈的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严肃。

四斤儿恋爱了。

丈母娘不喜欢四斤儿，但七妹死活要嫁四斤儿，家里也无奈，只好同意了。四斤儿结婚后，经常回丈母娘家蹭饭吃，他把这当做节衣缩食的措施之一，每次去丈母娘家都是空着手，连一斤青菜都不带。丈母娘拉着脸给他看。四斤儿从不放在心里，还总嬉皮笑脸地一口一个“妈”，叫得很甜。七妹怪责他，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你妈妈不是说我做顿包子馅都不够吗？让我吃胖一点，哪天给你们家做一顿包子馅好了。”后来，七妹只得悄悄地塞几个钱给母亲，以免母亲那脸拉得太难看了，大家都不舒服。

四斤儿虽不喜欢势利的丈母娘，但却喜欢吃丈母娘包的包子。

四斤儿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开得起玩笑。他开玩笑的时候，自己绝对不笑，别人笑疼了肚子，他还会说一句：“操，这有什么好笑的。”

七妹长得胖，胸前一对巨乳。四斤儿比七妹矮半个头，小一大圈。如果拿俄罗斯的“套娃”打比方，四斤儿正好可以装在七妹的身子里面，恐怕还有点宽松。平时两个人走在一起，从后面看真像一位母亲牵着自己的儿子。

曹老三最喜欢拿四斤儿开玩笑：“四斤儿，昨天晚上是不是睡在你妈怀里？”

四斤儿听到这话一点也不生气，但他也不让曹老三占便宜，他嬉皮笑脸地回答：“怎么啦？晚上一个人睡在楼梯间冷清？告诉你，不是睡在怀里，是睡在身上，像皮沙发一样，好舒服啊，我上去就‘调台’。”

这又是四斤儿的一个典故。四斤儿跟人说，七妹不但奶子大，而且奶头也大，跟红灯牌收音机的旋钮差不多，他拧七妹的乳头，像在收音机上调台。此后，人们一拿四斤儿开心就问：“四斤儿，昨天晚上‘调台’了没有？”

四斤儿就会说：“调了，调了。”说着，还把嘴巴嘬起来，学着收音机的交流声：“瞿——瞿——”两只手抬起来做调台的动作，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七妹嫁了四斤儿这样一个活宝，慢慢地也被四斤儿同化了。夫妻俩穷快活，都能开玩笑。她听到别人说了四斤儿“调台”的事，就一本正经地说：“调台？老娘肚子往上一挺，小四斤儿就在老娘肚皮上翻跟头。”她特意在四斤儿前面加一个“小”字，而且把重音放在“小”字上，听起来好像是藐视，实际上是亲昵，说着，还真的把自己那个胖肚子往前挺一下，表明就是这样把四斤儿挺上去的。

四斤儿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挺？挺什么，那胖肚子像沙发床一样，是我上下颠的。”

这话如果让七妹听到了，她就会大声喝道：“小四斤儿，你还不回家？再胡扯，看我不一奶甩死你！”

四斤儿就做个怪脸，把右手的食指伸出朝上指指，说：“嗯，这个是真的。”又把大家逗得笑弯了腰。

四斤儿和七妹是老宅里的一对活宝，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却有滋有味。四斤儿说，这叫穷人穷快活，日子不笑着过，还每天哭着过？后来，两口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小三子，乍一听还以为他家里有三个孩子，实际上是指他们家有三口人。小三子今年六岁了，长得像他父亲四斤儿，用曹老三的话说：“妈的，是一个鸡巴操的。”意思是说这孩子和四斤儿太像了。

四斤儿这个儿子也生得不易。倒不是老婆七妹难产，七妹长得人高马大，生个孩子跟下个蛋似的。七妹生孩子的时候，旁边产床上也躺着一位产妇，助产士一个劲地叫她“用力，用力”。可七妹上了产床，助产士却叫她“忍住，忍住”，她们怕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七妹一用力就会把孩子挤出来。

七妹生得很快，四斤儿在产房外大声问：“老婆吔，男孩女孩？”护士告诉他：“男孩。”四斤儿一高兴，转身就回家告诉他妈去了。

施玉兰立即煮红鸡蛋，老宅里每家都收到了三个红鸡蛋。这是宜市人的老传统，家里生了男孩，就将鸡蛋煮熟后染上红色，每家送三个，图个吉利。

可那天，历来开得起玩笑的四斤儿，却为了一句玩笑话和曹老三打起来了。

曹老三那天回家比平时晚了一点，正坐在院子里喝酒，因为他白天不在家，四斤儿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送红鸡蛋。正好四斤儿从旁边经过，曹老三就喊住了四斤儿，说：“家家都有红鸡蛋，我怎么没有？让我也沾点喜气嘛。”

不知为啥，四斤儿很冲地对曹老三说：“没有啦，什么喜气不喜气的。”

曹老三已经几杯下肚，借着酒劲开玩笑：“四斤儿，不给我红鸡蛋，你生儿子会不长屁眼的。”

也不是曹老三故意骂四斤儿，因为四斤儿平时太没正经，所以就常常有人笑说：“四斤儿以后生儿子不长屁眼。”

那天曹老三顺口说出这句话，又低下头来喝酒。四斤儿却像发了疯一样，龇牙咧嘴地一下扑到曹老三身上，朝着曹老三那熊背就是几拳。

四斤儿长得不够斤两，怎么是力大无比的曹老三的对手？曹老三尽管已经几杯酒下肚，但心里还是明白的，知道自己要是回手重了，四斤儿就爬不起来了，因此他只是招架，没有还手。

四斤儿却不依不饶，大家怎么拉都拉不开。拉开了，又扑上去，拉开了，又扑上去。大家都看傻了，今天是怎么啦？四斤儿好像疯了。

过了几天，大家才明白了原因。四斤儿的儿子还真的没有屁眼，后来开刀才开出一个屁眼来。曹老三知道后感到很抱歉，专门跑到医院里给七妹送了一个红包。

七妹把眼睛都哭肿了。可开出屁眼的小三子，后来长得活蹦乱跳的，就是拉屎比别人时间长，其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小三子后来问七妹：“妈，别人拉的屎是圆的，我怎么拉的是扁的？”

七妹就哄他说：“你的屎比别人金贵嘛。”

小三子就到处跟人说：“我拉的是金贵屎。”

小三子和他父亲四斤儿，不仅长得像，也一样淘气得出奇。好动，一会儿都静不下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三分钟。一溜烟就不见了，一闪又回来了。

四斤儿不以为然，“小孩子小时候不淘气，长大了没出息。”他鼓励儿子淘气，结果，终于有一天儿子让他尝到了苦果，这是后话。

小三子长到六岁，只要和七妹一块睡觉，就会不由自主地摸七妹的奶。四斤儿一看见就打小三子的手，七妹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就对四斤儿说：“哪个孩子不是摸着妈妈的奶长大的？你小时候没摸过？”

四斤儿就和七妹吵：“这么大了还摸奶，长大了一定是个流氓。”

小三子心里就恨四斤儿，经常把四斤儿的东西藏起来。昨天晚上，四斤儿搬张竹床在厅堂里睡，问小三子去不去，小三子坚决不去。他知道四斤儿不在，他肯定能和妈妈睡，就有机会摸奶了。果然，七妹让小三子跟她睡，小三子摸着七妹的奶咂着嘴睡着了。

半夜，七妹醒了，就把四斤儿喊醒，让他到房里床上来睡。四斤儿回房间后，就把小三子从大床上抱到小床上去了。早上小三子醒来，发现四斤儿和妈妈睡在一起，自己又回到小床来了，就恨恨地把四斤儿的一只鞋踢到床下去了。结果，四斤儿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只旧鞋，只得又翻出一双旧球鞋穿上。

现在纺织厂不景气，四斤儿目前正处在半下岗状态，白天也不用准时上班。

钱启富送走了老傅，觉得自己今天捡了一个大便宜，喜滋滋走在园青坊大街上。现在去那位搞书法的朋友家还太早，他先去吃早点。

园青坊大街有一家卖大饼油条的早点店，店面不大，但历史不短。早点大饼油条，再加上一碗豆浆，是绝大部分宜市人的传统。这家大饼店做的大饼非常讲究，用香油揉面，洒上葱花和细盐，再在饼面上抹上蜂蜜水，洒上炒熟的白芝麻，用手拍紧，贴到一个圆形的泥炉里，用炭火烤。烤出来的大饼金黄色，再包上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咬一口，满嘴香。这家大饼店就叫“满嘴香”。

钱启富走进“满嘴香”的时候，看见大饼店里那位胖胖的光头的张师傅，正在满头大汗地揉面，就招呼了一声坐下了。

张师傅问：“还是老一套，一个侉饼两根油条，外加一碗豆浆？”宜市老人还是喜欢把大饼叫“侉饼”，这和他们把北方人叫“侉子”一样，是因为大饼由北方传来的。

钱启富今天高兴，说：“不，今天我要酱麻油脆侉饼。”

这道早点，是这家大饼店特色点心，不过现在已经很少做了，“酱麻油脆侉饼”是把头天没有卖完的饼再放到炉子里去烘，然后把烘脆了的饼拍碎，放上酱油和芝麻油，用开水冲了吃。

这道点心，比大饼包油条贵。钱启富也是突然心血来潮，有点怀旧的感觉。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容易怀旧。

张师傅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要这道早点了，他答应马上做，给钱启富泡了一杯清茶，请他坐下等。

钱启富边喝着茶，边看着张师傅做。看着看着，他发现抹饼面的蜂蜜水变成糖水了，烤饼的木炭也变成煤饼了。

钱启富就开口挑刺了：“张师傅，你这样做可是砸牌子啦。”

张师傅知道钱启富要说什么，叹了一口气，说：“如今世道变了，改革开放，什么人都学做生意，没有人愿意做大饼了。还谈得上什么牌子不牌子，你看满街还有几家在做大饼油条？不挣钱，还亏！”

钱启富说：“那你也不能用煤火烤大饼呀。”

张师傅说：“不用煤火用什么？一套大饼油条才两毛多钱，木炭多少钱一篓子？一篓子木炭能烤多少大饼？再加价哪还有人来吃呀？不加价，我又赔不起。”

钱启富说：“我不是经常来吗？”

张师傅说：“哎哟，像你这样的老主顾还有多少？我做一天是一天。”

正说着，钱启富要去找的那位朋友走了进来，钱启富马上叫道：“张师傅，再做一套酱麻油脆侉饼，我要请客。”

那位朋友说：“哟，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吃过了。”

钱启富说：“胡老师，今天我请客。中午，我还要请你到望江楼去吃素席。”望江楼是万佛寺里的一家素菜馆。

一会儿，张师傅把酱麻油脆侉饼端上来了，钱启富和胡老师吃得满心欢喜。

吃完早点，钱启富说：“胡老师，今天我想请您看一样东西。”

胡老师知道钱启富在倒古玩，就问：“又找到好东西了？你是行家，怎么请我看？”

钱启富说：“这东西，您是行家。走，到您家去。”

在路上，钱启富就告诉他说：“我找到一枚邓石如的印章，边款刻的是完白山人，石头是田黄，想请胡老师帮着看看。”

胡老师一听是邓石如的印章，又是田黄，眼睛一亮，说：“完白山人是邓石如的号啊，这可是如雷贯耳的金石大家，还是田黄刻的，那我可要沐浴焚香，大饱眼福了。”

到了胡老师的家里，钱启富从包里拿出用红绸子包着的印章，没有直接交到胡老师的手上，而是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这是古玩界的一个规矩，两个人鉴赏一件古玩的时候，一般不会直接递到手上，而是一个人先放到桌上，另一个人再从桌上拿起来看。

胡老师恭恭敬敬地从书案上拿起那枚印章，用放大镜来看。他先看石头，再看印章的印文和边款，看了约二十分钟，才对钱启富说：“这不是田黄，更不是邓石如所刻。”

钱启富一听，呆了，不相信地说：“胡老师，你再看看，再看看。”

胡老师说：“不用看了，肯定不是田黄。不信你看——”说着，胡老师在书案上一个笔洗里蘸一点水，点在印章上，然后拿一张宣纸，轻轻地拭了拭印章，宣纸上留下了淡淡的黄色，他说：“这是一块巴林石，出在内蒙赤峰市北雅玛吐山中，虽然它也是叶腊石，也是用来刻印章的好石头，但价值无法和田黄比。另外，这肯定不是邓石如刻的印章，是近代人仿的。你看，印章的印文是可以拓上去的，然后再临摹着刻。但边款就不可以了，一枚印章的边款就像一个人的签名，想临摹很难很难的。这枚印章的边款刀法太嫩，不可能是金石大家邓石如刻的。”胡老师将那张变黄的宣纸递给钱启富看，“这也不可能是田黄，你看，这是将乳白的巴林石泡在黄色的颜料水里染的色，骗人的。”

钱启富没有想到，阎王让小鬼给骗了，那个老傅一直在他面前装憨，原来这个农民骗起人来还真是天衣无缝。他急问：“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胡老师说：“巴林石近些年才逐渐热起来，因为寿山石基本上已经开采完了。田黄石从明代就开始热起来了，到清末民初就已经基本上开完了。巴林石我前不久还买了几块，你这块大概值四五十块钱吧，不会超过一百块钱。”

钱启富头都大了，上当了，上了熟人的当了。三千八百块，还能要回来吗？

他突然想到，今天和四斤儿提了“狐仙”的事，是不是犯忌触霉头了？

傍晚，人们纷纷下班回家了。

钟贵珍回到家中，见到丈夫的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没有什么事吧？”

张和顺问：“什么事？”

钟贵珍说：“当然是那件事。”说着，把手指朝天花板上指了指，又害怕似的，马上收了回来。

张和顺明白了，老婆问的是狐仙又作怪了没有，他摇摇头，又去看看门轴还叫不叫。

钟贵珍就去烧饭了，边烧饭边说：“菜价又涨了，好多日用品都涨了，这改革开放就是专门涨价的？”

张和顺在翻一张报纸，边翻边说：“别瞎说，改革开放嘛，总要付一定学费的，现在是国家在付学费。”

钟贵珍说：“哪是国家在付，是老百姓在付。”

张和顺抬起头来，提醒老婆：“这话，在外面可不要乱说噢。”

朱银娣也回来了，回家第一句话也是：“没事吧？”

她们家今天倒是真有事了，钱启富被人骗了。但钱启富不想让朱银娣知道，所以，他装着没事似的，摇了摇头。

只要认真观察她是会看出破绽的。知夫莫如妻，只要看着钱启富那对眼，朱银娣马上就能看出问题。今天朱银娣没有注意钱启富的神情，松一口气，也去烧饭了。

这几天，齐社鼎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能说简单的话了，要吃、要喝、要拉，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谢庆芳盼着齐社鼎能早日开口说话。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齐社鼎就放在旁边。谢庆芳边吃饭，边和女儿琪文拉家常。儿子结婚了，在丈母娘家吃。这天，齐社娟回家比较早，就来给哥哥打针，打完针谢庆芳就留她吃饭，这段时间姑嫂俩关系特别融洽。

谢庆芳问齐社娟：“你哥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

齐社娟望着坐在藤椅里的二哥说：“脑溢血恢复起来确实很慢，有的病人好多年都不能说话。”

谢庆芳听后放下筷子，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饭桌上的气氛立即凝重起来。大家也不说话了，只听见筷子碰碗边的声音。

齐社娟又宽慰谢庆芳说：“也有的病人恢复得很好，很快能像以前一样说话。二哥病情不算很重，我们再耐心地等吧。”

吃完饭，齐社娟回她的房间去了，谢庆芳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只把齐社鼎留在桌旁。

昏暗的灯光下，齐社鼎像个弱智儿童一样，一个人在那儿咂吧着嘴，津津有味地嚼着嘴里残留的食物。几粒饭粘在嘴角上，汤汁也淋在衣服上，谢庆芳在他的胸前围了一件旧围兜当做餐巾。琪文帮着妈妈收拾好桌子以后，就端一盆热水，仔细地给父亲洗脸。洗着洗着，琪文眼睛就湿润了，好端端的父亲突然变成这样，一行清泪从她那消瘦的脸上流了下来。

在齐家，最心疼齐社鼎的就是女儿琪文。她觉得父亲很可怜，长年累月一个人在乡下教书，每周才回来一趟，母亲谢庆芳总有一些琐事和父亲唠叨吵闹，再就是说家里钱不够用。父亲几乎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回家里。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学校时都没钱坐车，还是从琪文这儿要了五角钱。父亲在家话也不多，除了弄一弄那盆腊梅，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在家里，父亲最喜欢的是琪文，再有时间就去看看张奶奶，他看张奶奶时还悄悄的，不想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总怀疑父亲塞钱给张奶奶，其实父亲口袋里哪还有钱。

琪文和母亲总不能交心。谢庆芳长年累月操持着这个家，也很辛苦。但她琐碎，成天忙忙碌碌的不知在干什么，总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还有，琪文心里一直装着一件事，不敢跟别人说。

有一天，琪文闹肚子，夜里起来蹲马桶，蹲着蹲着，突然听到房门响。琪文竖起耳朵，是谁深更半夜到我家来了？只听见进来的人轻声关门，踮着脚走路。父亲不在家，外面房间里睡着妈妈，琪文的心一下提了起来：是小偷？！她悄悄起身，从门缝里往外看，见从外面进来的人是妈妈谢庆芳！妈妈深更半夜的跑到外面干什么去了？琪文想不明白，也不敢往深里想，一直把这件事装在心里。

最近，厂里有一位男青年对琪文表示了爱意，琪文对他印象也不错。但她知道他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主要的是没有房子。琪文很痛苦，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跟母亲说，因为她知道，每次和母亲谈她个人的事，母亲首先会问对方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如果不好，不管男孩怎么优秀她都会反对，这是母亲最基本的标准。父亲如果不病，琪文想跟父亲商量，可现在父亲是这个样子。琪文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商量，那就是楼上的成虎。琪文知道成虎哥哥很关心她，可这个问题还得母亲说了算，所以，这些日子琪文心事重重的。

这时，谢庆芳从厨房里忙完出来了，她和琪文一道把齐社鼎扶到床上，就出去了。

老宅里各家各户这个时候差不多也都吃完饭了，除了孩子们要做作业，大部分人都围在电视机前。这段时间，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好像都有点分神，眼睛注视着屏幕，耳朵或多或少关注着门外的动静。

七妹看了一阵电视，就催促着小三子去睡觉：“时候不早了，明天还要上学，洗一洗，睡觉吧。”

小三子问：“妈，我睡哪张床？”

四斤儿说：“睡哪张？睡小床去。”

小三子悻悻地爬到小床上睡觉去了。

四斤儿问七妹：“你看到我那只鞋了吗？”

七妹已经哈欠连天了，问：“哪只鞋？”

四斤儿说：“昨天穿的那双鞋，今天早上只剩下一只了，另一只怎么也找不到。”

小三子听见了，从小床上爬起来，说：“爸，你让我到大床上去睡，我告诉你鞋在哪里。”

四斤儿恍然大悟：鞋，让这小子收起来了，他立即跑到小床边，冲小三子屁股就是一巴掌：“说，把我的鞋藏哪儿啦？”

这一巴掌让六岁的小三子明白了，不能说，一说挨打更多。他“哇——”的一声哭了：“我不知道，你到床下去找找。”然后把头蒙在被子里睡了。

四斤儿爬到床下，找到了那只旧鞋。

老宅静了下来，这也是人们最担心出事的时候。狐仙就是鬼，鬼总是在夜间出现。

几乎家家户户都紧闭房门。日子虽然表面恢复了平静，但人们的心里并没有平静，人人都怕怪事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房门以外的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竖着耳朵踮着脚跟走到门口来听。

四斤儿爬到床下找到他的那只旧鞋，身上又出汗了。他对七妹说：“你先睡，我到外面去透透凉。”

四斤儿推开房门走到厅堂里，一手拿着一个大号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浓浓的粗茶，一手拿着一个小板凳。他将板凳放在天井边，转身掩上了房门，刚刚坐下，忽然吹来一阵穿堂风，吹得他打了一个寒噤。四斤儿只穿了一件短袖汗衫，全身的热量都被这阵风给吸走了。他回房抓了一件旧工作服套上，又走出房门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四斤儿平时抽烟很少，只有在高兴或想事的时候，才点上一支烟。

这时，深藏在老宅屋角、墙根、地下的各种虫子，好像一下都从盛夏闷热中醒来，拼命表现着自己生命的力量，组成了夜晚的合唱，此起彼伏，非常热闹。

可老宅里能欣赏的人却很少，杜媛媛就嫌吵得烦。四斤儿听见杜媛媛打开窗户，往外泼了一盆洗脸水，但虫子的叫声也只是停歇一会儿，就又欢唱起来。

四斤儿自小喜欢听这种声音，而且被它所陶醉。现在他处在半下岗状态，工资虽然有保证，奖金越来越少，日子就显得紧巴巴的。四斤儿听着虫子的叫声，心里在琢磨怎么挣一点钱来弥补越来越高的物价。

四斤儿不能像杜媛媛那样去倒腾旧西装，那要本钱，四斤儿没有，就是有一点小积蓄，他也不敢随便投到生意上去。四斤儿是个工人，习惯于出力气挣汗水钱，虽然累，但没风险。现在厂里效益不好，每天出一样的汗水，甚至更多的汗水，收入却在减少，他得去找另外的赚钱方法。

一段时间以来，四斤儿下班后一直在外面兼工。四斤儿钳工技术好，很受工厂欢迎。社会上有不少校办工厂、乡办工厂，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这些新型的经济实体，收入和分配机制都比国营企业灵活，但他们一时很难招到熟练的技术工人，于是就把眼睛盯着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熟练的技术工人多，但是这些老大哥是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后来，校办工厂和乡办工厂就想到一个办法，请国营企业熟练的技术工人业余兼工，拿第二份工资。这样很多国营企业的工人就愿意干了。多拿一份钱，还不影响自己的铁饭碗，何乐而不为？四斤儿也不例外。

干着干着，这些集体性质的工厂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渐渐办不下去了，一部分却越干越大。干不下去的雇不起兼工了，干得好的则希望有固定的熟练工，由于他们待遇优厚，也招进一些熟练的技术工人，对四斤儿这样的兼工，需求就不大了。

好在四斤儿潜意识里有危机感，他明白兼工这种活干不长，于是又无师自通地学了一门手艺：油漆匠。那时，一般人家结婚都是买木料自己做家具，有的早早就在家里一点一点存木料，以备结婚或者添置新家具之需。老宅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存有旧木料，有的堆在屋角，有的塞在床下。年轻人一旦准备结婚，就找木匠来家里做家具。做好后，再找油漆匠来家里上油漆。

四斤儿就看准了这个市场，下班后，就拿着油漆工具，到别人家漆家具。四斤儿这行干了好几年，技术越干越好，接的活也不少。

近一两年，市场又发生了变化，一批批价格适中的新型家具出现在市场上，尤其是一种新颖的组合家具，贴的是一种无需油漆的复合面板，既时尚，又好看，很受年轻人欢迎，渐渐地就很少有人自己做家具了。四斤儿这个业余油漆匠又失业了。

这几天他每天下班后就在外面闲逛，想找找还有没有自己能干的活。四斤儿不想很早回家，他讨厌做家务。结婚以后，七妹曾经逼着他做家务，他不愿意做，但他不会躺在那儿喊不动，招妻子骂。他是一呼就应，绝不让七妹喊第二声，而且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损招，把七妹收拾得服服帖帖。

七妹让四斤儿做的家务，无非也就是在饭后洗个碗，提前回家先把饭焖上，或者把脏衣服泡在盆里。可四斤儿洗碗的时候，今天打破一个匙，明天再打破一只碟，如果还要他洗，后天准会打破一个汤碗。当然打破的都是已经破损有缺口的碗。七妹叫他洗衣服，他就把自己褪色的蓝工作服和七妹白色的挡车工围兜泡在一起，结果把七妹的白色围兜染得白一块蓝一块。七妹让他焖饭，他一定会把饭焖糊了。吓得七妹再也不敢叫他做家务了。他还会讨好卖乖地说：“不是我不做，是你不让我做的噢。”

今天，四斤儿下了班，没有兼工可做，知道现在回家还吃不上饭，就在街上闲逛。天快黑了，才往家走，走到那棵大槐树下，看见一班人蹲在那儿围着一样东西。他伸头一看，哦，斗蟋蟀。

这东西他太熟悉了，小时候他是斗蟋蟀的高手，他有一只“红头大将军”，曾经打遍半个城无敌手。四斤儿看了几眼，提不起兴趣来，就准备回家。这时正好一场斗蟋蟀结束了，蟋蟀的主人伸着手兴奋地叫着：“给钱，给钱。”旁边围的人就你一元我两元，往斗赢了的蟋蟀主人手上塞钱。

咦，这下可触动了四斤儿的灵感：斗蟋蟀，自己太拿手了，要是去抓几只好蟋蟀来斗，赢的钱并不一定比当油漆匠赚的辛苦钱少。

四斤儿对斗赢了的蟋蟀主人说：“让我看看你的蛐蛐儿。”宜市人把蟋蟀叫蛐蛐儿。

那人看着这个穿一身宽大破工作服的小个子，不以为然地问：“你懂吗？”

“懂吗？！”四斤儿就显摆地说：“你打听打听，这园青坊的老人，哪个不知道有一个叫四斤儿的。我玩蛐蛐儿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

那人一脸不解地望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程咬金。旁边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

四斤儿就要露一手给他看看，他指着那人手上的蛐蛐儿罐说：“你知道斗蛐蛐儿，有四不斗吗？”然后提高了声音说，“小不斗大，长不斗阔，好不斗异，有病不斗寻常。”接着他指了指斗输了的那个人说，“他那只蛐蛐儿病了。”

那人一听自己的蛐蛐儿病了，马上把手上的蛐蛐儿罐递给四斤儿，说：“你替我看看，我还有这只怎么样？”

四斤儿接过蛐蛐儿罐，揭开盖子看了看，说：“一般看蛐蛐儿的要点是，头大身为贵，腿大力不亏，阔翅、圆翅宜早斗，你的这只是圆翅，虽然没有病，但现在都过立秋了，斗已经有点晚，因为它没什么劲了。”

四斤儿一席蛐蛐儿经，把旁边所有的人都吸引了。这时，斗赢了的那人马上把自己手上的蛐蛐儿罐递给四斤儿，说：“大哥，你帮我看看这只，还能斗吗？”

四斤儿故意留一手地说：“还能斗？告诉你，白露将军出，人人变色青。还没到白露，好蛐蛐儿还没出来呢！当年我的一只红头大将军，就是白露前抓的，打遍半个城无敌手。等着吧，等我抓只好蛐蛐儿跟你斗一斗。”说完，拍拍屁股回家了。

回到家，看见七妹在帮小三子洗澡。儿子像个泥鳅一样，在木澡盆里扭来扭去。七妹一边给他洗，一边骂儿子像个泥猴。四斤儿进了家门，一下子躺在床上，望着蚊帐顶发呆。

七妹把儿子洗好后，从澡盆里抱起儿子，像扔口袋一样扔到四斤儿身上，吓得四斤儿一跳。他正在做白日梦，想着斗蟋蟀能斗出多少钱来。

七妹正要开口骂他，他突然坐起来，一边帮儿子穿着衣服，一边对七妹说：“别吵别吵，我正在思考一个重要的赚钱计划，影响我的思考，你会受到重大损失。”

七妹和四斤儿生活了这么多年，当然知道丈夫有几斤几两，她不以为然地说：“你呀，你们家坟山还没发裂，连油漆匠都没得当了，还思考赚钱计划，说得文绉绉的，做梦吧？”

四斤儿说：“我的这个计划比当油漆匠赚钱多。”

七妹知道想发财都是梦，做梦的事她不感兴趣，转身要去倒儿子的洗澡水。

四斤儿喊住她说：“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七妹没有停下脚步，边走边说：“继续做你的梦吧，还吃不吃饭了？”

两个人在说着这些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小三子早已从床上溜了下来，一溜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七妹只得跟着喊：“小三子，吃饭了！你再跑，今晚就不给你饭吃。”话音未落，小三子又溜回来了。

这几天，小三子突然变得比平常听话，总喜欢跪坐在条桌旁的椅子上，对着他奶奶的骨灰盒出神。

晚饭后，七妹安顿小三子睡下，就在灯下缝他白天弄破的裤子。好在是儿子，七妹基本上不给他买新衣，缝缝补补凑合着给他拼衣服。有时把四斤儿的旧衣服改一改，有时东拼西凑做一条裤子或者褂子。现在手上小三子的裤子，就是七妹用厂里的棉花包装布做的，裤腰上还有“一级棉”三个黑字。她还曾经用装尿素的包装袋给小三子做过一条裤子，左边裤腿上一个“尿”字，右边的裤腿上一个“素”字。小三子淘得出奇，到哪儿玩，都喜欢跪在地上，特别费裤子，七妹要找最结实的布给他做裤子。好在小三子从来不讲究，给什么衣服就穿什么，不管是“一级棉”还是“尿素”。

四斤儿坐在天井里就是在听蟋蟀的叫声，过去他那只打遍半个城无敌手的蟋蟀，就是在老宅里抓的。那时候老宅后院的蟋蟀叫声比现在多，今天听了一晚上，感到没有几声是蟋蟀的叫声，他透完凉，就回到房间去了。

回到房间，四斤儿又打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擦了擦，然后坐在椅子上洗脚。七妹就和她说闲话。

七妹说：“这两天，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呢。”

四斤儿正坐在椅子上抠脚，他脚上经常长鸡眼。“什么没动静？都是胡扯。哪有什么闹鬼，我看那是人装的。老宅要拆了，装鬼吓人呗。”

七妹说：“吓人？吓谁呢？齐先生已经被吓成半身不遂了，曹老三差点切掉了一只手指。最出奇的是铁姑，吃肉吃死了。老宅一连串地出事，你说不是闹鬼是什么？”

四斤儿打了一个哈欠说：“那铁姑生来就是饿鬼出世，哪有那样吃肉的，一块肉切成那么大，五寸长两寸宽？”

七妹说：“那你还不是承认有鬼，铁姑是饿鬼嘛。”

四斤儿说：“我不承认有鬼，我从来不相信有鬼。我和要死的人在一张通铺上睡了那么久，他临死前还摸过我的头，他死后，我怎么没有见过他的鬼魂？”

七妹怕四斤儿越说越离谱，就说：“睡吧，睡吧，你那破嘴。”

四斤儿打了一个哈欠就想上床，转眼看到七妹衣领里露出半个排球一般大的乳房，想起好久没有和七妹亲热过了。他有点想“调台”了，就转身对仍在补衣服的七妹说：“你也早点睡吧。”

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特别是过性生活，一般都是心照不宣的。有时一句话，有时甚至不需要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两口子就知道要干什么了。夫妻过性生活大部分都是临时起意的，两人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某一个刺激，一方起性了，另一方也会受到感染。

四斤儿过去在外面兼工，下了班又去加班，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累得浑身发软，直想睡觉；现在是挣不到钱，心情也不好，没有心情再做这事；再就是七妹生了小三子以后，“调台”的“钮”松垮垮的，四斤儿也提不起兴趣了。所以，四斤儿和七妹亲热的事越来越少，今天，四斤儿被七妹那对巨乳刺激，又有点想了。

七妹的性兴趣比四斤儿浓，但看到四斤儿那样累，也不好再提这事了。今天听到四斤儿说“你也早点睡吧”，立马就听出话外音了。她抬头看到四斤儿正盯着她敞开的胸襟，再看看小三子已经睡沉了，就笑了笑说：“我去洗一下吧。”

四斤儿等不及了，说：“搞完了再洗吧。”就把灯关了。

等到七妹摸黑上了床，四斤儿已经把自己脱得精光。七妹也把自己脱光了，躺到床上，伸手就把四斤儿抄到自己的肚皮上，让四斤儿“调台”。

夫妻俩的性兴趣包括习惯的性动作，也是两人长期合作练出来的。四斤儿长得瘦小，七妹又高又胖，因此她总是担心四斤儿的身体，习惯把四斤儿放在上面，四斤儿已经迫不及待了，上下其手，又是“调台”，又是“划水”，嘴巴还紧紧地咬着七妹肥厚的嘴唇。

正在“嘿咻嘿咻”的时候，突然七妹一把抱住四斤儿不让他动了。四斤儿还以为七妹高潮来了，因为以往七妹来高潮的时候，都会紧紧地抱住四斤儿不让动。心想，怎么这么快，我还没有到呢，又“嘿咻嘿咻”起来，七妹再一次抱紧了四斤儿，抱得四斤儿喘不过气来。

七妹非常紧张地在四斤儿耳边说：“别动，你听！”

四斤儿吓了一跳，停下来仔细听，没有听到什么。

四斤儿问：“听到什么了？”

正在这时，从条桌方向传来一阵“扑通扑通”的声音，四斤儿想回头看，却被七妹抱得动弹不得。

他想推开七妹，结果坏事了。由于七妹太紧张，竟然发生了一桩更大的怪事，七妹“锁阳”了。四斤儿虽然块头小，但阳具却不小，而且长得比一般人大，这也许是七妹坚决要嫁给他的原因之一。所谓“锁阳”，就是女性受惊后，阴道痉挛夹住了男性的阳具。这种过去四斤儿在听工友们讲荤故事时听到的事，那天竟活生生的发生在他和七妹身上。可见七妹受到很大惊吓，她紧紧抱住四斤儿，直到四斤儿疲软了，两人才松下来。

七妹说：“好像你妈妈的骨灰盒在响。”

四斤儿不相信：“听错了。”

七妹说：“你听，又响了。”

四斤儿仔细一听，听到了儿子小三子在说梦话，就不理七妹，翻身睡觉了。

四斤儿的父亲去世多年了，母亲施玉兰刚刚去世两年多。父母亲什么也没留下，就是留下了这间房子，四斤儿的几位兄长都成家搬出了老宅，房子最后就归四斤儿住了。母亲死后，四斤儿花三十元钱买了一个骨灰盒，将母亲的骨灰放进去，就拿回家了。四斤儿对七妹说，把母亲放在家里，一家人还在一起。

四斤儿将母亲的骨灰盒放在条桌上。条桌的正中间有一个老掉牙的座钟，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这还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座钟的旁边有一个陶瓷的帽筒，里面插着鸡毛掸子。座钟早已不准了，但日常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它。

七妹觉得把一个死人的骨灰盒放在家里，有点吓人，一直要求把婆婆葬了。四斤儿说，等有钱了，给母亲买一块墓地。就这么一天天地拖了两年多。

七妹每天看到婆婆的骨灰盒，就如同看到那个旧座钟一样，慢慢也就习惯了。不同的是，她初一十五还要给婆婆烧点香。现在老宅要拆了，四斤儿说：“这下好了，等还给我们新房子后，骨灰盒就不用放在条桌上了。”

第二天天亮，七妹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婆婆上一炷香。但香已经用完了，她就朝着条桌上婆婆的骨灰盒磕头，还把儿子拉起来一块磕头。小三子不愿磕，直说：“我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又爬上床睡着了。

四斤儿昨晚闹腾了一夜，现在也睡得正沉。

七妹赶紧洗漱一下，就上街去买香和供品去了。她买了几斤苹果，几块麻饼，还买了一只鸡，回来就杀。小三子已经醒了，看见妈妈在杀鸡，高兴得直叫唤：“哦！今天有鸡吃啰——”

可七妹杀完鸡，拔光毛，将鸡煮成半熟，供在条桌上。小三子不高兴，就跑出去撒尿了。

四斤儿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母亲的骨灰盒。七妹要他起来，一块磕头。

七妹说：“快，求你妈妈保佑我们。”

四斤儿说：“我妈妈都变成灰了，还能保佑谁？”

“呸！呸！尽说不吉利的话。”七妹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四斤儿打了一个哈欠。

七妹说：“你妈妈在天之灵会生气的。”

四斤儿说：“她要是会生气就好了，就会不忍心看着我这么受穷。”

话还没有说完，七妹突然听到婆婆的骨灰盒里又有动静了。开始还以为是错觉，等了一会儿，真切地听到骨灰盒里有动静。七妹吓得扑通跪下，朝着婆婆的骨灰盒直磕头。

四斤儿这次也听到了，难道真是自己的话冒犯了母亲的在天之灵？他赶紧跪下，和七妹一起像捣蒜一样磕着头，嘴里不停地说：“母亲大人息怒，母亲大人息怒，你有什么就直说，我们给你烧高香……”

邻居们发现一向大大咧咧的四斤儿夫妇变得沉默寡言了。以往，除了夜里睡觉，四斤儿家的门总是大开着。四斤儿说：“我们家穷，不怕偷，我开门迎贼。我相信他们不会来，就是把我们家都搬光了，也卖不了几个小钱，还不够付搬运费的。”

确实如此，老宅虽然是个深宅大院，但房子都建在一条中轴线上，从大门到后门，一条路通到底，住在二进三进的人，每天回家都会经过四斤儿家门口，十次路过，九次门都是开着的。可这几天，四斤儿家的房门紧闭，家里还传出一阵阵檀香的味道。有时偶然开门，人们看见四斤儿家里香雾缭绕，条桌上有一只碗，碗里插着香，桌上还一排排地供着苹果、麻饼和鸡。那只座钟移到一边去了，四斤儿母亲的骨灰盒现在放在正中。

七妹下班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婆婆的骨灰盒前跪一跪，求求婆婆保佑口没遮拦的四斤儿。

四斤儿家神神鬼鬼的，让刚刚放下心来的人们又把心拎了起来。从来不供神不敬祖的四斤儿家，却突然供起死去几年的母亲，求她保佑什么？是不是四斤儿家也出鬼了？

人们心里又盘算开了：四斤儿家是不是在驱鬼？如果鬼从他们家驱走了，会不会到我们家来？先是四斤儿家对面的唐秋雁家开始烧香，接着，像传染了一样，老宅里家家烧香，户户求神保佑，把个老宅搞得像一座古庙一样，弥漫着一种可怕的气氛。

第十三章

四斤儿家烧了两天香，又出现了新问题。

这天早上七妹起来，一开门，眼睛就被晃了一下。她心里一惊，又遇鬼啦？睁开眼睛再看，对门的吴家门楣上嵌了一面小镜子。

对面人家主人叫吴富生，此人非常迷信。他见老宅里家家焚香，而驱鬼的四斤儿家就在自家对面，怕倒霉的事会首先落到自己家来，就在门楣上嵌了一面镜子，是照妖镜的意思，把对面驱出来的鬼照住，不要伤害了他们家。

七妹一看就不舒服了，回屋把四斤儿从床上拉起来，指给他看。

四斤儿看了，对七妹说：“不要吵，不要骂，人家挂在自家的门上，你无权干涉。我们家也挂一面吧。”

于是，七妹把自己梳头用的镜子拿出来，让四斤儿挂在自家的门楣上。

吴家的那面镜子只有巴掌大，而七妹这面镜子却有一张脸那么大。吴富生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叫老婆张翠霞过去交涉。张翠霞虽然不怎么迷信，但出门就看见一面大镜子照着自家，也觉得不舒服，就过来找七妹。七妹说，又不是我家先挂起来的。两家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这一吵，整个老宅都知道了。结果家家都挂镜子。不想挂也得挂，因为家家都照妖，你不挂，妖还不就到你家来了？弄得家家都不开心。

四斤儿心里并不信有鬼魂，可母亲的骨灰盒里真真切切有动静。这几天，他下班就回家，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呆着，连抓蟋蟀的兴致也提不起来了。

这天傍晚，七妹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婆婆磕头。磕完后，发现小三子坐在条桌旁，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供的那只鸡。

小三子说：“妈，我肚子饿。”

七妹把小三子拉到自己身边，说：“来，给你奶奶磕头。”

小三子扭着头说：“我不想磕头，我想吃鸡。”

七妹说：“那只鸡先给你奶奶吃。”

小三子说：“奶奶不吃，我要吃。”

七妹甩手给了小三子一巴掌：“和你奶奶争吃的，奶奶要生气了。”

小三子说：“我就是要吃。”扭头就跑了。

七妹起身，发现那只供了几天的鸡有点异样。本来七妹将它窝成伏着的样子，正正的盘放在碗里。现在那只鸡却歪着，好像被人动过了。七妹将鸡拿起来看了一下，气得七窍生烟，一只鸡腿没了！

不用问，一定是小三子干的。她满世界去找小三子，在后院里找到了他，正在听曹老三说书呢。

七妹揪住小三子的耳朵就往家拉。小三子见妈妈生气，当然知道是为啥事。老老实实地跟着妈妈回到家里，七妹正要审问，四斤儿回来了，七妹把鸡翻给他看，他也哭笑不得，想了想，说：“算了，已经供了好几天了，死人要吃也吃过了，现在给活人吃吧。”

小三子说：“就是，活人吃总比死人吃好。”

听到小三子这句话，七妹觉得不吉利，甩手又给了小三子一巴掌：“你就知道吃，你还知道活人死人？你奶奶在骨灰盒里都发脾气了。”

听到七妹这样说，小三子挣开七妹的手，一下蹿到条桌上，一只脚站在椅子上，一只脚跪在桌子上，伸手把他奶奶的骨灰盒给打开，从里面抓出一只已经死了的麻雀，说：“不是奶奶生气，是麻雀生气。”

原来，前两天小三子掏了一只麻雀，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觉得奶奶方方正正的骨灰盒是个养麻雀的好地方，就把装着奶奶骨灰的罐子拿了出来，把麻雀放进了骨灰盒。他知道妈妈肯定不同意他养，就谁也没说。麻雀是养不活的鸟，不吃也不喝，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只是偶尔扑腾一下，于是骨灰盒里就有了动静。

这两天小三子每天晚上跑去听曹老三说书，后来主要注意力又集中在桌上供着的那只鸡上，加上麻雀在骨灰盒里死后又没了动静，他就把这事给忘了。刚才听到妈妈说奶奶在骨灰盒里发脾气，才想起这只倒霉的麻雀。

七妹脸都气白了，她望着四斤儿，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罚小三子。四斤儿愣了一下，想了想，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他一把揪住小三子的耳朵，说：“好小子吔，这两天可把你妈妈折腾苦了。你给我跪下！”

小三子被四斤儿揪着耳朵拎到了七妹的面前，他跪得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几天家里为什么又烧香又上供的，他只是怕四斤儿打他。

这以后，四斤儿更加不信鬼了。当天晚上，就把那只被小三子吃了一只腿的鸡，重新煮煮吃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又把自家门上的镜子给拿下来了。

张翠霞见四斤儿家把镜子拿掉了，自家再挂着镜子就是欺负人了，也把镜子拿掉了。接着，各家都把自己门上的镜子拿掉了。

拿掉镜子后，家家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舒服多了。

四斤儿的注意力又集中到蟋蟀上去了。

这天晚上，四斤儿睡不着，满耳朵都是蟋蟀的声音。突然，他仿佛听到当年那只打遍半个城的“红头将军”的叫声，立即翻身下床，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拿着抓蟋蟀的罩子，寻着蟋蟀的叫声，一路从二进找到三进，最后往后院找去。到了后院才发现，以前“红头将军”藏身的那堆旧砖早已被孙拽子家清平，放了两部大板车。

四斤儿感到很失望，又穿过一人小巷往回走。走到厨房边的时候，听到旁边的小跨院里有响亮的蟋蟀叫声。这个跨院在齐社鼎家的窗外，很少有人进去，因为见阳光的时间很短，里面潮湿得很。四斤儿悄悄朝着小跨院走去。

四斤儿朝里伸探半个头，只见跨院里有个穿一身白的女人，正弯着腰在翻什么。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揉了揉眼睛，想再看清楚一点，还没有等他再睁开眼，“噗”的一声，脑袋被一个硬物拍了一下，四斤儿满眼金花，倒在地上。

由于四斤儿瘦小，倒下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失去知觉之前，他感到一阵寒风，一道白影从身边飘过，女人的裙裾还扫过自己的脸，容不得他再想什么，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四斤儿被七妹一阵紧似一阵的喊声叫醒了，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七妹的怀里，周围全是老宅里的人。

天开始下雨了，冷雨就打在四斤儿的脸上。

七妹惊魂未定地问：“四斤儿，怎么啦？四斤儿，怎么啦？”

是啊，我怎么啦？四斤儿努力地想着，可脑子就是清楚不起来。他摸摸脸，弄得满手是血。他吓坏了，拼命地叫起来：“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刚刚平静了几天的老宅，一下又回到恐怖的气氛中，周围的人们，呆呆地看着，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一个女人说了话，是谢庆芳：“四斤儿，你是不是遇上鬼啦？”

是谢庆芳发现了四斤儿，然后把七妹喊来了。

七妹哭着问：“四斤儿，你真的遇上鬼了？”

听到谢庆芳说遇上鬼了，四斤儿反而清醒了一点。他没有回答七妹的话，只是感到头一阵紧似一阵的疼，不由得叫着头痛。

齐社娟说：“赶快送医院吧。”

这时大家才想起来，应该把满脸是血的四斤儿送到医院去。

曹老四说：“快，快，抬到我家板车上去吧。”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四斤儿抬到曹老四的板车上，曹老四拉着板车在深夜的马路上飞快地奔跑。

医生检查后说，伤得不算重。包扎了一下，给了一点消炎的药，让他回家休息。曹老四又把他拉了回来。

第二天，四斤儿躺在家中，头上缠着纱布，有点晕，尽管伤得不重，但脑袋毕竟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他两眼望着天花板，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昨夜真的遇上鬼了？还是贼？如果是贼，在跨院里干什么？那里平时是没有人进去的。

这个小跨院在张奶奶家和齐社鼎家的窗户之间。张奶奶的女儿红杏回家生孩子的时候，张奶奶怕人知道，就将自己家的窗户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打开。

小跨院有个月门，平时这个月门总是关着的，谁也不去关心这个空着的小跨院，深更半夜怎么会有人？而且是个女人？

四斤儿想，昨晚的事讲给谁听，谁也不会信。可自己确确实实遇到了，既然别人不信，就暂时不说，等弄明白了再说吧。

七妹也想了一夜，越想越不明白，现在她觉得更对不住婆婆，小三子把麻雀放在婆婆的骨灰盒里，让死去的婆婆没有安身的地方。昨夜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婆婆生气了，在教训她儿子呢？今天一早七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婆婆敬三炷香，求婆婆在天之灵，保佑她的儿子四斤儿平安，原谅孙子小三子太小不懂事。

四斤儿不相信鬼，也不相信昨晚遇上了鬼。他还是说，自己曾经跟要死的人在一个通铺上睡了几个月，也从未见过鬼。

每当四斤儿说起这件事，七妹就要把他堵回去，她觉得那是触霉头的事情。

可四斤儿不这么认为。

和要死的人在一张通铺上睡了几个月，是四斤儿的心头之痛，也是他一生中惟一引为自豪的事。

四斤儿十三岁时，是以一个政治犯的身份坐过牢。

四斤儿那时在上小学，已经是高年级了。宜市突然连续出现了“反动标语”，弄得整个城市草木皆兵，公安局要求所有的市民都要去检验指纹，街道居委会要求居民清楚明白地告知那段时间的行踪，以便接受审查。所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分子”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各个机关、工厂、学校、商场等单位都安排了二十四小时值班，防止暗藏的“阶级敌人”在夜间进行破坏或再出现反动标语。

那时还在搞“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们戴着红袖章，扛着漆成三节的中间红两头白的棒子，名为“千钧棒”。四斤儿还在上小学，当不了他所羡慕的红卫兵，只能当红小兵。红小兵戴的不是袖章，而是胸章。一块小小的红布，衬着硬底，上面印着“红小兵”三个黄字，别在胸前。

连续出现“反动标语”以后，学校也成立了“护校大队”。四斤儿也被吸收进去了，发了一根“千钧棒”，不过比红卫兵的“千钧棒”短一节，只有一节红一节白，四斤儿扛着它，每天夜里到学校来值班。

值夜班的时候，四斤儿特别兴奋。正值寒冬腊月，夜里天气更冷，领班的老师和其他同学都躲在办公室里烤火，他却一个人扛着棒子满学校地巡逻。校园里空无一人，就有一种神秘感，风儿一吹，树叶哗哗响，满地都是落叶，可在四斤儿眼里，哪里都有可能藏着企图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紧张与兴奋让他彻夜不眠，种种幻觉都浮现在眼前。这种兴奋在学校前不久军训的时候也有过。

那一年是个多事之秋，中国和苏联在北方边境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报纸上说，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领土有着狼子野心，全国都要“深挖洞，广积粮”进行战备。

学校也组织学生军训，其中最大的一项活动就是夜行军。晚上，每个孩子都穿着黄军装，背着背包，头上戴着柳条帽来到学校，校园里到处都是分不出男女的孩子们。

四斤儿个子小，老师竟把他当成女同学，编进了女生队伍。有女同学嚷着要上厕所，老师只好把队伍暂时解散，让同学们都去上厕所。四斤儿被一窝蜂的女同学裹胁着进了女厕所。进去之后，看见里面蹲着一排一排的女同学，一个个翘着白白的小屁股，其中就有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邢玉。

四斤儿感到“轰”的一声，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这时候音乐老师也进来了，边走边解裤带，本来他还想看一眼音乐老师的大屁股，可她经过四斤儿旁边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位同学怎么站在这儿？上完厕所，赶快去集合。”四斤儿逃也似的跑了出来，赶快混进了大队的同学中。

这件事四斤儿谁也没说，说了他就是学校里的大流氓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从记忆中把看到的情景拿出来慢慢回味。工作了，结了婚，和小兄弟们吹牛的时候，这才常常把这段往事拿出来做精神会餐。

参加学校“护校队”时，离这事已经一年多了，四斤儿也长大了许多，邢玉也长得更漂亮了。

邢玉是他暗暗喜欢的女同学。邢玉，人如其名，皮肤白得像玉一般，沉默少语。她的父亲是学校教美术的老师，自小训练她写得一手好字，不少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喜欢叫邢玉上来帮老师抄板书。一个本来害羞的小姑娘，总要在同学面前抛头露面，而每一次抛头露面都会让她白皙的脸上腾起两朵红云，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邢玉美丽，可是多病，过不了几天就会因病请假，有时用小手绢捂着嘴巴轻轻地咳嗽，样子看起来真叫人心疼。四斤儿听曹老三讲《红楼梦》时，知道有个美人爱生病，越病越美丽，名字叫做林黛玉。于是，他背地里就把邢玉叫成黛玉。

四斤儿遇上邢玉，呼吸都会加快，也不敢正面直视邢玉。只要邢玉到了教室，他就会觉得教室里明亮起来。

四斤儿经过邢玉的座位时，都会下意识地看那位子有什么不同。夜里巡逻时，他常常悄悄地走进教室，在邢玉的位子上坐一坐。四斤儿坐在上面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从座位上体验到了邢玉的体温。过了多年后，他跟工友们谈到这事时总问别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车间里一位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笑着回答他：“你这是‘意淫’。”

四斤儿认真地说：“不是，不是，我的这段初恋是很纯洁的，没有淫的想法，那时我还没有发育完呢！”

就是这段初恋，让四斤儿一时糊涂坐了牢，而且邢玉根本不知道，四斤儿是因为她坐的牢。后来邢玉死了，死于肺结核，难怪邢玉的双颊总是有着红晕。邢玉的死，四斤儿也不知道，那时他还在牢里呢。

值了一个星期的夜班，没有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影子。四斤儿脑子一转，这样不行。

他找到工宣队队长说：“不行，这样不行！”

工宣队队长问：“怎样不行？”

四斤儿说：“守株待兔不行，要引狼入室。”四斤儿把自己学的那一点成语全用上了。

工宣队队长问：“怎样引狼入室？你有什么好办法？”

“有！”四斤儿兴奋地说：“夜间把学校所有大门打开，引反革命分子到我们学校来做案，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

四斤儿的建议竟然被工宣队队长接受了。第二天夜里，学校前后大门都打开了，值夜班的同学和老师分别守在大门的后面、冬青树丛里、黑洞洞的教室里。四斤儿像只猴子，爬到一棵大樟树上，说站得高看得远，一直可以看到学校前面小巷的尽头。

这样守了几夜，仍然一无所获。大家夜里冻得受不了，埋怨声不断。

连工宣队队长也不耐烦了，说：“再坚守最后一天，不行，就关门。”

那天夜里，四斤儿一点也不敢松懈，他已经受到其他队员的奚落，工宣队队长对他也不热情了。有一位护校队队员，夜里值班受了凉，直流青鼻涕，就在班上学四斤儿像猴子爬树的样子，把同学们逗得哄堂大笑。正好这时候四斤儿走了进来，看见邢玉也在捂着嘴笑，这对他的自尊心打击很大。他心想，今夜一定打起精神，哪怕抓到一个可疑的人，也是成功。让工宣队队长看看，让全班同学看看，让邢玉看看。

他幻想着，一旦抓住了现行反革命，他就是全校的名人了，工宣队会开全校大会表扬他，他最想得到的就是邢玉默默的注视。

东方发白的时候，校园仍然平安，急得四斤儿差点从大樟树上掉下来。

一连多天熬夜吹风，四斤儿病倒了，躺在床上发烧，烧得满脑子都是邢玉捂着嘴笑的样子。

在床上昏睡了两天，第三天傍晚四斤儿醒来时，脑子突然变得很清晰。在学校曾听到工宣队队长讲过犯罪分子的做案手段和主要“反标”内容，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出了门。母亲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厕所。

他去了学校。

学校里漆黑一团。由于没有了护校队员的巡逻，偌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只有传达室里还有一点昏黄的灯光。门卫是个老人，正坐在传达室里低头打着瞌睡。

四斤儿知道传达室的后面有棵梧桐树，他绕过传达室，爬上去轻轻一跳就进了校园，又摸黑爬进了教室。教室的门是锁着的，他从气窗爬了进去，一屁股坐在邢玉的位子上。静静地呆坐了一会儿，他走到黑板边，拿了一支粉笔，又从气窗里爬出来，在光滑的梧桐树干上写了“庆夫不死，鲁难未已”八个字，一笔一画，既想写工整，又想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是他的笔迹。其实，这八个字的真正意思，他也不懂，只知道这是反动标语的其中一条。

写完，他又回家睡觉了。

进门的时候，施玉兰骂他：“拉趟屎拉这么长，我还以为你掉到茅坑里去了。”

第二天，学校里地震了。刚刚撤消巡逻就出现了反动标语，说明学校里有人里应外合。马上就有人说四斤儿的提议是对的。四斤儿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四斤儿偷看了一眼邢玉，她也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

工宣队队长在课堂上表扬了四斤儿，还走到四斤儿座位前，摸着他的头说：“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革命警惕性，应该好好培养。”当天，学校就决定，让四斤儿当红小兵团副团长，团长是工宣队队长兼的。

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宣布，四斤儿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从教室气窗上爬进爬出时，留下了清晰的脚印和手印。光滑的梧桐树干上，也留着清晰的指纹，很快就被公安人员发现了，四斤儿插翅难逃。得意的笑容还没有从脸上褪去，他就被抓进了看守所。

监仓里都是大通铺，四斤儿就是这样睡上了通铺的。

后来，真正写“反标”的人还是被抓住了，就和四斤儿关在一间牢房里。四斤儿和这些人一同住了几个月，其中两位被判死刑执行了枪决，所以四斤儿常说他和要死的人睡过一张通铺。

后来武斗开始了，接着实行军管，部队派了军代表进驻看守所，四斤儿又被释放了。

四斤儿被释放时，没有任何手续，当年的案卷后来也弄丢了。因此，四斤儿的档案里竟然没有半点这件事的记录。

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四斤儿找到公安局说：“当年我写的就是打倒‘四人帮’的，你们要给我平反。”可找不到原始记录了，一切都无法证明。四斤儿好可怜，不但没有当成英雄，也无法弥补他失学坐牢的损失。

但，从那以后，四斤儿不怕鬼也不信鬼，倒是真的。

四斤儿觉得昨晚遇上的是人，不是鬼。他感觉到了女人的裙裾从脸上扫过，那一定不是鬼，鬼是无形的。

等到七妹去上班了，四斤儿下了床，又走进三进的跨院来看个究竟。

这是一个很小的跨院，早先恐怕也是齐府放花的地方，是放花的不是种花的，因为小跨院里地上全部铺了青砖。现在这些青砖大部分都残破了，加上潮湿，上面长满了青苔。四斤儿仔细看，发现有青砖被人动过。他把动过的青砖拿起来看看，下面都是潮湿的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四斤儿想不明白，有人到这小跨院里干什么？找东西？这里有什么东西呢？还拍了自己一下，下手挺狠，而且是个穿裙子的女人。

晚上，他把自己心里的谜团说给七妹听，七妹说：“是女人就对了，狐仙不就是女的？可是这段日子出了那么多的怪事，难道都是人干的？”

四斤儿说：“反正昨晚拍我的是人，不是鬼。”

七妹一听马上说：“那就更吓人了，比鬼还可怕。鬼只会吓唬吓唬你，人可就不一定了，看不是把你拍得头破血流吗！”

四斤儿听老婆这样说，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是呀，如果是人，她要干什么，无法解释呀，看见人就拍，会不会是“拍头党”？

前一段时间，曾经流传了一阵子“拍头党”袭击路人的事。说有人躲在黑巷子里，拿铁锤专门拍人的后脑勺，拍倒后就抢夺钱财，其中还有女侠。传得绘声绘色的，说这都是一个叫做“拍头党”的犯罪集团所为。

四斤儿对这样的传说将信将疑，听七妹这么一说，就有点紧张了。如果“拍头党”进了老宅，那就是要死人呀，昨晚四斤儿没有丢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四斤儿就对天骂道：“操，拍我？拍错人了！你把我拍死了，口袋里也找不到几个子儿啦！你拍人家张所长还差不多，那公文包里多少还有点油水呀！”

七妹说：“你那破嘴！张所长招你啦，你给人家招忌讳。”想了想又说：“我觉得还是鬼。”

仿佛是呼应七妹这句话似的，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把七妹吓得一激灵。四斤儿竖起耳朵听，他妈的，是儿子小三子在说梦话。

第三天早上，四斤儿要上班去了。昨天晚上他寻思半天，担心要扣工资。现在工厂不景气，奖金早就没有了，但基本工资还在发。自己受伤既算不上病假，更谈不上工伤，如果工厂再扣缺勤工资，那收入就又少了一块。反正现在上班也没有什么活干，每天去厂里报个到，混一混，也算是上班出勤了。

七妹担心他的身体，反复问他行不行，头还晕不晕。

为了让七妹放心，四斤儿嬉皮笑脸地说：“怎么不行？要不，我再调一次台给你看看？”

七妹又骂他了：“都变成伤兵大老爷了，还调台？调你那个破头吧。”

七妹骂起四斤儿来毫不留情，但她对四斤儿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丈夫虽是小个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就塌了。四斤儿乐得把一切都交给老婆，自己百事不管，用七妹的话说，“懒得屁眼里爬虫，也喊我来抓。”

上班以后，同事们一看四斤儿头上包着纱布，就问：“四斤儿怎么搞的，谁把你头打破了？”

四斤儿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说自己是被鬼拍的，没有人相信。说是被人拍的，半天也说不清。最后，只好把老宅里闹狐仙的事，说了一通。

听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有人半真半假地说：“狐仙不是鬼。《聊斋》里的狐仙故事多迷人啦，你索性晚上去找找，也许能找个漂亮的狐仙做情人。”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个人没笑，就是那个大学生小高。小高喜欢琢磨事，他发表了一个高见：“哪有鬼，鬼都是人造的，这些日子总听你说你们家那老宅里出怪事，是人装的鬼吧？！”

四斤儿一听，对呀，那天晚上自己分明看清楚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而且那样真切地记得女人的裙裾扫过自己脸的感觉。绝不会是鬼，根本没有鬼！

当年自己在牢房里，和就要枪决的政治犯肩膀挨着肩膀睡了几个月，他们后来死了，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眼前出现过。记得执行枪决的头一天傍晚，看守给监仓里送来一碗红烧肉，大家立即围了上来。

看守大声喝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去，这是给你们吃的吗？想吃还早了点。”原来这碗肉是送给那两个政治犯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监仓里其他的人明白了这碗肉的含意以后，都乖乖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背靠墙壁坐在那儿，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敢看那碗肉，空气中虽充满着肉香，却有了点杀人的味道。

四斤儿是第一个跑到肉碗前来的，他太想吃肉了。此时他想，吃了肉，去替那个政治犯死，他也干，反正死也痛痛快快地吃了顿肉。

那两个政治犯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是老师，他们明白了，互相对视了一会儿，老师把大家吃饭的空碗，一字排开放在地铺上，端起那碗肉，往四斤儿的碗里先拨了两块，说：“孩子，你正在长身体，多吃两块，长高一点。”

四斤儿不知说什么好：“不不不，还是你们吃吧。”

老师说：“我们吃就浪费了，大家都吃点吧。”往每个人的碗里分了一块。

这是四斤儿一生中，吃得最没有味道的肉，却又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肉。

四斤儿夜里睡不着，感到和他挨着的老师也没睡着。想到老师明天就是死人了，四斤儿有点害怕。下半夜，他好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朦胧中不知道旁边睡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口大声地喊着两个政治犯的名字，叫他们出来。

两个政治犯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他们慢慢地把衣服穿好，那位老师伸手摸了摸四斤儿的头，意思是告别了。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但四斤儿总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四斤儿以为他们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哪怕是在梦里，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监仓里的那几个月，那位老师一直在教四斤儿学文化，没有课本，就教四斤儿背古诗，其中有一首是：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四斤儿直到今天还记得这首诗，却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一次他问成虎，成虎告诉他是唐朝大诗人王勃写的。他恍惚大悟似的“哦——”了一声，过了几天却又忘了。

这事对四斤儿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不再相信有鬼。包括他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也是基于这个信念。

没有鬼，那么是谁拍的我？小高的一句话开了四斤儿的窍，没有鬼，有鬼也是人装的，可人为什么要装鬼？

他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下班的时候，看到市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几个农民把郊区的一个古墓盗了。这突然让他联想到：是不是老宅里藏着什么秘密，这装鬼的人就是在寻找这个秘密？！

不为三分利，谁会起五更。何况是个女人，深更半夜跑到小跨院里来干什么？四斤儿脑子中突然一亮：这是不是和老宅要拆有关？虽然四斤儿不了解齐府的历史，但他知道齐家曾经是显赫人家，还知道齐家后人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台湾。如果不是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包括四斤儿家在内的所有的穷人都搬不进这齐府大院。解放前夕，宅子的主人会不会把来不及拿走的财宝埋在院子里？

思路一打开，想像的空间就无限宽广了。四斤儿越想越觉得，那天晚上的人影像是谢庆芳。

谢庆芳是不是想寻找齐家埋在老宅里的财宝？

四斤儿受教育的年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看过听过太多的地主资本家偷偷埋浮财的故事。这时，他脑子中又一亮，那天夜里他被拍倒以后，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谢庆芳，这难道是偶然？

是她，肯定是她。

四斤儿觉得自己的脑子被那一拍拍明白了。不行，不能被白拍，我要有所行动。

夜里，等七妹睡熟了，四斤儿悄悄地起了床。从曹老三说的故事中得知，武侠夜间为了更好地隐避自己都穿夜行服，四斤儿没有夜行服，但有黑衣服。他穿上黑衣，拿了一把铁扳手，轻手轻脚地朝三进那个小跨院摸去。

老宅被夜幕笼罩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家家都关门睡觉了，这段时间怪事太多，人们都将房门紧紧顶上，生怕下一个意外会落到自家头上。此时的老宅里，除了隐隐约约地传来人的呼噜声，一片静悄悄的。

夜里已经很有些凉意了，四斤儿打了一个寒噤，前后左右看看，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他想，得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藏身的地方。要守着跨院，最好的角度就是雨廊的尽头，如今那儿放着一张破旧的竹床，竹床上堆着一些柴草。

老宅里所有的空地方都满满地堆放着东西，一堆旧木头，几件破家具，几个旧麻袋，麻袋虽然鼓鼓的，但里面装的可能却是从旧枕头里换下来的陈年砻糠，或者是冬天烤火的木锯末，甚至是一捆旧稻草。这些东西一放可能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里，所有可能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的东西，人们都舍不得扔，万一什么时候重新派上用场，就能节省一点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东西告诉大家，这块地方是我们家的。这张旧竹床就是谢庆芳放的，表明这一块地方都是齐家的了。自打谢庆芳放了东西，再也没有别人往这儿放东西了。

四斤儿就钻进了旧竹床下面，视角很好，既可看到小跨院的门，又可以直视三进的厅堂。厅堂的西边就是谢庆芳家的房门，她要是夜里出来，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厨房旁那个一人小巷，也就是说，从任何方向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只是人躺在竹床下面很不舒服，竹床很矮，下面是石板地，石板湿漉漉的，湿气透过衣服贴近皮肤，凉透了。

一股有可能发现秘密的自信心，支撑着四斤儿咬牙忍受着。

果然，第一天晚上就发现了秘密。

大约守了一个多小时，四斤儿就听到一人巷那儿传来动静。有人背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过来。由于背上的包袱很大，包袱皮一路擦着一人巷的墙壁，动静很大。但这人又小心翼翼的，好像害怕惊动别人，走到竹床旁边停了下来。

四斤儿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小偷！

但这人是把包袱搁在竹床上面，压得竹床吱吱响。竹床下的四斤儿看到一双男人的脚，穿了一双白色的皮鞋，一只袜子口还破了。

这人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转身朝着竹床上的那堆柴草小便起来。也许是憋久了，尿了很长时间，热乎乎的尿液顺着柴草流到竹床上，然后又淋到四斤儿的脸上。

操！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任由尿液从脸上流到脖子里。这时，又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从三进厅堂方向传来的。他悄悄地侧过脸，看到一双绣花拖鞋从三进厅堂的那道门跨过来了。

男人的声音：“你再不来，这尿都憋死我了。”

女人的声音：“操侬，没正经的。”原来是杜媛媛。

男人的声音：“这是我在一车旧西装中给你挑的最好的，一共二十套，全给你背来了。”

杜媛媛说：“最近也不好卖了，工商局查得严，查到就罚款，罚的挺多的。”

哦，原来是后院的赵大成帮助杜媛媛倒日本“大阪西服”。

“喏，给你，一条牡丹烟，托人从上海带来的。够你抽的了，抽完了告诉我。”

赵大成说：“我这么辛苦帮你带货，就一条烟谢我？”话里不怀好意。

杜媛媛冷冷地说：“大成，别把我当成你满街骗骗的小姑娘。”说完，就背起包袱转身走了。

赵大成也走了。四斤儿赶紧从竹床下爬出来，赵大成好像喝了不少啤酒，那尿里有一股啤酒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四斤儿心焦地等待着七妹睡着。七妹无论有多少烦心的事，只要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而且睡得沉。听到七妹轻轻的呼噜声后，四斤儿就悄悄下了床，穿上他那一身行头，又钻进了竹床下面。

这次，他看到谢庆芳夜里起来，在三进厅堂里站了好久，然后又回房间了。

四斤儿刚要松弛一下僵直的脖子，忽然听到一人小巷那边有动静，扭头一看，头皮一麻：真的有鬼！只见一个影子一点声响都没有地从后院那边飘过来，一飘一飘地飘进了共用厨房里。盘腿坐在厨房中央，嘴巴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声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的，吓我一跳！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原来是张奶奶家的二傻子。这个二傻子一直半人半鬼的，清楚时，比正常人还神，糊涂时，连张奶奶都不认识。他深更半夜跑到厨房里来干什么？突然，四斤儿头皮又一麻，他想起七妹跟他说过，二傻子就是生在厨房里，他母亲生完他也是死在厨房里。这二傻子半夜里跑到厨房里喊妈妈干什么？她妈妈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这时，张奶奶披着衣服从后院过来了，她拉着二傻子的手，把他牵回家了。

一会儿，四斤儿又看见一个人溜进了厨房，还是张奶奶。她悄悄地将别人家灶台上的菜油、酱油、盐等一家一点地倒进自家的油瓶盐罐里。张奶奶好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每家油瓶都只倒一点点，为的是不让别人第二天发现。临了，还顺手拿了人家的几块引火点煤炉的柴火。

第三天，一夜无事。

第四天出事了。出事的不是别人，还是四斤儿本人。

那天夜里他在竹床下藏了好久，耳朵竖起来听着附近的动静，但什么也没有听到。谢庆芳家那个老式的座钟敲了一点以后，起风了，躺在竹床下的四斤儿已经深深地感到地上的寒气袭人。虽然已经把那件冬天穿的工作服棉袄套在身上，仍然感到一阵比一阵凉。

四斤儿坚持不住了，想早点“收工”。正准备从竹床下爬出来时，忽然听到有人从前门那儿走来，走到谢庆芳家门口，敲了敲门，是齐医生。四斤儿平常见到齐社娟都喊齐医生。

齐社娟是从医院下夜班回来，顺便看看她二哥齐社鼎的病情。好像是谢庆芳开的门，看完二哥，齐社娟没有马上回到楼上，姑嫂二人站在三进的厅堂里，嘀嘀咕咕地说了好久。齐医生是一个平时说话很少的人，这深更半夜的怎么有那么多话和她嫂子说？

下雨了。四斤儿躺着的地方虽然不会被淋着，但因为有风，雨就横了过来，他的棉袄很快就湿了。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屋檐哗哗地往下流，流下的雨水落在青石板上，又溅到四斤儿身上。四斤儿想爬出来，但谢庆芳和齐社娟不但说个没完，还跑到雨廊下站着，几乎就在四斤儿藏身的竹床前。四斤儿不仅不能出来，连翻身都不敢了，只得任由雨水溅在脸上、身上。慢慢地，他的那棉衣灌满了雨水，他感到全身寒透了，一个劲地想打寒噤。

齐家姑嫂终于各自回屋了。

听到谢庆芳家关门的声音以后，四斤儿正想爬出来，突然听到柴草堆里窸窸窣窣在响，立刻，四斤儿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嗖——”的一下，一个通体白色的东西从自己的眼前闪过，还在四斤儿的脸上抓了一下。虽然这东西闪过的速度很快，但四斤儿仍可以肯定既不是老鼠也不是猫，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老鼠，而且通体白色。如果是猫，无论家猫野猫，见到人一定会叫，这东西却没有一点声音。要不是它在四斤儿的脸上抓了一道伤痕，四斤儿真有可能怀疑是自己被冷雨淋了以后的幻觉。四斤儿赶紧爬出来，落荒而逃。关上门，四斤儿一屁股就坐在家中的地上，把七妹给惊醒了。

开灯一看，七妹吓坏了，她不知道四斤儿这深更半夜里干什么去了，怎么又搞成这样。

四斤儿说不出话来。七妹看到四斤儿脸上有一道新鲜的抓痕，马上问：“脸上是谁抓的？”

四斤儿还是说不出话来，只用手指着身后。

说不清可不行。七妹不依不饶，从床上跳下来，一把将四斤儿拎到椅子上坐下，她认为四斤儿又在给她耍花招。过去，四斤儿犯了错，就装疯卖傻出洋相，逗七妹笑。七妹一笑，事情就过去了。今天，七妹不吃这一套了。

七妹的人生哲学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嫌弃四斤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她说，“一个女人，有丈夫有儿子，每天吃得饱穿得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管住四斤儿的工资袋，他管住我的裤腰带，就行了。”四斤儿每月发了工资都是原封不动地将工资袋交给七妹，七妹再给他零花钱。这一点，七妹很满足。她从来不怀疑四斤儿在外面动什么花花肠子，因为他的口袋里不会多过两块钱，想动花花肠子也没资本。可今天他深更半夜偷偷地从外面跑回来，脸被抓成这样，七妹一肚子疑团，一定得审出个究竟来。

七妹问：“是哪个小婊子抓的？你告诉我！”

四斤儿说：“不是。”

七妹说：“不是，是谁抓的？”

四斤儿说：“我也不知道抓我的是个什么东西。”

七妹说：“不知道抓你的是什么东西，你不会骗我是猫抓的吧。”

四斤儿说：“好像是，好像不是。”

七妹说：“你给我编吧！是猫抓的？怎么好好的深更半夜被猫抓了，而且抓在脸上，是母猫吧？”

四斤儿没有明白七妹的意思：“我不知道是母的还是公的。”

七妹说：“你不知道？都抓上脸了，还说不知道！”

四斤儿已经被冷雨浸了半天了，浑身不舒服，只想睡觉，他脱下湿衣服上床，支吾着说：“睡吧，明天再说。”

七妹把被子一下掀开了：“不行！衣服都湿成这样了，你在哪儿鬼混去了？不说清楚，今天不准睡。”

四斤儿抢被子，七妹不给，两人就打了起来。打架，四斤儿从来不是七妹的对手，七妹只要伸直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他那短短的胳臂漫天挥舞，也够不着七妹。他干脆不抢被子了，光着身子躺在那儿，任由七妹骂，就是不开腔。

两人闹得动静大了，外面有吴家人咳嗽的声音。七妹历来都是家丑不外扬，外面一有动静，她就不说话了，狠狠地掐了四斤儿几下，说：“明天早上再跟你算账。”给他盖上被子，让他睡了。

第二天天不亮，四斤儿在被子里一个劲儿地抖起来了，七妹吓醒了，伸手一摸，四斤儿浑身都是冷汗。七妹赶紧给他加了一床被子，

四斤儿还是发抖。七妹穿衣起床，找了一块生姜，捅开炉子给他烧姜汤。

烧好姜汤，一口气就给四斤儿灌了一大碗。他就开始出热汗了，一个劲地说：“热——热——”把被子都踢开了。接着就说胡话：“他妈的，你抓我，我不怕你！你抓我，我不怕你！什么鬼我都不怕！还怕你狐仙？”

“啊？狐仙！”七妹害怕了。她俯身仔细看，发现四斤儿脸上的抓痕不像是人抓的，是细细的三道。

她问：“四斤儿，你脸上到底是怎么搞的？好像不是人抓的。”

四斤儿眼睛睁不开，答非所问地说：“什么都瞒不住我，什么都别想瞒我。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看你还藏多久。”

四斤儿不停地说着胡话，七妹只得紧紧地抱着他，像抱着自己的儿子。

四斤儿闹了一阵子，浑身上下像被水浇过一样，慢慢睡着了。

七妹用干毛巾把四斤儿浑身上下擦了一遍。四斤儿又开始说胡话，不过这次是轻轻地说。七妹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得紧紧地抱着他，一直抱到天亮。

四斤儿突然睁开了眼睛，看见老婆抱着自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等他睡熟以后，七妹将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她还要照顾儿子小三子。

这一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四斤儿又发烧了，他突然坐起来，指着蚊帐顶说：“什么东西跑过去了，你还想来抓我？”

七妹哭了起来：“四斤儿，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们娘儿俩啊。”

小三子站在床前顺着四斤儿手指的方向看，看了一会儿，说：“爸，那儿什么也没有啊。”

四斤儿出事的消息，当然瞒不住老宅里的人，甚至四斤儿说了什么胡话大家都知道了。热心人又来了，当然也有抱着好奇心来探究竟的。谢庆芳还出主意教七妹，如果四斤儿再说胡话，就掐他的人中，还做样子给七妹看。她狠狠掐着四斤儿的鼻子正中，一会儿就掐出一个深深的指甲印，掐得四斤儿直哼哼。

七妹看着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这道血痕这么细，肯定不是人抓的。”

谢庆芳说：“我看也不像是人抓的。”

成虎也来了，他看了看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会不会是黄鼠狼？”

四斤儿目光呆呆的，摇摇头：“狐仙，白色的。”

谢庆芳听了，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房梁，然后就逃避似的回家了。显然，她怕狐仙，她家还有一个被狐仙吓成半身不遂的丈夫。

七妹像被传染了似的，也抬头看着房梁。真怕再遇上狐仙，谁遇上谁倒霉！

第十四章

老宅的二进处在宅子的正中，过去一般是大少爷住的，一家之主老爷和太太住在三进。也有人家人丁不旺，老爷太太住二进，少爷住一进，小姐住三进，呈轿子式，意思是儿女抬着老爷太太。如果老爷太太住三进，那么小姐们就住在三进的楼上，所以三进的设计就比较注意私隐。

从大门到二进，除了有厅堂的隔栅门，几乎都是通的。从二进到三进就不一样了，经过厅堂，绕过照壁，穿过虎皮门，进入一个小天井，三级台阶后又是一道门。这道门很结实，黑色，铁门环，门边包着铁皮，从里面插上门闩，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但是这道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老宅里住了这么多人，如果关上，出出进进就很不方便。

进入这道门，是一个“回”字形的连廊，连廊的中间又是一个天井。如今保存完好的徽式民居中，一般都没有连廊，只有大家族的祠堂里才有，因为祠堂比民居要大，汇集的人多。可当年的齐府里就设计有连廊甚至有雨廊，连廊和雨廊是为了主人在雨天行走不淋雨而设计的。西边连廊有一个楼梯，楼上住着的就是何惠芳。

这天，茉莉被成虎接回家，晚上和母亲何惠芳一块吃饭。茉莉长大以后渐渐懂事了，理解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很不易，每次回家都陪着母亲谈谈心。这天吃饭的时候，茉莉突然问：“妈，能和我谈谈我爸爸吗？总有同事问我，可我对爸爸一无所知。”

何惠芳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涌了上来。她想了想，对女儿说：“茉莉，你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特别的人。不是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个什么人，而是担心你无法理解你的爸爸。”

茉莉见母亲伤心了，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会理解的。”

何惠芳站起来，收拾着桌上的碗筷，边收拾边说：“孩子，让妈妈再想想，想想怎么告诉你。妈妈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何惠芳收拾好碗筷，拿到楼下去洗了。茉莉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一本琼瑶的小说在灯下读。

何惠芳在楼下洗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洗得长，明明已经洗干净了，可她又洗了一遍。她是不愿意再回到楼上，看到女儿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她说不清刚才的落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死去的丈夫江堂发。

洗完碗，何惠芳在楼下厨房里站了很久，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感叹自己这一生太苦，她又害怕会影响到女儿的一生，越想越伤心。曹老三到厨房里倒水，看见何惠芳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何惠芳擤了擤鼻涕说：“没什么。”转身上楼去了。

曹老三在背后轻声说：“是不是茉莉又让你生气了？她是孩子，别往心里去。”

何惠芳边往楼上去，边说：“不是，不是孩子的事，也没事。”

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85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松了，靠在椅子上休息。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由于害怕江堂发再来，何惠芳把总机房的门插上了。

何惠芳问：“谁？”

“我。”江堂发的声音。

何惠芳又紧张了，胆怯地问：“江司令，您还有事吗？”

江堂发说：“你开开门。”

何惠芳说：“现在就我一个人值班，您要电话我马上给您接。”何惠芳害怕开门。

江堂发说：“你开开门。快点。”

何惠芳不敢不开了，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江堂发肩上扛着一个白色的口袋，他将口袋放在何惠芳面前：“这是慰问你的，辛苦了。”说完，转身走了。何惠芳一看，是一袋绵白糖！

那时砂糖还要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才半斤，像面一样细的绵白糖是很稀罕的东西。江堂发一送就是一包，一包是二十斤，这是非常重的礼物。江堂发用送绵白糖的方式，既向何惠芳道歉，又向她传达了一种爱意。江堂发不是个粗人。

那天晚上，何惠芳被江堂发的气势震住了。他穿了一件旧军装，胸前交叉地背着一只枪和一个皮的公文包，真像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红军指挥员。

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虚荣心又很强的何惠芳，她的心深深地被江堂发吸引住了。每次转接江堂发的电话时，都会问一声：“是江司令吗？你好！我是何惠芳。”何惠芳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跟自己心仪的人说话，更有一种软软的，甜甜的，勾魂的味道。

江堂发一开始还不敢和何惠芳套得太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只是不停地用小恩小惠吸引着何惠芳。那段时间是两派“武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由于交通被封锁，物资供应匮乏，生活非常艰难，什么都买不到。可那段时间何惠芳家吃的用的都很丰富，全部来自江堂发的馈赠。

那段时间也是江堂发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好枪法给“支派”造成很大的压力，“支派”制定了一个“斩蛇计划”，派出多支武装小分队，深夜摸进城里，要抓江堂发，抓不住就刺杀他。一连多日，宜市的夜空都充满着枪声，“支派”小分队多次摸进“反派”阵地，抓走了很多人，弄得他们十分紧张。江堂发日夜呆在武装组织司令部里，神经高度紧张，何惠芳看见他眼睛通红通红，布满血丝，很心疼他。

紧张了一段时间，又平静了下来，听说“支派”放弃了“斩蛇计划”，江堂发也轻松多了，总找理由往总机房跑，和何惠芳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闲话。

那天，何惠芳夜班，夜里电话很少，她把话务员耳机戴在头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被一声“站住！口令？”惊醒，楼下的岗哨发现了情况，没等声音落下来，一阵枪声响起。原来，“支派”见“反派”放松了警惕，就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夜摸到了“反派”司令部。这场战斗打得很激烈，总机房的玻璃都被打破了。这时，何惠芳的耳机里传来江堂发的声音，他要她接通别的武斗组织的电话，命令他们火速支援。

“支派”小分队打得十分顽强，攻进了楼内，逐层往上打。总机房和江堂发的办公室都在三楼，何惠芳想，今天死定了。躲在总机的后面直发抖。这时，江堂发手持双枪冲了进来，首先朝着配电盘连开了几枪，造成电源短路，整个大楼立即一片漆黑，然后推倒总机房的两个更衣柜，把何惠芳拉到更衣柜的后面，紧紧地抱着何惠芳。

“支派”攻上了三楼，有人踢开了总机房的门，用电筒朝里照了照，朝床上开了一枪，又朝倒在墙边的更衣柜开了一枪，那一枪就打在何惠芳的头顶上方，江堂发一把捂住何惠芳的嘴，防止她叫出来。过了一会儿，外面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好像“支派”小分队撤走了。

但是，情况不明，江堂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躲在衣柜后面等着天亮。何惠芳被江堂发抱得满身是汗，江堂发清晰地感觉到何惠芳那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闻到何惠芳头发上香波的味道。何惠芳粗重的呼吸就吹在他的脸上，痒丝丝的。江堂发一下子冲动了，他用嘴巴去找何惠芳的脸，再接着找何惠芳的唇，一下就把舌头伸进了何惠芳的嘴巴里。何惠芳抓着江堂发的手慢慢地松了，全身都软了下来，江堂发迅速地进入了何惠芳的身体，只听到何惠芳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强壮剽悍的江堂发，在那个仅容两人藏身的衣柜后面，把何惠芳一同带上了高潮，使何惠芳感到今生今世也离不开江堂发了。

贞操被男人夺走以后，人也就是人家的了，何惠芳不顾家人反对，一心要嫁给江堂发，这时她才知道，江堂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也就在这时，何惠芳发现自己怀孕了。江堂发说：“等安定下来，我就去离婚，我们先找房子住下来。”于是，何惠芳也就住进园青坊大街85号大院里，等待着江堂发离婚，等待着孩子的出生。

可是，没有等到离婚，江堂发就死了，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何惠芳成了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寡妇。

多年来，何惠芳虽然有点恨江堂发，但对他的死，是心存内疚的。她认为江堂发的死跟自己有关，因为自己太虚荣了。

何惠芳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母亲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何惠芳最小。父亲是个做水果生意的小业主，辛劳了一辈子，就是希望有一笔小小的积蓄，生几个儿子，哪怕有一个也行，使自己老有所倚。对一个每天靠一斤两斤地卖水果维持生活的人来说，他想到的就是老了以后怎么办。生了这么一堆女儿，一堆赔钱货，他整天是郁郁寡欢对孩子对妻子漠不关心。何惠芳的母亲总生不出儿子，得了产后忧郁症，整个家庭几乎就像地狱一般了。

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打老婆，就是打孩子。何惠芳差不多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小时候看惯了母亲被打，母亲被父亲打了以后，没处出气就骂孩子。后来，几个姐姐都长大了，一旦父亲脾气上来了，立即一个个撒开脚丫就跑了。小女儿何惠芳跑不动，挨打最多的就是她。在父亲的拳头下和母亲的骂声中，何惠芳长大了。

何惠芳自小就没有安全感。因此，当她见孔武有力一身戎装的江堂发，就动心了，就是最后江堂发粗暴地占有了她，也使她有一种被征服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一直贯穿在她和江堂发的性生活中。在江堂发重重的压力下和近乎暴力的发泄后，她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

何惠芳得不到江堂发的明媒正娶，心理上就寻求一种补偿。她怀孕后，一直要求孩子所用的一切都要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就是上海产的奶粉和童装。

江堂发对于美人儿的何惠芳当然宠爱有加，心里也一直有歉疚，所以尽量满足何惠芳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他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那一天，两个人云雨以后，何惠芳哭了，说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了，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江堂发的心被何惠芳哭软了，他说他们正在和“支派”争夺一条街巷的控制权，因为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市百货公司的仓库，双方都想占有仓库里的物资，已经打了好几天了。

江堂发答应今天晚上带几个人摸进去，先弄点奶粉和童装出来。

那天晚上江堂发真的带了几个人摸进去了。进去的时候还顺利，出来时，由于大家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被“支派”发现了，立即引来一阵枪声。

江堂发开枪还击，就把自己暴露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他所藏身的地方，打得他一动都不能动。

江堂发死得很窝囊，一颗流弹打在他身旁的水泥电线杆上，然后比瞄准还要准地反弹到他的脑门上。他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头一歪，倒在那儿了。

江堂发被流弹打死，他的同伙都没有发现，天亮后才发现司令不见了。想回去找，但“支派”封锁了这条街，坚决不让“反派”把江堂发的尸体弄走。

可怜江堂发窝在电线杆下，背上是一包婴儿用品。正是酷暑八月，几天后就闻到尸臭了，到后来简直就是臭不可闻了。

后来，不知是哪一派的人，把一个自制的汽油弹扔到江堂发的尸体旁，江堂发就在燃烧的汽油中“火葬”了。

何惠芳那些日子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茉莉出生了。茉莉出生的那一天，何惠芳种的一盆茉莉开花了，满屋子都是沁人肺腑的清香，何惠芳就给女儿取了这么一个有点伤感的名字。

法律上，何惠芳和江堂发没有关系。江堂发死后，他的老婆到老宅来取江堂发的东西，带了十几个娘家的人，把屋子里抄了个底朝天。江堂发老婆边抄东西边骂何惠芳：“你这个臭婊子！你这个骚货！害死了我男人！”骂着骂着竟恶狠狠地打了何惠芳两个嘴巴。何惠芳怀里抱着茉莉，连挡架的手都腾不出来，茉莉吓得大哭起来。

这时，曹老三从围观的人群中跳出来，大喝一声：“住手！”一把抓住了江堂发老婆的手。江堂发老婆娘家人竟一轰而上，要打曹老三。成虎的妈妈也挺身而出了，她大声地喊着：“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势众，到我们老宅来撒野，没有王法了？”说着从何惠芳的怀里把茉莉抱过来，交给了成虎，自己就挡在何惠芳的前面。住在三进的月清，也声音响亮地叫着：“你们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抢了人家的东西，还动手打人！”江堂发的老婆冲到月清面前，唾沫横飞地说：“谁抢东西了？我来取我丈夫的东西！”说着，还推了一把月清。本来，老宅人对何惠芳并没有好感，但这时都看不下去了，朱银娣、钟贵珍、唐秋雁，甚至书呆子齐社鼎都出来了，他们把江堂发老婆一群人赶出了老宅，程基泰还把大门关上了。

从那以后，江堂发老婆再也不敢来老宅了。可武斗结束后，清理武斗组织，到后来清理“文革”中的血债，何惠芳又被牵扯进去。江堂发死了，死无对证了，造反派参加武斗人员就把武斗中的一些血债推到江堂发身上，虽然法律上不能叫何惠芳承担责任，但每一次清查，都找她了解情况。最长的一次，她被讯问了七天。她在老宅的家，又被抄了好多次，主要是找枪。跟出了鬼似的，江堂发在武斗中几乎不离身的那支驳壳枪后来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清理的重点就是找那支枪，枪失踪了，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家被抄了好多次，那支江堂发心爱的气枪也被抄走了，可就是没有找到那支驳壳枪。

这么多年来，何惠芳像一条受伤的狗，只能躲在房间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今天女儿突然问起父亲。这些乱麻一样的往事，怎样才能和女儿说清楚呢。

看着手中江堂发的照片，何惠芳泪流不止，说不清是哭江堂发还是哭自己。这时茉莉撑着拐杖推门进来了，何惠芳连忙擦干眼泪，她不想在女儿面前哭。茉莉穿一件粉红的睡衣，是她们厂里的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带着蕾丝花边，看上去茉莉就像是一个洋娃娃。面对着这个美得叫人心颤、纯洁得通体透明的女儿，何惠芳决定不将江堂发的事告诉她，不能伤害她。

茉莉很懂事地，用手擦擦妈妈的脸，轻声说：“妈，别伤心了，我不问了。”

程基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变成了一锅糨糊，糊涂了。当初第一次去迎江宾馆，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就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实在，今天不知道是踩在云里，还是踩在雾里，一个疑问始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难道这是一场梦？

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幢小洋楼，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洋楼。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是梦吗？

摸了一手的油汗，这时吹来一阵风，程基泰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最后一点热度，全让这阵风给带走了。

程基泰突然出现幻觉，女儿程翠玲就站在身边，自己指着面前这幢小洋楼对女儿说：“这幢小洋楼就是当年我和你太爷爷的家，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教会的洋房就数它最好了。如今，你爷爷在香港，是开大轮船公司的，只要你学好，将来可以到香港去。”

那时候，程翠玲一直不学好，程基泰想尽了办法也唤不回这个“浪女”。于是，就把她带到这幢小洋楼面前，跟她数说自家当年的风光。尽管程基泰说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为了让女儿学好，不得不画这个饼来充饥。看着这个早已不属于他的小洋楼，眼前出现的全是当年当“小开”的日子，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你爸爸是在这楼里长大的，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还会住上这种小洋楼。”

今天，程基泰站在秋天的寒风中，面对着当年的风光岁月，不知道是身上那薄薄的香港衫在抖，还是他人在发抖。怎么也想不到呀，日盼夜盼的港商黄瀚浩，给自己带来的竟是这样致命的一击。

程翠玲对读书不感兴趣，对花花绿绿的香港感兴趣。她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过香港，看程翠玲长得小巧秀丽，就想引诱程翠玲去香港赚钱。听到程翠玲说她爷爷在香港开大轮船公司，两人一拍即合。

程翠玲就跟着这个朋友走了。她们坐船到了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衡阳。在那里，朋友花了一百元钱找了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是给货车编组的，知道哪节车厢哪些货是到香港。一天夜里，朋友带着程翠玲来到衡阳火车站编组站，一条条铁轨上停着好多好多的火车车厢，她们等来了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打了个手势叫她们跟他走，七拐八拐把她们带到一节货车车厢边，然后拧开了车厢门的封铅，叫她们上去，就把门关了。关上门以后，隔着门缝关照她们说：“呆在里面别动，一天一夜就到香港了。”

车厢里装的全是干货，一箱一箱地码在那儿，她们找了一个缝隙坐了下来。朋友很有经验地拿出一袋食品，还有几瓶矿泉水和一扎空的塑料袋。食品和水是为了路上吃的，可带那空塑料袋干什么？程翠玲不解，也没问，她是一个不愿动脑的孩子。

当晚货车没有动，第二天白天也没动，这就让她们受罪了，首先是热，密不透风的货车车厢跟大蒸笼似的，程翠玲热得只穿一件小裤衩。接着是渴，好在有几瓶水，但朋友不让多喝，她说不知道还要熬几天呢，这水到时候会救命的。再就是大小便，人总要排泄，这时候程翠玲才知道朋友带空塑料袋是干什么用的。程翠玲受不了了，她要出去，她要回家。她不顾朋友的阻拦去拉车厢的门，门纹丝不动，它不仅关上了，还用铁丝铅砣封上了。程翠玲绝望地叫喊，朋友拼命捂住她的嘴，把她几乎捂昏了，她软软地躺在车厢地上，连哭都没有眼泪了。

第二天夜里，车厢终于动了，先是被编到一列火车上，第三天早上才开走。她们在车上闷了四天四夜才到香港，她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香港火车站的搬运工从车厢里把她们抬出来了，喝了些水，恢复了一点体力。这时，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朋友听得懂香港话，她知道是在报警。马上示意程翠玲跟她一块儿跑。于是，两人从货场里跑了出来。

程翠玲就这样到了香港。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知道了女儿到香港的艰辛，现在又担心她在香港的生活，便问：“那，她在香港靠什么生活？”

黄瀚浩笑笑说：“她在香港做小姐。”

程基泰被黄瀚浩的话弄蒙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小姐”，就问：“她本来就是小姐，还要去做小姐吗？”

“哈哈哈……”黄瀚浩大笑起来。

程基泰被笑得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黄瀚浩解释说：“程先生，小姐就是‘鸡’。”

程基泰不解：“鸡？”

黄瀚浩说：“程先生听过香港的‘一楼一凤’吗？‘鸡’就是‘一楼一凤’。”

程基泰有点着急：“一会儿‘鸡’，一会儿‘凤’，到底是什么意思？”

黄瀚浩看程基泰确实不懂，想了想，干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程基泰：“在香港，‘鸡’就是暗娼。”

程基泰终于明白了。他脸色苍白，深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程基泰神经质地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听听外边有没有动静，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黄瀚浩安慰他说：“程先生，你放心，我是程小姐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密。你也不要太在意，香港这个地方，是笑贫不笑娼的。”这样安慰的话，听了比不听还难受。

程基泰死死地盯着黄瀚浩，直盯得黄瀚浩头皮发麻，然后打开房门，一个人离开了宾馆。走在街头，什么样的噪音他都听不见，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鸡、鸡、鸡。

程翠玲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爷爷，她死心了。这段时间她吃的用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要收钱了，就要她出去找工作挣钱。她是偷渡客，没有地方肯雇用她，最后只能做了“一楼一凤”。

黄瀚浩开始就是程翠玲的客人，后来成了她的常客。在每次肉体交易完后，他都喜欢在程翠玲那儿睡一觉，当然需要另外付钱，有时程翠玲就跟他讲自己的家乡宜市。这位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正在考虑开辟开放以后的大陆市场，以扩大货源的事，听到程翠玲的介绍，知道历史上宜市和周边出过很多大商人，在民间一定散落着不少古玩。他到宜市人生地不熟，就通过程翠玲找到了程基泰。

程基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这一睡竟然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就关着门在家里写信，丁主任来敲了好几次门，他都不开。写好信，就去迎江宾馆找黄瀚浩，谁知黄瀚浩又和钱启富下乡去了。

三天后，当他们从乡下回来时，程基泰堵着黄瀚浩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请他回香港后一定亲手交给程翠玲。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回家来，粗茶淡饭保平安。

黄瀚浩走了。程基泰面对着四壁空空的家，想，女儿回来，回来怎么住啊！他只盼望着老宅赶快拆，拆了就要还给他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女儿回来不仅有地方住，也不会乱跑了。有了新房子，就可能留住女儿的心，他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哪怕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平安的日子呀！

程基泰心灰意冷，钱启富却干得更卖劲了。买了那个假印章后，钱启富接受了教训，第一，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第二，还是要亲力亲为以免上当受骗；第三，要尽快把那亏损补回来。

于是，他又领着黄瀚浩下乡了。在乡下，钱启富充分发挥自己“掌眼”的能力，和黄瀚浩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收到一件东西黄瀚浩都交给钱启富看，特别是玉器，由钱启富做鉴定，然后黄瀚浩来定价。钱启富毕竟多年没有干这一行了，也不知道海外的古玩行情，他悄悄注意着黄瀚浩的定价，准备着一旦黄先生离开，自己独自收货。

分手时，黄先生又给了他一笔佣金。

这次给的都是人民币，回到家里钱启富就交给了朱银娣。

这段时间朱银娣心情可好了，她忙得不亦乐乎，先要把那些外汇券换成人民币。这玩艺儿只有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才能用，抓着一大把外汇券，中看不中吃，朱银娣和钱启富都着急。后来钱启富告诉朱银娣有专门的人在炒外汇券，这些人就聚在宾馆门口，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华侨，就上来问。朱银娣就拿着外汇券到宾馆门口去找这些人，先是五十一百地换，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现在这笔钱已经有一万多块了，放在哪儿都是一堆。

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知道是丈夫钱启富挣来的，但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合法，就不敢存银行。不存银行放哪儿呢？她买了好几个瓦罐，把钱塞在里面，把床下一块地板撬起来，把罐子放在地板下面藏着。

那时，一万块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那些日子朱银娣六神无主的，干什么都不踏实，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万元户”是社会公认富起来的人，她们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变成了“万元户”，朱银娣老是在心里问自己：我富起来了吗？

真的富了，钱家反而不摆富了。原先喜欢在厅堂里吃肉的钱家，也像张家一样关门吃饭了。这笔钱，让早先倒头就睡的朱银娣得了一种“病”，每晚如果不将所有的钱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小儿子也考取了大学，在合肥读书。家里一下空了起来，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朱银娣都会插上房门，爬到床底下，撬开地板，把几个装着钱的罐子一一抱到床上，把昨晚已经数过的钱再数一遍。有些钞票是从银行里拿出来的，一沓一沓捆好用纸条封着，朱银娣还是要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再数一遍。

朱银娣一进入点钱状态，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旁边打雷恐怕都不会惊动她，让钱启富看着都有点害怕。

钱启富也有一个毛病。解放前，他跟着父亲下乡收货，都是现金交易，现金就放在背褡子里，白天不离身，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放在枕头下面。要是放错了地方，他就睡不着觉。后来又养成每晚睡觉，不管有没有钱，都要把钱包放在枕头下的习惯。有一次，跟着黄先生到乡下去收货，晚上住在县招待所。白天走了那么多山路，人已经很累了，可钱启富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半夜才想起，他的钱包放在裤子口袋里，他马上爬起来，把钱包放到枕头下面以后，才睡踏实了。

朱银娣的“病”直到认识了一位福建做服装生意的商人后，才好一些。这位商人来商场推销一种毛线织的大衣，很新颖，受年轻姑娘们欢迎。朱银娣有本钱了，就想留职停薪，自己开一间服装店，专门经销这种样式新颖的毛线大衣。

朱银娣离职了，租了店面，开了一间服装店。虽然赚头不大，但还是有钱赚的。做生意每天有钱进，心境就好。

开了服装店以后，朱银娣每天都要点营业款，或缴银行，或付给供货商，或临时带回家，还要缴纳工商税务房租电费等各种费用，点钱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只是从自己手里经过的钱，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点钱的瘾就没有那么大了。虽然只是经营着一家小服装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操心的事太多，每天回到家里都疲惫不堪了，渐渐地她就不每天点家里的钱了。

朱银娣的毛病好了，钱启富又“病”了。不看着朱银娣点钱，他又睡不踏实了。几天下来，熬得脸色发青。于是每天晚上换成他来数钱，先是帮着朱银娣把带回来的营业款复一遍数，然后就点罐子里的钱。点完了现金，还要点一遍存折。朱银娣只点钱，不算账，钱启富点完钱后，还要噼里啪啦拨拉一阵算盘珠子，才伸伸懒腰上床睡觉。这时，朱银娣早已鼾声不断了。

钱启富慢慢在点钱中体会了一种满足，一种过瘾的舒坦，这种满足和舒坦跟朱银娣的完全不同。

解放后，钱启富一直在旧货商店里当店员，虽然没有受过太大的冲击，但总是不能直着腰做人。旧社会的古玩店老板，在新社会里，总是低人一等的。虽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他都挨不上，但似乎又都靠得很近，好像是后备的“第六类分子”，他不得不低着头做人。

不仅如此，还有不断受穷。

没有过过富日子的人，扛穷的能力比较强，一碗米饭可以过一天，没有米饭一碗玉米糊也可以过一天。哪天没吃的了，靠在墙根晒晒太阳，也可以撑一天。而钱启富是过过富日子的人，山珍海味鱼翅燕窝都吃过，现在却是：“吃一次鱼，都要把鱼刺嘬半天”，这种生活，让他对钱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对老婆朱银娣说：“钱，决定着让你直着腰做人，还是弯着腰做鬼。”

如今，他手上又有了一沓沓钱，成千上万的，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钱启富对钱的多少，有一种形象的体会：当他手上有了一千元，他感到自己像是旧货商店的主任；有了五千元时，他就像是主管单位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了；当有了整整一沓一万元的人民币时，他觉得自己就是商业局长了。

钱启富每天就是这样体验着金钱的美妙感觉。过了六十岁以后，他已经基本没有性生活了，如今有了点钱，又唤醒了他的性需求，经常在点完钱以后，意犹未尽地找朱银娣的麻烦，他对朱银娣说：“钱，真是个好东西。跟你结婚一辈子，我也没有体会过这样的高潮。”弄得朱银娣哭笑不得，骂他老不正经。

朱银娣却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又不好不答应他，她害怕钱启富到外面乱搞，听说现在暗娼又复活了。钱启富对朱银娣说：“不用担心，我年轻的时候吃得好，身体底子好。解放前有钱人家的老爷七八十岁还能生儿子呢！”

朱银娣有了钱，监视对面张家垃圾桶的嗜好却没有变，每天早出晚归的时候，她仍然要看一眼张家的垃圾桶，张家吃什么，她一目了然。她窥视张家的秘密，却并没有告发张和顺的想法，告什么？告人家每天吃肉？但，望着钟贵珍，她的笑容中分明在说：别看你们家有一个所长，你们家的事，我全知道，哼！

朱银娣这有点像猫戏老鼠，觉得自己像一切都知道的神仙，心里很舒坦。

这天晚上，朱银娣点完当天的货款，又把钱交给钱启富再点一遍。

钱启富把朱银娣交给他的钱点完以后，又爬到床底下，把那几个罐子抱出来，把钱倒在床上，像点大洋一样，一五一十地点起来。

正点在兴头上，忽然，好多天没有出现的那股臊味又飘过来了。朱银娣先闻到的，她下意识地说了一句：“那狐臊又来了！”

钱启富也抬起头来，闻了闻说：“是那狐臊味！”

两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耸耸鼻子皱着眉头对视着：臊味太重了！

这时，窗户响了一下，朱银娣神经质地问了一声：“谁？”

像是害怕有人来抢似的，夫妻俩把床上那堆钱一下子抱在怀里，注意着门，门当然是关着的。

窗外有人踮着脚迅速离开的声音。

朱银娣家的房间采光通气都不好，因此就在门边上，朝天井方向开了一个窗，这是一个花隔栅窗，上面嵌着玻璃，窗外就是连廊。

朱银娣冲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外什么也没有，黑漆漆的。对面张家的门也是关着的，门缝里露出几丝微弱的灯光。

这时，那浓浓的臊味扑面而来，把朱银娣熏得透不过气来，她赶紧把门关上。夫妇俩，一个站在门后，一个坐在床上，四目相视，手足无措。

关上了房门，仍然抵挡不住那股臊味。

突然，吊在天花板下的那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光闪了起来。闪着闪着，灭了。灯泡坏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

钱启富起身去找蜡烛，只听“啪”的一声，一只装钱的罐子被他从床上碰掉到地上，摔得粉碎。那罐子在地板上摔碎的声音，像爆炸了一般仿佛整个老宅都能听见。

坏了，钱罐子摔碎了，不是个好兆头。朱银娣想。

第十五章

那天晚上摔破了钱罐子，朱银娣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第二天一早就去市场买了一个新罐子把钱装好，重新藏到了地板下，心里才稍稍安定一点。当朱银娣一身浮尘从床底下爬出来，看见钱启富仍躺在床上，右眼贴着一张小纸片，就问：“启富，你这是怎么了？”

钱启富闭着眼睛在养神，听到朱银娣喊，就睁开了眼。由于右眼上贴着小纸片，睁眼时就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更显得不对称了。钱启富眯着一只眼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早上右眼跳个不停。”

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真要出什么事了？朱银娣又心神不宁起来。想想，她挥了挥手，仿佛要挥去什么霉头一样，自己在心里劝着自己，别胡思乱想了。她对钱启富说：“启富，今天就在家里睡睡，别出去乱跑了。”

钱启富把眼睛又闭上了，“你上班去吧，没事，我躺会儿眼睛就不跳了。”

走到一进的圆门时，只见程基泰站在前院抬头望天，天上有一群大雁正往南飞，院子里的天空毕竟很小，很快大雁就看不到了，程基泰还心有不甘地踮起了脚跟，好像心已经跟着大雁飞走了。他知道，香港在宜市的南边。

咦，朱银娣心里在想，这小开还有这闲情？早先朱银娣是瞧不起程基泰的，碰到程基泰一般都是匆匆走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跟程基泰打招呼。如今她知道，钱启富的钱，虽然不是程基泰帮助赚的，但却是程基泰带来的财路，所以就站住，脸上堆出笑容，想跟程基泰打招呼。没想到以往恭谦的程基泰看都不看她一眼，进了房间。朱银娣没趣地匆匆走过，突然听到身后“砰”的一声重重的关门声，震得朱银娣头皮一麻：程基泰怎么有点心怀恨意似的？好像哪儿把他得罪了。

到店里以后，朱银娣的右眼也开始跳了，她跑到自来水龙头下，用冷水洗了洗脸，才感到好一点。

朱银娣一天心里都是慌慌的，总担心会有什么事发生。摔破了钱罐子只是个兆头，担心的是那昨夜门外的响声。是人，还是鬼？还是那个这段时间一直在老宅里闹腾着的狐仙？狐仙实际上就是鬼。

人多是怕鬼的，朱银娣也怕。老宅里闹狐仙，飘狐臊，朱银娣心里都有些怕，这段时间晚上早早就关门睡觉了，睡不着也不让钱启富出去乱跑，担心天黑撞见鬼。可现在朱银娣心里倒希望昨晚门外的响声，是鬼，是狐仙。鬼不能去告发人，鬼也不能到处去说钱家有几罐子钱。如果是人，就不同了，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人更可怕。

如果是人，是谁呢？

朱银娣琢磨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朱银娣整天都在为门响的事提心吊胆。越是怕出事，还真的容易出事，今天一天只卖了一件毛线大衣，七十块钱，朱银娣本来还有点高兴，这件毛线大衣是去年积压的。可下班时一盘账，朱银娣发现多找给顾客四十块钱，本来一件大衣七十块，人家给了一百块，应该找三十块，朱银娣心里有事，阴错阳差找了别人七十块，多找了四十块钱。赔四十块钱，倒不是个大事，可别再发生自己赔不起的事啊！朱银娣自己安慰着自己：花钱消灾，花钱消灾，但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几天，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朱银娣和钱启富松了一口气。这天晚上吃完晚饭，钱启富躺在床上，因为担心有人扒门缝，已经好几天没有点钱了，钱启富的点钱瘾又上来了，心里痒痒的。想了想，先到门边去看了看，为防止有人扒门缝，朱银娣挂了一块旧门帘，钱启富把耳朵贴在门帘上听听外面的动静，没听到什么，还是不放心，突然把门打开，伸头看看门外，什么也没有，这才关上房门，要爬到床底下去搬钱罐子。可朱银娣反对，她蹲在床边对床下的钱启富说：“你出来，出来！”

钱启富不愿出来，朱银娣就去拉钱启富的腿。两个人正僵持着，突然听到对门的钟贵珍开门倒洗脚水，一盆水“哗啦”一声好像泼到一个人身上去了。“唉呀——”有人叫了一声。

“谁呀？”接着是钟贵珍一声惊问。

“我、我。”好像是程小开的声音。

“老程啦，站在那儿干什么？把我吓一跳。”钟贵珍说。

“没有，没有。我有事经过这儿。”程基泰边解释着，边往前走。

只听见钟贵珍又说了一声：“对不起啊，老程，泼你一身水。”

程基泰已经到了一进了，远远地听见他说：“不要紧，不要紧。”

钱启富一骨碌从床下爬了出来，夫妻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么晚了，程基泰跑到二进来干什么？

朱银娣家窗户的响动，确实出自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程基泰。当朱银娣窥视张和顺家的垃圾桶时，她却不知道有一个人在扒她们家的窗户。

程基泰扒朱银娣家的窗户，有一点偶然性。

程基泰穷，穷透了的人，就不怕鬼了。老宅风传闹鬼，他一直将信将疑。早先传的还不是狐仙，而是说夜里有穿一身白的女鬼。程基泰不但不怕，还很有兴趣，有事没事，夜里常会在老宅里转转。

他没有正式工作，不用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多晚睡觉都不担心第二天早上起不来，这是闲人的幸福。

程基泰这个人，没有掌握别人隐私的好奇心，他是从小就生活在爷爷奶奶的心窝里，衣食无忧，不会受到别人的攻击，也就没有攻击别人的必要。他夜晚在老宅里转转，更像是散步。转来转去，他感到这老房子里确有一股鬼气。

他扒钱启富家的窗户，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没有与黄瀚浩进行那次深谈之前，程基泰看到钱启富跟黄瀚浩来往那么密切，又在一些事情上有意回避自己，而且自己找黄瀚浩找得心力交瘁的时候，钱启富仍然不和自己说实话，心里就很不痛快。当初，是他把钱启富介绍给黄瀚浩的，他们打得火热，程基泰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是你不能故意对我隐瞒什么，更不能骗我【ｗｗｗ．jａrtxt．ｃｏｍ整理制作】，你过河了不能忘了搭桥的人。当他发现钱启富和黄瀚浩都在回避他的时候，他就更不高兴了。

程基泰不懂古玩，开始，他以为钱启富只是在帮助黄瀚浩收集一些旧东西，后来见他们上山下乡忙得不亦乐乎，就感到这不是玩玩的事了。再后来，他发现黄瀚浩根本不想在宜市寻找投资项目，他就觉得自己辜负了各级领导的期望，最后，黄瀚浩的谈话结果几乎摧毁了他的精神支撑。他担心黄瀚浩会把程翠玲在香港的情况告诉钱启富，非常后悔当初把钱启富介绍给了黄瀚浩。

黄瀚浩不在宜市时，钱启富仍在忙活，他便感到他们在干着什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他开始注意钱启富的动静，这一注意就发现了异常，平常喜欢开着门吃饭的钱家，现在总关着门。老宅里的门都是老式的，两扇对开，中间有一道门缝。钱启富家门缝里的灯光，吸引了走过这里的程基泰，于是，就有了程基泰扒门缝后来又扒窗户的事。

看着钱家夫妻坐在床上，数着那一沓一沓的钱，程基泰纳闷：钱家虽然做着服装生意，可门面很小，看不出能赚大钱，这一沓一沓的钱，看上去可不少啊！

发现了这个秘密，程基泰像着了魔似的，几乎天天晚上都来扒门缝，门缝看不清就扒窗户。我的妈吔，怎么天天晚上都在数钱，钱家到底有多少钱？

程基泰不知道，钱家每天数的都是同一笔钱。

朱银娣和钱启富当然都不知道门外扒窗的人是程基泰。但，门窗确实是响了，而且不止响一次，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困惑着他们夫妻俩，尤其是朱银娣。

这天中午，朱银娣匆匆地回到家来给钱启富烧饭。一进门看到钱启富仍躺在床上，眼睛上又贴着一张小纸片，还是右眼。朱银娣问：“眼睛又跳了？”

钱启富连眼睛都懒得睁，只是用鼻子“嗯”了一声。朱银娣没有多说话，只要看到钱启富还躺在床上，心里就踏实了。做妻子的都是这样，丈夫孩子都在身边，心里就踏实。

吃完中饭，朱银娣又洗了一点糯米，在里面加了一点粳米和几颗红枣，放到灶里的余火中煨上，然后对钱启富说：“启富，晚上喝粥。你下午在家没事，把菜坛子里的雪里蕻捞一棵起来洗洗，然后上街去买两个松花蛋、一瓶麻油，记住，要小磨的，现在那种机器磨的不香，贵就贵点。”自从钱启富拿了那么多钱回来以后，一直省吃俭用的朱银娣悄悄地改善起家里的伙食。钱启富喝粥，喜欢两样小菜，一是酱麻油松花蛋，一是清炒雪里蕻。清炒雪里蕻是朱银娣一绝，他们家的雪里蕻都是自己腌的，绿油油的，不烂叶，不发黄，洗净后切成一寸长左右的小段，放在油锅里炝一下就起锅，然后拌上红辣椒丝，淋上芝麻油，这是钱启富的最爱。

家境不好时，朱银娣没有伺候钱启富的心思，现在他突然间赚回来这么多钱，朱银娣才感到，这貌不惊人的丈夫，可能真的是个宝。家中今后的生活都要靠他来改变了。朱银娣的心思全都放到了丈夫身上。

店里下午生意很清淡，朱银娣就和雇来的那个小姑娘，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忽然，住在自家下厢房的唐秋雁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两只手像鸭子似的往身后乱扑腾。

已经快五十岁的唐秋雁，虚胖，走路都气喘吁吁的。她在罐头加工厂工作，是个临时工。这段时间厂里加工出口罐头，任务紧，三班倒，这天唐秋雁上夜班，白天在家里睡觉。她这个人，别人愁眉苦脸的时候多，她总是笑嘻嘻的，人家问她：“你就没有犯愁的事？”唐秋雁说：“愁什么呀？现在生活比过去捡破烂住破庙的日子好多了。愁，能让你过得好一点？有时间还不如去捡几根柴火，也比你发愁好。”

“朱妈妈！快回吧，你们家出事了，老钱被公安局带走了！”唐秋雁这一喊，几乎整条街都听到了。

啊？！朱银娣耳边像炸响了一个雷，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手上没有吃完的瓜子撒了一地。

唐秋雁赶紧上去扶她，朱银娣语不成句地说：“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老钱被带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为什么？”

唐秋雁说：“我也不知道，只看见是丁主任带来的人，你赶紧去问问丁主任吧！”

朱银娣拔腿就往居委会跑，像个被狗撵的鸭子似的。

吃完中饭以后，钱启富又在床上眯了一会儿，等到眼睛不怎么跳了，就从床上起来，按照朱银娣的吩咐，从窗外走廊上的腌菜坛子里捞了一棵雪里蕻出来，洗好后放在竹篮子里净净水，这就准备上街去了。

钱启富毕竟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前段时间又是上山又是下乡，和黄瀚浩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一种淘宝的兴奋，黄瀚浩走了以后，他全身感觉像散了架子似的累，眼睛也总是跳，总是在家里躺着的时候多，出去的时候少。今天已经躺了半天，下午想上街走走，再去把松花蛋买回来。

认识这个港商黄瀚浩以后，比上班还忙还累，当然口袋里也从未有过的充实起来了。没钱的时候，想钱想得累，有钱的时候，挣钱挣得也累。

钱启富平时进出老宅都是走前门，可这段时间钱启富总是从后门进出，哪怕绕一大圈，他也尽量走后门。他不想遇上程基泰。

一到后院，钱启富就看到了孙拽子。自从铁姑死后，孙拽子就不能工作了。头发花白的孙拽子，靠墙根坐着晒太阳。别人晒太阳的时候，都是背靠墙根，面朝太阳。孙拽子却是面朝墙根，背朝太阳，而且两手合一插在两腿之间，低着头，弯着腰。

不知为什么，看到孙拽子，钱启富心里马上有一种阴沉的感觉。平时他很少和孙拽子打交道，只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坐了十几年共产党的牢，最近他女儿又吃肉吃死了。钱启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后门口又遇上了赵大队长，钱启富打了个招呼：“赵大队长，在家呢？”

赵大队长嘴巴上回答着钱启富：“老钱，出去？”眼睛却看着院子里的孙拽子。

钱启富也顺着赵大队长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孙拽子，说：“这老孙怎么背着晒太阳？”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赵大队长说。

赵大队长一句话，让钱启富恍然大悟。哦，坐牢是这样的，心中那种阴阴的感觉又升了起来。他看了看孙拽子，逃也似的走出了后门，直走到观音巷，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太阳已经西斜了，钱启富感到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在小巷的青石板上。本来想在街上逛一逛的钱启富，因为遇上了孙拽子，突然失去了兴致。他匆匆地买了两个松花蛋，又忘了买麻油，就往回走。

他不想再遇上孙拽子，就绕到前门。刚走进大门，看到居委会丁主任带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正从老宅里走出来。看到钱启富，丁主任马上对警察说：“这就是钱启富。”

警察一听，加快脚步走到钱启富的面前问：“你就是钱启富吗？”

钱启富看见警察就有点怯，回答的时候语言也不流畅：“你们找谁？钱启富？我就是，我就是。”

警察说：“那好，跟我们走一趟。”

钱启富更怯了：“走一趟？去哪儿？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警察说：“去公安局。为什么？去了就知道了。”

两位警察一边一个夹住了钱启富，拉着他就走。

钱启富这时明白事情严重了，他两腿发软，像找救命稻草一样，回头望着丁主任说：“丁主任，你给我做证，我可是个好人啦！我从来没有干过坏事！”

看到这种架势，丁主任心里也生出一分同情来，她说：“同志，你们不要太为难老钱了。”又对钱启富说：“老钱啦，别紧张，到了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

钱启富像哭一样对丁主任说：“丁主任，麻烦你告诉我老婆一声，我走了噢。”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丁主任说：“丁主任，还有一件事麻烦你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松花蛋，递给丁主任，“请你将这两个松花蛋交给我老婆。”

朱银娣掉了魂似的往回跑，跑到居委会，丁主任不在。朱银娣就在居委会里等，等了很久也不见丁主任回来，居委会下班了，天也快黑了，她只好回家去。

一进门，就看到钱启富洗好的雪里蕻还放在竹篮子里。和钱启富结婚几十年，朱银娣今天第一次感到，家里没有钱启富就是塌天了。她也没有心思做饭，这才想起，那瓦罐熬粥还在炉灶里，她将瓦罐从炉灶里拿出来，粥还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白白的糯米粥上浮着几颗红枣。就着雪里蕻松花蛋喝粥，钱启富今天吃不成了。

家里只有朱银娣一个人，想把事情告诉女儿，又担心亲家母笑话，两家并不和睦。朱银娣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听到有人敲门，还没等她去开门，丁主任自己推门进来了。

原来，两位警察来找丁主任，说钱启富牵涉到一桩案子，具体是什么案子没有说，只是来找钱启富到公安局去说清楚。

丁主任是个认真的人，她负责的居委会内有人被公安局带走了，而且还是自己领着警察去的，她当然要把事情弄明白。当年程翠玲仅仅是个“问题青年”都让她操碎了心，今天一个平时在自己面前循规蹈矩的人被警察带走了，不弄清楚她觉得是自己的失职。钱启富被带走后，她一个下午都在到处打听钱启富的事，最后才打听到跟一个什么港商，还有文物有关。丁主任就觉得事出有因了，钱启富旧社会就是开古玩店的。

她连晚饭都没吃就来到老宅，把情况告诉朱银娣。

没等朱银娣开口，丁主任就说：“你们家老钱是怎么回事，听说是倒卖文物？”

朱银娣一听就明白了，她马上想到这段时间钱启富带回来的钱，想到床下那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问：“丁主任，我家启富现在关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丁主任说：“好像还在市局。你是家属，去问问办案人员让不让你们见面。”

朱银娣马上就去了市公安局。公安局机关里的人早已下班了，灯火通明的地方是治安大队和刑警大队。带走钱启富的警察既不是治安大队的，也不是刑警大队，而是经保科的。经保科办案的方式和刑警大队不同，他们办案没有侦破刑事案件那样急，何况带钱启富是协查案件。钱启富的事还没有弄明白，不能关到看守所里去，就临时关在刑警大队的羁押室里。

朱银娣在传达室里打听钱启富关在哪儿。值班的是个退休警察，看上去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登记簿上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叫钱启富的，于是就告诉朱银娣没有这个人。

朱银娣不甘心，乘人不注意就朝着灯火通明的地方去找。刑警大队的临时羁押室就在公安局院子的旁边，那儿也灯火通明，这时正好抓了几个斗殴的人，送往临时羁押室。朱银娣跟在后面走到羁押室的门口，一眼就看到钱启富靠在羁押室的大铁门旁边，眼睛苦巴巴地望着外面，满脸都是油汗。

这个情景让朱银娣受到很大的刺激。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躺在床上，整夜无法入眠。没有钱的时候，虽然全家受穷，但日子过得还太平，如今刚有了一点钱，钱启富就去坐牢了。钱，有什么用？

朱银娣流着眼泪在心里说，我不要钱，我要丈夫，我要过太平的日子。

这时，朱银娣又听见门响了一下。她没有起床，而是抄起一只扫床的扫帚，猛地朝着门扔去。

天刚麻麻亮，一夜没睡的朱银娣起床了。她也不开灯，第一件事就是摸黑钻到床下，把地板下那两个钱罐子搬了上来，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床上，一五一十地数起来，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没错，两次的结果都是八千七百二十九元一角二分，还有一部分押在货款上了。朱银娣心算了一下，大概总共有一万五千多元，她从孩子们的旧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把余款七千元，写了一张欠条，然后连同床上的钱，全部结结实实塞到两个罐子里。

然后，她认真地梳洗一下，就坐在床前等天明。

时钟终于指向七点半，朱银娣出门了，怀里一左一右抱着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又来到公安局，她朝那个临时羁押室走去，在门口被那个传达室的退休警察拦住了：“喂喂，又是你呀，昨天晚上不是已经来过了，我说了没有你要找的人。”

朱银娣头也不回地说：“有，有，就关在前面那个房子里。”

传达一听关在临时羁押室，更不让她进去了，“等等，等等，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去就进去？”

朱银娣站住了，回头说：“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公安局，关着我丈夫钱启富，我当然要进去，我去自首！”

经保科的一位副科长这时正好经过，听到“钱启富”三个字，又听到“自首”，马上就喊住了朱银娣：“喂喂喂，你是钱启富什么人？”

朱银娣扭头一看，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有警徽，戴警帽，就说：“我是钱启富的老婆，我叫朱银娣。”

“你来自首什么？交待什么问题？”副科长问。

朱银娣听这口气像是个负责的，就问：“您是……”

副科长说：“我是负责钱启富案子的。”

朱银娣舒了一口气，她将怀里两个瓦罐朝经保科副科长怀里一塞，说：“来，都给你。”

副科长不知道瓦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本能地往后一让，两个瓦罐就落空了，掉在传达室门口的水泥地上。“啪！啪！”两声，瓦罐摔得粉碎，瓦罐里的钱撒了一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钱启富成为万元户的是程基泰，让钱启富一夜间变为阶下囚，所有的钱都化为乌有的也是程基泰。

听到黄瀚浩讲了女儿在香港的真实经历，程基泰既对女儿牵肠挂肚，又产生一股莫名的怨恨，但又不知道怨恨谁。怨恨黄瀚浩？没道理，不是黄瀚浩害了女儿，只是他说出了真相。当然，说出真相，有时也是很残酷的。黄瀚浩走后，女儿一直没有消息，又联系不上，程基泰心中的焦虑，变成了更大的怨恨。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钱启富有那么多的钱。

一个刚退休的对眼，哪来的那么多钱？一堆一堆的，天天都在数！难怪钱启富和黄瀚浩缠在一起，偷偷摸摸的总在回避自己，原来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钱，准是黄瀚浩给的，但为什么黄瀚浩给他那么多的钱，而没有给我程基泰一分钱？

程基泰把头都想疼了：黄瀚浩是个商人，而且通过几次接触，感觉到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绝不是一个慈善家，不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如果他是慈善家，应先给我呀，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比钱启富家差多了，何况，是我女儿介绍黄瀚浩来宜市的。

黄瀚浩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而且给那么多，这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程基泰突然想到，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钱启富旧社会是开古玩店的。程基泰脑袋一大：他们莫不是在悄悄倒卖文物？

这还不是程基泰要告发钱启富的原因。程基泰首先想到的是，倒卖文物是犯罪。如果案发了，钱启富认识黄瀚浩是我介绍的，必然会把自己牵连进去，到那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程基泰觉得自己只有一条路可选择，那就是报案。由公安局去查，查出来是，自己可以撇清责任；查出来不是，自己也好放心。女儿在香港，总要回来，自己不出事，女儿回来还有一个窝，自己出事了，女儿可能就永远不回来了。

程基泰在公安局门口徘徊了很久。每一次鼓足了勇气朝公安局大门走去，走到旁边就莫名其妙地拐了个弯，又走回来。想了半天，再朝公安局大门走去，走近了，又绕开了。程基泰最后决定，还是写一封检举信，当然是匿名的。

检举信转到了经保科，尽管信中检举的内容写得清楚明白：倒卖文物。如果属实，当然是一桩重要的案件。但，检举人是匿名的，也没有提供人证物证，只说怀疑。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领域里很多事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以内部经济保卫工作为职责的经保科，也弄得焦头烂额。这封检举信并没有引起他们特别的重视，只是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他们从迎江宾馆保卫科了解到，港商黄瀚浩已经走了多日。找不到港商黄瀚浩，就找一下钱启富吧，到园青坊居委会一找丁主任，丁主任就直接领着警察到了钱启富的家，把钱启富带走了。

本来，公安局并不了解多少事实，只是处在初步调查阶段，加上那天已经到了下班时间，都没有认真地讯问，就把钱启富放到临时羁押室，准备第二天再向他了解情况。结果，第二天一上班，朱银娣抱着两个钱罐子来了，这就让钱启富的事变得复杂了。

一个退休职工，一个只开着一间小服装店的个体户，哪来一万多块钱？钱启富没事也有事了，从临时羁押变成正式收审了。

公安局留下朱银娣进行了差不多一天的审问。反反复复地了解港商黄瀚浩的情况，还有这笔钱是怎么来的。虽然朱银娣差不多每天都在数钱，但，她确实说不清黄瀚浩的情况，也说不清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她只知道，黄瀚浩是程基泰介绍给钱启富认识的，钱启富和他下了两次乡，买了什么，她不知道，钱，是钱启富每次回家带回来的。至于钱启富和黄瀚浩在一起干了什么，朱银娣说，她真的不知道。

程基泰匿名告发别人，结果把自己也弄进去了，经保科要他明明白白地讲清楚，他是怎么认识黄瀚浩的？黄瀚浩是什么人？

程基泰也说不清黄瀚浩，只说是女儿介绍他来宜市的。于是，公安局怀疑这是一个文物走私集团，而且把程翠玲也牵扯进来了。公安局也把程基泰关在临时羁押室了。

傍晚，公安局把朱银娣放了。朱银娣像做梦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了老宅，正是家家吃晚饭的时候。走到二进家门口，看到张和顺家开着门，张家一团和气地围坐在饭桌前，热气腾腾地吃着晚饭，朱银娣突然感到这比什么“万元户”都幸福。没有那些钱，没有那些钱罐子，她和钱启富两人在家喝粥，多好。

打开房门，朱银娣没有开灯，更没劲烧饭，躺到床上感到全身都散架了。

这时，住在下厢房的唐秋雁推门进来了：“朱妈妈，没烧饭？”

朱银娣没有兴趣，也没有力气回答唐秋雁的话。

唐秋雁又问：“朱妈妈，我帮你烧点什么吃的吧？”

朱银娣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我已经吃过了，想睡一会儿。”

唐秋雁就知趣地出去了，从外面把朱银娣家的门带上了。

在公安局折腾了一天，朱银娣真的累了。一会儿，像昏过去一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听到一声尖叫：“还让不让人活啦！”好像是杜媛媛的声音。

第十六章

中午，杜媛媛夫妇俩一前一后，一人背着一个蛇皮袋回来了。

在街上看到背着这种蛇皮袋的人，不用问，都是做生意的个体户。所谓蛇皮袋，是一种红蓝白条相间的塑料编织袋，这种塑料编织袋既便宜又结实，经拖耐磨，使用方便，被个体户广泛采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搞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倒爷”满天飞，“倒爷”倒货，主要是从沿海地区往内地倒，倒得最多的就是服装，这种蛇皮袋就从沿海地区被连同它所包装的货一同到内地来了。

这段时间杜媛媛夫妇俩背着蛇皮袋，进进出出，神神秘秘。今天，他们没有从老宅的大门进来。杜媛媛母亲杜阿娇住的那间房曾经改做过店面，临街开了门，平时她们家不开这扇门，今天杜媛媛却是从这扇门悄悄地进的家。

杜媛媛和丈夫小郑的蛇皮袋里装的都是“大阪西服”。工商局最近查得严，查到了，不仅西服要没收，还要罚款。这些西服进价很低，利润可观，又是不合法的生意，在福建进货时就是一手钱，一手货。运到宜市，批发者和零售者，也是一手钱一手货。因此，西装到你的手上，卖掉卖不掉，货款都已经付出了，如果被没收，就血本无归。还要罚款，有时候一次罚款把一个月赚的钱都罚光了。老宅里住着工商局的张和顺，虽然他只是管菜市场的，杜媛媛还是要提防着他。

一进屋，杜媛媛就叫了一声：“累死了！”然后把那蛇皮袋往地下一扔，一头倒在床上，散了架似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小郑比杜媛媛晚几分钟进门，这是他们俩事先约好的，由于担心被工商管理人员同时查到，杜媛媛让小郑在任何时间都和她保持十几米的距离，万一一个人被查了，另一个还可以脱身，防止被工商人员一网打尽。小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也把蛇皮袋放到地上，就去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杜媛媛睁开眼睛问：“找什么？”

小郑说：“找消炎药膏。”

杜媛媛又问：“怎么啦？”

小郑边翻抽屉，边说：“肩膀破皮了，背包背的。”

杜媛媛一听，就从床上起来，边帮着小郑找药膏边说：“你哟，真是个细皮嫩肉的。”

杜媛媛帮小郑搽药，发现他的肩膀上真的被蛇皮袋的带子勒破皮了，叹了一口气说：“唉，挣点钱也真是不容易。咬咬牙，等把钱凑足了，我们买个大房子住。”

小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牌，抽出一支，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可能是吸得太猛，被烟呛着了，立即咳了起来。小郑的烟瘾并不大，他抽烟主要是讲派头追时髦，公开场合掏出一包锡纸包的“红牡丹”，给在场的人一人一支，全场扔一圈，你立即成了核心，好有面子。小郑也是个上海人，在工厂时，他只是个小小的钳工，修织袜机的，技术一般，除了长着一张小白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吸引姑娘们注意，他就特别讲派头，除了下班一身光鲜，戴了一块“卡西欧”日本电子表，就是抽锡纸包“红牡丹”香烟。可现在杜媛媛把他抽的烟降级，变成了“大前门”。他抱怨说：“连烟都降级了，还有大房子住？”

杜媛媛说：“别抱怨了，忍忍，等咱们成了万元户，别说‘牡丹’，就是‘大中华’，我也可着你抽。现在，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攒钱买房子，去烧饭吧。”

改革开放十来年了，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心理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发财的欲望。杜媛媛一直在做着万元户的美梦，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牺牲。辞去国营单位的公职，下海经商，就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没有任何保障了，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社会对个体户有很大的偏见，很多人认为个体户就是坑蒙拐骗，因此个体户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背着蛇皮袋满街跑，对于最爱面子的上海人杜媛媛来说，已经是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改变她的动力当然主要是钱。

为了钱，杜媛媛精打细算，真的是到了“一个铜板掰开当两个用”了。小郑的烟被她降了一级，而且数量也有控制。小郑是个“妻管严”，家里一切基本上是杜媛媛说了算，他也乐得百事不管。但降低了抽烟标准，小郑很不满，他边起身去烧饭，边嘟囔着：“你也快变成钱启富了。”

杜媛媛不解地问：“什么意思？我怎么成了‘对眼’啦？”

小郑回头说：“你现在不也是把一块钱看成两块钱吗？”

杜媛媛听后哈哈一笑，说：“我呀，我是希望能把一块钱变成两块钱来花。我知道你死要面子，行，如果你还要抽‘牡丹’，就少抽点，你如果还想一天一包烟，你就抽‘大前门’。要面子就没有里子，要里子就别要面子。”

为了控制小郑花钱，杜媛媛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最爱美的她，对自己心仪的服装和化装品也克制着，能不买就不买，生活当中能省则省，一心一意地、五元十元百元的积攒着钱。过去，杜媛媛对风险太大的生意不敢做，现在只要能赚钱，也敢冒险了。她托人从福建贩来“大阪西服”，然后送给别人去卖，卖完了再收钱。这样，利润空间要大一些，但承担的风险也大。

杜媛媛拼命挣钱和拼命省钱，是为了在老宅拆除后，将来还房子时能多买一点面积，实现自己十几年来的梦想。每天中午，她都和小郑赶回家来吃中饭，就是为了节省一点在外面吃饭的费用。

小郑赶快进厨房烧饭，今天早晨夫妇俩都没吃饭，到现在还是空着肚子，他也饿了。

杜家住的是轿子间，没有厨房，如今烧饭的地方，是在前院靠他们家后窗的地方，接的一小间披屋，然后把后窗打开变成门。厨房里放了一个煤炉，一个老式的碗柜和一堆煤饼。小郑把封住的煤炉捅开，把锅坐上，把水壶里的热水倒进锅里，水烧沸以后，把昨天的剩饭倒进去，然后把一盆青菜也倒进去，他在做泡饭。上海人吃剩饭一般都是做泡饭。最简单的泡饭就是直接用开水泡，如果用火再煮一煮，再把没有吃完的青菜倒进去，就叫菜泡饭。菜泡饭是长江下游一带的特色主食，它最初却是贫穷人家吃剩饭吃出来的。

烧泡饭既简单又快，一会儿，小郑就端着一碗泡饭送到房间里来了。看见杜媛媛睡着了，他不忍心喊醒她，又退回厨房，把泡饭倒进了锅里，然后回到房间，找一床毛巾被给杜媛媛盖上了。

他看着熟睡中的杜媛媛，发现早先水灵灵的她，现在有点像脱水的感觉了。唉，都是为了房子，快要把一朵鲜花变成干花了。小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想想又放回去了。

杜媛媛为了房子几乎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为什么？因为房子改变了她的命运。

杜媛媛的母亲杜阿娇，是六十年代初从上海支援内地来到宜市的。杜媛媛在宜市出生，在宜市长大，却一直有着上海人的优越感。除了喜欢说“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生活习惯，衣着服饰，包括家里用的东西都喜欢用上海产的，处处证明“我是上海人”。

杜媛媛长得很洋气，再加上衣着鲜艳时髦，即便不说上海话，人们也猜得出她是上海人。杜媛媛自小就像个出身高贵的小公主，其实，她的父母以及她父母的父母，在上海都是普通的小市民，没有值得自豪的优越经济条件。母亲杜阿娇在上海初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是个社会青年，那时候还没有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上海里弄干部动员来支持内地。当时宜市新开办了一家袜厂，全部是机械织袜机，这在当时是很现代化的工厂了。袜厂是国营单位，由上海援建的，所以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就这样，杜阿娇来到了宜市。后来，杜阿娇和一位从上海来的钳工结了婚，这位钳工也姓杜。结婚的时候阿娇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杜媛媛。后来杜媛媛的父亲得癌症去世了，那时杜媛媛才三岁。

杜阿娇一直没有再婚，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上海人，又不愿下嫁外地人，慢慢地年纪就大了。后来由于总做夜班，得了个胃下垂的毛病，身体不好，就死了再嫁这份心。

杜媛媛长大以后，一直想回上海，但她是宜市户口，回上海比登天还难。那时候，户口既是身份，也是命运。

其实，真正改变杜媛媛命运的不是小地方——宜市，而是大上海的房子。

杜阿娇自从死了丈夫以后，一心想把女儿送回上海。杜媛媛长到六岁，杜阿娇就和母亲商量，让女儿到上海读书。杜阿娇的母亲见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女婿又不在世了，也愿意把外孙女接到上海来帮着带。

那年的夏天，杜阿娇请了探亲假，把杜媛媛送回上海。那时杜媛媛已经懂事了，听说要跟着母亲回上海，就在上海读书不回来了，高兴得又蹦又跳。然后自己收拾衣物，而且逢人就讲：“阿拉要回上海了，阿拉要回上海了，不回来了，就在上海读书了。”

她们从宜市乘船，顺长江而下，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航行，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一路上杜媛媛对什么都好奇，虽然不是第一次回上海，但以前由于年龄太小，印象不深。再说，那时每次到上海来都住在父亲家，父亲家在浦东，也就是上海的乡下。外婆家在浦西，母亲跟她说，浦西才是真正的上海，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住在浦西，才是真正享受大都市的生活，杜阿娇的娘家就在浦西的卢湾区。

小媛媛跟着母亲坐上无轨电车，电车穿过上海的繁华地区，马路上的小朋友穿得五彩缤纷，她兴奋得叽叽喳喳的见到什么问什么，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喜欢。下了电车，小媛媛跟着母亲，走过一条弄堂又一条弄堂，越走越僻静，越走离繁华市区越远。

母亲告诉她，到了。她却看见眼前的房子里，一大排烧水的炉子，不停地有人提着水瓶来打水。原来外婆家是烧“老虎灶”的。

上海的老虎灶，在宜市叫茶水炉子，专门卖开水的。外婆家楼下就是老虎灶的门面，门面里有一个很大的灶，灶上有六个锅，那种锅是专门烧开水用的，直筒，上下差不多一般粗，锅的后面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烟囱，烟囱的后面堆着从米厂买来的砻糠，即稻子脱了米后的稻壳，用来烧水。砻糠不耐烧，但燃火快，因此店里堆了很多，小山一样。这样的老虎灶有两个特点，一是灰尘大，二是温度高。外婆的家就在老虎灶的楼上。

小媛媛跟着母亲进了屋，立即感到全身暖烘烘的，还没有上二楼就开始出汗了。到了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间中央有一个四方的大柱子，原来是楼下的那个大烟囱，穿过楼上房间伸出屋顶。想像一下，房间的正中央有一个一米的大烟囱，这还是个家吗？不仅如此，楼下的老虎灶，从天不亮就开始烧，一直要烧到晚上十点钟，大烟囱就一直在发热，使杜家长年的温度，都维持在四十多度。还有那砻糠带来的灰尘，使家里所有的厨柜、桌面、地面，长年累月覆盖着一层白白的灰。

小媛媛在上海对什么都适应，语言、饮食，包括上海那漂白粉味道很浓的自来水。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住房上，具体说，就是出在那个大烟囱上。盛夏的房间里，那每天由烟囱带来的四十多度的高温，无论外婆家那台旧华生牌电风扇怎样吹，吹出来都是暖烘烘的风。虽然每天晚上十点后，老虎灶就不烧了，但烟囱的温度要到下半夜才能降下来。刚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晨五点，老虎灶又要生火了。小媛媛热得日夜无法入睡，长了一身的热疮。是热疮而不是热痱子，热痱子是一粒一粒的，热疮是一块一块的，最后严重到全身都肿了，又痒又痛。小孩子忍不住就用手去抓，把皮肤抓破了，又不停地出汗，汗水不仅让伤口又疼又辣，而且又发炎了。小媛媛日夜哭，越哭越燥，越燥热疮越严重。最后出现了脱水症状，送到医院去输液补水。

杜阿娇明白了，如果还坚持要女儿住在上海，这孩子恐怕命都保不住，只得带着女儿逃也似的回到宜市。轮船顺着黄浦江进入长江往宜市开，江风吹在小媛媛身上，使她十几天来第一次睡得那样的香。

回到宜市后，老宅里阴气重，只要有一点微风，房间里就是阴凉阴凉的，小媛媛身上的热疮很快就好了。杜阿娇想，再也不能送女儿回上海读书了。

那时杜媛媛虽然还小，但上海家中的房子却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粗大的烟囱，她一想起就害怕。后来，她进母亲的袜厂工作，厂里也有一个高大的烟囱，杜媛媛从来都是绕开走。她到厂里后曾经喜欢上一个小伙子，高高大大的，非常英俊，长得有点像日本影星高仓健，但就是因为他在锅炉房工作，杜媛媛一想就害怕，不得不分手了。

杜媛媛失去了在上海受教育的机会，这让她遗憾一生，她想如果在上海读书，自己绝对不会落得个当个体户的结局。后来杜媛媛的一生追求，就是在上海能有一间房，哪怕是个亭子间。一套房那是杜媛媛做梦都不敢想的。

在宜市，虽然杜家的住房远比在上海的大，但住在这个陈旧的老宅里，能舒心吗？如今，老宅要拆，杜媛媛简直可以说是欢欣鼓舞，因此，每天都在打听老宅拆迁进展的情况，每天都在计划着老宅拆了以后，分新房的事，连梦里都是这个事。

如今，杜媛媛口袋里已经有了几个钱。杜媛媛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

杜媛媛最初下海，也是被逼出来了。

初中毕业后，没有回成上海的杜媛媛连宜市都呆不下去了，那时已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叫“号召”，实际上不去是不行的。跟当年母亲在上海一样，也是街道居委会的老妈妈们来动员。老妈妈每天都要登门，甚至一天几次，叫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你要是坚决不走，老妈妈们也有办法，她们会拿几个破锣破鼓，每天到你家门口来敲锣打鼓，美其名曰欢送，还会打着一条横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杜媛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农村插队，当了一名“知青”。

在农村，杜媛媛吃了大苦，晒黑了，长胖了。不好好劳动不行，招工上调是要表现好的，现在不咬咬牙吃点苦，回不了城，就要变成村姑了。向来杜媛媛比小郑能吃苦，跟她在农村几年的锻炼有关。

几年后，杜阿娇所在的袜厂到农村知青点去招工，杜媛媛因表现好，又是本厂职工子弟，就被招回城了。走了一圈，还是回到原地，女承母业，当了一名织袜工。

好景不长，后来尼龙袜子盛行，杜媛媛她们生产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线袜市场越来越小，只能在农村销售，再后来，农村的青年也不穿了。袜厂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工厂只好从各车间抽调年轻灵活的女工出去推销袜子。

杜媛媛虽然在厂里人缘并不太好，但长得漂亮，人又灵活，自然在被挑选的人员中。本来就不安心待在织袜机前的杜媛媛，没想到从此走进了商海。由于推销袜子，她接触了市场，后来就干脆离职当起了个体户，自己销袜子。

袜子的市场越来越小，她就转行卖服装。最近，发现卖“大阪西服”很有赚头，她又把其他的服装生意停了，专门卖“大阪西服”。现在工商部门严格查处“大阪西服”，杜媛媛这个生意，恐怕也好景不长。

老宅里大部分人家中午都会回来烧饭、吃饭。如果在外面吃饭，就要多一笔生活开支。住在老宅里的人，都是生活在温饱线边缘的小市民，只有处处节俭点，才会有一点小节余，如果大手大脚，就会入不敷出。中午在外面吃饭，对于老宅里的人来说，那就是大手大脚了。

大人们回来了，孩子们当然也都放学回家吃饭，孩子们一回来，整个宅子里就人声鼎沸了，昨夜还阴沉沉的老宅，充满了人气和阳光。

杜媛媛被孩子们上学的吵闹声弄醒了，一睁眼，看见小郑也在旁边躺着，她推了推小郑问：“我睡了多长时间？”

小郑连忙坐起来，看看表说：“一个多小时吧。”

杜媛媛埋怨道：“怎么不叫醒我？快吃饭，下午不是约好了给李全城店里送货，顺便把钱结回来吗？”李全城是个卖服装的个体户。

小郑心疼地说：“媛媛，这钱挣得太辛苦了。”

杜媛媛用手拢了拢头发，说：“不苦，等有了新房子，我们就把吃的苦补回来。”

突然，一阵很急的敲门声，吓得杜媛媛本能地把那蛇皮袋塞到床下去了。门外一个人在叫：“小郑啦！你们家什么东西烧糊了，当心火星啦！”

喊叫的人是住在一进东厢房的张翠霞。她与杜媛媛家中间只隔着一个前院，杜家烧糊了东西，糊味首先就飘到他们家，张翠霞是个直性子，有什么事马上就大嗓门喊出来了。

小郑一听张翠霞叫，马上跑进了厨房，原来他把菜泡饭倒回到锅里用余火热着，结果他自己也睡着了，锅里的泡饭就糊了。小郑说：“张妈妈，对不起，是我把饭烧糊了。”

张翠霞说：“小郑，要当心啦，烧糊饭是小事，弄出火来了，可就不得了啦，一起火，跑都跑不出去的。”张翠霞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说话从来不忌讳，而她的丈夫吴富生又特别怕犯忌讳，所以两人几乎每天都争吵。

杜媛媛走进厨房，掀开锅盖，一股焦糊的白烟冒了出来，一锅菜泡饭已经不能吃了。小郑抱歉地说：“我马上再烧，我马上再烧，很快的。你知道我烧饭的技术。”

杜媛媛并没生气，自己累，小郑也和自己一样累，今天连肩膀皮都磨破了。想想，杜媛媛反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算了，不吃了，我们上街随便买点吃的，下午约好去李全城那儿结账，这人信誉不好，去晚了找不到他又结不成账了。走吧。”说着，两口子又背起蛇皮袋，一前一后出了门。

李全城果然不在，账没有结成，只好又去其他地方送货结账，一忙就忙到下午快五点了，这才想起吃饭的事。杜媛媛看看表，望着小郑说：“算了吧，再过一会儿就吃晚饭了，咱们还是回家自己烧吧。”小郑知道杜媛媛还是不想多花那几个钱。回到家，杜媛媛已经浑身上下都没有一点力气了，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小郑立即进了厨房。

天色逐渐地暗了下来，如同鸟儿归巢一样，老宅里的人，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带着一身的疲惫，纷纷回到老宅的家中。

张翠霞今天很烦，她是市供销社下面果品公司一间水果店的门市部主任，大小也是个官，总共管着六个人。今天她心烦的是，水果店已承包了，自己是承包人，不是自己要求承包的，而是上面要求必须承包。今天一个月的生意盘下来，发现又亏了。

如今的水果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早先水果生意基本上是果品公司垄断的，每年派业务员到水果产区去采购，烟台的国光、青帅苹果，安徽砀山的酥梨，广东的香蕉，新疆的哈密瓜等等。别人只能做做本地产的一些质次的水果，如桃、西瓜、粗梨等。

改革开放以后，产地的果农变聪明了，市场决定价格，他们不再会把水果以一个价卖给国营公司，谁出的价高，他们就卖给谁。还有的果农直接把水果拉到销售地点卖，不仅价格低，还新鲜一些。多少年来一直躺在国营公司身上做生意的水果门市部，就很难了。于是上级公司就要求各门市部承包，好像一承包就可以解决经营中的百病。可是谁也不愿出头，所以只能由张翠霞来接手，因为她本来就是门市部主任。张翠霞哪有能力改变这个已经根本改变了的市场？承包后这几个月一直都在亏本，大家的收入也在下降，门市部里的几个人，不满情绪一直都挂在脸上。张翠霞心情很不好，回到家也一脑门子心事。唉，人人都有烦心事。

由于心情不好，张翠霞关门时劲就使大了一点，只听“唉哟”一声，门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张翠霞转身一看，大门又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唐秋雁。看来撞得不重，她脸上还是笑嘻嘻的。只见她胳臂上挎着一个竹篮子，竹篮子上盖了一条旧毛巾，沉甸甸的，好像在外面捡了什么便宜回来似的。张翠霞心情不好，说话就不好听：“唐妈妈，笑什么？又捡钱啦！”

别看唐秋雁笑嘻嘻的，很少跟人顶撞，但也是个不吃亏的人。她知道张翠霞在笑话她，马上回了一句：“捡了，捡了，拾了几个烂梨。”这话是讽刺张翠霞是个卖烂梨的。说完，也不管张翠霞什么反应，匆匆往自己家里走。

唐秋雁在老宅里是个不被人注意的人，她不出现，人们很难想起她。她从来是只顾自己过日子，不管别人闲事，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她。正好和杜媛媛相反，她是个只要里子不在乎面子的人。

唐秋雁的老家在宜市对江的东至县，父母在旧社会是拾荒的，宜市人叫捡破烂。唐秋雁小时候跟着父母捡破烂，一直捡到十几岁。成年后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云游四方的篾匠。唐秋雁的丈夫姓罗，叫罗平安，常年挑着一个竹担子，走村串巷为人补箩筐、补篮子、补凉席。

罗平安是手艺人，虽然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但也是吃了今天，不知明天的饭在哪里。由于穷，又由于云游四方，居无定所，到四十岁了也没结婚。

一天，他挑着篾匠担子走到东至的一座破庙边，忽然变天了，接着下起了雨，他跑到这座破庙边躲雨。没想到，雨下得没完没了，而且越下越大，从上午一直下到下午，一点都没停下来的意思。他又饿又渴，就进到破庙里讨一口水喝。破庙里住着一家捡破烂的，整个庙里都堆着捡来的破烂，一家人正在那里把捡来的破烂分类。唐秋雁给他倒了碗水，还给他一个冷红薯。他喝完水，吃完红薯后，就想酬谢人家一下，正好看到床上的凉席都破了，其实那凉席也是捡来的，就说：“我帮你们补补吧。”

唐秋雁母亲说：“将就着睡吧，我们哪有钱补凉席。”

罗平安说：“不用给钱，补好睡，免得被凉席破杈扎了。”

补凉席的时候，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唐秋雁父母聊天。相互知道了根底。唐秋雁母亲对他很有好感，就悄悄跟丈夫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这么一门好手艺，秋雁跟着他不会挨饿的。”

于是跟罗平安说了他们的意思，他一听喜出望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唐秋雁的父母，带着唐秋雁来到自己的老家宜市。

结婚后，唐秋雁为他生下三个孩子，一个在襁褓里就夭折了，留下一儿一女。解放后，唐秋雁一家就租了齐府二进的一间下厢房，与朱银娣家为邻。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罗平安患浮肿病死了，荒年还是饿死了这个手艺人。唐秋雁一个人靠捡破烂，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养大了。

生活上的长期拮据，再加上唐秋雁过去有捡破烂的经历，使她养成一个习惯，出门时总带着一个竹篮子，走路时也是低着头，看见她认为有用或者可以变钱的东西，都会捡起来。家家户户都改烧煤炉了，唐秋雁家还在烧柴灶，因为每天唐秋雁下班回家都会带回来一篮子柴火。这些可以烧饭的柴火，并不一定都是捡的，有些是“顺”回来的，“顺”就有偷拿的意思了，为此，唐秋雁还被建筑工地上管场子的人抓住过，也被送到派出所受过教育。

唐秋雁改不了这种习惯，她说自己从小就靠捡破烂活下来的，丈夫死后，要不是靠着捡破烂，两个孩子能养大吗？她在老宅里是最勤快的女人，把自家的事做完了，还喜欢帮别人家倒垃圾，看见谁家门口的垃圾满了，都会帮人家去倒。刚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地常谢谢她，她也不当一回事地说：“不用谢，我也是顺手。”

后来大家都不愿意让她帮着倒垃圾了，因为唐秋雁在倒垃圾前，总把人家的垃圾翻个底朝天。垃圾虽然是要扔的，但让别人翻来翻去心里也不舒服。

唐秋雁做事还挺坚决，你不让她倒，她就每天早一点起来，乘别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把各家放在门口的垃圾拿去倒了。弄得家家都在前一天的晚上把装垃圾的簸箕藏到家里，不让唐秋雁去倒。

其实，唐秋雁虽然喜欢占小便宜，却没有害人之心，更不会想到在垃圾里翻别人家的隐私，她只是在捡破烂。后来，儿女都反对她这么干，特别是爱面子的儿子唐大龙，几乎和她翻了脸，说：“如果再翻人家的垃圾，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你把我们的脸丢尽了。”

唐秋雁说：“丢什么脸？既没偷，也没抢，你不就是靠我捡垃圾养大的？现在长大了，有女朋友了，嫌你这个捡垃圾的妈妈了？”唐大龙听了，捡了几件洗换衣服转身就走了，真的半年住在厂里没有回来。

唐秋雁最终还是听了儿女的话，再也没有去翻邻居的垃圾。她发现再这样下去，老宅里家家都要把她当贼防了。

张翠霞就曾把她当个贼，唐秋雁也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两人见面就没有好言语说话，因为这段过节太深。

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由于捡破烂，唐秋雁练得眼神特别好，你和她并排走路，你没有看见地上有东西，她远远就看见了，不仅捡到破烂，也常常捡到钱，当然绝大部分是一分两分硬币，偶尔也会捡到纸币，最多的一次是捡了一个钱包。

那天天蒙蒙亮，唐秋雁出去做工，一出大门口就隐隐约约地看到台阶下有一个东西，立即条件反射般地小跑几步把它捡起来了，是一个褐黄色的人造革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六十多块钱。六十多块呀！把唐秋雁高兴得一拍屁股回家了，今天不去做工了，捡了六十多块钱，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可以歇一天了。

果然是一个人的工资。谁的？张翠霞的丈夫吴富生，吴富生是市供销总社的一个副股长。

那天一早，张翠霞叫吴富生去买早点，他睡得迷迷瞪瞪地起来了，拿了个钢精锅就出了门，到大门口时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兜里的钱包，再塞进去时没塞进裤袋，掉到地上了。等到了早点店，掏钱的时候，屁股兜里空了！他的汗一下冒出来了，立即往回找。这时钱包早已在唐秋雁的口袋里了。

虽然只是一个副股长，但由于工龄长，吴富生拿着科长级的工资。那天发工资后，还没来得及交给张翠霞，一个月的工资都放在那个旧钱包里。一下子掉了六十块钱，在当时是一件天大的事了。

吴富生回到家里，呆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翠霞见他空着手回来，一个劲地问，问出原因后，疯了似的往外跑，沿着吴富生买早点的路去找。当然没找到，张翠霞回来就哭，边哭边骂吴富生，那哭骂的声音几乎整个老宅里的人都听到了。

躺在床上正想美滋滋地睡个回头觉的唐秋雁被哭声惊醒了。捡来的钱毕竟不是赚来的钱，就是想睡也睡不踏实。她从张翠霞的哭骂声中听明白了，自己捡的钱包是吴富生掉的。她几次想拿出来，但又不甘心，好不容易捡着了，说交出去就交出去？

唐秋雁舍不得，心里又一直矛盾着，她坐卧不宁，在房间里兜一会儿圈子，又一屁股坐在桌旁的凳子上。想把钱包交出去，毕竟是别人家一场大祸呢，可屁股好像和凳子粘到一块了，站不起来。

一整天，唐秋雁在家里都没有出来，她好像做了亏心事，又怕出去以后一伸手就把钱包交了。六十多块呀，自己要捡多少破烂才值这么多？！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天没有生火，一天也没有吃饭。

张翠霞和吴富生也在家里盼了一天，指望着奇迹出现，会有人捡着了还回来。吴富生躺在床上，一双眼睛却没有闭上，总盯着房门，指望着有人拿着钱包进来。

门市部离不开人，张翠霞去上班了，但心却一直在家里。好在上班的水果店离家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她上趟厕所都溜回家看看有没有人捡着钱包送回来了。

到了晚上，张翠霞下班回到家里，钱包仍然没有着落，她忍不住了，又把吴富生骂了一阵，就转而骂捡钱的人了。唐秋雁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耳朵里，这时，就是想交，她也交不出去了。

那几天，吴富生像被霜打的秧子一样，人一下子都瘦脱形了。张翠霞天天骂，一会儿骂吴富生，一会儿骂捡钱的人：“捡去买药吃啦！”“吃了药还是要暴死啦！”

那几天，唐秋雁的心也一直没有平静，钱攥在手里一分也没敢用。将心比心，吴家一下掉了一个月的工资，恐怕要省吃俭用一年才补得上这个亏空，自己用了别人的钱，心里也不安。两家只隔着一个过道，天天见面，她心里一直发毛。那天早上去上班，经过老宅大门口，跨过门坎时，她竟然腿一软，一跤从门里摔到门外，不但把两个膝盖摔破了，还一个狗啃泥，把脸也蹭破了。

唐秋雁想，遭报应了，以为自己捡钱，人不知鬼不觉，现在看来人可能不知，但是鬼察觉了，要不然怎么就摔在捡钱的地方呢？嘴啃泥的地方就是钱包掉的地方呀。

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唐秋雁最后还是将钱包交出来了，她在夜里悄悄地将钱包扔到吴家装垃圾的簸箕下面，她知道每天早上张翠霞在上班前都会去倒垃圾。

没想到，她放钱包时还是被人看见了。她一直不明白，深更半夜，有谁会看见呢？但确实有人告诉了张翠霞。张翠霞想，既然唐秋雁已经把钱包交出来了，而且一分钱没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今天张翠霞还会对唐秋雁话中有话。

唐秋雁想，我是捡的，又不是偷的，捡的不犯法。就这一点，就让她理直气壮。所以，无论是张翠霞还是吴富生的冷嘲热讽，她从来都毫不含糊地挡回去。

今天，她没有心情和张翠霞斗嘴，要急着赶回家烧饭。

老宅里又是锅碗瓢勺响起来的时候，家家都在做饭。晚餐一般比中餐要丰富一点，锅碗瓢勺的声音也会更响一点。

回到家中的人们，各自带回来一天的感受，有高兴的，有沮丧的，还有一堆新闻。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多了，有身边的，有远处的，北京的，深圳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新闻最多。人们最关注的，当然是赚到钱的新闻，还有一直在飞涨的物价。家家都是一边烧饭，一边议论，这是老宅里最热闹的时候。

小郑在厨房里忙着，本来他就会烧饭，何况当初向漂亮的杜媛媛求婚时，就有过承诺，家务他全包，其中包括烧饭。婚后，杜媛媛虽然也做家务，特别在小郑做得她不满意的时候，她就亲手做。但一般是杜媛媛收拾家务，小郑烧饭。

杜媛媛躺在床上，却没有像中午那样睡着，她在盘算着，这一批服装出手后，能赚多少钱。算着算着，睁开眼，见满屋子挂的都是“大阪西服”心里就犯愁。这些“大阪西服”从福建运回来时，都是用蛇皮袋打成包的，拆包后，你要把它全部摊开，按新旧和破损程度不同，进行分拣，然后清洗熨烫，才能批发出去。虽然赵大成已经帮她挑选了一次，但仍要她重新熨烫。没有批出前，只好挂在家里，如今家中挂的这些“大阪西服”透着一股霉味。杜媛媛有点担心把全部的生意都押在这批“大阪西服”上，风险有点大。

“吃饭——”

小郑，做饭是把好手，不一会儿就将晚饭弄好了：一碗西红柿炒蛋，一碗黄瓜肉片汤，一碟切得薄薄的红肠。

看着这一桌饭菜，杜媛媛心情好起来了。说实话，当初杜媛媛嫁给小郑，就跟小郑这手有关。杜媛媛这样的大美人，厂里追的人很多，有上海人，也有宜市人。宜市人，再好杜媛媛也不考虑，自己回不了上海，将来孩子还是要想法回上海。如果嫁给宜市人，那就在这儿落根了，她的心仍然向往着大上海。厂里上海人虽不少，但能看上眼的屈指可数。小白脸多，能干的，有男人气的少。杜媛媛特别留心的是，这些追自己的上海人在上海有没有房子，结果却是每每失望。

想嫁人的杜媛媛，与其说是想嫁人，不如说是想嫁房子，但上海家中有宽敞房子的男人太难找了。最后，细心的、会做饭的小郑进入了杜媛媛的视野，嫁不了有房的，嫁一个会照顾自己的吧，杜媛媛退而求其次，嫁给了小郑。可小郑除了会做饭，其他一无是处，他没有主见，也不愿承担压力，家中一切都是杜媛媛做主，每次征求他的意见，他就会说：“你说吧，你说了算。”想躺在家里靠小郑照顾的杜媛媛，最后还得自己挑着家中的大梁。

杜媛媛坐下来，小郑先盛了一碗汤，送到她的手上。知夫莫如妻，和小郑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杜媛媛，知道小郑有事要求她，就故意不说话，等着他开口。

“汤的味道怎么样？”

虽然只是简单的黄瓜肉片汤，但小郑把它做得透着一股浓浓的黄瓜的清香，肉片在其中只是一道调味。小郑认为，做菜，功夫不在调料上，而在放入的比例和时间上，他最拿手的黄瓜肉片汤和西红柿蛋汤，关键的讲究是黄瓜和西红柿什么时间放下去，肉片和蛋放下去后烧多长时间，盐、味精、胡椒粉除了要掌握放的分量，最重要的也是要掌握放下去的时间，这些是汤鲜美的关键。

杜媛媛心里明白，故意说：“还不是和以往一样。”

“今天我在汤里加了小虾米，你没有吃出来？味道更鲜。”

杜媛媛在汤里捞了捞，果然发现有小虾米，就笑了笑。

小郑自己喝了一口，夸张地说：“嗯，真鲜。”然后像随口说道：“媛媛，什么时候，我们该要个小囡了。”

杜媛媛结婚后，一直不想要孩子。她曾经怀过一个，因为生活不稳定，一点钱都没赚到，要孩子太早，她就说服了小郑，把孩子流掉了。以后，就一直避孕。

这以后，杜媛媛一门心思想多挣一些钱，根本就没有想到生孩子的事，最近每天为了生意奔波，累得每天晚上回到家只想睡觉，连和小郑过性生活的次数都少了。

杜媛媛明白小郑想和她说什么，小郑在上海的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小郑又是家中惟一的孙子，老奶奶想见到重孙，见到四世同堂。

杜媛媛说：“生孩子？现在能生吗？生下来放在哪里养？这房子能养孩子吗？养老鼠还差不多。”

“怎么不能养，你不就出生在这房子里吗？”

一听这话，杜媛媛来了火：“我就是因为出生在这样的房子里，才像今天这样受累，才嫁给你这样的男人。”话一出口，她感到说重了。

小郑的自尊心受刺激了，他把碗往桌上一放，提高了声音：“嫁给我怎么啦？现在改革开放了，深圳、广州有不少港商包二奶，你去啊，那可是吃香的喝辣的，还不用受累。”

虽然知道自己说重了，可听小郑这样说，杜媛媛的气更大了：“广州、深圳的阔太太们，也欢迎小白脸呀！”

吵起架来，饭当然也吃不下去了，两人都生气地坐在那儿不说话。

最后，还是小郑先下台阶，他把桌上的汤端到厨房里热了热，又端了上来，每次吵架，一般都是小郑先下台阶。

杜媛媛想想，也是自己话说重了，于是又重新端起碗，准备吃饭。

忽然，一股浓浓的臊味飘了进来，直钻进了杜媛媛的鼻子。

又是狐臊！

已经好多天没有出现的那股臊味又窜出来了，它先是似有似无的在你的鼻子边游动，当你捕捉它时，它好像又溜了，等你耸耸鼻子，它又出现在你的面前。接着，它和以往一样，像液体一样慢慢地把老宅浸透了。

杜媛媛对味道是最敏感的，加上今天心情不好，只见她眉头一皱，将碗往桌上重重的一放：“还要不要人吃饭了？”说着起身打开了房门。

老宅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没有一个人出来望动静，没有一个人出来议论，家家房门紧闭，有人家甚至关上窗户又拉上窗帘，只想着不让臊味进入门内，而不管门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杜媛媛生气了，站在前院大声叫了起来：“哪家的臊味，还让不让人活了！”

前段日子老宅里人寻找臊味源头的时候，她不在家，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次出现臊味的时候，她在家，但那天太累了，她躺到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她听小郑说了几句，但臊味已退去了，只是闻到一点点。她想，一定是哪家在烧臭咸菜。有人家腌咸菜腌变了质而发出臭味，有人就喜欢吃这种臭咸菜，烧这种臭咸菜也会臭了整个老宅。但今天不是臭咸菜的味道，这是一种臊味，杜媛媛闻了，头都发晕。

杜媛媛见叫了几声没人应，就嗅着味道，寻找臊味是从哪家传出来的。

她从前院往后找，在一家一家的门口闻。闻着闻着，闻出名堂来了，这股臊味是从二进东边上下厢房之间传出来的。

二进处在老宅的正中，这儿的臊味可以往前往后很快传到整个老宅。二进的东西厢房分上厢房和下厢房，上厢房大，下厢房小。当年住在二进的主人，如果有妻有妾，妻住上厢房，妾住下厢房，如果没妾，下厢房可以做主人的起居室，相当于今天小型客厅的功能。

二进的东厢房上厢房住着朱银娣，下厢房住着唐秋雁。朱银娣家的门关着，没有开灯，不知道家中有没有人，至少没有人在烧饭。下厢房的唐秋雁家，此时门也关着，但灯却亮着。杜媛媛闻到这儿，发现那臊味一阵一阵是从唐秋雁家传出来的。她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推开了唐秋雁家的门。厢房里没有人，但满屋子里都是臊味，杜媛媛又一把推开了厨房的门，抬头看见唐秋雁正聚精会神地站在炉子旁烧着什么，一股浓浓的臊味扑面而来，杜媛媛马上就想呕。

臊味的根源在这儿！

原来，唐秋雁在罐头厂打零工，最近一段时间生产的罐头品种叫“红烧鸭块”。唐秋雁的工作就是把杀好褪完毛的鸭子切块。在切鸭块时，要把尖尖的鸭子屁股剜下来。在鸭子屁股尖的两边，有两个像淋巴结一样的东西，俗称“鸭臊”，如果混进了罐头里，那罐头就会有一股臊味。

唐秋雁见那么多鸭屁股都白白扔了，觉得太可惜，想捡东西的毛病又犯了，乘人不注意就悄悄地顺手抓了一把，混在当福利分给员工的鸭脚里一块带回家。

此时，她正聚精会神地烧鸭屁股，拿着一双筷子不停地伸到锅里夹起鸭屁股尝味道。突然看到杜媛媛进来了，吓了她一跳。

杜媛媛问：“唐妈妈，你烧什么呀？”

唐秋雁有点尴尬地笑着说：“鸭屁股，我把它红烧，你别看闻着有点味，吃起来味道不错。不信你尝尝，你尝尝。”说着夹起一块鸭屁股就朝杜媛媛嘴边送。

已经要吐出来的杜媛媛一把推开唐秋雁，转身逃也似的跑了。

杜媛媛揭开了老宅的臊味之谜，大家都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围在唐秋雁家门口，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说着她的不是，把一股怨气撒出来了。

唐秋雁有点发慌，毕竟是遭到众人谴责，但呆在家里就是不开门，站在房子里面对大家说：“我在自己家里烧，也没有到你们家里去烧。我自己吃，也没有叫你们吃。”

这时，唐大龙下班回来了，也闻到了那股臊味。大龙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加上最近正在谈恋爱，看见这么多人围在自家的门口，赶紧问明原因，得知是因为母亲占小便宜，弄得整个老宅里都起民愤了，感到非常难堪。

他重重地敲开房门，进到屋里，一句话不说，冲进厨房，端起那一锅还“咕噜咕噜”冒着气泡的鸭屁股，一气倒到后街观音巷的公共厕所里，并向大家保证今后再不会有下次了。

唐秋雁觉得很可惜，第二天见到曹老三还说：“别看那鸭屁股臊，味道还真不错，是一道下酒的好菜。”

“用那样的鸭屁股下酒，酒都臊了。”曹老三说。

第十七章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在民间是一个大节，往年，老宅里的节日气氛非常浓。对物质财富还不富裕的老百姓来说，过节就是找一个理由大吃大喝一顿。特别是孩子们，盼望的就是家中有一些好菜，无非也就是鸡啊，鱼啊，肉的，另外，再加上月饼。不过，宜市中秋节的时候，家家都会有一道特色菜，那就是板栗烧子鸡。这里靠南是古徽州，靠北有一部分紧挨大别山的余脉，山里盛产板栗，中秋时板栗正好成熟。

老宅家家都住得挤，加上嫁出去或搬出去的孩子们都要回家过节，人就更多，因此中秋节的晚上，很多人家都会把饭桌摆到厅堂里来吃饭。每进只有一个厅堂，里面会摆上好几桌，厅堂里摆不下，就摆到天井里。各家还会把自家的灯牵出来，使整个老宅灯火通明。这一天，各家的女主人也要露一手，尽量做出一两道别人家没有的菜，这样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景象，程家的人可以回头尝尝身后杜家的菜，张家主人举着酒杯，转身就跟钱家的男人碰碰杯。孩子们也在各家饭桌之间穿来跑去，打打闹闹，还可以任意坐到任何一张桌子上。这一天，整个老宅好像是一个大家族在过节，透着其乐融融的气氛。这种和谐的氛围，一年当中也只有中秋这一次。

可今年的中秋节，天已经擦黑了，老宅里还是没什么动静。

虽然已经弄明白了臊味的来源，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惑，但那个时隐时现的狐仙，仍然是大家心中的一道阴影。齐家大先生还躺在床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曹老三那只切断了手指的手还吊在脖子上，提不起精神；孙拽子常常追着人问，“你看到我们家铁姑了吗？”问得人毛骨悚然；钱启富不知什么原因被公安局抓走了，朱银娣整天关着房门；赵大队长伸着一条绑着石膏的腿，坐在后院里半睡半醒的晒太阳……这段时间，老宅里发生了太多的怪事，大家心里都笼罩着疑惧，担心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自己。

但，节还是要过的，就像日子再穷再难，也还是要活下去一样。老宅里的人，在这样逼仄的房子里过了几十年，繁衍后代，人丁兴旺，靠的就是这种能屈能伸的生存意识。只是把好日子当做一个盼头，一天一天地等着，相信它一定会到来。今年过节也一样，只是过得不声张而已。

这天下了一阵小雨，气温明显下降，人人都添衣了，没有一家人家把过节的饭桌摆到厅堂里来吃，也就没有人把灯牵到外面来，老宅里黑黝黝的。但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秋节是个团圆的节日，各家门内，还是要团聚的，饭桌上还是摆上了丰盛的菜肴，家家照样少不了板栗烧子鸡这一道菜。结婚成家在外的儿女们把孩子也带回来了，家家门内还是透着一股亲情和热闹，不时地传出欢声笑语。当孩子们闹得厉害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制止，所以有时笑声戛然而止。老宅里的这个节，过得比往年寂静多了。

这天老宅里只有一个人不想回家，那就是程小开程基泰。自从托黄瀚浩给女儿程翠玲带去一封信以后，他就苦苦地等着女儿的回信。黄瀚浩已经回去多日了，一直没有收到女儿的只言片语，他心急如焚。如果女儿在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他都会立即去把女儿接回来。可女儿在香港，香港还没有回归，还是“海外”，“海外”是那么的遥远。他突然痛恨起这“海外关系”来。父母去“海外”，没有给自己带来一点好处，如今女儿去了“海外”，又给自己带来说不尽的担心。虽然自己到处炫耀“海外关系”，可“海外关系”有什么好？还不如自己脚上这双旧皮鞋，虽破，但合脚。

联系不上女儿，也联系不上黄瀚浩，程基泰一急之下检举了钱启富，可是也把他自己牵扯进去了。这几天，为钱启富的事进出公安局让他心力交瘁，虽然解放以后，他一直受“海外关系”的牵累，但从来没有进过公安局。一股无名的痛恨，使他干了一件糊涂事。而钱启富和黄瀚浩干的事，还真说不清楚。虽然钱启富被关在里面，他自己被放出来了，但往深里查，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害人也害了自己。

程基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过。在老宅里，他还不能把焦虑放在脸上，平时说了那么多的大话，如果邻居们知道程翠玲在香港做妓女，自己暗中告了钱启富，这张又干又老的脸往哪儿搁？

往年的中秋都是和女儿一块过的，现在女儿在香港，他感到特别孤单。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进门面对一盏孤灯，也挂牵着关在看守所里的钱启富。他是一个小人物，但还不是一个小人，他是一个没有存心害过人的小人物。他面对熟人，尤其是面对朱银娣时感到心虚，这也是他不愿意回老宅的一个原因。

天黑了，程基泰仍然在外面溜达。小雨淋湿了他的衣服。正是吃团圆饭的时候，街上的行人不多。有几个姑娘在街头打闹追逐，一个和程翠玲差不多大的女孩拿着一把伞奔跑着，伞挡住了她的视线，竟一头撞到了程基泰的身上。程基泰将她扶住，女孩朝着他嘻嘻地笑着，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女儿程翠玲的身影。过去为女儿的叛逆伤透了脑筋，生气的时候，常常对着不愿回家的女儿说：“你死在外面，别回来了。”这里说的“死”当然不是死亡，而是“待”在外面的意思。可今天，突然感到家里没有女儿，家也就不是一个家了。

溜着溜着，不知不觉地溜到江边码头上来了，因为女儿是从这儿走的，他也希望女儿能从这儿回来。江风吹着他身上的T恤衫，一抖一抖的，抖得他心里忽悠悠的没个底。风很凉，吹得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暖气，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孤单，生活中没有女儿，余生剩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

码头上昏黄的灯光，把程基泰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还有一家无法过节的就是朱银娣。她把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公安局，包括她在服装店里赚的钱，满以为公安局会把钱启富放回来，结果，钱启富不但没有被放回来，反而从临时羁押室转到看守所去了。她问过别人，这说明了什么，人家告诉她，这说明案情严重了。关在临时羁押室可以随时放人，而看守所就不行了，要等到案件审结。进了看守所的人，无罪释放的很少，一般都会判刑。朱银娣感到大难临头了。

女儿让母亲到她家去过节，朱银娣不去，她不想见亲家母。女儿要回来陪她过节，她也不让。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是人家的人了，别影响了亲家一家中秋的团圆。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火不起，灯也不开，别人都不知道她在不在家里。

对门张家本来就喜欢关着门吃饭，今天钟贵珍更连儿子大声一点说话都不让。她说：“对门出事了，不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幸灾乐祸。”

虽然住在一起有不少芥蒂，但别人家出事了，钟贵珍心里也没有什么高兴的。她说，毕竟在一起住了几十年，朱银娣当柜组长时对自己也有过不少照顾，做人要凭良心，谁家没有难，谁家不会有点事。今天是李家，明天可能就是王家，后天也许就是自己家了。所以，吃饭前，她到朱银娣家门口喊了几声，表示自己的一份关心，屋里没人应答。吃完晚饭，钟贵珍又不放心地到朱银娣家门口，叫了几声：“朱妈妈，朱妈妈，在家吗？我看你一天没开火，给你送瓶开水。”门内仍然没声。

朱银娣听见了，她一个人昏昏地睡着，不想回答。

突然，住在一进东厢房里的吴家两口子吵起来了，吵架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

吴富生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很有上进心，他是在土改时因为表现突出入了党。后来他进了供销社，从那以后，几十年只升了一级，从科员升为副股长。他家里的简易书架上整整齐齐放着不少书，无一例外都是政治理论书籍，并且会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而变化。党内路线斗争复杂化时，你可在书架上见到《国际共运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概况》，到改革开放了，书架上就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政治经济学》《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这些书吴富生是不是每本都看了，不知道，但他家的书架上的书确实在不断地变。

在单位，吴富生的办公桌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别人的玻璃板下放照片的多，吴富生的玻璃板下，总是工工整整抄着一段格言或语录。格言都是革命的格言，语录当然是领袖的语录。有时候是雷锋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有时候是焦裕禄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有时候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他还抄录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格言和语录，一般都是吴富生自己用隶书抄写。他写得一手好字，特别善写隶书，写得跟刀刻的一样。单位的黑板报，所有文章标题，都是吴富生写的。

吴富生的办公桌上，还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书，这些书也是随着政治中心工作的变化而变化。有一次，听说供销社正在酝酿提拔干部，他也在备选名单中，因为考虑到他的党龄和工龄，领导觉得也该提拔他一下了。正巧这时市里调整了供销总社主要领导，新领导上任后，要到各个办公室走一走，走到吴富生的办公室，就看出他的办公桌和别人的不同，吴富生昨天得知新领导要来的消息，连夜把自己的办公桌和玻璃板下都做了重新布置，以博得新领导的好感。没想到，新领导看了看他的办公桌，头是点了点，可心里却把他否定了。

后来，在公布提拔的干部名单里没有吴富生。

从此，吴富生总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挡着自己进步，他的苦干，他的认真读书和勤写体会，常常得到领导的表扬，就是提拔无望。吴富生想来想去想不通。

中秋节的下午，吴富生正在为一件事生闷气。几天前，单位选拔几个人到省里去学习，明显带有培养的意味，本来吴富生以为会有自己，可中秋节那天通知时又落空了。他已经五十出头了，这时培养干部已经明确提出“四化”的条件，其中对吴富生最大的压力就是“年轻化”。他感到再不提拔，这辈子可能就戴着副股长这顶帽子“盖棺论定”了。早知这样，不如把自己的年龄改小几岁。一股莫名的悲哀从心底涌上来，绝望的感觉像冰冷的海水一样，把他淹没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灰意冷。

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强烈的不满，自己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却在原地踏步了一辈子。他想反抗，想对领导和同事表现出他的不满，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该怎么表现，最后只想到了消极怠工。

中秋节这天下午，他平生第一次提早下班了，本想不跟任何人请假，理直气壮地走出办公室，就是要向大家表示自己的不满。可走到办公室门口，看到股长坐在那儿，还是找了一个理由，说自己头痛，想去医院。股长好像一切都明白似的，点了点头，没有出声。

走出单位大门，他回了一下头，忽然发现工字形的办公楼像一个巨大的卧兽，冷冰冰地趴在那儿，并不友好地瞪着他。

供销社办公楼外就是宜市的中心商业街，拐过街口，是一个小百货市场，沿街都是店面，到处都在以“跳楼价”甩卖积压商品。朱银娣的服装店也在这条街上，门前挂着一个牌子：关门清仓。朱银娣雇的那个小姑娘在店门口摆了一个货摊，减价卖那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大衣。吴富生记得，这些毛线大衣刚上市的时候，被朱银娣像工艺品一样陈列在柜台里。吴富生那个喜欢赶时髦的女儿，为了要买一件，和她妈妈哭吵了好几次。现在那些昔日尊贵的大衣堆在货摊上，每件只卖五十元了，还被过往的人们像在菜场里买剩下来的小白菜一样，挑来捡去，多数仍被甩回到货摊上。突然，吴富生感到自己也像那过气的大衣一样，减价都没有人要，他只能回家了。

回到家里，吴富生将那只拎了十几年的黑色提包扔在椅子上，把自己像过气的货物一样扔在床上。他瘫软如泥，几十年的疲劳一下子袭上心头，他紧紧地闭上眼睛，真想从此再也不用起来。

躺了半天，又睁开眼睛想，自己这一生，对党是忠心的，对领导是敬重的，对工作是勤勉的，对同志是和蔼的，可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进步呢？为什么一辈子只能当一个副股长呢？

越想越不明白，越想不明白就越不舒服，他又从床上爬起来了。家里很静，张翠霞操劳她承包的那个水果店去了，孩子们上学去了，空空的家里冷飕飕的，他就打开房门走到天井里来了。

吴富生站在天井里，抬头看着那一方天。此时太阳西下，吴富生看见一抹残阳留在屋顶上的封火墙上。封火墙已经残破了，给人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他恍然大悟：自己一辈子不得志，是因为住家的风水不好。

从风水的角度讲，住家的门应该是坐北朝南，可自家住在东厢房，门朝西开，每天面对着夕阳。另外，自家的东厢房，实际上只是下厢房，只是比一般的下厢房大。下厢房是偏房，偏房有谁能坐大，一般大户人家，偏房里住的不是二奶三奶，就是贴身的丫头和老妈子，哪有老爷太太住在偏房里的？吴富生一下子仿佛明白了自己永远只能当个副的原因。

吴富生有这些怪想法一点也不奇怪，他非常迷信。过年吃饭摆筷子，如果摆完剩下一只单的，他都会觉得不吉利。

张翠霞喜欢吃酸梨，有一次买了几个，是本地产的那种粗梨，个大却很酸。吃梨的时候，张翠霞顺手递给吴富生一个。吴富生不知道是酸梨就咬了一口，立即酸得连眉毛都皱到一起了。儿子看他酸成这样，就说：“爸，给我吧，我和姐分着吃。”吴富生却说：“梨怎么可以分着吃呢？那不就分梨（离）了吗！我慢慢吃，我慢慢吃。”吴富生咬着牙，一口一口地吃着，酸得他像牙痛一样，满脸皱得像个枣，连不怕酸的张翠霞都看着他流青口水。

张翠霞却从不迷信，而且快人快语。她说：“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到庙里拜菩萨，不知烧了多少香，家里平时吃菜都没有一点油星，却把省下来的菜油供到庙里去点佛灯。但菩萨并没有开眼，穷的还是穷，富的还是富。”

过年的时候，当吴富生因为筷子摆单了要重新摆的时候，她却要孩子们快吃，嘴里不停地催着：“快吃，快吃，早吃早完。”把个吴富生气得眼睛都绿了：“大过年的，你说早吃早完的，这不是触大霉头吗？！”两口子常为此吵架。

这天，吴富生认定自己一生不顺跟住这破房子有关，要想改变只有搬家。搬家可不是件小事，别说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副股长，就是科长、主任想搬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现在好了，老宅要拆了，搬家是迟早的事，这是不是自己要转运了？想到这儿，吴富生的心境才稍稍明亮起来。

又一细想，想搬家的意愿还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还有一个多要房子的问题。只有表示我不想搬，是你要我搬，才好提出多要房子的要求。自己下一步应该为以后分房埋好伏笔。

吴富生想了一阵，又回到房里躺下了。

一会儿，张翠霞火急火燎地回来了，今天是中秋节，她要早点赶回来烧饭。大女儿已经工作了，还有两个儿子，一个今年十七岁，刚上高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十三岁，还在上小学六年级。她除了买上一些过节的菜，还特意给大儿子买了一只子公鸡。

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当年养的小鸡正好长大了，农民们要留着母鸡下蛋，公鸡正好在中秋的时候上市。公鸡长到现在还没有打鸣，人们叫它子公鸡，也叫童子鸡。宜市人认为，没有打鸣的童子鸡，对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是大补的。所以一般人家都会在中秋的时候买一只童子鸡，给正在发育的男孩子补身体。

张翠霞的大儿子正是需要补一补的年龄。今天买童子鸡的人比较多，童子鸡也就比平时贵，张翠霞多花了几块钱才买到一只，回家的时候就有些生气。她一边匆匆忙忙地杀鸡褪毛，切肉洗菜，一边唠唠叨叨地数说着市面上的物价一天一个样，就是水果的价格涨得不多。

儿子们还没有放学，那个贪玩的女儿也没有回来，张翠霞就喊吴富生帮帮手。吴富生是个大男人，从来不愿做家务，今天心情又不好，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张翠霞伸头一看，就知道丈夫今天在单位上不开心，想想就算了，自己低头做饭，毕竟几十年的夫妻了，早已经忍让过来了。

这种童子鸡的烧法有一定讲究，一是要整只烧，除了褪毛剖肚清除内脏，其他一点不能少，二是要用本地产的一种土糖红烧，三是烧好以后男孩子要连头连脚整只吃下去，一定要整只吃，别人不能和他分享，这样才能完全吸收童子鸡的精气。张翠霞认真地做，一丝不苟地做。

儿子们一会儿放学回家了，大儿子叫大顺，不但学习好，而且知道心疼妈妈，放下书包就帮着妈妈干活。张翠霞不让他干，叫他去做作业。大顺说：“在学校已经做完了。”小儿子叫小顺，回到家就趴到桌上去做作业。

饭快烧好的时候，女儿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先进了厨房，锅里正在烧那只童子鸡，女儿掀开锅用筷子夹了起来，然后叫着说：“妈，这只鸡怎么也不切开，叫人怎么吃呀？”

张翠霞正往房间里端菜，听到女儿的叫声，像被开水烫了似的叫起来：“唉，别动！”说着冲进厨房里，看到女儿正用筷子夹着那只童子鸡，上前一巴掌把它打到锅里去了，然后急喘喘地说：“这是给你吃的吗？这是给你弟弟的。”说着，把锅盖又盖上了。

女儿被她一巴掌打得眼泪花花的，然后就扯着嗓子叫了起来：“你就是重男轻女，我不是你的孩子吗？你眼里只有儿子。”

这时，吴富生已经起来了，正在房间里摆筷子。他听到女儿在厨房里和妈妈吵，就进来了。做父亲的有点护着女儿，他做好人地说：“唉呀，什么大不了的事！算了算了，吃饭吧，吃饭吧，桌上有板栗烧鸡，也是童子鸡。”

一家人坐到饭桌上吃饭，时间已经不早了，老宅里大部分人家都吃完饭了。

张翠霞守着大儿子，看着他把那只整鸡吃完。大顺要分一点给弟弟，张翠霞不让：“不行，这是你一个人的，明年考上大学后，你弟弟就有得吃了。”

小顺有点不高兴，张翠霞就哄他说：“你快吃，吃完，分月饼。”

吴富生正在喝着小酒，此时抬起头来嘟囔了一句：“月饼怎么能分？”

张翠霞没有理他。

晚上，成虎在妈妈家吃完饭回来了。当他推开那扇斑驳的大门，大门一如既往地发出“呀——”的一声叫唤，这叫唤已经听了很多年了，成虎心里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这两天听到确切消息，市长办公会已经决定，园青坊一定要改造，也就是说老宅是一定要拆了，因为它严重地影响了市容，也影响了旧城改造和市里整体规划建设。现在就是几个问题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是规划的最后确定，未来园青坊大街总体定位为商业中心，但落实到规划上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二是由谁来开发，市长办公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由市建筑总公司来开发，开发后的房子，小部分作为原住户返回房，大部分作为商品房出售，收回资金，用作市政设施建设；还有一种意见想干脆交给民营的房地产公司来开发，这样的好处是市里无需拿出资金，完全由市场化操作，市里从地价上收回资金，用于市政设施建设，不用承担任何风险。无论哪种办法，老宅是一定要拆了。所以，成虎听到这大门一如既往的叫声，会觉得依依不舍。

老宅要拆成虎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在老宅里长大，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的成长有关，老宅记下了他的成长历程，也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这样阴暗潮湿的老宅里住了二十几年，让他在小学时害怕老师家访，成年后不愿意带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回家，这些心情甚至都影响了他的个性发展，潜意识中有些自卑。

想着这些问题，成虎一步一步地往里走，走上前院那五级台阶的时候，他脚下突然踩着一样东西，他跳了起来，连人带车摔倒在台阶下，他以为自己踩着了蛇。爬起来一看，结果是一截粗绳子。

成虎自小就怕蛇，别说踩到蛇，就是看到蛇都会头皮发麻。这也与老宅有关。

老宅里什么样的蛇虫蚂蚁都有，成虎小时候就亲眼见过生吞了一只鸡的青蛇。

那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暑假的午后，大人们都上班去了，成虎在三进后面的小院子里玩，院子里还有外婆为了给成虎增加营养养的几只鸡在觅食。成虎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练着玻璃弹子，突然一条青蛇从一个墙洞里伸出头来，缓缓地顺着屋角往前游，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只鸡。这时成虎弹出的玻璃弹子滚到了墙角，成虎捡弹子时发现了这条蛇。这条蛇足有一米多长，跟成虎小腿肚子一般粗，成虎被吓得愣愣地站在那儿不能动。突然，那条蛇箭一般地朝着离它最近的那只鸡冲去，一下就叼住了它。被叼住的鸡一声惨叫，就再也叫不出来了。其他的鸡立即炸了窝，惊跳起来，有两只鸡竟然飞上了屋顶。被吓呆了的成虎，眼睁睁地看着那条青蛇叼着鸡飞速地游回屋角的墙洞里。

当天晚上成虎就病了，发高烧，还说胡话。外婆说成虎被吓得丢了魂，要为他招魂。她端来一碗凉水，三根竹筷，把盛着凉水的碗放在窗台上，将三根竹筷并在一起，蘸上凉水，轻点成虎的额头，然后手持竹筷像奉着一炷香一样朝着窗外夜空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成虎啊——回来呀——成虎啊——回来呀——”再将竹筷插在碗里的水中，淋上水，看看竹筷能不能在碗中立起来。竹筷没有立住，外婆又将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次，朝窗外拜了三拜，再往竹筷上淋水，这一次三根竹筷终于立住了。

外婆舒了一口气，说成虎的魂被招回来了。高烧中的成虎，几次被沾上凉水点了额头，清醒了。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睁开眼时，看见窗外一排马头墙，墙头挑着半轮明月，月光下是那只放在窗台上的碗，碗里立着三根竹筷。

从那时起，成虎只要看见蛇，就浑身发麻手脚冰凉。

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从后门进了院子。院子里拉着晒衣服的绳子。突然一阵狂风把绳子刮断了，正巧落在成虎的脖子上，成虎以为又是蛇，吓得惊叫起来。晚上，又发烧了。

病好后，成虎问外婆为什么不把蛇都打死。外婆说，老房子都会有蛇，这是家蛇。家蛇不能打，它是房子的守护神，打了它会不吉利。

在老宅里好多人都看到过蛇，夜里还常听到屋梁上被蛇追得乱窜的老鼠的吱吱声。老宅里的老鼠很多，夜里经常爬上饭桌觅食。蛇是老鼠的天敌，如果老宅里没有蛇，那么老鼠更会泛滥成灾了。反过来，也许正是因为老鼠多，才会引来蛇。

现在，成虎被一截绳子吓了一跳，额头上甚至都出了细汗。

他想起老人说的一句话，在老宅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不奇怪的。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深刻。

吴家吃完饭，撤去了碗筷，张翠霞把从店里带回来的几样水果摆上了桌子，有石榴，有苹果，也有梨。吴富生一把将水果刀抓在手里说：“其他水果都可以分着吃，只是梨不要分。”说着，吴富生就切石榴，一刀四开，鲜红的石榴籽就露了出来，几个孩子吃得很开心。

这时，张翠霞从厨房端出一只大碟子，里面放着月饼。她把月饼往桌上一放，吴富生就叫了起来：“你怎么真的把月饼分了？！”

张翠霞觉得孩子们刚刚吃完饭，一人也吃不下一个月饼，就在厨房里选了几种不同馅的月饼切成一块一块的。

吴富生看着一盘子切开的月饼都是碎的，心里很不舒服，他生气地对老婆说：“中秋吃月饼，讲究一个团圆，你怎么把它们都切开了。”

张翠霞不在乎地说：“什么方的圆的，不都是吃。”

吴富生说：“不都是吃？猪也是吃，狗也是吃，吃和吃一样吗？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吃月饼？”

张翠霞和吴富生永远都是你说生姜，我就说不辣。她说：“猪啊狗啊，和人一样，吃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人比猪狗会吃，挑着吃，猪狗不挑食。”别看张翠霞文化并不高，可她和吴富生吵架时，常常说得吴富生这个高中毕业的又爱学习的国家干部，无言以对，目瞪口呆。

吴富生气得指着张翠霞说：“你、你，你这个人就是没文化！”

张翠霞说：“你有文化？有文化的人还这样迷信？”

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声音越吵越高，吵得老宅里的人都能听见。不过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孩子们也习惯了父母亲的吵架，哪一天不吵架，孩子们回家后就会奇怪地问：“咦，家里怎么这样安静？”因此，现在谁也不来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吵着吵着，突然听到厨房里“啪——”的一声响，把大家吓了一跳，两人吵架声也戛然而止。吴富生坐的位置离厨房近，他先起身进了厨房看，张翠霞也朝厨房走去。张翠霞看见吴富生走到厨房的门口，突然僵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她不知是怎么回事，急走了一步往厨房里一望：妈吔！只见一道白影从厨房的案桌顺着窗棂直上了房梁。

狐仙又出现了？！

细心的大顺看见父母都站在厨房门口不说话，就问：“妈，厨房里有什么？”说着也往厨房走来。

吴富生怕吓着儿子，说：“没，没什么，是只野猫找吃的，把盘子弄到地上去了。”

张翠霞也反应过来了，接着丈夫的话音说：“这该死的猫，又来了！”

吴富生一把捂住老婆的嘴，轻声地说：“你别骂她该死呀！她是大仙，你招祸呀！”

从无顾忌的张翠霞今天也害怕了。她走进厨房，朝着那道白影消失的房梁直作揖，嘴里说：“罪过，罪过。大仙，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大人不记小人过。今后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上供，我一定给你上供。”

第二天，张翠霞没有上班，从不相信鬼神的她在厨房里悄悄地设了一个神龛，神龛正中立了一个牌位，牌位上由吴富生用他那正楷隶书，工工整整地写着：大仙之位。从那以后，每天张翠霞都给大仙上供，供品有水果、糕点和一只褪了毛的半熟的鸡或一块半熟的方肉。一早一晚还按时给大仙敬香，口中朗朗祷告：“大仙，我们家是善良之家，有毒的不吃，违法的不做，祖祖辈辈渔樵耕读，只做善事。有什么错，都是我，我平时口无遮拦，冒犯了大仙，请惩罚我。只是请千万放了我的儿子，特别是大顺，他已经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孝顺父母，尊敬长者，好做善事，望大仙一定不要惊吓他，请大仙保佑，请大仙保佑。”张翠霞一边祷告，一边直作揖，虔诚之极。

神奇的是，她的供品常常见少，神龛前，也常常有糕点碎末。

这段日子，张翠霞只想多做善事，免除灾祸，生怕影响到她的儿子。她把圆门台阶那里不平的地方垫平，每天把前院和小天井扫干净，给后院的张奶奶送吃的，弄得张奶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天吃完晚饭后，给大仙敬完香，督促孩子们做完作业，张翠霞就上床了，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总想找件事做做，否则心里老是定不下来。于是，她把白天从店里拿回来的几个苹果装在篮子里，给后院的张奶奶送去。

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夜色像一盆浓墨浸泡着老宅，人们都已经入睡了。张翠霞往后院走，快到三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人影站在三进的厅堂里，然后一步一步走过雨廊，朝后面的厨房走去。

从走路的样子来看，这个黑影是个女人。

张翠霞突然想到老宅里出现过的那个女鬼，吓得悄悄退回到自己家里，一夜未眠。

第十八章

中秋节过后，一直时断时续地在下雨。几阵秋雨，把老宅弄得湿漉漉的。秋雨带来了凉意，气温一天比一天低。老宅里忽然起了阴阴的穿堂风，走在宅中，人们会被突然而来的一股凉风，吹出一身鸡皮疙瘩。这种穿堂风，老人们吹了说头痛，小孩子吹了容易发烧生病，人们都说这是因为老宅里阴气重。

下午，雨仍在有一阵没一阵地下，街口来了一个瞎子，怀里抱着一把破二胡，摸摸索索地走到老宅的轿子门楼里躲雨。瞎子手摸到了门边的石礅，就在上面坐了下来，从胸前的布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瓷盆放在脚前。这时，老宅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程基泰也不在家，很安静。瞎子把二胡架在腿上，拉了起来。琴声从那破旧的琴筒里飘出，吱吱哧哧如同漏气的风箱。

瞎子和着琴声唱了一首歌谣：

月亮起山一盏灯，

十七八岁到如今，

郎哥走脱多少黑夜路，

蹲脱多少岭路亭，

头上蚊虫叮了三四口，

脚踏蚂蚁半来升，

走到山前鬼又叫，

走到后山虎又哼，

鬼叫虎哼都不怕，

就怕娘子不开门。

瞎子唱着唱着，感到面前蹲着一个人，就放下二胡收了声。

这时，蹲在面前的人开口说话了：“哑的。”原来是老宅里的二傻子，不知道他说的是二胡，还是瞎子的歌声。

瞎子好脾气，张着他那瞎眼望望天，笑笑说：“是啊，天阴。”

“下雨了。”二傻子说。

瞎子言归正传，说：“算命吧，随便给几个钱。”

“当啷”一声，一个硬币扔在瞎子面前的瓷盆里。

瞎子问：“算什么？”

“命。”二傻子惜字如金。

“请报生辰八字。”瞎子把二胡抱在怀里，伸出一只手，翘起了兰花指。

“不知道——”二傻子说完就跑了。

瞎子嘟哝了一句：“怎么跑了？”又把他那空洞的眼睛抬起，摸索着把手伸进那瓷盆里，捡起那枚硬币，硬币的中间有一个方孔。

“咦？怎么是枚铜钱啦？这是人还是鬼呀？”瞎子没有眼珠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朝上一翻一翻的。这时忽然起了一股穿堂风，把那大门吹关上了，瞎子打了一个寒噤，自言自语地：“这里阴气怎么这么重？”说着，抱着二胡逃也似的走了。

入夜以后，更安静了。似有似无的雨珠落在屋顶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是偶尔传来老鼠从天棚上跑过的声音和野猫的“喵喵”叫唤。

这样的天气，是最好睡觉的时候。一个夏天，由于燥热，人们最缺的就是觉。进入初秋，也是人们补觉的时候，气温适宜，人们可以关上门，盖上被，安安逸逸地睡上几天好觉。

可杜媛媛的丈夫小郑睡不着，不为别的，正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他，熬不住。小郑才二十九岁，比老婆小几个月，一个年头一个年尾，习惯上就是说小一岁了。夏天天气太热，他们住的是老宅三进的下厢房，只有一个窗户朝着天井，就更闷热。杜媛媛又不愿意像老宅其他人家那样，在天井里放一张竹床纳凉，她说上海人没这个习惯，怪难为情的。对面住着光棍曹老三，他经常光着膀子在天井里睡到天亮。有一次杜媛媛起得早，打开房门，就看见曹老三仰着身子睡在竹床上。让杜媛媛心惊肉跳的是，睡梦中的曹老三一只手抓着裤裆中的那个地方，那东西隔着裤子直挺挺的握在他手中，而曹老三浑然不觉地沉睡着。整个夏天杜媛媛夫妇就靠一台旧的上海产华生牌电扇降温，旧电扇哗啦哗啦响不说，整个房间不通风，电扇扇的也是热风。住在这样的房间里，还谈什么夫妻生活。就是偶尔有，也被热汗和那哗哗作响的旧电扇给败了兴。今天天凉，小郑就想要好好补一补。

杜媛媛却没有这个心情，这段日子她把心思都放在多卖几套“大阪西服”上。还有，她本来就害怕怀孕，再加上整个夏天都没有睡好觉，一上床就想睡，哪还有心情去过夫妻生活。

但今夜情况不同了，听说，白天“老城办”的人来老宅摸情况了，也就是说，拆老宅的事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可惜当时杜媛媛不在家，否则一定要细细地问一问。终于有个盼头了，今夜杜媛媛心情出奇的好，所以当小郑试探地伸过一只手来时，她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巴掌打回去，而是一把抓住，放在自己那丰满的胸脯上。受到鼓励的小郑立即兴奋起来，使出千般热情，异常讨好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在杜媛媛身上忙活着。杜媛媛今天也像变了个人似的，百般迎合着小郑，两个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着。

正在情绪逐渐上涨之中，小郑突然停下来，说了一声：“不好！”

杜媛媛的眼睛立即睁得大大的，紧张地问：“怎么了？”这段时间老宅里发生的怪事太多，人都变得紧张兮兮的。

小郑说：“没戴套。”

杜媛媛气得给小郑光屁股上就是一巴掌，哭笑不得地说：“没事，没事。继续，继续。”

小郑小心地问：“万一怀上了怎么办？”

杜媛媛说：“怀上也不怕了，等到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新房一定已经办到手了。”

受到鼓励的小郑又和杜媛媛抱在一起，那床架子“吱呀吱呀”的声音，站在三进天井里都听得见。

夜很静，整个老宅都在沉沉地睡着。

夜幕下，还是有人睡不着。三进东厢房里的女主人月清，几乎是一直睁着眼睛，耳里听到离自家不远的下厢房里杜媛媛夫妻弄出的声音。当然，月清对性已经心如止水了。

躺在床上的月清，入秋以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月清睡的是一张雕花的黄檀木架子床，这还是当年她和丈夫邵长河结婚时买的，已经睡了几十年了。黄檀木虽然也是檀木，但和紫檀木相差甚远。但由于它木质细，纹理好看，也可以雕出精细的花来。旧时家境不很富裕，但又要面子的人家常用它来做雕花床，显出这床非一般平民人家睡得起的富贵来。但，黄檀木木质较软，远没有紫檀木、楠木坚硬，更比不上对面西厢房里谢庆芳和齐社鼎睡的那张红木床，因此，月清尽管睡不着，但躺在床上也不敢多翻身，稍一动，这张早就松了架子的床，也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家中住房太小，大女儿已经出嫁，在学校当老师的二女儿素梅还住在家里，她的床就安放在架子床的后面。素梅昨夜批改作业睡得很晚，月清担心自己翻身吵醒了素梅，一直那样挺着躺在床上，全身都酸痛起来，刚动了一下，床就“吱呀”叫了一声，月清赶紧又把身子挺直了。

睡不着，脑子里就翻来覆去地想。月清愁啊，她愁的不是床后面的素梅，而是住在另一间房里的三个儿子。

月清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丈夫邵长河已经过世了，父母和公公婆婆也都不在了，孩子们都已经成人，全靠她在操持着这个家。从她结婚睡的这张床，大概也能看出当年的家境并不殷实，五个孩子，尤其是那三个儿子，像三座山一样，压在月清的心上，使她喘一口气都很吃力。

月清的丈夫邵长河一家三代的职业都和车有关，他祖父是开修车铺的。祖父当年修黄包车。宜市地处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比较早就引进了这种两个轮子的洋车当交通工具，替代了传统的轿子。洋车，一开始是有钱人家的代步工具，后来逐步变成一种招手即停的公众交通工具，由于这种车大多漆成黄色，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黄包车。

邵长河的父亲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着几间修车铺。后来又出现一种新型的洋车——自行车，他迅速把修车铺的业务扩大到修自行车。到了邵长河的手上，黄包车已经没有了，自行车逐渐普及，还出现了一种运货的人力大板车，修车铺主要是修自行车和大板车。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邵长河一家和修车铺的师傅都躲到乡下去了，等到重新回到城里，几间修车铺也只恢复了两间。几年后，解放军围城，大伙又跑了。解放以后，修车铺虽然又开张了，但经过几次运动，师傅们渐渐地都走了，只剩下最后一间铺子，留下了父子二人。生活逼迫修车铺小老板的公子邵长河，成了一个修车的好手。

现在，摩托车开始流行了，特别是那些口袋里有了几个钱的个体户，很多人都会去买一辆摩托车满街“突突突”地跑，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新时髦。邵长河很快学会了修摩托车。后来，市场上又出一种叫做“小绵羊”的小型摩托车，专门为女人设计的，邵长河修车铺的生意一直不错。

邵家是真正的三代单传，而邵长河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他不会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放在嘴上，却深深地烙在心头。结婚后，就一心希望月清给邵家生儿子，还不能只生一个，可月清偏偏一连生了两个女儿。邵长河觉得邵家到他手上要断香火了，一直活得闷闷不乐。

邵长河个性内向，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看到两个女儿就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两个女儿长得都像月清，白白的，很秀气，很是讨人喜欢，月清给她们取了很雅致的名字：一个叫素兰，一个叫素梅。当素兰、素梅奶声奶气地伸展着双手喊着要爸爸抱时，邵长河甚至没有一点反应。他会转身去打一盆水，端到天井里洗他那永远也洗不清爽的沾满黑黑机油的手。

邵长河不但不爱说话，而且还难有笑脸，那脸像冬天里结了冰，到了夏天都不融化。跟他做了几十年邻居的谢庆芳说，她从来就没见邵长河笑过。

邵家是解放前夕搬进老宅的。那时老宅房东齐社鼎的二姐齐社玉从南京回家来，她的丈夫在南京国防部当参谋，即将被派往台湾，她匆匆赶回家收拾东西。齐社玉当然了解时局的变化，就劝家人赶快把房子能卖则卖，不能卖就租出去，能收回多少现金就收多少，并马上将现钱换成黄金。当时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还想到买房子，齐家急于将房子出手，就将租金定得很低。

邵家是小本经营的人家，原先就住在修车铺后面，那房子潮湿，又年久失修，早就想寻一处房子居住。见到齐家张贴的告示，租金这么低，又是宜市赫赫有名的齐府，离他们家的修车铺又不太远，就租下了。他们租了三进的东厢房，付了五年的定金。租约规定，五年后齐家偿还定金，邵家还房，拿五年定金的利息作为房租。如果到时齐家不能偿还定金，房归邵家，这在当时叫典租。后来很快就解放了，当人民政府进行“房改”后，邵家租的这间房子以典租人的名义划为邵家私房，这样一住就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住了邵家的第三代人了。

睡不着的月清轻轻地起来了，她先走到床后，把素梅的被子掖了掖，然后又走进过厢里。没有开灯，十几年了，几乎夜夜如此，她能够闭着眼睛熟练地走到房间里和三进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会碰到任何一样东西。过厢里睡着她的三个儿子，如今，都已长成二十岁的小伙子了。

推开过厢的门，往里走了几步，月清差点被一只旧皮鞋绊倒，这一定是哪个儿子睡前乱扔的。月清永远收拾不清这三个儿子扔的东西，没有一个儿子注意整洁，也没有一个儿子会心疼母亲每天收拾家的辛苦。月清站在床前，看着床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儿子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叹出的那口气仿佛砸到地板上。

这时，隔壁杜媛媛夫妻已经折腾完了，正静静地睡呢，小郑打的呼噜比平时大，因为他今天太累了。

从月清这个很雅致的名字，就能猜出她不是出生于普通的贫民之家，她是一位名门之家的独生娇女，命运的无情使她下嫁给了一身机油味的修车匠邵长河。

月清的爷爷姓金，是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虔诚的基督徒。二十年代末受聘于教会，来到宜市担任了教会医院的院长，回国时带着妻子和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小儿子。三年后，月清的父亲与教会医院的一位护士结了婚，第二年就有了月清。

由于出生时是晚上，爷爷抱着她走出产房，窗外正挂着一轮明月，正是个月白风清之夜，金院长望着那轮明月说：“就叫月清吧。哈哈哈……”

月清的出生，成了这个西式家庭的快乐源泉，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在教会提供的一幢西式小洋楼里。

金家与邵家完全是两个社会阶层两种文化氛围里的家庭，连相识的可能性都不大，可后来成了世交，原因是金院长的洋车是由邵家的修车铺包修。当然，当院长的不会自己去修车，但他是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回国后迷上了中国象棋。邵长河的爷爷文化虽然不高，但下得一手好棋，常常在铺子的门口摆个残局和人斗棋，在当地小有名气。金院长的车夫知道院长好棋，就在拉车的时候把这事告诉了金院长，于是金院长就来拜访邵师傅。

邵师傅棋下得好，又是豪爽之人，两人非常投缘。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一个洋医院的院长和一名修车铺的小老板，一会儿在修车铺的后院，一会儿在院长家的花园里，“楚河”“汉界”你攻我守。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莫逆之交。邵师傅到金院长家下棋时，常常带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这样邵长河的父亲就与金院长的儿子也相识了。再后来，邵老板年老体弱支撑不了修车铺，邵长河的父亲不得不退学回家子承父业，而月清的父亲就在教会医院里做了一名呼吸内科的医生。长河出生时母亲大出血，金院长亲自主持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应该说金家有恩于邵家。

月清的父亲很不幸。他在治疗病人时，感染了肺结核。在链霉素没有发明以前，得了肺结核几乎就和得了癌症差不多，除了静养，没有什么特效治疗的好办法。金院长就将儿子隔离在自家的花园内，精心地调治静养。

又一桩不幸的事发生了，抗战中，金院长和夫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双双身亡。接着，日本人占领了宜市，教会医院被日本人征用为军用医院。金家的顶梁柱倒了，断了经济来源。仍然在治疗中的月清父亲，雇不起私人看护，月清母亲只得自己日夜看护着丈夫，不幸也被传染了。金家不得不把独苗月清送到女中去住校，避免她也受到传染。

月清的母亲先撒手而去。见爱妻离去，已经咯血卧床多年、命如游丝的父亲，在极度悲伤中竟然于第二天随妻而去，全家的掌上明珠月清成了一个孤女。已经家徒四壁的金家，变卖了最后的家产也付不清两人的安葬费，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落在弱小的月清身上。这时，邵家伸出了援手，并不富裕的他们帮助月清安葬了父母，还帮助她还了一部分债。小月清出于感激也出于举目无亲，嫁给了邵家的儿子长河。月清嫁过来时，还是一个初中生，真有一种卖身葬父的悲壮感觉。

邵家只是开修车铺的，后来虽然多开了几间铺面，但也是小本经营，基本上是靠手上的活吃饭。邵家靠什么帮助安葬了月清的父母，还帮她还了一部分债？到后来还能租下齐府的房子，一次付了五年的定金？

邵长河的曾祖父曾得过一笔意外之财。

邵长河的曾祖父邵德厚，是个铁匠，在宜市老城的西门外开了一个铁匠铺。主要是给南来北往的人换马掌修马车，所以见多识广，他又为人讲义气，好交朋友，乐于施人，在西门外一带小有名气。

当时的宜市还有完整的城墙，宜市的城墙始建于南宋，是为了抵御金人的入侵修建的。后来城市不断扩大，城墙也不断延伸，顺着地势高高低低地把整个城市围隔起来。城墙分东西南北开了数个城门，每天晚上都会关城门，想进城的人只能在城外留宿。邵德厚的铁匠铺在西门外，有人误了时间进不了城，常常借他的铁匠铺过夜。

有一天夜里，下着大雨，还没有结婚的邵德厚已经躺下了，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过路的商人。只见他已经被雨水淋透，身后牵着一匹马，邵德厚立即将他让进门里。商人进门后还没开口，就一头栽倒在地。邵德厚赶紧将他扶起来，脱下他身上湿透了的衣服，发现他腰间有一新鲜的刀伤，伤口还在往外流着血。邵德厚赶紧将他扶到床上躺下，然后就满屋子找东西给他包扎伤口。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布。只见商人贴身系着一个包袱，情急之中，邵德厚解下包袱，将里面的几件洗换衣服抖在床上，用包袱皮把伤口紧紧地扎上了。

邵德厚想出去找医生，可门外大雨如注，天黑得如同锅底，一丈开外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城门已经关了，医生住在城里，城外不但找不到医生，连一个帮忙的人都喊不到。他只得捅开铁匠炉，拉起风箱烧了一壶热水，给商人擦身回暖等候天明。

商人渐渐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的身世。他是徽州歙县人氏，在武昌“走布”，即从事长途贩运布匹的生意。收到老母病危家书。急忙将手中的布匹脱手，乘船顺江而下。船行数日，今天在宜市西门外码头靠岸，由于天色已晚，城门已经关上，他下船雇了一匹马，准备等第二天天明就从江北过到江南，日夜兼程赶回徽州老家。可天黑以后就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他只得和几位同行的客商在船上过夜，等待第二天天亮过江。船停靠的西门外码头不远有一片沙洲。长江到这儿拐了一个弯，江水带下的流沙淤积在这儿，久而久之形成一片几十平方公里的沙洲。汛季它会被江水淹没，枯水季节又露出水面。沙洲上长满了芦苇，形成一个一望无际的芦苇洲，芦苇长起来后，这里就开始藏土匪了，他们常常乘着夜色潜到西门码头打劫商船。

今夜月黑风高，又下着大雨，土匪乘了几条小船悄悄地靠上了商船，洗劫了船上的客人。这位商人挺身反抗，挨了一刀，掉到了江里，乘水浅上了岸，骑上他已经雇好系在江边柳树上的马，飞速逃命，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敲了城门口这间还有灯光的铁匠铺的门。

听商人断断续续说完自己的身世，邵德厚就宽慰他不要担心，天亮以后等城门开了，自己立即进城去找医生，休养几日，再请人将他送回家乡。商人听完邵德厚的话，慢慢地变得安静下来，连呼吸都轻了。过了一会儿，邵德厚觉得商人安静得有点让人不安，拿起油灯一看，已经咽气了。

天一亮，邵德厚立即报了官府。官府派人前来验尸，由于商人没有留下家庭地址，只说是徽州歙县人氏，官府给徽州官府发了一封公文请求查找，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就将商人当做无名尸处理了。

邵德厚继续从事他的营生，一切又恢复如旧。但一个人死在自己的床上，总有点晦气。那段时候，邵德厚晚上常常多喝几杯，让自己早点入睡。那时宜市一带的男人们在夜间小便，都用一种陶瓷的或瓦的尿壶，这种尿壶的形状像一个浮在水面上的鸭子，鸭嘴巴就是进尿的口，背上有一个手柄。

那天晚上喝酒，下酒的是头一天剩下的一块咸鱼和一碗腌白菜，吃得太咸了，就喝了很多水。水喝多了小便也多，邵德厚又不愿从床上起来，就伸手从床下提尿壶，尿完后将尿壶朝床下一塞。一次，忽然听见尿壶碰到金属的声音。他觉得有点怪，床下是泥土地，怎么会有金属的声音？但仍然倒头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倒尿壶，他发现尿壶边有一个金灿灿的东西。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足有十两重的金元宝！邵德厚钻到床下再找，又找到一个一样大的金元宝。不用说，这是那天从商人的包袱里抖出来的。当时心急，加上灯光昏暗，邵德厚没有发现。

拿着这两个沉甸甸的金元宝，邵德厚心里翻江倒海：这位徽商在外经商，每一毫银子都和自己打铁打得满手血泡一样，来之不易，如今把性命都搭上了。家中老母病危正是急需要钱的时候，他临死前又没有说出家庭地址，官府也没有找到他的家，这钱要还也不知还给谁了。邵德厚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子，这笔钱足可以解决他的温饱，他悄悄地将金元宝留下来了。

邵德厚一边继续经营铁匠铺，一边用这笔钱放债。他在城门口开铁匠铺，很多做小生意的人有事愿意求他。他一小笔一小笔地把钱借出去，收比高利债低、比票号钱庄高的利息。他的原始积累慢慢地增大，后来又开了几间修车铺。虽挣不了大钱，但修车铺是靠手艺吃饭，不需太多的投入，因此也就没有太大的风险。到邵长河的父亲时，邵家已停止放债了。替金家还了一笔债，又娶月清，租房子，花了一大笔，解放后，邵家的这点家底已经所剩无几了。

邵长河继承了父亲的修车铺。爷爷给他留下了一点钱，不过是几根金条和几个金戒指。那金条只有小拇指粗一寸来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寸金”。三个儿子出世后，他第一次拿到银行去换，一根金条换了三百元钱，当然那时候三百元已经是笔不少的钱了。后来，这几根金条和金戒指，都被他一点一点地拿到银行，换成了儿子们的奶粉钱。三个儿子，嗷嗷待哺，小嘴虽然不大，细水长流，也流进了几根金条，流完了从邵家曾祖父手里传下的最后一点积蓄。

邵家当时租的是齐府的三进东厢房。三进东厢房是齐府老爷住的，不但房子大，门口的过厢也大。过厢本是厢房外的小门厅，供主人进房前换鞋宽衣的。一般民居的过厢都不大，里面会有一个衣柜，几张用于换鞋的凳子。但齐府是大户人家，又是三进老爷的住房，厢房和过厢都建得比较大。东厢房的过厢把整个连廊都包了进来，过厢里放了一张圆桌，老爷太太不但可以在这里换鞋宽衣，还可以喝茶叙事。

邵家租下东厢房后，在过厢里放了一张床，给邵长河住。结婚后，老两口就搬进过厢，长河月清住进了东厢房。

邵长河与月清结婚时，还是一个每天只知闷头干活的小伙，而月清还是一个女学生。她自小受到爷爷奶奶和父母亲百般宠爱，由于家庭的突然变故，一下子把她推向了另一种生活，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她都没有做好为人妻的准备。

新婚之夜，月清一定要等长河睡下后，关了灯，才肯脱衣上床睡觉。上床前她把自己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折好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前的椅子上，才钻进被窝，这些都是在女校住集体宿舍养成的习惯。她把被子一直拉到脖子下面，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上，只留下鼻子在外面呼吸。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光，长河躺在床上装睡，其实一直眯着眼睛偷看自己的小妻子。他觉得月清和别的女人不同，胸前平平的，像是一个小女孩。

一个娇滴滴的女学生，嫁给了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邵长河。一个不谙人事，一个也不知道多少。两人真像住集体宿舍的同学，晚上关灯睡觉，早上天亮起床。月清坚持要一人一床被子分开睡，长河也不好意思睡在一个被窝里。他也常常在夜里悄悄把脚伸进月清的被窝，可碰上了自己小妻子的身体，总觉得她像冰一样的凉。终于有一次长河坚持要亲亲月清。亲完后，月清竟然对着长河的脸打了一个喷嚏。

虽然已经结婚了，可月清在新婚的日子里还是常常手捧一本书，久久地坐在窗前，很长时间都觉得自己在做梦。月清在父母亲生病期间一直住校，不会烧饭，不会缝纫，不会操持家务，只知道读书，如今在邵家好像是一个客人。好在她有一个好婆婆，邵长河的母亲是贤惠至极的女人，由于生长河时大出血，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再也不能生育。她把月清当做女儿看待，看到这个常常手上捧着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女中学生，她不急不躁，一天一天手把手地教月清烧饭缝纫做家务。慢慢地引导着月清为人妻，她说自己迟早要死的，将来要靠媳妇支撑这个家，还要为邵家生儿育女。

月清慢慢地适应了这个家庭的生活，逐渐从一个女学生过渡到长河的妻子。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一个幕间休息，人生的角色又改变了，她怀孕了，那一年刚到十八岁。

和长河分被窝睡了一段时间，长河天天睡不好，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她却慢慢地睡平稳了。长河生气了，他一生气话更少，晚上一上床就要关灯，让月清没办法看书，也只好陪着他早早睡下。这时，月清在婆婆的暗示下，也知道自己应该尽人妻之责了。

那时已是深秋，在小洋楼里长大的月清，有经常洗澡的习惯。邵家哪里有洗澡间，更没有暖气，月清只好忍着好几天才洗一次澡，而且只能在房间里洗。婆婆怕月清受凉，就不停地给她续热水。那天，月清又在洗澡，婆婆提了一桶热水让长河送进去，长河犹豫着，被母亲一把推了进去。只听见月清在房间里一声尖叫，很快长河红着脸出来了。当晚长河冲破了最后一道防线，两个小夫妻水到渠成，月清终于真正地变成了他的妻子，可她一点都没有体会到做人妻的乐趣。而长河得寸进尺，夜夜乐此不疲。很快，月清就怀孕了。

第一次生产的过程还算顺利，月清瘦，盆骨小，可孩子也不大，还不到六斤，但生下的却是个女儿。长河要求再生一个，尽管月清对于再生一个很害怕，但她不得不答应。月清才十九岁，还是一个大孩子，长河又不会体贴女人，月清还没有体会到为人妻的乐趣时，就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由人妻迅速转变成人母。为人妻时，还可以受到丈夫的宠爱，可为人母了，就要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到那个婴儿身上。每天夜里几次起来为孩子喂奶，把个小月清弄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造”孩子的过程，对月清来说，是痛苦的。每一次双方都弄得满头大汗，长河是忙活出来的热汗，月清却是痛苦的一身冷汗。每一次月清都是咬着牙坚持着，当冷汗满身的时候，就会不时地催：“快完了吧？快完了吧？”在这种催促下，长河也毫无乐趣可言。不过，这时他要的不是乐趣，而是儿子。

月清又怀孕了。当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她竟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晚上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那时候，月清确实睡了一段时间的好觉。自从月清怀孕以后，长河的母亲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就不让长江再碰月清，甚至自己晚上陪媳妇睡觉，让长河跟他爸一起睡到过厢里。全家人都把月清当成中心，精心地照顾着媳妇，企盼着她早日生下一个儿子。

可是，她生下的第二个孩子又是女儿，月清当时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那天当护士把刚出生的女儿抱到她手里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苦难远远没有结束，噩梦又开始了。

知道月清又生了个女儿，长河立刻从医院回了修车铺。他变得更加沉默了，不，准确地说，是冷漠。

出院以后，月清每天面对着冷若冰霜的丈夫，好像自己做了对不起邵家的事情，这种痛苦连月清自己也说不明白。

生完两个女儿，月清已经从小布尔乔亚变成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整天围着两个女儿转，转得她心灰意冷。那时公公婆婆虽然都还在，但公公已是年老体衰，不能工作了，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天气一转凉，家里整天都是公公的哮喘声，而且那喘声中总是伴随着一声一声的叹息，每一声叹息都砸在月清的心口上。

邵长河为了能多赚一点钱养家，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但家境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喂完两个孩子的奶，月清已经变得像一棵脱了水的白菜，越来越干瘪，那张曾经白皙的脸，如今像落了一层霜。这样的家境里本不允许她再生孩子了，可邵长河怎能允许邵家在他的手上断了香火？他一定要月清给他生一个儿子。

一开始，月清还是被动地忍受着，可每一次的过程，月清的感觉和受刑差不多。而长河身为人夫，几乎没有体会过夫妻性生活的乐趣。

从心理到身体月清都在极力反抗，尤其是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身体上就有了条件反射。第一次反射出现时，连月清自己都不明白。

那天晚上，月清躺下刚半迷糊状态，长河的一只手就伸过来了，先在月清干瘦的乳房上摸了几下，就顺着身体往下滑。这时，月清突然身体直挺挺的发硬，两条腿紧紧地夹住。长河翻身起来，压到月清身上，这才发现月清身体僵直，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邵长河只好翻身下来，等一会儿又想上，可整个晚上只要一碰月清身体，她立即就僵硬了。

渐渐地月清忍受不了了，她开始反抗，几乎夜夜都在抗拒着长河的进攻。只要长河碰一下她的身体，她立即就会打一个寒颤，全身龟缩一团。她还把自己所有内裤的松紧带换成布绳，打成死结，有时候长河要强行解开而月清不让，死结越系越紧，以至于第二天早上月清不得不用剪刀剪断它。夜里，老宅里人常常被月清与长河搏斗和哭泣的声音吵醒。

后来，无法忍受的月清以死来抗议了。一天夜里，长河又来进攻，月清翻身起床，将准备好的一碗腌咸菜的卤水喝下。长河伸手来夺碗时，已经来不及了，吓得长河一把抱住月清，一个劲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啦——来人啦——”那声音十分瘆人。

在邻居们七手八脚的帮助下，月清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在洗胃的时候，月清死死地咬着牙，一心想死。医生看到骨瘦如柴的月清，都不忍下手撬开她的嘴。婆婆把素兰、素梅带到床前，让她们跪下，自己也在床前跪了下去。两个女儿的哭声和婆婆的呻吟声，让月清心软了，医生乘机将管子插进了月清的嘴巴里。

那以后，月清又多次以自杀来抗议。除了喝卤水，还吞过金戒指。有一次是上吊，当她把绳子挂上床架时，床架竟然断了。几次自杀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婆婆日夜监护着她。

月清的婆婆是个勤勉的女人，一辈子围着丈夫、锅台和洗衣盆转。直到晚年，她仍然感到欠着丈夫的，在她不能再生育以后，丈夫没有遗弃她，也没有娶二房。今天，儿媳妇生了两个女儿却不愿再生了，这不是让邵家断后吗？

这个贤惠的婆婆，没有责骂儿媳妇，给儿媳脸色看，而是把自己变成了媳妇，默默地做着家务，带孙女儿，照顾儿媳妇生活。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将饭盛好，端到媳妇手上，最好吃的也给媳妇留着。每天早上媳妇一醒来，她已经把洗漱水送到床前，晚上媳妇躺下，她总要到床边替媳妇掖掖被子，问问冷暖。

这是月清无法面对的，这个每天几乎用哀求的目光注视着她、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她的可怜的婆婆，让月清心都碎了，她终于停止了反抗。此时的月清，瘦到只有七十斤，除了枯黄的长发，身上已经看不出女性任何特征了。

大女儿三岁的时候，月清又怀孕了。

这次一怀上反应就特别大，每天清晨醒来就是呕吐，几乎把肚子里的苦胆汁都吐尽了。后来什么都吃不下，呕吐就变成了干呕。肚子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可呕吐的感觉又特别强烈，每一次呕吐就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干嚎，一声声痛苦的嚎叫。

那段日子，整个老宅都听得到月清的干呕声，大家的胃口都被搅坏了。这样的呕吐，月清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才好一点。这时候除了那渐渐大起来的肚子，月清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很快，月清又“胖”了起来，先是肚子迅速胀大，后来两条腿浮肿起来，腿上的静脉变得像一条条蚯蚓趴在腿上。医生说，这是静脉曲张。到怀孕的后期，月清连呼吸都困难了，那越来越大的肚子，先是顶着胃，后来就顶着肺了，她只能整夜整夜地坐在床上。肚子里的孩子把月清折磨得真是九死一生。

见月清的肚子比一般的孕妇大，婆婆心里又开始打鼓了。按照她的经验，肚子大而圆，一般都是生女儿。婆婆担心极了，害怕媳妇又生女儿。

在怀孕的后期，医生听到了两个胎音，她告诉月清，可能是双胞胎。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欣喜若狂。婆婆想，双胞胎，怎么也会有一个是儿子吧？她无数次地到东门外的万佛寺去拜送子观音，还求回来香灰用水冲着让媳妇喝下，说特别灵。月清已经麻木了，为了能给邵家生儿子，她不信这香灰灵，但也得喝那苦苦的香灰冲成的水。

终于临产了，生产的那一天，月清几乎没有一点力气了，但又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撑着自己。进产房的时候，医生告诉邵家人，由于体质太弱，又要生双胞胎，生产过程有一定的危险，又是要邵家做好思想准备，又是要邵长河在一张纸上签字。

那天，全家人都站在产房门外，听着月清的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婆婆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喊着：“月清啊，好媳妇，挺住啊，一定要挺住啊！我已经为你烧了香了，观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保佑你的儿子。”孩子还没生呢，婆婆就已经认定了是男孩。

一直到下半夜，折腾得半死的月清终于生下第一个孩子。

等在产房外面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哭声，都高声地叫起来：“是儿子吧？是儿子吧？”整个医院走廊里，都是“儿子——儿子——”的回声。

一位护士走了出来，一脸的不高兴，喝斥道：“叫什么？深更半夜的，你们还让不让别的人休息？再叫，我就赶你们走了！”

产房里助产士擦擦孩子身上的羊水、血污，掀起他的小腿看了看，然后对产床上侧头盯着那孩子的月清说：“有小鸡鸡。”

已经非常虚弱的月清听到后，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儿，朝着产房外面用尽全身力气叫道：“是——是儿子！”就晕过去了。

月清的婆婆一下子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口中念念有词：“观音菩萨保佑，观音菩萨保佑！终于给我们邵家送来儿子了，我们一定会还愿的，我们一定给你烧高香。”

这时，缓过气来的月清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也是儿子！

助产士见月清太虚弱了，怕她再叫消耗体力，就自己对着外面高声地叫着：“又一个儿子！”

月清听到这话，竟然闭上了眼睛，她轻声地说：“医生，我想睡觉。”说着，一歪头，睡过去了。

助产士却叫了起来：“不要睡，千万不能睡啊！还有一个！”

原来，月清怀的是三胞胎。

医生护士们一边紧急地抢救，一边把第三个孩子接了出来。

第三个孩子仍然是儿子！

邵家一下添了三个儿子，巨大的喜悦让邵家的老人受不了了。第二天，公公就病倒了，他是在喜悦中咽气的，临咽气前留下这样一句话：“我走了好，省下一点口粮养这三个孩子吧！”

婆婆的身体其实也不好，也许是为邵家抚育好这三个男孩的坚定信念，支撑了老人的精神世界，她一直把三个孙子带到六岁，一天早上，月清发现婆婆靠在灶台边，样子像是熟睡了，锅里已经为三个孙子熬好了粥，锅边还贴好了饼子，从柴灶口掉下的柴火，点燃了老人的裤角，但是老人已经一点知觉都没有了。为了抚育这三个续香火的孙子，老人油干灯灭了。

邵家一下添了三个儿子，再加上原来的两个女儿，邵长河没日没夜地干，还是吃光了过去的所有积蓄。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家里已经拥挤得几乎无处下脚，长河只得长年睡在修车铺里。

如今的月清比当年的婆婆还显老，看着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虽然满心欢喜，却也是一肚子的愁。今晚，月清穿了一件男式的旧汗衫，胸前一个大大的“奖”字，围在边上的一圈是“先进生产者”几个字，下面是奖励的日期：1976.12。

邵长河的修车铺被街道机械厂合并，邵长河成了机械厂一车间主任，这是他在厂里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如今仍被月清当成内衣穿在身上。白色现已变成了黄色，胸前还破了几个洞。可是月清不在乎，月清的胸早已被三个儿子吸干了，如今已经是一马平川，哪还在乎那几个破洞漏光。

看着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作为母亲，月清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可再看着他们这样拥挤地睡在一张床上，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惆怅：儿子们都要成家，成家就要有房子，可房子在哪里？

闹腾了一段日子，老宅要拆的事终于进入了摸底阶段。今天“老城办”的老袁和小乔来到了老宅，了解老宅里现住户的情况。老袁仍然一脸的笑容，小乔手上捧着老宅平面图和住户租赁情况表，房管所的房管员小林陪着他们一家一家地核对着住户基本情况。老袁和小乔都没有亮明身份，也没有直接和老宅里的人接触。房管员小林和大家熟悉，每个月是由她来收取房租的。老宅里的房子漏雨，门窗损坏，玻璃残破等等需要房管所来修理的事，也是要报给小林，再由小林填单派工。虽然只是来摸底，但对老宅里的住户来说，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传了一段时间的拆迁，今天终于见到真佛了。

一行人量到月清家。正为房子愁眉不展的月清像来了贵客一样迎接大家，又是倒水，又是端板凳，然后堆着笑脸地打听：“我们家这么多人，光儿子就有三个，能还给几套房？”小林说：“几套房？好大的口气，你家现在才住了多少平方？旧房拆迁，市里早有政策，有多少面积还多少面积。”可月清家的房子只有这一间约三十多平方米的东厢房，再加上那间过厢约十平方米。加在一起也不到五十平方米，连一套小户都分不到。月清愁上加愁了，她突然想起还有自家烧饭的共用厨房，于是就问：“共用厨房面积算不算？”

小林说：“这个没有明确规定，再说共用厨房也不是你一家的呀，还有别人的呢。”小林的口气，好像将来分房都是她说了算。

今天谢庆芳有事出去了，由琪文在家陪着父亲齐社鼎。只要琪文在家，齐社鼎就特别安静。琪文是最心疼父亲的，父亲病了，琪文不上班的时候就尽量在家呆着，这时，琪文正给父亲剪指甲。这几天齐社鼎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能够安静地听人说话，并能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还不能说完整的话。

琪文边给父亲剪指甲，边说着厂里那个心仪她的小伙的事。齐社鼎聚精会神地听着，琪文问他：“爸，你说这男孩可不可以接触？”

齐社鼎张开口说了一个字：“好。”

琪文说：“他家我去过，住得很小。没有房子结婚，妈妈肯定不会同意的。”琪文期待着父亲能支持她，这次齐社鼎却没有反应，琪文抬头看着父亲，发现他盯着门外的厅堂，正好小林领着一帮人朝他们家走来。

门是开着的，小林一脚迈进齐社鼎的家，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病人，就问琪文：“你妈妈不在家？”

琪文说：“出去了。”

小林就说：“我们来看看房子，主要是调查摸底。”

琪文说：“好吧，你们看吧。”

老袁和小乔从小林的身后走了进来。齐社鼎因为患病，脸已经变了形，老袁和小乔都没有认出他来，可齐社鼎认出了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拆老宅来的，情绪开始不稳定了。老袁和小乔在房间里这儿看看，那儿瞄瞄，床上的齐社鼎开始躁动了。老袁和小乔看完房间又去看天井，嫌那盆腊梅碍事，就把它搬了下来。这时，房里的齐社鼎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琪文知道那盆腊梅是父亲的最爱，于是就走了出去，叫他们不要动，小林不高兴地说：“这破房子都要拆了，破花盆还留着干什么？”话音未落，房间里“咚”的一声响，琪文吓得赶紧往回跑，只见父亲掉到了床下，躺在地板上的齐社鼎，手指着门外，语不成句地说：“梅——梅、香、的……”

齐社鼎心里放不下梅香。

当年，沉船打捞上来以后，也没有找到梅香的尸体，大家心里都明白梅香死了。梅香死后，太太那虔诚的佛教徒内心世界被搅乱了。她有一种负罪感，认为梅香是自己害死的。可梅香已经死了，太太再三叮咛张妈，一定不能说梅香肚子里的孩子的事，让这个秘密永远永远烂在肚子里。她给了死了丈夫的张妈一笔钱，这笔钱是太太的私房钱，并对张妈说，让少爷给张妈养老送终。此后，太太一直留张妈住在齐府。然后，太太极力让生活迅速恢复如常，少爷社鼎快要考大学了，千万不能耽误了儿子的学业。

齐社鼎从江边回来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不吃也不喝，太太一直守着他。守了几天，齐社鼎不哭了，人却变得痴呆了，别说考大学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太太急得去找医生，西医说，精神受到刺激，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又找中医，中医说，急火攻心，需要调理。西医和中医说的话，都需要时间。

但少爷的情况总不见好转，太太常常在夜里听到儿子嘤嘤地哭，嘴里不停地喊着：“梅香，梅香，你在哪里？你在哪呀——”

于是，太太又请人来算命，算这算那，都治不了儿子的病。再去庙里求佛，佛，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一言不发。

还是老爷想了一个法子。他说，儿子是相思病，他知道梅香已经死了，找不到梅香的尸体，他的心就没着落，总在挂牵。如果梅香尸体找到了，他的一颗心也就放下了。老爷让人买一口棺材，在棺材里装上石灰，封上棺材盖，告诉儿子，梅香找到了，已经入殓了。

齐社鼎听后痛哭不止，太太安慰他说：“我已经把梅香收为女儿，她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就安葬在我们家族祖坟地里吧。”

就这样，一口空棺材安葬到齐家墓地里了，还竖了一个碑，碑上刻的名字是齐梅香。

老爷告诉儿子，梅香入土为安了，你也要振作起来。这样，齐社鼎的痴呆才一点一点地好起来，真正恢复到正常，已经是琪文出生以后的事。

从此，每年的清明和梅香的忌日，齐社鼎都要到坟上来看梅香。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他就带着他们来扫墓，对他们说，这里埋着的是你们的姑姑。齐社鼎经常跟女儿琪文说到梅香，他说琪文跟梅香长得很像。

“文革”中，国家要造一个大炼油厂，选址在宜市，征用了很大一块地，齐家的墓地被圈在其中，要求迁走。当时，齐社鼎正在学校里办“学习班”，那时的“学习班”并不学习什么，而是交待问题，齐社鼎的问题仍然是“海外关系”，他并不是“学习班”的重点，但他要“陪读”，也不能回家，迁坟一事由妻子和儿子张罗。等到他从“学习班”里出来，妻子和儿子已经将祖坟迁好了。他立即到新迁的坟地去看，没有发现梅香的坟。

他破天荒地对谢庆芳发了大脾气。谢庆芳委屈地说，这次迁坟国家只对直系亲属进行补助和安排新的墓地，梅香不是直系亲属，所以没有迁坟。

齐社鼎拂袖而去。他没有回学校，而是登上了去郊区的公共汽车，跑到齐家祖坟上去了。

祖坟变成了一片工地，沿途都是大型的工程车来往穿行，到处尘土飞扬，仿佛整个大地都被扒去了一层皮。齐社鼎已经找不到齐家的祖坟地在哪儿了，最后通过一棵还没有伐去的大树，找到坟地的大概方位，可是那儿已经被推土机推平，裸露着一片黄土，路边堆着一些腐烂棺木。

齐社鼎急得一头汗，突然感到一阵尿急，见路边有一个简易厕所，就钻了进去。当他尿了一半，低头一看，突然浑身一颤，尿了半截的小便全给憋回去了。他看见垫在脚下的条石是一块墓碑，墓碑上隐约有一个“梅”字。

他蹲了下去。这块被放在便池旁当做踏步的墓碑，沾满了泥土，齐社鼎用手去抠，用衣袖去擦，终于看到了“齐梅香”三个字。

在这方圆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找到了梅香的墓碑，无疑相当于在大海里捞到了针，说不清是喜是悲。齐社鼎认为是梅香冤魂未散，指点着自己找到了墓碑。

墓碑是找到了，可是梅香的尸骨却无从寻找，齐社鼎并不知道，棺材里根本就没有梅香的尸骨。齐社鼎很瘦弱，简直是骨瘦如柴，却硬是将这块墓碑从厕所里扛了出来。齐社鼎要将它扛回家去，扛回老宅里去。

天色已晚，西天边是一片血红的火烧云。齐社鼎心里默默地说，“梅香，我对不起你，你跟我回家吧。”

齐社鼎将梅香的墓碑扛回老宅，放在天井靠自家窗边的石凳上，有碑文的一面朝下。他花五元钱，买了一盆梅花放在上面。这是一盆腊梅，开花的时候不长叶，长叶的时候不开花。严冬季节，干枯的枝干上，点缀着朵朵黄色的小花，天气越冷，花儿越香，哪怕漫天大雪也冻不死它。齐社鼎夏天坐在这儿乘凉，冬天坐在这儿晒太阳。其实，那花已经死了很久了。

见有人要动那盆腊梅时，齐社鼎心里一急，一翻身就从床上掉下来了。

躺在地上他还在想：老宅要拆了，又到哪儿去存放梅香呢？

如果不说这三个孩子是三胞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长得并不太像。月清为此翻过父亲留下的医书，才得知，多胞胎有多卵多胞胎和单卵多胞胎之分，女人的一个卵子受精后分裂成多胞胎的长得就像，多个卵子受精后形成的多胞胎有的长得就不像。

月清这个苦命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下子排了三个卵，又全部被邵长河的精子抓住，从此奠定了她一生的苦难。

三个孩子不仅长得不像，个性也各不相同。首先不像他们的父母，父亲邵长河寡言，母亲月清话也不多，可这三个小子只要在一起，那便是一台戏，一台闹剧。不是打架，就是争吵，没完没了，然后又能迅速地归于平静。除了老大温和一点，老二老三都有点暴力倾向，在学校时都好打架，工作后才收敛一些。

三个淘气的孩子，让他们的母亲受尽了苦。

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月清愁的是自己这三个儿子将来结婚的房子在哪里？三兄弟可要娶进三个媳妇呀，老宅拆迁只能还一套房。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月清心里那个愁呀，又怎么睡得着？

月清今天夜里起来，就是跟房子有关。她分别给三个儿子掖掖被，就走出了房间。

张翠霞看见的那个站在三进厅堂里的黑影，就是月清。

从晚上一直下着的细雨变成了雨滴，顺着屋檐落在天井里的那些青石板上，月清的周围一片雨水敲击青石板的声音。

天很黑，什么都只能看到一个轮廓，骨瘦如柴的月清，穿着那宽大的汗衫，走起路来简直像在飘浮。她朝着后面厨房走去。

月清心里有个小九九。住在三进的一共有八户人家，其中三户共用一个厨房。这个厨房就是早先齐府的大厨房，由于孙拽子家占用了一点，现在三家烧饭的地方都很挤。

月清家只有那间东厢房和那过厢，将来拆老宅还房子时，可能增加面积的地方，只有那三户人家共用的厨房。因为三家共用，应该要分别计算到三家还房的面积里。将来各家算多少，应该有一个说法。月清是个与世无争的女人，与邵长河结婚后，也是抱着天塌下来丈夫顶着的想法，仍然不与人争，自从生了二女三男以后，生存空间的逼仄，使她不得不开始斤斤计较。

这天夜里起来，她是想把厨房里自家堆放柴火和蜂窝煤的地方整一整，以便占的地方大一点，哪怕多占一个煤饼的位置。

月清走到三进连接雨廊的那道门时，突然想起忘了带手电筒，又转身回去。当她拿了手电筒准备再次出门时，一抬头，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连接三进与雨廊的那道门旁，面朝厨房的方向，背对着月清。

一个黑影看见了另一个黑影。

刚开始月清以为是自己眼花，定定神再看，确实是一个人影，而且穿了一身白！

月清不怕鬼，据说死过一次的人都不怕鬼，月清是死过好几次的人，更不怕了。她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看真切了，就想打开手电筒再看个明白。可好像真是鬼使神差一样，那个已经用了多年的铁皮手电筒这一刻就是打不开，这时白影开始移动了，看不到脚，又没有声音，如同飘起来一样，从三进厅堂往雨廊飘。月清定了定神再看，白影不见了。

真是自己看花了眼。月清揉了揉眼睛，就往厨房走去。

走到厨房的门口，又看到了那个白影。白影手上好像拿着一根棍子，在厨房里的地上墙角东戳戳西捣捣。会不会是扒手？她没有大叫，而是轻声地咳嗽了一声。

白影受到了惊动，立即转过身来。月清见她披散着头发，看不到脸，一身白衣，一动一动都像在飘。月清一惊，这不是过去见过的那个女鬼吗？她又出来了？！

月清虽然是死过几次的人，但她毕竟是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当真真切切地遇上了鬼时，又怎能不怕？她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手电筒也掉到地上，“啪”的一声摔破了前面的玻璃罩。她想喊却没有喊出来，而是发出了“唉——”的一声，像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那女鬼好像被传染了似的也发出“唉——”的一声，然后朝着月清来的方向一阵风似的飘走了。月清感到那风是凉的。她想，这一定是个鬼，因为只有从阴曹地府里出来的鬼，才会带有这种冰凉冰凉的阴风。

第十九章

月清在地上坐了好久，直到雨水浸透了她的裤子，才缓过神来。她想，这事不能声张。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疑神疑鬼的，自己再说鬼的事，人家一定会怀疑是自己在搞鬼，深更半夜里跑到厨房里搞什么？因为她过去多次自杀，老宅里已经有人说她半人半鬼了。

月清也像个女鬼一样，一飘一飘地回家去了。

由于月清长期害怕丈夫碰自己，每当邵长河回家她都会轻手轻脚地尽量不惊动他，走起路来就像怕踩死蚂蚁似的。常常发生她站在人们身后开口说话时把人吓一跳的事情，人们听不到她的脚步声。所以，老宅里有人说“月清真像鬼一样的轻”。

第二天早上月清醒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上班去了。她简单梳洗了一下，就朝厨房走去。

昨晚下了一夜雨，今天太阳一出来，气温又明显地上升了，在阳光下还会热辣辣的，但背阴处又升腾着凉凉的秋气。经过雨廊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她感到暖烘烘的，进入厨房，太阳没有了，立马感到一股阴阴的凉气，月清瘦，最怕冷。

她在给儿子们做饭的时候，看到厨房的地上和墙角都有被棍子捅过的痕迹，自家堆在墙角的蜂窝煤有几个都被捅破了，这让她对昨晚看到的鬼有些怀疑了：鬼就是魂，魂是一股气，是可能看到但抓不到的一股气，昨夜自己确实是真真切切看到了，那女鬼从自己身边飘过的时候，她感到的就是一股冰凉冰凉的冷气。但像一股气一样的鬼魂，怎么可能留下棍子捅过的痕迹？如果不是鬼，深更半夜里跑到厨房里来干什么？这里除了煤饼和柴火，什么也没有。

在这间厨房里，曾经死过一个女人，就是张奶奶的女儿红杏。老宅里出现女鬼以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那是红杏的鬼魂。红杏的鬼魂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现在突然出现，一定跟老宅要拆有关。这么多年，红杏的鬼魂都没有散去？

站在厨房里的月清不由自主地回头左看看右看看，看看厨房里还有什么异样。

月清的三个儿子，老大叫同年，老二叫同月，老三叫同日。这是月清取的，既有小布尔乔亚的浪漫，又寓意着三个儿子要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帮衬。这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孩子个性却很不一样。老大温和软弱像小弟，老三强悍，像大哥，却又为时常要保护大哥而耿耿于怀。

老三同日的暴力倾向表现得很特别。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学校发动学生“灭四害”，那时孩子们小，就让他们去打苍蝇。为了检验同学们“灭四害”的成绩，学校要求同学们把打死的苍蝇放在火柴盒里带到学校来检查。同日带来的所有苍蝇都是身首异处，他把所有的苍蝇，都掐下了头。

月清最怕软体类动物，尤其是毛毛虫和蛇。不要说见到，只要听人们说到她都会全身一麻。

上小学时，老大同年不知怎么喜欢上了养蚕。这种小动物，在月清眼里和毛毛虫没有什么两样。

同年在同学那儿要了一些蚕卵，孵蚕卵的时候还是春暖乍寒的季节，把蚕卵孵出来需要加温。月清家每天要烧一大锅饭，这一锅饭要从中午吃到晚上，月清每天中午烧好饭，就在被子里铺上报纸，然后把用棉垫子包着的饭锅放在被子里，这样到晚上，饭还是温温热，被窝里也是暖的。

同年盛饭的时候，见被窝是暖的，灵机一动就把蚕卵放在暖被窝里孵。蚕孵出来了，爬得满被子里都是，晚上，月清拉开被子睡觉，睡到夜里，感觉到脖子上，肚子上，大腿上都痒痒的。开灯一看，满被子里都是蚂蚁一样的小小毛毛虫，她惨叫了一声，就昏过去了。吓得长河半夜背起月清送医院，回来看见三兄弟正在打着电筒满被子里抓小蚕，气得把他们一顿好打。

第二年，仨孩子就把母亲吓晕过去的事情忘了。

那年春天，老二同月每个周六都陪一个要好的同学和他姐姐到郊外去采桑叶喂蚕，他那位同学和他姐姐一起养了好多蚕。同学的妈妈在医院注射室当护士，拿回来好多装葡萄糖针剂的纸盒子，姐弟俩在纸盒盖上扎几个洞，把蚕放在里面养，一盒一盒的特别诱人。

对于养蚕这种“细活”，同月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他有兴趣的是同学那漂亮的姐姐。同月陪同学和他姐姐一同到郊外去采桑叶时，心情特别愉快。同学之所以总邀同月前往，是因为同月会爬树，再高的树也难不倒他。同月最大的愉快就是在同学姐姐的面前飞快地爬上树，采下一把一把的桑叶扔下来，同学和他姐姐在下面捡。当桑农来赶时，他就飞快地下树，一手拉着同学，一手拉着同学的姐姐逃跑。捏着同学姐姐软软的暖暖的汗津津的小手，是同月最大的快乐。

同学姐姐为了感谢他，就送了十几条一寸多长的蚕宝宝给他，并说，蚕长到这样大，肚子亮晶晶时，就很快要结茧了，而且告诉同月，送给他的蚕宝宝将会结最漂亮的黄颜色的茧。

同月如获至宝地将蚕宝宝带回家，怕给妈妈看到，他就把蚕宝宝藏在衣橱里。他不懂，要结茧的蚕宝宝都有一种本能，会去寻找一种能帮助它结茧的环境。他的十几条蚕本能地爬得满衣橱里都是，它们要利用衣服的褶皱来结茧。

那天，月清正好要出门办事，想找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穿，打开衣橱，将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紫色春秋衫拿出来。穿上后到衣镜前一照，正好有一只白白胖胖亮晶晶的蚕爬在衣领上，可怜的月清再一次吓晕过去了，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板上，人事不知。

第三次被儿子吓晕，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是同日买回来的一个玩具引起的，而且后果更严重。

那天，同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农村来的老篾匠，在老宅的后门口用竹子做玩具，他将几节竹子穿成一串，做成一条蛇，轻轻一晃，蛇就能蠕动。同日觉得好玩，就花一角钱买了一个。他一直拿在手上玩着回家，一路上还吓唬小姑娘，吓得那些小女孩一个个嗷嗷叫。他带着兴奋的心情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在房间里低头补衣服，就将那条竹蛇顶着月清的后脑勺，嘴里说：“妈，你看这是什么？”他一高兴就忘了，母亲最怕的正是蛇。

月清回过头来，后脑勺上那条“蛇”，一下戳在她脸上。月清脑子里“轰”的一下，“妈呀——”她惊叫着一头栽到了桌子的角上，血，立即流了一地。

月清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这三个儿子，就是这样“折磨”着她。加上生活的重重压力，她那虚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总觉得自己要死在邵长河的前面。可事实正好相反，“弯弯的扁担折不断”，她一直熬到了最后一刻。

邵长河没来得及看到第三代的出生。他在街道机械厂干了一段时间，工厂因为不景气倒闭了。街道工厂是集体所有制，倒闭后连遣散费都没有，邵长河只得操起了旧业，重新把他的修车铺开了起来。

邵长河是个实诚的人，埋头干活少言寡语，修车技术又好，所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但是那几年的物价像坐了直升机，让你看了都心里发慌。三个儿子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都很高，买任何东西都要买三份，还有两个女儿。邵长河没日没夜地苦干，仍然捉襟见肘，家里穷得除了那两张大床，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这时候，邵长河得了一种致命的怪病：肌肉萎缩症。首先是两手无力，然后肌肉萎缩，手臂一天比一天细，细到只见骨头不见肉。这样的手怎么修车？连扳手都拿不动。接着，腿部肌肉也开始萎缩，到最后几乎不能行走了。

邵家的天，塌了。

躺在床上的邵长河连用手捶床板的劲都没有。大女儿素兰刚结婚，男方家境也很一般，结婚的费用有一部分都是跟亲友借的，根本无力帮助邵家。二女儿素梅还有半年才师专毕业，毕业后就可能有教书的工作，当然不能叫她半途而废。于是月清对三个刚进高一的儿子说：“你们三个，学习最好的留下继续读书，成绩一般的休学回家把修车铺挑起来。你爸爸变成这样，家里总要吃饭啊。”

学习最好的是老大同年，正好老二老三也不怎么想读书了，他俩就决定休学。两兄弟子承父业，这是邵家的第四代修车铺。

可这两个孩子，不仅修车技术不行，对顾客也没个好态度，甚至和客户因为修车费的事情打架，打了一个，就把其他客户吓跑了，修车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

邵长河也撑不下去了，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里，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几次张开嘴想说话，但就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邵长河死在他结婚的那张床上。

丈夫死后，月清的头发一下子花白了，每天操持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生活，仅仅那三餐饭和儿子们的洗换衣服，就让这个老妈子从早忙到黑也干不完。当年那个手捧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女中学生，如今消瘦得几乎前胸贴着后背，完全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虽然两个女儿已经工作了，减轻了家里一部分经济负担，但继承邵家香火的三个儿子却像没心没肺似的拒绝长大成人，一点都不能为母亲解愁分忧。素梅虽然每个月都将工资交给母亲，但她一早上班，一晚回家，连话都很少跟母亲说。可怜一个月清，这辈子好像就是为了受苦受难而来到这个人世的，眼前没有一点希望的光亮。

老宅闹鬼的事，三兄弟当然也知道，但态度却各不相同。老大同年不太关心，他觉得那是大人们胡扯，毕竟比两个弟弟多读了几年书，他自觉是有文化的人，不信有鬼。老二老三自小听多了曹老三讲的《聊斋》故事，有点将信将疑。老三同日还异想天开地问同年：“真有狐仙？会不会是个美女？”两兄弟还曾想夜里起来找找看，但他们白天在修车铺里忙了一天，晚上倒下，一觉就睡到了天亮。

那天，三兄弟一回家，母亲就告诉他们，后院的铁姑死了。

同日听了一愣，还没有缓过神来，同年抬抬头说：“哦，那个女傻子呀！”

同日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冲着同年说：“别人在你面前都是傻子，就你聪明！聪明不也是靠出力气挣钱吗？”这是说同年也没有考上大学。

同日对铁姑有一点特别的感觉，这是他的一个绝对隐私。

同日长到二十二岁，真正碰过的女人就是铁姑。当然谈不上有多么深的感情，但确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毕竟是他触摸过的惟一的女人。

铁姑虽然有些弱智，但她的身体仍然和健康的女人一样，正常地发育成熟起来，她也有自己的情感。在家里，她每天为一家人做饭洗衣，从早忙到晚，可一家人谁也没有把铁姑当个女人。只是每个月那几天里，母亲丘碧霞会给她买几刀草纸。铁姑每天做好饭，就会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傍晚的夕阳下，看着老宅里放学回家的孩子们。

邵家三兄弟一同上学一同放学，铁姑就喜欢这三个男孩，常常逗他们。三兄弟中，同年同月都不愿和铁姑多嗦，同日有时回头看她一眼，那是好奇。

弱智的人是实心眼，铁姑看到同日对她好一点，就专门惹同日。同日当然不会对铁姑有兴趣，但铁姑胖胖的，他也不反感。后来，同日和同月休学后，看到铁姑的时间就少了。而铁姑从来不会到前进来，那条一人小巷，好像是铁姑的边境线。她曾经到前进来玩时，被前进的孩子们戏弄过，以后铁姑就再也不来了。

慢慢地，同日把铁姑忘得差不多了。一天，同日突然看到铁姑出现在修车铺门口，原来，她是拉着家里的板车来找同日修。后来，铁姑家的两部板车都会到同日的修车铺来修，铁姑看着同日给板车补车胎、调钢丝、上机油、换钢珠。

同日修车的时候，铁姑喜欢站在他身后。同日叫她站远一点，免得身上弄了机油。铁姑说：“不行，我要看着你会不会偷懒。”说完，又是傻傻的笑。这时候，铁姑其实一点都不傻。

一次，同日调好钢丝以后起身，一下子撞在身后弯着腰看他干活的铁姑身上，他感到有一股弹性。转身一看，铁姑胸前露着白白的一块，原来是她那对丰满的奶子，几乎把同日给弹回去了。

那时，同日十七岁还没满，铁姑比他大几岁。碰上铁姑的胸，是同日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身体，虽然家里有三个女性，但他没觉得她们是女人。无意中撞了铁姑的胸，同日的心跳突然加快了，铁姑也兴奋得满脸通红，对着他傻傻地笑。同日不愿看铁姑那傻笑的脸，却喜欢看她胸前那白白的两块坠肉。

从那天开始，同日从铁姑身边经过时，就故意用肩膀去撞那鼓鼓的胸。有一次撞重了，大概有些疼，铁姑突然眼含泪花地说：“撞得我生疼的，你给我揉揉。”说着，往同日面前跨了一步。

弱智者吐真言，同日怎么会再装糊涂。“好，我给你揉揉。”说着，就拉着铁姑进到修车铺放零件的小库房里。掩上门，把手放在铁姑那挺挺的胸前揉，揉着揉着，觉得不过瘾，又把手从铁姑的领口伸了进去。原来，里面与外面是两重天地，里面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滑润，那样的富有弹性，那样的有吸引力。摸了是那样的舒服，摸了还想摸。

同日眼睛闭上，这样，感觉都集中到了手上，他不愿看铁姑的脸。铁姑也不反抗，非常顺从地任由同日摸，只是傻傻地笑。

慢慢地，同日得寸进尺，摸多了胸觉得不过瘾，就从上面伸到了下面。铁姑依然任其摆弄，只是摸到下面的时候，铁姑不再笑，而是轻轻地哼。从那以后，铁姑总是找由头来到修车铺，今天带来一个红通通的西红柿，明天带来一节嫩嫩的黄瓜，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天冷以后，西红柿和黄瓜都没有了，铁姑每天中午烧完饭后，就在锅灶的热灰里窝一个红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红薯熟了，她把这个仍然很烫的红薯包在衣服下面，一路小跑着送到修车铺来。

后来，这事被同月发现了，他感到这事不好。铁姑是她父亲孙拽子的心头肉，如果被这河南侉子发现了，是要出人命的。另外，铁姑毕竟是弱智，他怕同日会进一步发展，就坚决制止了同日的行为。

同日也从沉迷中醒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怕。他在同月的监视下，像戒烟瘾一样戒掉了自己这荒唐的行为。铁姑后来又来了多次，都是同月接待她，帮她修车，她好像比明白人还要明白似的，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这件事就变成同日同月和铁姑三人之间的秘密，谁也不再提起。但同日就是不愿意别人在铁姑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傻”字，他说：“铁姑不傻，心里明白。”

现在铁姑说死了就死了，同日感到心里很堵。

见同日说话很冲，同年一脸不与他一般见识的神情，没有再说话。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同日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扒饭，心事很重似的。同月知道他心里难受，又不好去宽慰他。月清以为兄弟间又吵架了，只好给这个夹菜，给那个添饭，来缓和气氛。饭桌上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

同日第一个放下碗，他今天吃得比以往少。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一个挺身起来走出了房门，不由自主地往后院走去。

天已经完全黑了，铁姑家里亮着灯。铁姑已经从医院直接送到火葬场了，只听见铁姑的母亲丘碧霞在家里哭，有邻居们在一旁劝慰她。孙拽子坐在门口的石板上，那里灯光照不到，黑暗中只看到一个弓着背的人影，有一点红火一闪一闪的，那是孙拽子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同日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同日买了几刀草纸，在修车铺的后面烧了，边烧边说：“铁姑，来领钱吧。你前世是不是个饿鬼呀？吃肉为什么就不能吃慢一点呢？我给你送点钱，你要是饿了，就拿去买东西吃。”

市里最后还是决定，将园青坊大街的改造交给民营房地产公司，执行市里统一规划，按市场化运作。关于对拆迁户的拆迁补偿，也执行市里制定的拆迁补偿政策，由市“老城办”配合。市长要求，既要保证老城改造成功，也要保证拆迁户的基本利益。接手开发的新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已经开发了周边好几个房地产项目。与市里签完协议后，立即着手进行老宅丈量和拆迁户返还摸底。

测量队轰轰烈烈地开进了老宅，由一个姓汪的经理带队，听说是总经理的哥哥。这个汪经理大大的啤酒肚，见人就笑，像个弥勒佛似的，比那“老城办”的老袁还要和气。他带的测量队员们也非常热情，对大家彬彬有礼。房管员小林仍然陪同，在这种气氛下，她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好转。

对老宅里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丈量面积即决定今后返还的房子有多大，所以家家都有人跟着测量队员后面，有的帮着拉皮尺，有的跟着指指点点，有时跟着的人比测量队员还多，老宅里像过年一样热闹。老宅这种房子，并不是每家都是方方正正的，在丈量时，住户们对于家中角角落落非常计较，一会儿指着一个拐弯的墙角说应该算面积，一会儿指着一根柱子的后面说也应该算面积。三进二楼上早先有一圈回廊，回廊朝北的方向有一排靠椅。由于三进比二进高，这里不但可以看到二进的厅堂，还可以观看外面更远的世界。过去是供小姐和女眷们观风景的，小姐相亲的时候，也是小姐和女眷们偷看未来夫婿的地方，这排靠椅就叫“美人靠”。三进二楼上被隔成房间住了人家后，回廊被从中隔断了，“美人靠”被隔进了何惠芳的家。测量时，从地板开始量，何惠芳马上提醒测量队员，那伸出去的约二十公分宽的靠椅面积也应该算进来。

测量时，家家都在斤斤计较，经常面红耳赤地吵起来，最终都要找汪经理来评理，只有汪经理能最后定夺。弥勒佛似的汪经理前前后后跑得满头大汗。

汪经理出奇的好说话，也善解人意。他听听争吵的原因，量量争议的焦点，再看看小林手上的住户租赁一览表，最后总是对住户让步，当然也就是一两个平方米。解决以后，他就要让屋主人在最后测量的结果上签字，他说：“你们签了字，我回去就是想做手脚也做不了。”

测量人员，特别是汪经理，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宅里的人都非常高兴地议论，民营公司和国营公司就是不一样，不以势压人，实事求是，而且效率也高。

量完月清家后，汪经理让月清在表上签了字。这天老大同年正好在家调休，他见测量人员要离开了，就追上去问：“我们家这么多人，能还给几套房？”

测量人员笑笑，把测量的结果拿给同年看，说：“你妈妈刚才已经签过字了，你们家总面积是四十九平方，汪经理说退让一个平方，一共五十平方，五十平方可以返还一套中户。”

同年叫起来了：“才一套房？比现在还小，我们家光兄弟就有三个，那怎么住得下呀？”

这时，“老城办”的老袁过来了，他见同年满脸涨得通红，怕引起冲突，就笑嘻嘻地说：“如果结婚成家了，市里有照顾政策，不用急，不用急，小同志。”

同年本来指望这次能多分一套房子，现在看来恐怕不现实了。那一天里他都闷闷不乐的。

同年是三兄弟中较为文气的一个，他不像同月同日那样争强好胜，文质彬彬的话也不多，心眼也小。虽然读书比两个弟弟好，但也没有考取大学，上了一所职业学校，学的是建筑工程预算，毕业后，分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这是一家区属建筑公司，规模不大，虽然是建房子的，同样也没有房子可分，单位只有几人住一间的集体宿舍。

同年虽然是大哥，但他没有兄长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比弟弟们也就大几分钟而已。再说，他毕竟读了中专，每天和一身机油味的弟弟们同睡一床，真也受不了。最重要的是，他恋爱了，和一位叫时美琴的公司女出纳员相处越来越近。时美琴家在农村，财会学校毕业后分到公司的。时美琴已经暗示他，只要有一套房子，她可以考虑嫁给同年。这事，他还没有告诉母亲月清，当然也没有告诉同月同日和姐姐素梅。

晚上吃完饭，月清突然感到自己全身跟散了架一样，没有一点力气，在床上似睡似醒地躺着。这种感觉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每当有这种感觉时，就会想起丈夫当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情景。她真担心自己会跟丈夫生一样的病，那么这个家就彻底跨了，三个儿子将来怎么办？同时，她心里也一直装着那个出现在厨房里的女鬼，她不知道这个女鬼的出现预示着什么。

月清住的这个东厢房，有一个窗朝着厨房，躺在床上的月清注意力一直在厨房里，想着想着，意识就有点模糊了。

月清刚刚闭上眼睛，过厢里突然打了起来，打得地动山摇，几乎把屋顶都要掀翻了。她吓得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飞快地跑到三个儿子的房间里。只见同年同日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谁也不示弱。同日的头上在流血，同年的头上也有一个血包。

这时，素梅带学生上晚自习去了，同月不在，月清连一个帮手都找不到，只得自己冲上去拉同日。拉开了，同年又掐上了，再去拉同年，同日又掐上了。平时很少打架的同年，今天不知怎么变得特别凶，拼命追着同日打。要论打架同年并不是同日的对手，可今天同年竟然把同日打得招架不住了。

原来，这天晚上，同月吃完晚饭就出去了。修车铺生意不好，同月一直在想其他的生财之道。今天，后院的赵大成碰到他们兄弟俩，就推销他的“大阪西服”。同月说自己每天修车一身油腻，哪有机会穿西装。赵大成递了一支烟给同月说：“修摩托车能赚几个钱，卖摩托车才能赚大钱。”

同日没有理会赵大成，他不喜欢赵大成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一张嘴，只会在女人堆里混。看到赵大成今天挽一个小妞，明天又换一个小姑娘，同日心里多少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可同月却很感兴趣，凑上来说：“卖摩托车，那可是要大本钱的，我们这小修车铺哪里有那么大的资金？”

赵大成吐了一个烟圈说：“你们脑子不活，信息不通，现在没有大资金也可以赚大钱的。”赵大成将刚学到的一个新名词“信息”用上了，还故意在那个“也”字上加重语气。

同月不解地问：“信息？”

赵大成接着说：“就是消息，别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不多的消息，你知道了，你就有赚钱的资本了。比如我，我也没有大资本，却可以做大生意，你看，一车一车地从福建往家里倒货。”赵大成的话，一半真的一半玄的。

同月回给赵大成一支烟：“大成，你有什么消息，可以让我们跟着赚点？”

赵大成就着同月点着的火，把烟吸着了才说：“有，告诉你，有机会我们一起做。”他低头在同月的耳边悄悄说：“福建有渔民从海上走私日本摩托车，由于不用打税，比市场上的价格要便宜一半。旧车就更便宜，那些旧车可都是七八成新的。”

同月也轻声问：“那怎么做？”

赵大成说：“跟我倒旧西装一样，先找人把货收到，然后装车运回来。”

同月问：“那要先付多少钱？”

说到这儿，赵大成也说不清楚了，今天本来是即兴吹牛，没有想到已经说到这么具体了，于是只得打住：“我今天还有事，找时间我们再聊。”说完，就离开了。

大成的吹牛，同月却当真了。晚上吃完晚饭，他就到后院找赵大成去了，想进一步了解摩托车的情况。同月知道市场上摩托车很紧俏，特别是进口的，如果能进一批，肯定能赚一大笔，日本旧摩托车赚头就更大了。大成说那真正是生财之道，这话不假。

同年同日吃完晚饭，就回到他们的房间里。今天，同年要想办法告诉弟弟，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要让弟弟们主动把房子让出来。他想，让两个弟弟搬到修车铺去住。其实，修车铺并没有多余的房，只是一间约四十多平方的临街的店铺。只要有多几部车来修，兄弟俩就只好把车停在人行道上。除了那个装零配件的小库房，邵长河在世时，在铺面的天花板上隔了一个小阁楼，堆放东西。那阁楼很矮，人在上面进出都要弯着腰，夏天热气能把人蒸透，冬天寒风能把人冻僵。

同年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他突然问同日：“同日，你有女朋友了吗？”

同日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还在为铁姑的事跟同年呕气，不想和同年说话。这时，突然听到同年问自己有没有女朋友，于是睁开眼望着同年，没有回话。

同年拿出一张照片，是公司团支部组织郊游活动时，同年偷偷地给时美琴照的。

同日拿着照片，左看看，右看看，觉得时美琴长得实在不怎么样，就递回给同年，问：“这是谁呀？”

同年反问：“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长得怎么样？”

同日将同年手上的照片拿过来再看看，说：“不怎么样。这是谁？”

“我们公司的同事。”

“不会是你们在谈对象？”

同年郑重地说：“我们是在谈对象。”

同日说：“啊？同年，你是不是想老婆想疯了，随便从街上捡一个就是了！”

这句话对同年有点刺激，他不高兴地说：“除了家在县里，本市没房子，其他都不错呀。”

同日没有兴趣跟同年讨论这件事，又将照片还给同年，说：“哦，你觉得不错，你留着吧。”

同年把话深入了一步：“她说，有房子就结婚。”

同日已经把眼睛闭上了：“那你就找房子结婚吧。”

同年睁大了眼睛瞪着同日说：“我到哪里去找房子？”

同日这才明白了同年的意思，他直盯着同年问：“你不是叫我们给你让房子吧？”

“长兄当父嘛，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同年这话说得就有点太自私了。

同日不屑地说：“什么长兄当父，不就是比我早生几分钟嘛。要是我在下面，也许我先出世，那我就是长兄了。”

同年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不妥，就改口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找一个女朋友不容易，你们要体谅我。”

这时，同日拿起仍然放在枕头上的照片，抖了抖，说：“这样的女人，长得还不如铁姑实在，随手可以抓一把，什么容易不容易的。”

说着，他想把时美琴的照片扔到枕头上，谁知扔重了一点，照片从枕头上滑到地上去了。

同年震怒了，他本来坐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这时“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直指着同日喝道：“你给我捡起来！”

同日从来没有见过同年生这么大的气，他觉得这事根本不值生这么大的气，三兄弟过去在一起谈女人的话比这损多了，也没见谁生气过。同日这些年收敛多了，很少与人争斗，见到难说话的顾客也能忍则忍。他瞪着同年没有动。

同年一下扑到同日身上，扭着他的脖子要他捡。同日不愿意，两个人缠在一块打了起来。同年不是同日的对手，他拿起一根支窗户的棍子，朝着同日头上就是一下，同日的头流血了。同日抄起旧皮鞋朝同年头上砸去，同年的头上也隆起了一个包。同年当然不依不饶，他伸手掐着同日的脖子，掐得同日脸都变成猪肝色了。同日也回手掐着同年的脖子，掐得同年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月清进来了。见两个儿子缠在一起打成这样，月清急了，上去拉，拉不动。同年已经失去了理智，像发了疯一样，两只手死死地掐着同日的脖子。月清甩手打了同年的后脑勺，同年以为是同日在打他，于是腾出一只手，挥起来打了同日一个嘴巴，立即在同日的脸上留下五个红印子。同日不干了，朝着同年的肚子就踹了一脚，两人扭来扭去，把个骨瘦如柴的月清一会儿甩到这边，一会儿甩到那边。

月清脸都白了，怕两个儿子没轻没重地打坏了，吓得直叫。一急，嗓子突然失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不出话的月清拉不住同年，又转过身来去拉同日，她也同样拉不动打急了的同日，只好从后面抱着他，不让他再打下去。

在月清抱住同日时，同年腾出一只手，又抓住了那根棍子，朝着同日的头就是一下。同日一偏头让开了，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棍子打在了同日身后月清的头上，棍子断成两截。月清两眼金星直冒，眼前一片漆黑，抱着同日的手软了下来。气急败坏的同日还没有感觉到母亲被打了，他怒火万丈地甩开抱着他的月清，伸手去抓同年。已经软下来的月清被同日一下子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门坎上，失去了知觉。

两兄弟这才发现把母亲打倒了，赶紧停了手，过来拉母亲。月清已经口吐白沫，满脸是血，人事不知了。

两个人赶紧背着月清往医院跑。

那张掉在地上的照片，已经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

月清在医院里昏死了三天。医生说，是严重的脑震荡，加上她那虚弱的身体，要不是送得快，她的呼吸可能就上不来了。

呼吸上不来了，那不是一条命就没了吗？素兰和素梅都赶到医院来了，同月听说后也赶来了，大家都一筹莫展。同年和同日吓得躲在一旁不敢上前探头。

第二天，月清病情加重了，呼吸急促，全身发紫。医生一边进行抢救，一边就开了病危通知书，要家人签字。可五个孩子一个都不敢签，只是哭成一团，最后还是大姐素兰说：“要签，我们五个人一起签。”

医生看到同年、同月、同日三个名字，怀疑地问：“这是你们的真名字吗？”

“我们是三兄弟。”同月说。

“三兄弟把母亲弄成这样？”

同月说：“是他们俩，不是我。”

“这样的儿子要了有什么用？”医生转身离去，边走还直摇头。

第三天月清的病情才慢慢稳定下来。五个孩子一个也不敢离开病床边，担心随时会有意外发生。旁边病床上住了一位大娘，她看见月清的病床前围满了孩子，羡慕地说：“老妹有福气啊！有这么多孝顺的孩子。”

三天后，月清醒来了，她想睁开眼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眼前一片天旋地转，脑子中一下浮现出当年怀这三个儿子所遭的罪，如今这感觉又出来了。孩子们都围在床前，素梅一连声喊妈，月清这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医生让她服了几片药，她又昏昏地睡去了。

第四天，月清再次醒来。尽管头痛欲裂，但她坚持要出院，她心疼住院费。

月清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觉醒来，睁开眼即是天旋地转，要在闭上眼躺好久，才好一些。

回到家里，月清仍然起不了床。素梅要给学生上课不能请假，素兰请假来伺候母亲。她把孩子带回家了，孩子小又顽皮，满屋子又蹦又跳，闹得月清心里一阵一阵发慌，更不敢睁开眼了。素兰基本上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最后还是以自家事多为由，带着孩子回去了，把月清一个人留在床上。

同年自知自己闯了大祸，搬到公司集体宿舍去住了，连吃饭都不敢回来。同日也觉得把母亲摔成这样，无脸相见，晚上就在修车铺里搭一个铺睡。只有同月还回家，但他这段时间整天和赵大成混在一起，回来很晚。他跟月清说：“妈，你歇着，我有大事要办。”晚上在家陪月清的只有素梅。可素梅也是低头批阅作业，除了端个茶递个水，和母亲没有几句话说。

自从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这几十年，月清像一个一直旋转着的陀螺，现在突然停下来了，月清感到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从未有过的孤单。

陀螺一旦停止旋转，就要倒下。

那一天，月清叫素梅把同年喊回家，问了原由。同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和母亲说了一遍，月清不停地流眼泪，直流得同年也跟着掉眼泪。

她对同年说：“孩子，婚是要结的，妈妈来想办法，你还是要回家来住。你住在集体宿舍里，人家怎么会跟你成家呀？”

当天晚上，月清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快到天明的时候才合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月清才醒来，这么多年第一次睡到这么晚。她睁开眼睛，又是一阵眩晕，只得又闭上眼睛，等待着眩晕过去。眩晕，使她感到自己是躺在一叶孤舟上，孤舟在江面上飘荡，没根没底的。

过了一会儿，月清再慢慢睁开眼睛，觉得家里特别的静。素梅已经上班去了，同月也去了修车铺，逼仄的家，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

月清望着床顶，床顶挂着一张已经发黄的蚊帐。这床蚊帐差不多已经用了十年，还是丈夫长河买的，如今蚊帐上大洞小洞补了无数。她想起了自己结婚的日子，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挂了一床红色的带有围幔的蚊帐，满房喜气。而当年躺在这张床上的情窦未开的女中学生，如今却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女人，转眼差不多一辈子已经过去了。这一辈子自己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月清潸然泪下，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里，滚烫滚烫的。

月清挣扎着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又是一阵眩晕。她坐在床沿上，两手撑着床板，垂着头，又闭了一会儿眼睛。眩晕过去以后，双脚在床前找鞋子，找了半天没找到。老式的木架床都有一个高高的床沿，坐在床沿上脚是够不着地的，因此床前会有一个长长的踏板，鞋就放在踏板上。月清看到鞋掉到踏板下面去了，就弯腰伸手去拿，眼前一黑，从床上一头栽到地上。

栽倒在地上的月清，没有力气爬起来，她无助地躺在地上，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她又想到患肌肉萎缩症，成天躺在床上的丈夫长河，也是这样每天无助地望着床顶，就是想死都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力量。

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孩子们都去上学以后，长河让她坐在床沿上，平静地对她说：“跟你商量件事。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这种病也没有治好的可能。这样躺在床上就是个活死人，我遭罪不说，真是苦了你了。你要照顾几个孩子，还要照顾我，我连下床小便都站不起来，全靠你，这样，不等我死，你也拖得差不多了。求求你，让我走吧，帮我买一瓶安眠药，不要对孩子们讲，一人解脱全家都解脱了。”

没有等长河把话讲完，月清就开始流泪，边流泪，边摇头。后来，她就痛哭失声了。长河越是苦苦地哀求她，她越是哭得伤心。最后她说了一句：“你解脱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说完，挣脱了长河的手，跑了出去。

月清跑到长江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还在当少女的时候，月清就喜欢来到江边，那时父母病重，为了防止被传染，家人一直不让月清回家。她想家的时候，就来到江边，望着东去的江水，默默地流泪。如今几十年过去，世间已是物是人非了。月清望着江水和江上行驶的轮船，任江风吹散她一头乱发。

张奶奶到江边来洗衣，看到月清坐在石头上发呆。她知道月清家的难处，劝她说：“想开点，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十家就有九家难。当年我家那死鬼走的时候，我也想和他去，但还不是过来了吗？后来红杏生孩子死了，我不也过来了吗？如今外孙尽管有残疾，我不也是把他带大了吗？一人一个命，一人一个活法。你还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将来自有儿孙福的，往远处看吧。”

看着满头白发历经沧桑的张奶奶，月清心里一下豁然了。她想起婆婆在世时，经常给她讲的一句话：“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汉。你骑着驴的时候，看见前面骑马的跑得快，可是你回头一看，还有老汉在后面一步一步地推着车呢。”

看着眼前的张奶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外孙还是个二傻子，人家不也好好活着吗？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呀，还愁什么呢？咬咬牙，只要儿子长大了，就可以享儿子们的福了。想到这儿，月清心境亮堂了。

三个儿子支撑着月清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三个儿子是月清的精神支柱。如今儿子们长大了，自己不仅没有享到儿子们的福，却变成了儿子们的负担了！

月清在地上躺了好久，家里没有人，她只能等待着体力的恢复，也在此时把昨天一夜想过的事又想了再想。然后，她慢慢地扶着床前的一张椅子爬了起来，走到条桌旁坐下，从抽屉里摸出一支铅笔，一张纸，开始写起来。

多年没拿过笔了，月清感到笔很重，一下就把纸给戳破了。她苦笑笑，当年成绩优秀的女中学生，如今连字都不会写了。她又从条桌肚子里摸出一本书垫在纸下面，是那本她曾经最心爱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月清在写一封信，留给自己三个儿子的信。她用生命的最后力量，一笔一画地写着：

同年同月同日而生的吾儿：

当年母亲生下你们，是希望你们能成才，为了邵家也为金家争光争气。如今却因家境不好，房子太小，使你们同室操戈，我很痛心。

我想了几天，觉得办法还是有的。老房子拆了以后，政府肯定要还给我们新房子，虽然不能指望能分给我们家两套房，但我们家有五口人，四个成年的孩子，将来还给一套三室的房子是可能的。这样，让二姐素梅搬到学校去住，你们三兄弟就一人有了一间房，也基本可以满足你们结婚的需要了。

我已经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又得了这么一个头晕的毛病，整天躺在床上，连为你们烧饭都不行，活着就是一个累赘了。我也活够了，不能总这样躺在床上，像你们父亲那样让人来伺候，让我和你们的父亲相会去吧。

我走了，不要去找我。古人说：青山处处埋忠骨，我一介妇人哪儿不能长眠？这样，也可节省一笔丧葬费。现在家里还剩有两千零十五元，五元缴这个月的电费，剩下两千零十元你们三兄弟平分，我算了一下，一人可分六百七十元。

孩子们，母亲最后只有一个愿望，不要忘了你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胞兄弟，相亲相帮最重要，切切。

不用悲伤，我走得很快活。

母亲月清亲笔

月清把一张纸上写得满满的，写的时候很平静。月清写得一手秀丽的小楷，虽然多年没有写过字了，但当年习字的功底还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笔透纸背像刀刻的一般，深深地印在下面的书上。月清想尽善尽美地表现她的文字功力，连最后一个句号也画得很圆。此刻，她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穿着学生服坐在窗前习字的女中学生。

写完信，她从枕头套里掏出一个旧信封，把信封里的钱又数了一遍，又从自己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十五元钱，然后将它们分成三份，连同那封遗书一起放在自己的枕头上面，让孩子们回来一眼就可以看见。

做完这一切，月清打开衣橱想找一件像样的衣服穿上出门。可找了半天，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最后还是穿上了那件紫色的春秋衫，当年爬了蚕以后，她就不敢再穿，只有它还没有破。然后又梳梳头，由于多日睡在床上没有梳过头，头发已经打结了，竟把那塑料的梳子别断了。月清把满头灰白的头发抹抹顺，就出门了。

拿定主意想死以后，这几天月清就一直在想怎么死法。喝腌菜的卤水不行，卤水死得慢，容易被家人发现。服毒也不行，谁能保证街上卖的老鼠药是真的？上吊，只有上吊这一种办法了，想想还是不行。自己死在家里，孩子们还怎么在这个家里住？最好死得干干净净的，不拖累孩子们，不让孩子们多花钱。于是，月清想到了长江。长江每年要收多少冤魂，也不在乎多她一个。顺着长江可以一直流到东海，到了东海，孩子们就找不到她了，她也算干干净净地走了。

月清为找到了最好的死法，感到一阵欣慰。

跨出家门，她转身把门锁上，然后又从门缝里把钥匙塞进去。孩子们都有家里的钥匙，回家会自己开门，然后看到她留下的遗书。

经过厅堂，穿过那道自己每天要经过无数次的门，进入雨廊，经过厨房，穿过那一人小巷，进入后院，看见孙拽子和绑着绷带的赵大队长在下棋。

月清好像看见铁姑坐在孙拽子旁边。

经过他们身边时，赵大队长还抬头和月清打了一个招呼：“出去呀？”但也只是客套一句，接着又低头聚精会神地下他的棋。

月清回答了一句：“是，出去了。”

也只是一句，月清跨出了老宅后院的门，然后朝着江边头也不回地走去。

江风吹乱了她刚刚梳顺的头发。

月清失踪了。邵家的三兄弟满世界找，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两个女儿天天哭，哭她们对不起自己苦命的妈。素梅抱着母亲的枕头，哭诉着说：“妈，要是知道你有这个想法，我就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女儿对不起你。你命再苦，也不应是这个结局呀，苦命的妈妈——”三兄弟顺着江堤往下游找，郊区的江堤旁种满了防洪柳，三兄弟在柳树丛里一棵一棵地找，希望能找到自己的母亲。那一声声呼唤母亲的声音，让人听了心寒。

找了多日，仍然没有找到月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月清可能真去了东海。几个儿子虽然平时谈不上多孝顺，月清失踪后，儿子们可是尽心尽孝了。

这天，户籍警老段来了。他在月清家里坐了一会儿，安慰了几句，把一杯茶喝干了，对同年说：“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一点。找个时间去把户口销了吧。”

同年冷冷地问：“谁死了？”

老段睁大了眼睛：“你妈妈……”

同年没让老段把话说完，“我妈妈是失踪了，人没找到怎么说就是死了呢？”

“嗯？”老段语塞了。

同年把老段往门外送，边走边说：“段叔叔，谢谢你的关心。你是公安人员，最懂得讲究证据，没有找到一个人的尸体，怎么能断定她死了？我妈妈没有死，她只是失踪了。说不定哪天又回来了，怎么能去销户口呢？”

同年的一席话说得老段一头雾水，以为这几个孩子因为母亲自杀悲伤过度，没再说什么就转身走了。

其实，邵家的几个儿子心里都明白，母亲是必死无疑了，但他们异口同声地不承认月清死了，当然，月清那封遗书，也绝对不会向外透露。他们想，只要不承认母亲死了，将来还房子的时候，就要考虑他们还有一个母亲，还多了一代人，总不能让母亲和儿子睡在一间房里吧？

在这一点上，三个儿子空前的一致。

第二十章

月清失踪，让老宅人很是伤心了一阵子。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倾注了一份同情，近邻谢庆芳、何惠芳、齐社娟都帮着寻找过，住得远一点的钟贵珍、张翠霞，甚至包括朱银娣也到月清家陪着孩子们流了一阵眼泪，就连杜媛媛也让小郑和月清家的孩子们一道去找了几天。唐秋雁更是甩着大脚丫子满世界找，没找着，就跑到月清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月清啦！你这个苦命的人啦！为什么想不开？马上就有新房子住啦！”唐秋雁的哭，是对月清下落不明的一种悲痛，对月清苦命一生的一种同情，却无意之间把大家另一种心情表露出来了。

自从测量队走了以后，大家就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结果，可好多天了，没有一点消息。大家期盼住新房子的心情，冲淡了月清的失踪带来的沉重气氛。大家心里都明白，月清凶多吉少。那么一个单薄的人，又刚刚从医院里出来，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之所以不停地寻找，是因为月清的几个孩子坚持说他们的母亲没有死。

这一天，杜媛媛又在母亲杜阿娇的房里守着老宅的大门等成虎。得不到消息的时候，大家就找成虎，老宅里不知道的事都找成虎，大家说：“成虎应该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也能打听到。”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人找成虎，以至于每天成虎回家，楼下都有人在等他，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大家就都出来了，把成虎团团围住。

杜媛媛更是如此，一天不见成虎心里就急，今天干脆什么也不干，一直在家里等成虎，只要大门一响，她都伸头看看是不是成虎。其实，成虎也一直没有打听到准确的消息，而且他这段时间的心情也不好，当然也是为了房子问题。

那天开发公司来测量面积时，成虎正好出差，是成虎的妈妈赶到老宅里来陪着测量队员量的面积。结果，成虎的妈妈和测量队员大吵起来，准确地说，是成虎的妈妈气得大骂，测量队员倒没说什么。成虎的家是三进二楼的厅堂隔出来的，二楼的厅堂本来就不大，当时为了给楼上东厢房的曹老太和西厢房的齐社娟家留出过道，又往后退了一截。这样，测量的结果，满打满算，包括那个汪经理让的两平方，成虎家也只有十七点七平方，就是四舍五入也只有十八平方。盼星星，盼月亮，最后只盼来十八平方的房子，只够还一个客厅。所以，成虎的妈妈气得大骂。

这段日子，成虎一直在打听情况，但几家开发公司都是一个声音：正在研究，请耐心等待。成虎去“老城办”找到老袁和小乔，他们说的也是一句话：还没有最后决定。至于是谁做最后决定，开发公司还是市里？他们讲得很含糊。

今天晚上下班前，成虎终于从跑城建的记者汪平那里打听到了新消息，他带着这个新消息回到老宅。

成虎刚进老宅大门，就被杜媛媛喊住了：“小成，正等你呢，今天还是没有打听到消息？”

成虎把自行车一架，兴奋地说：“有了，有消息啦。”

杜媛媛听了，拉着成虎的手不放，“快说说，快说说。”

园青坊大街的改造，由于工程比较大，所以由几家房地产公司分段开发。最头痛的就是原住户的拆迁补偿问题，所以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儿。各公司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有的公司方案都做了好几套，抽调了最强力量，甚至在进入前做了演练。可是没想到，前段时间在测量摸底中发现，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原住户。园青坊大街是老城区，是宜市的老商业街，临街的房子不少是店面，百货商店、照相馆、点心店、水果店和杂货店，还有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戏院。他们都知道改造后的园青坊大街是个配套完备的新商业中心，店面的价值会直线上升，都想趁着老城改造在补偿上多要一些，个个都狮子大开口提出很高的赔偿和返还条件。

而几家房地产公司的利益也在这里，开发后商铺铺面的价格远比商住楼高，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自己的利润就很薄了。眼下，开发公司和那些商店为了各自的利益正在博弈。几家开发公司联合给市里写了一个报告，通过“老城办”把情况反映了上去。这段时间拆迁处于停滞的原因就在这里。

市长看到报告后，批示分管城建的李副市长负责协调解决问题。军人出身的李副市长，有一股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接到批示，立即投入工作，尽心尽责，天天都在现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把所有国营的集体的单位都跑到了，强调以大局为重，协调双方的利益，做通了大家的工作，并且亲自监督他们把所有的协议都签了下来。

李副市长连口气都没有来得及喘，又把所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找来开会，他说：“现在主要是拆迁户的工作了，这个工作比较复杂。拆迁返还和赔偿，虽然市里有统一的文件规定，但是老百姓的利益，你们要保证，不能昧着良心赚钱。”他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几十年就住在这样的旧房子里，今天他们的期盼值可能高一些，我们既要执行政策，也要充分保证他们的利益。具体工作你们谁开发，谁负责，马上就要开始，‘老城办’协调配合。这都已经过了中秋了，时间不等人。”

各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都在会上表了态，他们见李副市长已经帮他们把最硬的骨头啃下来了，心里也很过意不去，剩下的老百姓的事，在“老城办”的帮助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了。其中两家公司搞过旧城改造，有一定的经验。特别是新地房地产公司，刚刚在园青坊附近开发完两个项目，更是胸有成竹。

“我估计，恐怕就在这两天就有消息了。”成虎最后说。

门厅里没有灯，黑乎乎的。成虎说完以后，一回头，发现身后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大家大气都不出一声，生怕听漏了一个字，静悄悄地站在那儿。

成虎一落声，大家就纷纷议论起来。

张翠霞说：“这下好了，市长亲自过问，我们大概不会吃亏的。”

程基泰说：“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嘛，不就是一家要求一套房嘛。”

杜媛媛想，她和母亲住了两处，应该还她们家两套房，马上说：“那也不一定，各家情况不同，不一定都是一视同仁。”

同月站在身后，立即插话说：“对，还要参照各家的人口。”

程基泰只好修改自己的意见，说：“我说的是至少，至少一套房。”

成虎觉得事情恐怕不会像大家想得这么简单，但也不愿意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就转身推车往里走，边走边说：“等着他们公布结果吧。”

同月立即上来帮着成虎推车，边推车，边对成虎说：“小虎哥哥，哪天把自行车送到修车铺来，我帮你擦擦油，调调车圈，好像车轴缺机油了，这样骑起来累。”

大家也边议论边散了。

杜媛媛本来想跟到成虎家里，请成虎帮着她具体参谋参谋，下一步该如何与房地产公司谈判。同时也想问一下成虎，认不认识房地产公司里的人，有熟人总好说话。但看到同月推着成虎的自行车往里走，也就作罢了。她拉着小郑回到房间，说：“下一次要单独问小成，让这么多人都知道，一人一条心，弄得自己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了。”

这一夜，老宅里家家都兴奋，家家都睡得晚，家家都在憧憬又宽敞又明亮的新房。大家对新房的期望值更高了：市长都过问了，小小老百姓的问题还能不解决吗！

程基泰听到成虎带回来的消息后，睡了一个好觉，一觉睡醒来已是九点多了。

前段日子，程基泰一直睡不好，女儿越是没有消息，就越是牵肠挂肚地想她。想得多，又睡得少，就觉得女儿在香港日夜遭受着像黄瀚浩这样的男人们的蹂躏，那心就像被揪了似的一阵一阵的疼。一闭上眼睛，女儿那清秀白晰的脸庞，充满无助的痛苦神情就出现在眼前。

女儿虽不是自己亲生，但自小就抱回家，一把屎一把尿把她带大，他熟悉女儿的一颦一笑，甚至身上的胎记。他清楚地记得，女儿屁股上有一个疤，那是小时候不小心碰到煤炉上烫的。很小的时候，他将女儿抱在怀里，女儿喜欢用小手摸他的脸。一生未婚娶的他，感到那只温柔的小手从脸上往全身传递着一种令他陶醉的舒畅，这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享受。他真的希望女儿不要长大，永远像这样躺在自己的怀里，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比亲生的还要亲。

长大了，女儿就渐渐疏远自己了，她发现了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程基泰理解女儿心中的隔阂，也知道女儿悄悄找着了她的生身父母，他们和程基泰本来就是亲戚，就住在程基泰的老家。每年清明节，他都带着女儿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实际上都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后来，也许是女儿见到那老农和村妇般的父母后，特别是家里有着那么一大群孩子，她深深地失望，又不敢相认了。此后，程翠玲就开始反叛，反叛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他伤心过，生气过，甚至恨过，也萌生过是死是活随她去的想法。但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女儿今天在别人的怀抱里，程基泰怎么睡得着？

起床后，他锁上房门，准备出去转转。

走出大门，站在大街上，街中心那棵如盖的老槐树让他感到十分亲切。他搬进齐府的时候，这棵老槐树就已经很老了，但每年五月仍然满树槐花，整条园青坊大街都散发着浓浓的甜甜的槐花香。有人家把落在树下的槐花捡起来，回家和在面粉里做槐花粑，是一道季节性的美点。程基泰平常走过这棵老槐树的时候，看都不看它一眼，今天伸手摸着它的树干感慨不已。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自己都变得像一块老树皮了，这棵老槐树还是这样生机勃勃地活着，不知它已经活了多少年了，也不知道它还能活多久。但是，如果拓宽这条街，这棵老槐树恐怕也保不住了。他像和一位老朋友依依惜别一样，深情地抚摸着它。

突然，程基泰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从街口走来。钱启富！只见他人瘦毛长胡子拉碴的远远走来。

程基泰心里咯噔一跳，他一直觉得对不起钱启富。今天真是冤家路窄，一出门就遇上了钱启富。

程基泰想躲，可钱启富先喊他了：“老程啦，不认识我啦！”

程基泰只好迎上去：“唉呀，老钱啦，你放、你回来啦！”硬把冲到嘴边“放出来”的话吃回去了。

钱启富不知道是程基泰举报了他，相反，他在公安局里就知道程基泰没有举证他，他很感激程基泰。所以今天一看到他远远地就喊上了。

钱启富一边和程基泰说话，一边忍不住地把手从肩膀上伸到背后，挠后背的痒，够挠不到痒处，就拼命把手往后弯。钱启富边努力挠着痒边说：“放出来了，放出来了，我没有罪，老关着我怎么行？”

钱启富倒卖文物一案，一直没有证据。物证没有，人证也没有。公安局曾经想让程基泰作证，可程基泰对举报钱启富已后悔不已，怎肯再进一步作证？他说：“我对什么是文物都不懂，我怎么可以作证？”

公安局全力以赴地找黄瀚浩，一直找不到，就让钱启富给黄瀚浩写封信，让黄瀚浩来证明他们不是倒卖文物。已经被关急了的钱启富，抓住根稻草都以为能救命，就照黄瀚浩留给他的地址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请他来救自己。

黄瀚浩收到信后，也还算仁义，他让香港的律师楼给宜市公安局发了一封律师函，表明自己所买的是古玩而非文物。为了提供证明，他还把在徽州买的东西，拍了照片，做了公证，寄给了公安局，让他们请专家鉴定。

公安局收到信和照片后，首先想到宜市文化局属下有一间文物商店，他们应该懂得什么叫文物。如果不行，再到省博物馆去找专家鉴定。

到这里，可以说是钱启富的精明救了他。本来，钱启富和文物商店的秦经理就很熟，他曾帮助秦经理为不少古玩断代，秦经理也教他如何界定什么是文物。钱启富帮黄瀚浩收购古玩时，凡觉得可能是文物的东西，就送给秦经理看看。照片一送到文物商店，秦经理马上就记起，这些东西大部分钱启富都拿来给他看过。但是，钱启富请他帮忙，他可以谈自己的看法，现在公安局来了，万一当时自己看错了，东西现在倒卖出去了，自己不是要受牵连吗？因此，他既不愿直话直说，又想帮钱启富说话，就绕着圈子说开去了。

他先拿起那张花瓶的照片说：“像这种瓷器，早在清末民国的时候就开始做假了，而且那个时候，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做假的技术都可以乱真，做假的技术千奇百怪。”他又指着另一张照片上的一个玉马说：“你看这个玉马，从风格上来看，好像是汉代的东西。玉，分为软玉、硬玉，软玉数白玉最好，硬玉，即是翡翠。这个玉马，是中国白玉，马身上的这块红叫做沁，什么是沁呢，就是埋在土里久了，接触泥土和水了，被泥土里一种矿物质氧化了，就红了。所以，只要见到玉身上带有这种红，即沁，就表明是出土的，证明是中国的老玉。可是，后来做假者发明了一种办法，用火烤，把新玉烤出这种红色的效果来，冒充沁。我看这个马上的沁，像是火烤出来的。但仅凭着照片，没有实物，很难准确鉴定是真是假。”

不能证明真假，如何证实钱启富是倒卖文物呢？秦经理接着说：“我无法证明钱启富是不是倒卖文物，但他确实曾收购到文物交到我这儿来了。”

两个警察一听马上追问：“有记录吗？”

秦经理说：“我找找，应该有。”其实，记录就在抽屉里。

秦经理算是帮了钱启富一个大忙，他找出了钱启富曾经收购到文物送到文物商店的记录。

将收购到的文物主动送到文物商店去的人，怎么会倒卖文物呢？公安局决定结案，释放钱启富。

钱启富在新房子就要分配的前夕回来了，这是朱银娣家的喜事，也算是老宅的一喜。朱银娣高兴得要烧高香了。

只是钱没了，钱启富辛辛苦苦挣的、朱银娣数了无数次的钱，公安局一直也没有退还。钱启富不甘心，想去问。朱银娣拦住了他，说：“没了就没了，只要人平安就行了。你再不回来，我都不想活了，还要那钱干什么？都是钱引来的祸！有了这钱，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钱启富仍然心有不甘地说：“可那中间有些钱是我们的工资，有些是你开服装店挣的。”朱银娣说：“我们不是还有退休工资吗，够花了，粗茶淡饭保平安。你不就喜欢喝粥吗，能花多少钱？服装店不是还在开吗，现在虽然生意不好，等园青坊大街改造成新的商业中心，人气旺了，我们的店也会旺起来。再说，马上有新房住了，还有什么比这喜事更大？”朱银娣找一切理由宽慰钱启富，她自己也真的害怕再进公安局了。

新地房地产公司终于张榜公布调查测量结果了。

那天，测量结果用大大的毛笔字抄在大大的粉红纸上，张贴在老宅的前院，整整贴了一面墙，所有户主的名字都在上面。老宅里所有在家的人几乎都来了，把前院塞得严严实实的，那面墙只有那么大，大家都往前挤。二傻子不识字，看见人多也兴奋地往前挤，挤到前面看不明白，又挤出来了，拉着张奶奶去看。张奶奶也不识字，她在等人给她念呢。

四斤儿个子小，从人们胳膊下钻了进去。一直钻到最前面，正好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一抬头看见了，第一个叫了起来：“咦？我们家这么小，只有二十六平方？比我老婆的屁股大不了多少！”

大家不仅没笑，反倒像炸了锅似的闹腾起来，一片叫骂声。

面积最多的是赵大队长家，八十二平方米，这包括他对面的大姨子家的住户在内，实际上是把两家算成一家了。最少的是曹老三，榜上叫曹家胜，名字倒没错，只有五平方米，因为他住的那个楼梯间只有那么大。程基泰家只有十二平方米，两张床都放不下，女儿回来住哪儿？

人们都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可就是粉纸黑字贴在那儿，真真实实地存在着。

看到这个结果，有的人气得哭，有的人气得跳，有的人在院子里直转圈子，有的人把那纸拍得啪啪响。同日气得用手捶着他们家的面积数字，竟然把那墙捶了一个洞。他们全家加在一起，还包括那汪经理让的一平方才四十平方米，只是一个小户的面积。一个小户，三个兄弟加素梅，怎么住？

杜媛媛看完结果后直叫：“小成，小成，成虎呢？”她们家虽然算了两户，可是杜阿娇二十三平方米，杜媛媛才十二平方米，加起来一共三十五平方米。

天啦！不搞这老城改造，老宅人虽然家家住得逼仄，但至少还住得下。这一改造，反倒家家都住不下了，盼来盼去，不是一场噩梦吗？

公布的结果完全不是大家期待的。人们多日来的期盼，变成一个个肥皂泡，全爆了。

找小成，找成虎。一院子的人，都在满世界找成虎。

成虎不在，成虎上班去了。

有人说，快快派人去找。同月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骑摩托车去。”

四斤儿说：“我陪你一块去。”

同月在修车铺里推出一辆修好的摩托车，两个人飞快地往报社去了。

其实，结果并没有出成虎的意料之外，他早有预感，当他从母亲口中得到自家只有十七点七平方米时，就知道公布的结果恐怕就是这个数。前些日子自己心情不好，就跟这有关。为此，他找到同事汪平讨主意，了解市里拆迁政策。

汪平告诉他：“拆迁返还，原则上是住多少平方还多少平方。”

成虎问：“什么叫原则上？是不是还有松动的余地？”

汪平笑笑说：“世界上的事情什么时间会铁板一块？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么？政策就是原则，策略就是变通。没有变通，革命怎么会成功？”

成虎说：“那你教教我，怎么变通法？十七点七平方，只有一间房啦，我还指望等着分新房结婚呢！”

汪平说：“那就要视具体问题，想具体的变通办法了。成虎，房子是一生的大事，比结婚还重要的。有了女人没有房子，不能结婚，可有了房子就不愁没女人。我一定帮你想想办法。等到你们具体情况公布后，你告诉我，我再帮你变通。”

成虎知道汪平神通广大，不像自己跑文化线的，接触面只限在文化界。这位跑城建的老兄，已经跑了好多年了，对城建系统熟透了，到时候他一定能帮忙，心情这才好了起来。

成虎正在编辑部写稿，突然看见同月火急火燎地来找自己，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同月个子比四斤儿高，又戴着一个头盔，急匆匆地走在前面，个子矮小的四斤儿跟在后面，整个被同月遮住了。所以当同月在走廊里大声喊着：“成哥，成哥，成虎哥哥。”成虎从办公室出来时，并没有看到四斤儿。等四斤儿从同月身后钻出来时，他吓了一跳，四斤儿半边脸都破了。

原来，同月心里急，摩托车开得很快，在报社前面拐弯的时候拐急了，一下把身后的四斤儿甩了出去，四斤儿的脸就擦破了皮。四斤儿从地上爬起来，一连声地说：“没事，没事，找成虎要紧。”两人就一先一后进了报社。

同月一见成虎就说：“成哥，快，快回去吧，家里炸锅了。”

四斤儿语不成句地说：“他妈的，太欺负人了。”

成虎把同月和四斤儿拉到院子里，只说了一句话：“等我下班。”

下班后，成虎没有回母亲家吃饭，空着肚子就急匆匆地赶回老宅。

一推开大门，发现全老宅的男女老幼几乎都在等他，从前院一直站到一进的厅堂里。这让成虎心里热乎乎的，这些无助的人，把期望全放在他的身上了，其实他也无奈呀。可是大家这样信任他，他不能退缩。成虎走到张贴着公告的地方，把整个老宅的测量结果都看了一遍，心里明白了，就来到一进的厅堂里。住在一进的吴富生家、四斤儿家，都把自家的灯牵出来了。齐家破败以后，恐怕这个一进大厅堂，从来也没有派过这么大的用场。

这么多人挤在这儿，却鸦雀无声，平添一种悲壮的气氛，大家都在等成虎说话。

成虎看看大家说：“开发公司要想顺利地开工，就必须先做好拆迁工作。拆迁拆迁，只有把我们都迁出去了，他们才能拆。如果不能和我们签订好补偿协议，我们能迁出去吗？因此，他们比我们急。现在公布的结果，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我估计他们在投石问路，给实际结果留着空间。因此，我们要和他们谈判，把实际要求告诉他们。只要大家团结，不分心，共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我想，他们一定会让步的。”

下面有点万众一心的气氛，“我们一定要团结。”“成虎，我们听你的。”“这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不团结就没有力量。”

平时总在磕磕碰碰相互算计的老宅人，今天前所未有地心往一处想了。成虎一席话，让焦躁人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杜媛媛说：“得有一个为首的和他们谈，我看就请成虎代表我们吧。”

这时，张和顺坐在人群的后面，他在老婆钟贵珍的耳边说了几句，钟贵珍立马站起来说：“我看啦，先不要把成虎推出来，他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把他推在一线，谁来指挥大家？”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张和顺的意见，钟贵珍说不出这么深奥的话。

杜媛媛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说：“对对对，那么谁来代表大家呢？”

吴富生说话了：“先不要派代表，因为还没有到谈判的阶段嘛，要求开发公司来说明情况，大家都去，人多才能反映民意嘛。”

杜媛媛就说：“那总得要有一个召集人，不能事事都要小成来召集吧？”

吴富生说：“要有一个召集人，还应该有一个小组，有什么事大家在一起先商议商议，这就是团结。然后共同向外，这就是团结的力量。但这个召集人不能是成虎，成虎是大家的主心骨，他还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就要受公家管，园青坊毕竟是市里的老城改造工程，和一般的房地产开发工程还不一样，要防止到时候市里为了赶工期，帮助开发公司一同做工作。‘老城办’是干什么的？就是干这个事的，目前他们还没有出面，如果出面了，开口闭口都是市里的大局，你叫成虎怎么说话？成虎要是不听，他们找到成虎的领导，那不就要影响成虎的进步吗？所以，这个召集人最好不是公家的人。”吴富生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直点头。

张和顺一直没有说话，就是想说话，也是通过自己的老婆钟贵珍。他也是公家的人。现在，吴富生把核心说出来了，大家对他刮目相看，自己也应该说说话了，在老宅人与开发公司交涉中，自己不发挥一点作用，也是不利的。他一开口就称吴富生为“吴股长”，有一官半职的人，相互必称职务，尤其是官职不高的人。“吴股长讲得有道理，我们在商议决定时，就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以防止被人击破。召集人一定要有，而且还要有一个核心小组，不能每次都这样七嘴八舌讲不到点子上去。召集人和核心小组的人，可以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对内的是核心小组，对外的就是召集人。”

杜媛媛听得不耐烦了，她问：“那就决定一个召集人吧，谁当好呢？”

张和顺说：“你，你最合适。”

杜媛媛从来没有当过头，在学校，在袜厂，在知青点，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当过，她没有自信：“我？行吗？”

张和顺说：“行，你最合适。第一，你热心又年轻，脑子清楚。第二，你的身份，公家的人不能把你怎么样。第三，你不用按时上下班，随时都有时间。”

杜媛媛说：“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呀。再说，我虽然年轻，但我的点子不多呀，还有比我更好的人选呀。”杜媛媛一连用了好几个“呀”，一是表现了她的不自信，再就是上海姑娘的毛病，别人一重视她就发嗲。

吴富生把话头接过来了，核心问题是自己点明的，不能把最后的风头让给张和顺，他说：“不是还要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吗？成虎，我，还有张所长，都可以进核心小组，帮助你。另外，大家都要帮助媛媛，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呀。”吴富生好像受到杜媛媛的传染，也说了一个软软的“呀”。

这时，程基泰说话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我既不是公家的人，也没有生意。我给媛媛当个跑腿吧，有什么事，媛媛指挥，我跑腿。”

朱银娣也说话了：“我也算一个，我那个小服装店，现在生意也淡，我有时间跟着媛媛跑腿。”

这样一说，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话了：“媛媛，你就当了吧。”“媛媛，我们都听你的。”赵大成起哄地说：“媛媛，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腿长，跑起来快。”

杜媛媛转过头望望成虎，成虎点了点头，她这才下了决心，说：“好吧，总得有一人出头，小成不合适，那我就顶着吧，不过大主意还是小成来拿。”

成虎说话了：“不是我拿，是核心小组共同研究。”

接下来，就是决定核心小组人选，成虎是当然的一个，还有吴富生、张和顺、杜媛媛。成虎看了看坐在那儿一直没有说话的谢庆芳，说：“我提议请谢师母也参加，她是老房东，私房主要有一个代表。还有，请赵伯也参加，他是老干部，万一市里要出面时，他出面说话有分量。”

大家一致通过。

过了几天，新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前院贴了一纸通知，说周六上午九点，他们来人和85号大院住户见面，商议具体拆迁补偿问题。

老宅人空前地团结一致，接到开发公司要和大家见面的消息后，杜媛媛召集核心小组的人在一起商议了一下，研究了斗争策略，一是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派代表到场，人多势众；二是与开发公司对话以杜媛媛为主，其他人也要插话；三是第一次见面什么也不要答应，一切都待核心小组研究后再定。

见面会还是在一进的大厅堂里，由于是周六，大部分人都在家，上班的也请了假，老宅里的人把个一进厅堂坐得满满的。开发公司为首的仍是那个大肚子的汪经理，他带着七八个人，还专门有几个漂亮的售楼小姐来招呼大家，抬来一箱箱矿泉水、可乐、橘子汁。这点小恩小惠，怎么能打动大家呢，大家只看开发公司怎么说。

弥勒佛似的汪经理未开口先堆一脸笑。他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搞老城开发，完全是按市场化操作。国家没有给一分钱，我们公司还要向国家上缴一千多万的地价。园青坊大街居住密度这样大，开发起来困难也就很大。”

赵大成叫了一嗓子：“不要说大道理了，说实质吧，怎么还房子。”

杜媛媛制止了赵大成，说：“听听他们怎么说，听听他们怎么说。”

汪经理往嘴里倒了一口矿泉水，又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拆迁户的返还问题，市里有专门的文件，我给大家传达一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一句一句地念了起来。

全场都鸦雀无声地听，这是市里的文件，市长不是向着我们老百姓的吗？

汪经理念得很慢，终于把那份文件念完了，他说：“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我是一句一句给大家念的，没有漏掉一个字。市里文件的精神就是，拆迁户的还房是拆一个平方，还一个平方，你们居住的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已经残破不堪的老房子，我们还给你们崭新的带有厨房厕所的公寓房。”

曹老三冒了一句：“我那五平方的房子里，也有厨房厕所吗？”

大家哄堂大笑。

汪经理不气不恼。他已经搞了两个老城改造的项目，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他都见识过了。

汪经理说：“五平方里当然没有厨房厕所，我们开发的房子也没有五平方的。”

同年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地喊道：“我不相信，我们家的面积只有那么小！”

曹老三也说：“是呀，我住的房子就那么小吗？五平方，狗窝差不多！”

这时，大家开始鼓噪了，嗡嗡的一片。

程基泰说：“是呀，我们家就那么小？”

唐秋雁说，“那么小的房子怎么住？”

何惠芳叫了一嗓子：“我们要求重新测量！”

汪经理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叠表，翻到曹家胜的一页，说：“你叫曹家胜，是吧？你家只有四点八平方，我们让了零点二平方，才有五平方，这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字。顺便说一句，你住的地方虽然不是狗窝，但也不是房子，那是楼梯间。”

汪经理没等曹老三说话，马上转向同年，问：“这位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同年说：“邵同年。”

汪经理翻了一会儿，说：“没有叫邵同年的，你不是户主吧？报户主的名字。”

同年犹豫了一下，声音低了一点，说：“金月清。”

“说大声一点，我没听见。”

同年叫了起来，因为突然报母亲的名字，立即勾起他的心酸：“金——月——清——”

汪经理说：“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天你妈妈在家，这里还有她的签名呢。”

这才几天，已经天上人间了。

汪经理又转向大家说：“所有公布的情况，这里都有户主的签名。”

这时大家才知道，人家早已经做好了圈套等你钻了。那天笑面佛似的汪经理，表面上那样好说话，一个平方米两个平方米地让，实际上他要大家签字，就是为了堵大家的嘴。厅堂里突然静了下来。

杜媛媛觉得自己现在该说话了，就问：“每家的房子都这样小，你们难道还准备把我们几家安排进一套房里住吗？”

汪经理马上接过话头说：“那怎么会呢？我们开发公司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优惠，原则上每户一套新房，以旧房一平方还新房一平方，剩下不够的面积，本公司以成本价优惠出售给各家，今后，大家都有自己的房了。”

杜媛媛问：“那么出售的面积，多少钱一平方呢？”杜媛媛毕竟没有经验，把话题引到买平方上去了。

汪经理知道大家已经进沟了，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还给多少平方，而是要花多少钱了。第一道坎过去了，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当总经理的弟弟说了，顺利拿下来，奖励他五万元。他也知道，仅此拆迁一项，他就帮大哥至少多赚五百万以上，拿个五万元也是心安理得的事。

汪经理擦了擦汗说：“现在没有开工，还不能准确地算出成本价。到时，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价格。”汪经理知道，不能一次把所有的事都说满，人心难填，得了一个好处，他还会想着另一个好处。

杜媛媛继续跟着汪经理的套走，她关心的是买房价格问题，因为她现在居住的三进下厢房，就那么一小间，怎么算也多不了几个平方米，根本不能解决她的住房问题。母亲的房子再小，也得有一个独立的小套。自己一直勤奋地努力，就是为了存钱买房，现在她关心的当然是房子的价格。她以为全老宅的人关心的也是买房价格问题。

杜媛媛冲着汪经理说：“这样不行，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定价，到时你们把房价定得高高的，我们怎么知道成本价是多少呢？”

汪经理说：“这点你放心，到时会有一个参照价，即房子的售价，相比一下，你就知道是不是成本价了。”

自以为精明的杜媛媛紧接着说：“那也不行，房价多少都是你说了算。我提个建议，现在虽然还不能算出成本价，但是不是定出一个优惠比例出来，比如优惠百分之五十？”

汪经理哈哈哈一笑：“你实在是聪明，优惠百分之五十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优惠百分之二十，我回去争取争取。”

说到这儿，下面嗡嗡地议论起来了。

汪经理看看大家，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了，就说：“是不是今天就到这儿，我回去向公司汇报，尽快把优惠价格定下来，大家先把拆迁偿还协议签下来。”

一直没有说话的成虎，知道再不开口就来不及了，杜媛媛已经被开发公司完全套住了。他说：“等一等，汪经理，我有一个疑问。市里拆迁政策的确是旧房一平方还新房一平方，可是旧房的平方怎么算才合理呢？像85号大院这样的旧房子，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子，如今住了十九户人家。你们在测量的时候都是进屋量的室内面积，自然每家都很小，还有其他共用面积呢？比如，三进有三户人家在共用厨房里烧饭，那共用厨房的面积你们怎么没有算？你们这种只算屋内净面积的算法，有依据吗？”

其实，那天看完公布的结果，了解了市里拆迁返还政策后，成虎就一直在琢磨，从开发公司所公布的情况来看，表面上好像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老城改造，一个85号大院这么大的深宅子，十九户人家，家家都弄得住房更为紧张，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呀。但，拆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确实是市里的政策，从政策的本身来看也应该是合理的，你不能要求开发公司拆一平方，还两平方呀？

但是，拆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对现代盖的宿舍楼，包括老百姓自家盖的那种东接一块西接一块的自建房，都是不行的。那种房子，一家一家都是独立单元，算起面积来也清楚。可老宅里，十九户人家几乎是住在一起的，如果按照各家房内实际面积来算，就大不合理了，还有那么多的厅堂、过道、连廊，包括公用厨房的那些面积被开发公司“贪污”了。

成虎一说完，下面立即炸了，大家如梦初醒般叫道：“对呀，对呀！”

曹老四骂开了：“他妈的！搞了半天明明骗了我们，还在这儿装好人，这不是欺负人吗？”

刚刚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钱启富，懂得了一点法，指着汪经理说：“你，你们懂不懂法？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告你们。”

杜媛媛如梦初醒，她的脸红了，知道自己差点酿成大错，难为情地回头望着成虎。

情况急转之下，已经无话可说的人们又像火山爆发了。

汪经理的汗又冒出来了，他求救似的朝着一直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副总经理示意。

这位副总经理也姓汪，民营企业家族式的管理很普遍，他也是总经理的亲戚。汪副总经理好像是成竹在胸，他先让大家鼓噪了一会儿，因为这种时候要是硬压，反而会激化矛盾，他得等大家先把火发一发，只要现场不失控。

鼓噪之声稍低一点后，汪副总经理不紧不慢地走到前面，开口说话了：“我是公司负责拆迁的副总经理。刚才那位同志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依据，还有那位老同志，问我们懂不懂法，我很敬佩这两位同志的理智和清醒。我们是一家有一定知名度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切都会循着法律和政策去做。这样大的一个项目，我们专门请了律师当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一位年轻人，“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那位年轻人两手抱在肚子上，矜持地朝大家点了点头。

这时，汪副总经理从包里掏出一叠纸，举了举，继续说：“刚才那位同志问我们有没有依据，有。没有依据我们怎么向大家交待呢？我们的依据就是这个。”说着，他将手中一叠纸，朝四周都示意了一下，然后尽量用非常清楚的话语说：“大家在房管所承租的房子的面积。”

赵大队长说：“那都是几十年前租的了，谁还记得，恐怕也没有原始记录。你找一找我的承租合同给我看看。”原来，赵大队长住进来，是当时政府后勤科出面安排的，他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承租合同。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部队南下，向谁承租？跟谁签定承租合同？那时房子实际产权还是齐家的呢。

汪副总经理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是的，有些确实找不到原始承租记录了，但是——”他故意停了停，环顾大家一圈，然后接着说：“房管所有每一户每个月缴房租的记录，还有你们每月缴房租的收据底根。这里准确地记录了你们实际居住面积。如果说那些公共部分是属于你们的，那你们为什么没缴房租呢？”

汪副总经理的一番话，把刚刚鼓噪起来的声音压下去了。

大家都低头一想：是呀，每个月缴房租的收据，是依据呀！

老宅里有三种住户，一种是齐社鼎、齐社娟，他们是老房主，所住的房子属私房，产权明晰，但具体面积也和承租户一样，很含糊。一种像月清家这样的，虽不是老房主，但房子是解放前租的，准确地讲，是典租。一次性将一笔定金交给房主，约定在若干年内，房主将定金返还给承租者，就可赎回房子，承租者实际上是用这笔资金的利息作租金。如果不能赎回，房子就归承租者。齐家一直没有能力赎回房子，所以一直由邵家住着，根据解放后的政策，认定房子为邵家的私房。以上两种都不用缴房租，也就没有房租收据。第三种就是房改以后，房子的产权属于国家，后来的承租人每月向房管所缴房租的，这部分人在老宅里占大部分。刚才汪副总经理出示的收据，就是这部分向房管所租房的人的。

成虎没有慌，这个问题他仔细思考过，还问过汪平。汪平说，据他所知，在执行拆迁还房政策时，一般是宜粗不宜细，细了，问题会越搞越复杂，矛盾也会越搞越大。

成虎问：“怎么粗法？”

汪平说：“具体问题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汪平这后一句话，等于没说，但给了成虎一个启发，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据理争一争，连争都不争，那就是任由开发商宰割了。

现在成虎清楚地看到，开发商步步为营，准备得十分充分，步步引人入套。这就更让他警惕了。开发商是在与老宅的人斗智，目的是维护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在与老宅里的住户争利益。

老宅的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大伙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老城改造，最后却可能得到与自己的期盼背道而驰的结果。

成虎决定好好和他们斗一斗，先把问题复杂化，然后抓住开发商的弱点攻击他们。成虎说：“这种老房子的房租，应该考虑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当年房改前，老房主租房一般都一间一间地租，也就是说，除了房客承租的部分，其他都是属于房主的。后来搞房改，老宅里很多公用部分都收为国有了，公用部分也就属于国家了。国家将房子租给老百姓住的时候，实际上也把公用部分无偿地提供给他们使用了。这些公用部分很多界线也是不明晰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你们如果抓住房租收据来做文章，就错了。因为房改以后，除了私房，其他都归国家了。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一切都是人民的，对老宅里公用部分的面积，国家并没有斤斤计较，也无法斤斤计较。如果今天你们要计较一下，那么好，你们是民营的房地产公司，也就是跟我们85号大院里的私房主一样。85号大院，除了私房和大家缴房租的这部分面积，多出来的面积都应该是属于国家的。我们要求重新测量85号大院，测量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从前门到后门，整个85号大院的实际面积。”

成虎的一席话，很多人没有听懂。有些人还有点怪成虎，把问题搞那么复杂干啥，管他什么国家的，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给国家，我们不是更少了？

那汪副总经理听明白了，他知道碰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开发公司实际上在做一道模糊题，他们把老宅里各家都分裂开来，余下的部分就都成了开发公司的。

成虎看到了他们的要害。按照市里政策，拆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成虎要求把整个老宅当一个整体来算，老宅里所有的前院、跨院、后院、天井、回廊、连廊、雨廊、过道都得统统算进去。这部分的面积实在太大了。

汪副总经理知道自己已经败下阵来了，只是成虎还留有余地，没有把问题完全说破，也没有继续往下追，所以才有人埋怨他。他开始让步了，悄悄地把那一叠纸塞进了包里，然后说：“刚才这位同志说的话题，也实在太大了。国家的，什么不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嘛，今天我们是来讨论返还面积的，就不说那么远了。不过，这位同志讲的历史事实我们也该尊重，大院里共用的厨房，各家门前的连廊，可以考虑算一部分面积。我们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尽快地拿出一个办法，好不好？我看今天就先讨论到这儿。散会吧。”

汪副总经理急于结束今天的会，他怕拖下去，又会节外生枝。

成虎也没说什么，他知道，刚才说的观点，只能点到为止。现在重点是为老宅里的人也为自己争取更多一点的利益。

他心照不宣地望着汪副总经理笑笑，言外之意很清楚，你们好好研究吧，我是有所保留的。

散了会，很多人把成虎围起来，杜媛媛问：“小成，你刚才讲什么国家的，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家也不会给我们呀？”

成虎胸有成竹地说：“等着吧，他们一定会让步。”

杜媛媛还是不解地问：“让步，怎么让步？”

成虎不想说了，就说：“给你加平方。”

这时，张奶奶家的二傻子插了上来，伸着舌头说：“让步——好！”

张奶奶给了二傻子一巴掌，说：“一边去，你懂什么？”

二傻子摸摸自己的头，“呵呵呵——”笑着走了。

人们也都若有所思地匆匆回家了。成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这番话使刚刚团结起来的老宅人，又要四分五裂了。

第二十一章

当年盖齐府的时候，在宅子里进出行走，雨天不淋雨，夏天不晒太阳，齐园青设计了一条通贯整个齐府的连廊。

齐府坐南朝北，连廊在宅子的东西两边。从齐府前院开始两边就有连廊，为了让连廊相接，前院那道花墙两边，各开了两个“平门”供连廊通过。所谓“平门”，即门的形状像一个立在那儿的花瓶，“平门”寓意平安的意思。“平门”没有门，只是在墙上开了一个瓶形的框。连廊穿过“平门”进入一进天井，再穿过天井，汇入一进厅堂，经过厅堂再分开，进入二进天井，一直通到三进的厅堂。连廊分分合合，分在天井里，合在厅堂中，天井这部分连廊由于是方形的，又叫回廊。连廊汇入三进的厅堂后，进入雨廊，穿过厨房和库房中间的过道，最后进入后花园。

如今老宅里的连廊早已面貌全非，看不出一个完整的样子，更别谈从前院通过连廊到达后花园了。老宅里人满为患，连廊都被占用了，有的被隔成住房住了人家，有的被隔成厨房烧饭。连廊在前院的起点处，就是程基泰烧饭的地方。连廊的终点，被隔成住房住了孙拽子一家。现在要弄清连廊的归属，会牵涉到很多人家的切身利益。

为了共同的利益，老宅里的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团结就取得了成果，第一次谈判，开发公司就做了让步。

可是，散会以后，人们回到家里一想，喜悦的心情就降温了。这些连廊和共用厨房，如何计算面积？这些面积属于哪家？各家能分多少？越想，问题越具体，越想，矛盾越多，一个一个都和自家利益相关，都无法回避。

于是，各家的房门又关了起来，家家都在灯下商议着自家的事，核心内容当然是如何维护各自的利益了。老宅人的团结联盟，已经分崩离析了，表面上还维持着客客气气的样子，心里却在相互试探虚实。老宅人的心，又散了。

老宅三进的东连廊，一部分齐家做了厨房，一小部分被何惠芳隔成了厨房。厨房外还留着一点窄窄的回廊，回廊边有一排石凳。这些石凳已经年代久远，它不是给人坐的，而是早先小姐们摆放时令花草的，春天放迎春和杜鹃，夏天放牡丹和芍药，秋天放菊花，冬天放腊梅，平常就放有一些罗汉松、黄杨、文竹之类的微型观赏盆景。

现在老宅里哪还有地方给人赏花种草，但那些放花的石凳还在。石凳上现在没有放花，但两家人各自放了一个破盆。齐家放的是破花盆，里面种了几根葱。就是平时用过的葱根，随手点在破花盆里，有时烧菜来不及去买葱，就在花盆里掐几根。花盆虽破，但盆里总有几根绿色的葱。其实种葱不是目的，只不过以此向何家表示，这块地方属于齐家的。

何家不种葱，但何惠芳也是个精明人，她何尝不知道齐家的意思，她在窗前的石凳上放了一口破缸，缸里装着洗碗淘米的泔水，有时也倒点剩菜剩饭。几天下来，三分五分卖给从郊区来收泔水养猪的农民。后来物价上涨，精明的何惠芳不要那三分五分的钱，而要农民带点小葱来换。后来，养猪改用饲料了，郊区农民不再到城里来收泔水。可这口破缸仍然放在这里，这也是向齐家表明这边是属于我何家的。破缸放在石凳上，日晒雨淋，变成了蚊子繁殖后代的温床。但何家就是不拿走。

齐家是老房东，他们家把连廊隔出来做厨房早，差不多占用了连廊的三分之二，何惠芳是“文革”中搬进来的，只占了连廊的三分之一，这两个破盆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别放在两边的。

多年如此，两家泾渭分明，从未有过异议。两只破盆也像落地生根一样，清楚地表明着彼此的“楚河汉界”。

这天早上，谢庆芳打开房门，发现石凳上有点异样。原来，何家那口长期空着的破缸里放进了土，土上也插了几根葱，不是葱根，而是葱。何家也开始种葱了？谢庆芳马上意识到何家的用意不是在种葱，那破缸还被悄悄地往自己家这边挪了一寸，虽然挪动的只有那么一寸，这也是何家在悄悄地多占地方。马上要测量连廊了，你何家多了，我齐家就少了，谢庆芳想上前把它挪回去。后来一想，也就那么一寸，何家占不了太多的便宜，就忍下了。但从那天开始，谢庆芳就特别注意那口破缸，每天都要看一看。

过了两天，谢庆芳发现那口缸又被挪了一寸。她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她还有更重要更紧急的事要做。那次大家与开发公司谈判时，她一句话没讲。因为她家的情况和老宅里所有人都不同。她家是真正的私房主，将来怎样还房，她还在等开发公司和她谈。她也为此找过汪经理，汪经理说：“你们家的事好说，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私房。你先等一等，我们把大部分人家的事谈完了，再和你商量。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汪经理实际上是想把她家稳住，不让她们和其他人一起闹事。这段日子，她还在急着办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一定要在老宅拆迁之前做好，是大事，顶大顶大的事，她不想坏了自己的大事。于是，再一次忍住了，毕竟才两寸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就是了。

可是，当第三次看见那口破缸又被何惠芳挪了一点，谢庆芳再也忍不住了，她上前把破缸移了回去。

第二天，破缸又被挪回来了。她再一次把它移回去。此后，你来我往，谢庆芳和何惠芳在暗中较上了劲。

这天早上，何惠芳出去买菜了，谢庆芳又把破缸移了回去。而且移得比原来的位置还要多一点，也就是说，谢庆芳转守为攻了。

何惠芳买菜回来看见破缸不仅被移回来，而且还退回到自家一边。就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放，又要将破缸移回去。这时，谢庆芳从门里冲出来，指着何惠芳说：“你这是做什么？”

看到谢庆芳，何惠芳有点尴尬地笑着说：“那石凳平时也是空着，我也想种点葱，烧菜时好应应急。”

“别把人家当傻子，谁看不出你的心思。”谢庆芳说。

何惠芳见自己的小点子被人识破，就想把此事支吾过去，说：“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我的心思？”

谢庆芳说：“不要以为就你聪明。那破缸放了多年都空着，突然想到种葱？你种葱也不要种到人家的地方，谁不知道你的用意？”

好像被谢庆芳打了脸，何惠芳干脆就把脸拉下来了，说：“你不要以为这房子还是你们家的，空着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放东西，凭什么你家要多占一些。”

谢庆芳嗓音提高了八度：“你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当权的时候啊？早落实政策啦，该是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怎么，你还想强占？早不是江司令的那个年月了。”

谢庆芳把死人江堂发拖出来，直戳何惠芳的心窝子。

这句话，一下把何惠芳拖回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一股热血直往何惠芳脸上冲。谢庆芳今天这样不屑地说到江堂发，当年可不是这样。

那时的江堂发是何等的人物？“武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江堂发每次回来都横挎着枪，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还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背着冲锋枪。当时正是暑季，何惠芳就把饭桌放在西连廊外的天井里，就是现在的这个石凳旁。江堂发吃饭时，手枪就放在饭桌上，板着脸不苟言笑，左邻右舍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一次，一只苍蝇在饭桌上飞来飞去，江堂发赶也赶不走，就怪谢庆芳家的那个破花盆。他梗着脖子冲着谢庆芳家的窗户叫：“养这几根破葱干什么？净招苍蝇。”第二天，谢庆芳就乖乖地把种葱的破花盆挪走了。江堂发死后，那个破花盆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一直放到今天再也没有挪位置。

谢庆芳的话，让何惠芳恼羞成怒，她气急败坏地说：“你以为现在改革开放了，像你们家这样的就翻天了？江司令怎么样也不比你们家那个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差。”

两个人翻了脸，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话也越来越难听。一个坚决要放，一个坚决不让放，两个人的四只手就按在破缸上，一个要挪，一个不让动。情急之下，何惠芳腾出一只手狠狠地推了谢庆芳一把，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下她可不依不饶了，从地上爬起来，叫着：“打人啦！”一把揪住了何惠芳的头发，何惠芳也伸手抓住了谢庆芳的头发，两个人头顶着头，你揪着我的头发，我揪着你的头发，僵持在那儿。

老宅邻里之间的磨擦几乎天天都有，吵架甚至打架也常有发生。平常这种时候，只要有人拉架，双方就会松手，然后再互骂几句，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可这时恰恰大人们都上班去了，一时没有人来劝架，两个中年女人就这样揪着头发僵持着。

何惠芳知道自己打不过谢庆芳，这样下去必然要吃亏，首先声音沙哑地说：“你放不放手？”

谢庆芳虽然力气比何惠芳大，但连日来总熬夜，又要照顾齐社鼎，此时已气喘吁吁了，她也想结束“战斗”，乘势下台，说：“你放，我就放。”

何惠芳又不愿自己先放手，让谢庆芳占了便宜，“你先放，你先动手的。”

谢庆芳又来气了，“我先动手的？是你先动手，我才动手的。”

“我先动手的？是你先抓头发的，还说我先动手的！”何惠芳觉得自己已经吃了亏，还要输理，一时间气又上来了，于是手就不由自主地用上了劲。

何惠芳一用劲，谢庆芳也用了劲，两人又开始扭了起来。只是这时已经没有开始那样激烈了。

两人相互拽着头发，头顶着头，眼睛看着地上，嘴巴还在不停地互骂。

忽然，两人都停了下来，手也不拉了，嘴也不骂了。只见一只乌龟从墙角的阴沟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它先从阴沟里伸出头，朝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爬出来。这只足有汤碗大不知道已经活了多少年的乌龟，一步一步地朝两人的脚边爬过来。乌龟不怕人，反而逼得谢庆芳和何惠芳不得不为它让道。乌龟爬到两人的中间，停下来，抬起头，似乎很不理解这两个女人为什么打架，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然后一步一步地穿过天井，爬到了另一边的阴沟边，钻了进去。天井的青石板上，留下它从阴沟里带出来的一道长长的黑泥。

谢庆芳和何惠芳不约而同地松了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道理似的，各自理理乱糟糟的头发，默默地回家了。

何惠芳洗洗脸，梳了梳头，一屁股坐在那个旧时的“美人靠”上，看着空荡荡的家，心中涌上一股无助的悲哀。寡妇还是被人欺啊，何况她还是个“造反派”的寡妇。“四类分子”“右派”，甚至包括像孙拽子这样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历史反革命都摘帽平反了，她却无法摘帽平反永远出不了头。如今老宅里家家都在想方设法从拆迁返还中多得点好处，可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小点子，还被谢庆芳发现打了一架。何惠芳想痛哭一场，又怕被谢庆芳听见笑话，只能强忍着。

她对着江堂发的旧照片，其实是在哭自己。自己是个寡妇，女儿又残疾，谢庆芳敢动手打人，明摆着是欺负自己。曹老三虽然忠实可靠，但大事上也无法帮忙，只能在搬家的时候出出力气。人活着，都有一个期盼，可自己的盼头在哪里？

想着，想着，泪水又夺眶而出，何惠芳低声地哽咽着。这时，却听见楼下的谢庆芳放声地大哭起来。

谢庆芳和何惠芳在天井里打得不可开交，齐社鼎却一脸安详地躺在床上。前几天他从床上掉下来以后，病情又重了，神志不太清醒，本来能说简单的几个字，现在又不能说了，反应也迟钝了。

谢庆芳披头散发地回到房间里，洗了洗脸，就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把牛角梳，梳那一头的乱发。梳子刚一插进头发里，就是一阵钻心的痛。刚才打架时，头皮都被拉肿了，谢庆芳只得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梳顺。

梳妆台还是结婚时买的，跟着自己已经几十年了，它在窗前像落地生根一样一直没有挪动过。谢庆芳也像这梳妆台一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齐府，离开过这个房间。如今，梳妆台旧了，自己也老了，曾经的一头乌发里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梳妆台上有一面圆镜子，镜子的反面嵌着一张谢庆芳和齐社鼎的结婚照，照片上的谢庆芳穿一件旗袍，全身上下凹凸有致。那时的谢庆芳真的是年轻漂亮，跟齐社鼎在一起拍的照片，像一朵白玉兰开在一节老树桩上。看着照片，再看看镜子里现在的自己，一股悲哀直涌上心头。从想当齐府的当家人，到嫁给树桩一样的齐社鼎，到如今成了齐家一个老妈子，自己的一生就这么走过来了，要不是心里有那个企盼支撑着，她真的想不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谢庆芳听到齐社鼎在床上动了一下，嘴巴呓语似的唠叨着。她走到床前，看到齐社鼎竟然面带笑容，这笑容让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谢庆芳的脑门。谢庆芳想，何惠芳虽然是个寡妇，但她的丈夫死了，再也不会拖累她了。自己虽然有丈夫，却如同一个活寡妇。齐社鼎这样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不知要拖累到哪一天。这时，齐社鼎竟然笑出声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谢庆芳失去了理智，她抬手就给了齐社鼎一巴掌。这一巴掌把齐社鼎打得睁开了眼睛，翻了翻，又闭上了。

谢庆芳看着齐社鼎脸上慢慢地浮上五个指印。这才想到，他是个病人，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自己却打了他。又后悔地坐在床前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哭声越哭越大，到后来几乎是嚎哭了。

病中的齐社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已无法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常的反应，但过去的事情却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有时又混着幻觉。刚才他在幻觉中遇见了梅香，还是那样像一个熟透了的鲜桃一样的梅香，他笑了。

自从老爷在家族的墓地里给梅香竖了碑，齐社鼎心里已经确认梅香死了。后来结婚生子，岁月流逝，他渐渐地把梅香放进了自己心底。但对梅香的思念像一颗种子，一有适宜的土壤就会发芽。那以后发生了一件事，使齐社鼎一直在想，梅香是否还活着。

那年琪文六岁了，在门口玩“跳房子”，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朝着老宅里张望。看了一会儿，就问琪文：“小姑娘，有一个齐家大少爷还住在这里吗？”

琪文不懂，就问：“什么叫大少爷？”

“哦，他姓齐，叫齐社鼎，在家里是个少爷。”

琪文马上说：“他不是少爷，他是我爸爸。”

那女人听到琪文这样一说，就仔细端详琪文，然后用手摸了摸琪文的脸说：“像，是像大少爷。”说着就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的。

那天是个周末，齐社鼎在家。琪文从大门口回来跟他说：“爸爸，门口有一个人找你。”

“哦？找我，谁呀？”

琪文说：“不认识。”

“什么样的人？”

琪文说：“一个阿姨。她问，有一位齐家大少爷还住在这儿吗？爸，什么叫大少爷？”

齐社鼎一听，立即起身，他没有回答琪文的问题，却朝大门口飞快地跑去。

大门口已经没有一个人影。

齐社鼎认为此人可能是梅香。接下来一整天，齐社鼎都在大门口、园青坊街上和那棵大槐树下徘徊，希望能遇上她。他觉得她会再回来，但是没有。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的下午，齐社鼎从学校回来，走进园青坊大街，远远看见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孩子，站在老宅的门口跟路人打听着什么，手还朝着老宅指指点点，那背影极像梅香。于是就急步往前赶，那人经过老槐树，穿过老牌坊，朝观音巷方向去了。齐社鼎急匆匆地追过去，大人和孩子都不见了。虽然齐社鼎不敢确定那就是梅香，但他心里一直在想着：梅香也许还活着。

他认为，说梅香死了，也许是太太的一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分开。如今太太死去多年，无法问个明白。他问张妈，张妈说：“孩子，人死不能复生，梅香是死了。就是没死，十几年过去，那也不是当年的梅香了。”

尽管张妈这样说，齐社鼎心里仍然揣着这个疑团。他企盼着有一天，梅香突然走到他的面前。当年的齐少爷，从情感上，他仍然没有长大。

嚎哭着的谢庆芳突然听到外面人声躁动。是唐秋雁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堆毛线，篮子里放着几包盐和几瓶酱油，她满头大汗地叫，叫得整个老宅都听得见：“你们还待在家里？外面都抢疯了！涨价了！赶快去买吧，再迟了就什么都买不到了！”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传着物价要涨，现在恐怕是真涨了。谢庆芳擦擦眼泪，提起菜篮子，上街去了。老宅里的人，几乎都上街了。

何惠芳也从楼上下来了，手上提着个篮子，急匆匆地往外走。她走到大街上，一看就傻了。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前都有人在排队，她不知排哪个队好，也不知道该买什么。队伍里的人都是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满头是汗。

一家布店门口排的人最多，也许因为布是好存放又早晚用得着的东西。何惠芳走到这儿，正犹豫着排不排的时候，忽然看到唐秋雁在跟她招手。原来，唐秋雁把东西放到家中，拿了钱又出来了，这时看到何惠芳就招手让她去插队。唐秋雁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何惠芳挤到了唐秋雁面前，却看到唐秋雁前面排着谢庆芳，她犹豫了。唐秋雁不知道她们刚打架，一个劲地叫着：“快快，插进来，插进来，排在后面就买不到了。”何惠芳仍然犹豫着，唐秋雁一把将她拉了进去。于是，两个冤家对头一前一后挤在了一起。

“抢购风潮”刚过，开发公司的通知就来了。通知仍然贴在前院的墙上，内容大抵是说，公司充分理解拆迁户的困难，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向85号大院的拆迁户让利。各家的共用厨房和门前窗前的连廊过道，可以折算返还面积，公司将派人重新测量。请各住户自行协商，分清各家使用面积的权限，以便测量。

汪经理也来了，他对召集人杜媛媛说：“测量队员进入前，各家要分清哪一块地方是属于你家使用的，别人也没有异议，然后再由开发公司来确认测量面积。哪一家协商好了，就先测量哪一家。”

通知一出，如同一石击起千重浪，这个“浪”不在表面上，而在各家人的心里。老宅里的人，又开始各自打各自的算盘了。

问题仍然出在同一个现实上，开发公司所说的共用厨房和各家的门前窗前连廊过道可以算各家面积，可老宅里几十年来，从未明确分清这些面积究竟哪块属于哪家。虽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使用范围，但今天要分清具体属于哪家面积，然后在新房上返回，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更不能用多年约定俗成的办法去分清。约定俗成本身就是模糊的。现在怎样把它清楚明白地变成白纸黑字呢？

家与家之间的矛盾似一股暗流在老宅里涌动。

第二十二章

老宅里，家家都在为重新测量的事烦心时，谢庆芳却在为另一件更大的事闹心。这件事在她心里已经好多年了，是她的一个秘密，支撑着她全部的精神世界，甚至与老宅闹鬼都有关。

这几天，她总坐在床前絮絮叨叨地和齐社鼎说话，好像要把一肚子委屈说给丈夫听。她一会儿很耐心地说，一会儿又很急躁地站起来在床前走来走去，有时贴在丈夫耳边轻轻地问，有时又激动得扳着齐社鼎的肩膀摇。谢庆芳急得眼泪直往下掉，齐社鼎也急，急得满脸通红满头是汗。这几天，齐社鼎的病情又有好转，他能听明白大家的话，也能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仍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谢庆芳束手无策地望着他，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去张罗齐社鼎的中饭了。

齐社鼎病了以后，谢庆芳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部精力都要围着齐社鼎转。喂饭喂水，拉屎拉尿，擦身子，扑爽身粉。齐社娟一再关照，每天一定要给二哥翻翻身，用温水擦擦身子，否则容易长褥疮，长期卧床的病人长了褥疮很难康复。齐社鼎没有病倒时，每晚睡觉前有用热水泡脚的习惯。社娟说这有助于全身血液循环，为了齐社鼎能尽快恢复，谢庆芳每天都用热水给他泡脚。

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是齐社鼎从小养成的习惯，也是他惟一的养生之道，这种保养身体的方式还是父亲对他说的。父亲有一套泡脚养生理论，他说，人，靠一股气支撑着，而气从脚底而起，脚驮着一个人的全身，所以保养脚相当重要。小时候，父亲每晚都用一个杉木桶泡脚，有点头痛脑热，也不去找医生，就让张妈用晒干的艾叶煮水来泡脚，泡出一身汗，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父亲泡脚的时候，也会把小社鼎抱来，将他的两只小脚放在桶里，父子俩一块泡。小社鼎怕烫，就把脚放在父亲的脚背上，父亲就跷起脚趾挠他的脚心，父子俩欢笑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慢慢地，齐社鼎也养成了每天泡脚的习惯。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家里还是在学校，每晚睡觉前，都要泡脚。一天不泡，第二天就浑身发酸要生病似的。不知是不是每天泡脚的原因，齐社鼎确实很少感冒。

这天晚上，谢庆芳和琪文一道把齐社鼎扶到藤椅里坐下，给他泡脚。谢庆芳怕齐社鼎坐不稳，在藤椅的周围塞上枕头，就叫琪文去睡觉了。谢庆芳拿来一个小杉木桶，是齐社鼎病了以后，专门去订做的，直径正好宽松地放进两只脚，深约到膝盖。谢庆芳倒下热水，试好水温，把齐社鼎的脚放进去，在他的膝盖上盖一床小棉被。

谢庆芳与齐社鼎结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淡，除了生孩子，很少有感情交流。解放后，齐社鼎长期在郊区学校教书，就是周六回家，谢庆芳对齐社鼎的照顾也不多，她把精力都放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两人疏离得睡在一张床上甚至都有陌生感。这次齐社鼎病倒以后，谢庆芳对齐社鼎的照顾非常尽心。齐社鼎虽然半身不遂，但进食基本正常，只是吃得慢，她就慢慢地喂。但排泄齐社鼎就不能自主了，有时他咿咿地叫，等到谢庆芳赶来了，已经拉在床上了。这些都不能叫琪文帮忙，她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总不能叫她给父亲擦屎擦尿。儿子只是每周回来几次，每次回来坐不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谢庆芳只能自己做。

给齐社鼎泡完脚，额头上出了细汗。谢庆芳蹲下来用干布擦他脚上的水，突然感到齐社鼎用那只能动的手在摸她的头，抬头一看，只见齐社鼎泪流满面，接着就呜呜地哭。谢庆芳心里一酸，紧接着涌起一阵惊喜，从齐社鼎生病以来，还没有过这种自主的表情。有了自主的表情，就证明他已经有了自主的思维。她立即和他说：“别难过，别难过。你看，你看，这次住院，前后花了好几千，家里有多少积蓄你是知道的。今后还要给你治病，这钱从哪儿来？”说着，谢庆芳伏下身子在齐社鼎的耳边轻声说着什么，显然她不想让琪文听到。可齐社鼎仍然是咿咿呀呀地哭，咕哝着谢庆芳听不明白的话。

谢庆芳直起身子，望着齐社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死鬼，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这房子要拆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说完，把齐社鼎扶上了床。

谢庆芳把洗脚水拎到天井里倒了，又到厨房里把煤炉封上，把齐社鼎换下来的衣服捡到一起，泡在一只木盆里，准备明天上午洗，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谢庆芳是个爱整洁的人，爱整洁的人就要比别人多做一些，家里有一个病人，要做的事就更多了。生活把这个一心想做大户人家阔太太的谢庆芳，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但她想做阔太太的心，一直没有死。

做完这些，自己洗了洗。每天到这个时候就该上床睡觉了，可今天她把解开的衣服又扣好了，坐在桌子旁边发呆，一副坐卧不宁的样子。想想，谢庆芳又轻轻拉开房门出去了。

谢庆芳上了二楼，径直朝齐社娟房间走去。

齐社娟四十八岁了，仍然单身，她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虽然和齐社鼎是亲兄妹，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两人长得一点也不像。据说齐社娟的亲生母亲生她那年才十九岁，艺名叫玉堂红，小名就叫小红。齐太太花钱买平安，给了她一笔钱。其实这笔钱并没有落到小红的口袋里。黄梅戏班子的老板知道，如果齐衡君娶了小红，戏班子就少了台柱子。于是，他收了齐太太的钱，带着小红和他的戏班子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别的地方跑码头去了。

把社娟抱回来的那天，齐太太把全家人招到一起，当着老爷的面发毒誓说：“社娟抱回来了，就是我的女儿，如果有人把社娟的事说出去，或者说给今后的社娟听，无论他是谁，都要赶出家门！”信佛的齐太太在后来的生活中，对社娟也确实视同己出，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

社娟后来在教会学校读书，解放后又上了护士学校。长大后，她觉得自己和兄姐们长得一点也不像，慢慢地也有了一些疑心。但问谁也问不出结果。后来她也想明白了，就是问出结果又能怎么样？读书的时候，社娟成了基督徒。她不再去追问到底自己是谁生的，反正都是上帝的子民。

齐社娟平时很安静，每天早出晚归没有一点声音。社娟就住在谢庆芳的楼上，她再安静，回家总要走动，一走动，薄薄的楼板就会有声音。谢庆芳是听到楼上的脚步声，上楼来的。

谢庆芳上到二楼，听到齐社娟房里有人说话，好像是成虎。她想想，转身又下去了。

成虎上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同事汪平请他晚上一块吃饭，说有好消息。成虎觉得自己一直在麻烦汪平，就说：“我来请。”汪平说：“不用，有人请。”成虎问：“谁？”汪平说：“见面就知道了，你们认识。”成虎问：“去哪儿？”汪平说：“迎江宾馆。”成虎心里一愣，谁呀？在这种高级的地方请他吃饭。

成虎到了迎江宾馆，汪平已经在大堂等他。两人一块去了餐厅，是一间雅间，临江的。推门一看，雅间里坐着新地房地产公司的汪副总经理和那位汪胖子，成虎心里就明白了。

汪副总经理迎了上来，热情地打着招呼：“成大记者，久闻大名，只是以前未曾谋面。你在市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大部分我都看过，非常喜欢，特别是那两篇获奖散文《窗台上的亮色》和《量杯里的泥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汪副总经理像个老朋友一样，握着成虎的手摇了又摇。然后递给成虎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宜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汪松和。

成虎在桌前坐了下来，知道这个汪松和今天约自己来，绝对不是谈文章，而是谈房子的。他想，我得保持清醒。

但是，这个汪松和，却一直在谈文学。“命运不济，命运不济啊，我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在学校时最喜欢的就是文学，作文也是全班最好的。上中学的时候，曾把《唐诗三百首》抄过三遍。我至今还能熟背唐诗。不信，成记者你随便点一位唐朝诗人的名字，我背一首他的诗给你听。”

不等成虎说话，汪平说：“李白。”汪松和马上背了一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汪平又说：“杜甫。”汪又背：“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汪平又笑着说：“王维。”汪松和已经是得意地背了：“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汪平鼓起掌来，成虎只得跟着鼓掌。

成虎笑了笑说：“我也抄过《唐诗三百首》，除了你说的熟读唐诗的原因，还有我上小学时，还是‘文革’后期，根本买不到《唐诗三百首》，于是就抄，边抄边背，很受用。”

汪松和接着叹了一口气，“我们不像你们城里人，不愁吃穿，可以安心读书。我家在农村，家里穷，孩子多，我是老大，寒冬腊月连鞋都没得穿。记得上学的时候，门前的湖面冻结实了，我趿着一双旧胶鞋走在湖面上，就跟光脚走在冰上一样。脚后跟裂得像小孩子的嘴巴，一个冬天都长不合。唉，不说这了，不说这了，影响大家胃口，点菜，点菜。”说着就叫服务员点菜。

服务员上来的时候，汪松和把菜单递给成虎，请成虎点。成虎是第一次到这种高级的地方来吃饭，就说：“我不会点，你们点吧。”把菜单递给汪平。汪平说：“还是汪总来点吧。”又把菜单递回给汪松和。汪松和就说：“那好，我来点，不满意，大家再来加。”然后就跟相声里报菜名一样，非常熟练地报了一串菜名，最后还礼貌地问大家行不行。

成虎望着他，心想，这就是那个连鞋都没得穿的穷孩子？

汪松和好像明白成虎的心事一样，说：“我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然后就在城里做泥瓦工，你看看，我这双粗手。”说着，把自己的一双手伸了出来。

成虎看见是一双皮肤粗糙的手，手上布满老茧，掌心和虎口都有伤疤。当然也可以看出，这双手早已退休，养尊处优了。

汪平又套了一次近乎，说：“哟，这是一双劳动模范的手嘛。”

成虎也开了一句玩笑：“这双手，现在恐怕只签单，不会再抄唐诗了吧？”

汪松和哈哈一笑：“现在要抄唐诗，恐怕得我儿子去抄了。如果还是我去抄，第一，我儿子恐怕要和我一样去当泥瓦工了；第二，肯定不能坐在这儿和成大记者一块吃饭。哈哈哈——”

说着，冷盘已经上来了，大家开始吃饭。成虎想，你约我来不会就是谈文学的吧？成虎一直等他进入主题，可他就是没有说一句老宅拆迁的事。坐在一旁的汪胖子，好像和汪松和事先有约定一样，只埋头吃饭，也不提拆迁的事。

一直把饭吃完，谁也没提拆迁的事，连汪平也没提。

分手的时候，汪松和和成虎握手道别，突然朝前倾出身子，在成虎耳边轻轻地说：“你房子的事，我都知道了。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现在先把其他人的事解决完。”说完就打着哈哈分手了，没有给成虎留下表示任何意思的时间。

汪平和成虎分手的时候对成虎说：“成虎，你托我的事，已经给你办到了，等到你搬新房时，再请我吃饭吧。”

听完这些，成虎心里却没有喜悦。他觉得，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他们的目的是堵他的嘴，叫他不要再参与老宅拆迁的事，不要再与开发公司作对。

成虎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他内心很矛盾，如果不再参与老宅人与开发公司的谈判了，有点出卖自己的感觉。老宅人眼巴巴地望着他，成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他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进大门的时候，又看到杜媛媛在等他。

杜媛媛看到成虎就像看到主心骨似的，说：“小成啦，正等你呢，今天那个汪胖子来找我啦。”接着把汪胖子跟她说的话和开发公司通知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成虎说了一遍。

成虎一听，知道老宅里又要热闹起来了，这次可是自己人跟自己人闹了，谁也没有能力制止，没有人会听你的。

杜媛媛见成虎精神不好，摸了摸成虎的额头，“小成，今天不舒服？是不是太累了？”

成虎正好就此下台，说：“是的，今天很累。”

杜媛媛说：“那就早点休息。”

成虎正转身走，杜媛媛又喊住他：“小成，你推着车先走，我马上给你送两瓶开水，用热水泡泡脚，泡脚解乏。”

成虎走到三进楼下，刚把自行车架好，杜媛媛已经赶来了，一手拎着一个开水瓶，左腋窝下还夹着一个圆形的铁罐。她示意成虎先拿着她腋下的铁罐，接着靠着成虎很近地说：“这是上海产的‘麦乳精’，挺好的，泡完脚后，冲一杯喝着睡觉。”

三进厅堂里没有灯，黑黑的，只有从齐家和月清家门缝里漏出来的一点光亮，因此，只能看见一个人的轮廓。杜媛媛说话的时候，气息就喷在成虎的脸上，成虎又闻到了她身上花露水的味道，心里就有一种痒痒的感觉。不知怎么，成虎并不觉得杜媛媛是自己理想的女人，但看到她，就唤起一个男人对女人本能的感觉，尤其在心里烦、累、苦闷的时候，总会想到她。

杜媛媛把开水瓶递给成虎，双手突然捧住了成虎的脸，说：“这段日子，你为大家操了太多的心，是累了，今晚好好休息。成虎啊，得找个姑娘来照顾你的生活了，看到你这样，我真心疼。”说着，左右看看没有人，竟在成虎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小郑在家等我，我就不上去了。”说完，又轻轻拍拍成虎的脸。这些亲昵的动作，既像母亲，又像姐姐，也像情人。杜媛媛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精，她的这几个小动作让成虎感到心里很舒服，特别是那额头的一吻，让他觉得暖暖的直达心里，立即缓解了他的累和烦。

成虎提着水瓶上楼，脚步都变得轻松多了。他看见齐社娟家亮着灯，突然想起，上次与开发公司见面的时候，齐社娟没有去。成虎是齐社娟看着长大的，她喜欢成虎超过自己的侄儿侄女。成虎小时候经常往齐社娟屋里跑，大学毕业以后才来得少了。

成虎记得，小的时候看见齐社娟的房间里挂着基督的像，后来“文革”了，就再也不敢挂了。齐社娟总能把自己的房子点出一些亮色来，这些亮色就是种上一些小植物，文竹、吊兰之类，冬天的时候，就是水仙。

齐社娟不太欢迎别人到她的房间里去，只有成虎是个例外。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很冷很冷，“文革”还没有结束，齐社娟在单位受到审查，回家的时候，左边肩膀戴着一个白袖章。成虎问妈妈：“妈，你看，你看，人家都戴红袖章，为什么齐姨戴了白的？”妈妈对成虎说：“小孩子不懂别多问，你不要到齐姨的房间里去问，知道吗？”成虎充满着好奇心，越是不让问，他越是想弄明白。

乘妈妈上班去了，成虎钻进了齐社娟的房间。只见齐社娟坐在窗边，手托着腮帮望着窗外的天。窗台上有一个白色的盘子，里面盛着一点清水，清水中立着一棵约有三寸高，长着几片碧绿叶瓣的植物，鲜嫩嫩水灵灵的。

那是一棵白菜，一棵白菜心。

宜市没有供暖设施，徽式民居的小砖小瓦更是保暖性差，屋外的寒风会顺着鱼鳞一般覆盖在屋顶的小瓦缝里钻进室内，一到冬天家里家外一样冷。那碟子里的清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浮冰。

成虎走到窗台边，看了看那棵白菜心，说：“齐姨，真好看，我也要养一棵。”

齐社娟伸手摸了摸成虎的头，说：“小虎子，就送你吧。”成虎感到齐姨的手像冰一样的凉。

成虎高高兴兴地把那棵白菜心连同碟子端回了家，宝贝一样养护着。过两天寒流来了，天地间阴沉沉的。成虎冻得睡不着，外婆将棉衣棉袄都压在被子上，他还是觉得被窝里没有一点暖气。

第二天早上起床，成虎看见那棵白菜变得晶莹剔透。原来，成虎每晚临睡前，都给它浇水，突然大幅降温，这些水都结冰了，连白菜一起冻成了一个冰砣子，冰砣融化以后，白菜就烂了。这一切深深地印在成虎的脑海里，以至于多年以后，还写了一篇散文《窗台上的亮色》。

成虎敲了敲齐社娟的房门。“进来，小虎子。”齐社娟还是习惯像小时候那样叫小虎子。她也知道敲门的是成虎，因为只有成虎会这样有礼貌地敲门。老宅里的人，没有敲门的习惯，不是推门即入，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地喊。

“齐姨，还没有休息？”

齐社娟正坐在床前看书，“没呢，我在卫校兼了课，正备课呢，你才回来？”

老宅里家家都不宽敞，串门时，都会坐在人家的床上。成虎知道，齐姨最不喜欢别人坐她的床。

齐社娟有洁癖，口袋里总有一个装酒精棉球的小铁盒，平时总是不停地擦手，走到哪儿擦到哪儿。甚至和别人谈事时，手上也拿酒精棉球不停地擦。

成虎住在齐姨隔壁，是经常被她擦的一个人。有一次，成虎玩完玻璃弹子被妈妈喊回来做作业。齐社娟下班回来看见成虎手上有泥，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拿出酒精棉球擦成虎的手。擦着擦着，发现成虎的脖子上也有泥，又拿出一个酒精棉球来擦成虎的脖子。酒精棉球是凉的，擦得成虎嗷嗷直叫，她也不放手。

成虎问：“齐姨，那天与开发公司见面，你怎么没去呀？”

齐社娟说：“我不想去，闹哄哄的。大家怎样，我就怎样，难道还能把我一人漏了？”

成虎说：“不是这样的，开发公司都是铁算盘，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然会吃亏的。”

齐社娟指了指对面一张椅子，叫成虎坐。

成虎看见她手上拿着一团酒精棉球，就跟她开玩笑：“齐姨，你别又拿酒精棉球来擦我。”

齐社娟笑了起来，露出细细的白牙：“怎么？还怕我擦你。别以为现在你长大了，要是不爱干净，我照样擦你。”

两人哈哈一笑，感觉一下就回到了从前。

成虎说：“齐姨，拆迁的事，你还是要关心一下，毕竟是大事。我们这个大院情况复杂，弄不好要吃大亏的。房子这个东西，不像吃的穿的，不好吃，扔了，不好穿，不要了，房子如果没有选择好，一辈子都很难调换。您有您的具体问题，比如您是要单独住，还是和齐叔叔家合一个大套？这些您都要有一个主意。”

齐社娟看着成虎，“还是小虎子关心我，那我就考虑考虑。”

“那好，您歇着，我走了。”成虎说着转身离去。

齐社娟对着成虎的背影说：“小虎子，谢谢你！”

成虎走了以后，齐社娟就看不进书了。她发了一会儿呆，就起身下楼去看看二哥，顺便就房子的事问问嫂子的意见。二哥家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进去了。二哥在床上躺着，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她给二哥探了探体温，体温正常，呼吸也正常，看到床前那个药瓶盖子里的药也吃完了，这是她每天给齐社鼎配的。嫂子不在，她就掩上房门准备上楼睡觉了。

走到楼梯口，齐社娟突然感到后面的共用厨房里好像有人。谁这么晚还在厨房里，又没有灯？转身就朝后面走去。刚转过那个雨廊，就看见一个白影像壁虎一样趴在厨房窗台上，一只手伸向天花板。老宅里早已传说有个穿一身白的女鬼，可齐社娟从来没有见过，今天一下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吓得浑身一麻，紧张地叫了一声：“谁？！”

那白影一惊，从窗台上掉了下来。只听“唉哟”一声，好像是嫂子谢庆芳。她赶紧上前把她扶起来，只见谢庆芳穿一件宽大的白色睡衣，披散着头发，不要说远看像个鬼，就是近看也像个鬼。

齐社娟问：“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摔重了吗？”

谢庆芳揉着自己的屁股，轻声说：“别，别在这儿问了。走，走，到你房间去。”

齐社娟扶着谢庆芳一瘸一瘸地上了二楼。

进了齐社娟的房间，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床上，又弹了起来。她想起来了，社娟最反对别人坐她的床。她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屁股上的灰，清楚地留在床单上。

齐社娟立即拿了一把扫床的棕刷，当着谢庆芳的面，把她刚才坐过的地方刷了又刷。

谢庆芳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平常总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在谢庆芳跟这个小姑子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齐社娟了，她不计较齐社娟当着她的面扫床，此时又有重要的话和齐社娟说，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二哥这病叫人怎么办哟！”

齐社娟刚知道二哥的病情已经稳定，就劝谢庆芳说：“嫂子，别急，二哥的病已经稳定了，下一步就帮助他多活动，争取能恢复到下床走路。”

谢庆芳说：“病是基本稳定了，恢复需要时间，这些我都知道，可钱呢？治病的钱在哪里？已经花了这么多了。”

齐社娟知道，嫂子一贯把钱看得重，这和她没有工作有关。自从和二哥结婚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太太，解放后，也没有外出工作。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钱包，掏出二百元钱递给谢庆芳说：“嫂子，钱的事，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可以帮帮家里。”

谢庆芳伸手推开齐社娟递过来的钱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是想和你一起商量商量。”

齐社娟说：“嫂子，有什么事你说吧。”

平时齐社娟不怎么和嫂子说话，一是因为工作忙，在医院里常常值班，回到家里谢庆芳已经睡了；二是姑嫂俩也不怎么合拍。但她与世无争，更不会和嫂子计较甚至吵架，几十年倒也相安无事。

谢庆芳起身去把房门插了起来。又回到桌前，只把半个屁股搁在椅子上，身子朝齐社娟那边伸过去，声音很小地说：“社娟，你知道我刚才在厨房里干什么吗？”没等齐社娟回答，谢庆芳又神秘地朝门的方向看了看，好像再次确定一下门外有没有人，然后问：“你还记得解放前夕，大姐从南京回家来搬东西时的情景吗？”

谢庆芳道出了齐家历史上最后一件悬疑的事儿。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齐社玉匆匆地从南京回来了。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直逼长江，南京政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撤退前的准备。齐社玉的丈夫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担任参谋，自然了解大局走向，已经开始了向台湾撤退的行动，而他也被派往台湾。接到这个指令后，他知道此一去，不知道哪一年才能重回大陆，就让太太回一趟宜市老家，把存放在家中的细软金银取出来带往台湾。

回到齐府的齐社玉神情慌张，行踪也很诡秘，和太太关在房里悄悄地说话，见到弟媳妇谢庆芳也只是客套几句。

谢庆芳的精明使她知道大姐这次回来肯定有事。这时，宜市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她最大的担心就是齐社玉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在齐社玉回家的几天里，谢庆芳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她的行踪。当晚就偷听到了齐社玉和太太的谈话。

那天停电了，老宅里一片漆黑，齐太太点起煤油灯，也就没有注意到谢庆芳悄悄地藏在窗外。

母女俩对着油灯说话，尽管声音很小，谢庆芳还是听见齐社玉说：“妈，共军就要打过来了，家中该藏的东西要藏好。”后面讲话的声音就听不清楚了。

听到这句话后，谢庆芳日夜寝食不安，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嫁到齐府就是图齐府的富有，可进了齐府才发现已经是一个空架，但瘦骆驼比马大，这么大一个家族，就是扫扫箱底的钱，也会是很大的一笔。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还有多少家财。太太死死地把持着管家的权力一直不放，使谢庆芳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家庭的财产，更不知道家里的金银细软房契地契放在哪里？如今，齐社玉叫太太把东西藏好，不就是指的钱财吗？

谢庆芳的算盘打得很精明。齐家的大哥已经在英国，二姐就要去台湾，小妹社娟非齐太太所生，家里的财产那就明摆着应该给老二社鼎的。可齐社鼎书呆子一个，从不关心家里的财产。有时，谢庆芳跟他稍稍提一提，他还很反感地叫妻子少管这些事。

如今，大姐社玉叫太太藏东西，谢庆芳一定要知道藏些什么，藏在哪里。那几天她无论做什么事，心都在太太身上，始终瞄着老宅里的一动一静。

太太一切如故。

齐社玉走后，解放军的炮声就越来越近了，驻扎在宜市的国民党部队开始撤退。坊间传说国民党已经准备放弃守城，要把部队撤到长江以南，以便集中兵力和解放军决一死战。

一天夜里，谢庆芳突然被惊醒。惊醒谢庆芳的是三进门前的那块“叫堂”。

什么叫“叫堂”？这是过去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里最原始的“防盗机关”。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为了防止盗贼深夜溜进来偷盗，除了高墙重门，还在进出关键通道上，铺了几块青石板。这几块青石板与众不同，下面是空的，或者是阴沟，或者故意挖空，并且故意不垫平。这样，人一踩上去，石板就会发出“嗵”的一声响。由于下面是空的，响声更大，这样就会提醒了屋主人。这几块石板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堂”。

三进雨廊门前就有一块“叫堂”。谢庆芳被这块“叫堂”的响声惊醒了，再一听，老爷和太太经过她的房间往二进厅堂方向去了。她马上起床，悄悄跟上，看见老爷和太太边走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进了他们的房间。接着，太太给老爷打来一盆水，两人洗了洗，就关灯睡觉了。

谢庆芳转身就去了后花园。虽然那天有个大月亮，把后花园照得白白的，但也看不出哪儿有被挖过的痕迹。

第二天天一亮，谢庆芳装着到后花园去收拾花草，把花园里拐拐角角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被翻动过的地方和挖出来的新土。她再把目标转到花园与三进厢房之间的厨房和库房，也就是今天住着孙拽子和张奶奶的那几间房。但那里那么大，除了齐府每天烧饭所需要的油盐酱醋，还放着酱缸、咸菜缸和几口大水缸。柴房里堆满了柴火，库房里还装着许多一时用不上又舍不得扔的杂物，找了很久，谢庆芳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谢庆芳转念一想，也不急，现在就是找出来，老爷和太太都在，你也拿不到手。反正只要藏在齐府，没有被社玉带走，不就等于仍放在家里吗？她把这个秘密深深地藏在心底，静待时机。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进城了，很快征用了齐府的一部分房子，住进了很多穿军装的人。那时解放军忙于备战渡江，打到南京去，齐府做了一个师的司令部，全副武装的军人在齐府里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谢庆芳连想都不敢想再去找了。

部队刚一离开，谢庆芳就想乘着打扫房子时赶紧找。但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动手，又搬进来一些接收地方政权的军代表。后来军代表到市政府去办公了，他们的家属很长时间还住在齐府里。当然政府是付租的，租金以大米计算。赵大队长一家就是那时搬进来的。齐家也并不是被迫的，他们那时需要靠租金来维持生活。

后来老爷太太都去世了，在台湾的二姐也石沉大海，而那个远在英国的大哥更是杳无音信。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那时他们家已经全靠租金过生活了，这种日子一直维持到私房改造，偌大的一个齐府已经不完全属于齐家了。时光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孩子也一个个出生了，长大了。那些可能藏着齐家浮财的地方已经住进了别人，寻“宝”就更困难了。每当日子太平一点，谢庆芳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寻找。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她只有装鬼，穿一身白，拿一个电筒藏在白衣服里，一发现有人，就把电筒打开，让人感觉好像是飘在半空中的鬼。

找啊找啊，谢庆芳找了几十年，她一直不想告诉跟木头一样的丈夫。好在后来齐社鼎到郊区中学去教书，每周只回来一天，谢庆芳半夜外出，他也不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就是这个天大的秘密支撑着谢庆芳的生活。也是这个天大的秘密，让谢庆芳半人半鬼地活着。白天是人，夜晚是鬼，有时候她夜里外出，简直有点梦游的感觉，寻找的地方就那么大，每次寻找都是在重复一个过程，渐渐地，寻找的意义超过了寻找的目的，只要没找到，就等于财宝还在哪儿安全地藏着，谢庆芳的希望就仍然存在。她想，老爷太太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只要没有被别人发现，就慢慢地找好了。

现在老宅马上就要拆了，不能慢慢地找了。如果再找不到，财宝有可能在拆房子的时候被人发现，即使不被发现，也会永远被埋在新房子的下面，那就永远拿不到了。

这就是这些日子她心急如焚的原因。她认为财宝不是藏在后花园的那些假山里，就是藏在老厨房里。是埋在厨房的地下，还是放在墙洞里，还是塞进了柴房的天花里，这就很难说了。如果财宝放在天花里，谢庆芳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爬上房顶去找呢？

寻找了多少年，多少个夜晚，不可能一次都不被人发现，被看见了只能装鬼吓人，然后迅速躲开。那次被四斤儿发现，情急中她用手上的铁锹砸了四斤儿的脑袋一下，这才脱身。

她急啊，想啊，想到太太在临死前一定告诉了她的儿子，她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过去，她一直没有问过齐社鼎，她怕齐社鼎打破她的希望。当风闻老宅要拆，她下决心要问齐社鼎的时候，齐社鼎出事了，无法开口说话了。这难道是天意？那次，医生下了齐社鼎的病危通知书，她一接到眼泪立即就下来了，那眼泪与其说是为齐社鼎流的，不如说是为自己流的，心里喊着一句话：天啦！难道你也和你母亲一样，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经过抢救，齐社鼎活过来了，可又失语了，说话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懂，谢庆芳只能把全部的希望放在齐社鼎的康复上。但，时间不等人啦，老宅要拆的日子越来越近，也不知道齐社鼎什么时候才能说清楚话。谢庆芳等待着奇迹发生，她每天在喂完饭时，都会伏在齐社鼎耳边悄悄问他这个事情。她说：“社鼎，开口说话吧，打个手势也行。老爷太太临死的时候，一定告诉你了。你瞒了这么多年，我也不怪你，可如今房子要拆了，再不把它们找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别人的啦！”但齐社鼎像个孩子一样，咿咿呀呀说着什么，谢庆芳一句也听不清，真是心急如焚啦！

今天晚上又是如此，绝望中的她决定来找小姑子社娟帮忙。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社娟可靠了，她是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齐社鼎说话，哪怕是下猛药。

谢庆芳把事情原由说了一遍后，问：“不知道那天夜里父母都藏了什么，藏在哪里。你是父亲最喜欢的小女儿，父亲生前跟你说过吗？如果现在还不把它找出来，就是别人的啦！另外，你二哥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得清楚话，有没有重药可以用的？”

听了嫂子这番话，齐社娟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睁大眼睛望着谢庆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半天，齐社娟才说一句话：“嫂子，你在说什么呀？”

听到小姑子这么说，谢庆芳像掉进冰窟窿一样的冷。她想，是小姑子不想告诉我？还是她真的不知道？或者是她不想帮忙？难道，自己做了一个几十年都没有醒的梦？

谢庆芳慢慢直起身子，平静地对齐社娟说：“好，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全当我在说胡话。”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像是说给自己听：“就当我做了一个梦。”

那天晚上，谢庆芳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哭了一夜。哭声似有似无，像扯布一般半天一声，半天一声的。

成虎被哭声惊醒，断断续续地听到：“娘啊，我好苦啊，今后叫我怎么活？一堆没用的儿女，一个半死的废人……”

成虎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披衣起床，推开房门走了出来，看见齐社娟的门缝里也漏出微弱的灯光，再看看手上的表，已经夜里快两点了：齐姨还没有睡？

成虎下了楼，楼下漆黑一片。谢庆芳的哭声，像是被人从喉管里挤出来的，黑夜里听着很恐怖。

成虎也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第二十三章

谢庆芳哭着哭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下半夜的时候又突然惊醒了。这些年，谢庆芳心里总在琢磨财宝到底藏在哪里，又总在半夜里起来寻宝，落下了晚上睡不沉的毛病。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她都会惊醒。此时，她睁眼一看，头皮一麻，床前站着一个穿一身白的女人！

难道老宅里还有一个女鬼？

谢庆芳吓得一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语不成句地问：“你、你、你……你是谁？”

“嫂子，是我。”白衣人轻轻地推了推谢庆芳说。

是社娟！

只见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袍，一头黑色的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文静淡雅的齐社娟，比谢庆芳更像鬼。

谢庆芳离开房间后，齐社娟睡不着了。本来她已心如止水，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对什么事情都不会一惊一乍了，对一切都不会主动去争去斗。房子拆迁这样的大事，她也是想，人家有，我就有，人家怎么还，我也会怎么还，犯不着费那个神，更犯不着跟在人们后面去鼓噪。当成虎来和她谈房子拆迁偿还的事时，这才想到，此事还真不能不关心。

齐社娟怎么也没有想到，嫂子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家里还藏着浮财？听完嫂子的叙说，她感到深深的悲哀，老爷太太到死也没有把自己当做齐家的人。他们病危时都是社娟照顾的，临终时她都在身边，但却从没跟她提过这些事情。在她的记忆里，老爷病危时只是把二哥社鼎喊到身边，他们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以后，齐社娟走到南窗前，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窗外。透过窗户，是一排三间的厨房和曾经的柴房和库房，三间房的后面是后花园。如今后花园早已没有一点花园的痕迹了。数百年过去了，这齐府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过去，齐社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晚听嫂子这么一说，现在看着窗外那数不清的鱼鳞一般的小瓦，她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自己的身世不就是齐府里的一个秘密吗？连齐府大小姐的出生都是个秘密，那藏有浮财的秘密怎么就不可能呢？

齐社娟脑子突然一亮，也许那财宝就藏在这鱼鳞一样的小瓦下面。解放前夕，齐府的房子已经卖的卖，租的租了，从一进到三进，都有外人住进来。当时三进的东厢房里就已经住了邵家的几口人。后院的佣人房，也有人住着，现在的张奶奶、当时的张妈，就住在那里。只有这厨房、柴房和库房，还没有人住。老爷太太如果要藏钱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后花园，一个就是这个大厨房，包括柴房和库房。

齐社娟觉得钱财藏在后花园的可能性要比藏在厨房小。后花园已经荒芜，到处都是枯树乱草残石，那些花重金买来的太湖石，都东倒西歪地躺在那儿。她小时候多次听到老爷对太太说，将来如果有了钱，首先修整后花园。如果把钱财藏在后花园里，不担心修整时被人发现吗？

厨房当时还是由齐家人独用的，邵家是在解放后才到共用厨房里来烧饭的。再后来张奶奶、曹老太和成虎家也到大厨房里来烧饭。齐家人后来只剩下齐社鼎家和齐社娟，齐社娟基本不烧饭，谢庆芳不愿意和别人一起烧饭，她就把西连廊隔进一块，做了一个独立的厨房。当年齐府的厨房，后来竟没有齐家人使用了。

如果藏在大厨房里，又会藏在哪儿呢？齐社娟想，有两个地方可能性大，一个是现在的共用厨房，一个是现在张奶奶住的地方。想着想着，齐社娟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绕进去了。尽管她无法确定嫂子讲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这件事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齐家还有一笔财产，而且就藏在老宅里。作为齐家的女儿，自己理所当然有一份。

想到这儿，齐社娟心里有一股暖流直往上涌。多少年了，自己早已经没有这种冲动了，没有这种充满期望的感觉了。如果有这样一笔财产，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清贫，改变目前的处境。多年来，仅凭自己的那点工资，虽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仅仅是维持着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如今社会上有了那么多的万元户，杜媛媛可能就已经是万元户了，说话的口气都高人一等。齐社娟没有太多的奢望，她只想住进一套明亮的公寓房。现在这个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的西厢房，灰暗、潮湿，没有阳光，永远透着一股陈年的霉味。这股霉味，让她这个有洁癖的人一进家门就周身不舒服。晚上，睡在床上，总被用芦席隔成的天花上跑过的老鼠群惊醒，然后就整夜地睡不着。尽管她用白纸将天花糊了一层又一层，可是时间长了纸还是会皲裂，仍然有老鼠屎从天花上漏下来，掉到她的床上。而每当在床上发现一粒老鼠屎，她就无法上床，必须把床单被褥重新洗过，还要拿到医院洗衣房里去蒸煮消毒。

没有钱，要改变这一切连想都不敢想，久而久之，干脆也不想了。如今，突然有钱了，而且可能还是大笔的钱，改变现状一下子变成了可能。

这笔飞来的横财，又催生了她很小就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到英国去读书。齐社娟是在教会学校读的书，解放初期，有好几个会说中文的英国修女在学校里当老师，她们喜欢水灵灵的社娟，常常跟她讲她们的祖国——英国。说社娟英语学得好，可以到英国去上学。后来，齐社娟一直渴望到英国去，那里还有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大哥。于是，她努力地学英语。可还没等到中学毕业，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就开始了，那几位英国修女也回国了。今天，自己的出国梦又一次从心底被勾起。

想到这儿，没有多少钱也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太重的齐社娟，突然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钱可以让自己干这么多的事，钱可以实现自己几十年都没有实现的梦，钱可以根本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钱，可以让自己活得更舒服更体面更有尊严。

明白了钱的作用，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找到这笔钱？

嫂子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而凭嫂子的力量是找不到这些财宝的。这是齐家的财富，自己是齐家的人，应该帮助嫂子找。时间不等人，老宅很快就要拆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如果不在拆之前找到这笔钱财，那么它就永远不属于齐家了。

钱，真是奇妙的东西，仅仅是一个消息，就使心如止水的齐社娟发热发躁起来。

齐社娟就这样思前想后，先是站在窗前想，站累了，又坐在床边想，想累了，就躺下，迷迷糊糊地还在想。以至于谢庆芳的哭声，她一点也没有听见。

到下半夜，不知道是突然清醒，还是更糊涂了，她突然翻身起床，从箱子里翻出那件已经很少穿的白色睡袍套上，换了一双布底鞋，临出门还没忘记把盘起来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然后夜游一般下了楼。

还没等她伸手去推睡着了的嫂子，嫂子就醒了。

齐社娟在谢庆芳的耳边只说了一句：“我和你一块去找。”

谢庆芳一听，立即明白了。她翻身起床，拉着齐社娟走到厨房里，掩上房门，姑嫂俩就坐在那儿悄声地商量着。

“能找的地方，我几乎都找遍了，没有头绪。现在要再好好想想，老爷和太太到底会把东西藏在哪儿。”谢庆芳说。

齐社娟说：“我觉得，藏在大厨房里的可能性大。”接着，把自己的分析说给谢庆芳听。说完自己的想法，就让谢庆芳把当年夜里听到老爷太太脚步声的情况再讲一遍。谢庆芳就讲到那个“叫堂”把自己惊醒的事。

“到底是哪一块‘叫堂’？”齐社娟追问道，老宅里有好几块“叫堂”。

谢庆芳想想，她觉得像是从二进进入三进的那块“叫堂”。齐社娟就提醒她，在三进到厨房的雨廊旁边，也有一块“叫堂”，因为那是从后花园进入齐府的必经之地。谢庆芳一想，那块“叫堂”实际上就在自己房间后窗边的跨院和雨廊的边上，比从二进进入三进门前的那个“叫堂”离得近多了，惊醒自己的还是雨廊边的这个“叫堂”的可能性大。也就是说，老爷太太藏东西的地方，还是在当年齐府大厨房里的可能性大，社娟分析得有道理。

谢庆芳说：“社娟，那个地方我已经找了无数回了，所有地面我都用煤勾子捅过，一点迹象都没有。我这才想到天花板，可又那么高，我一个人实在够不着。明天白天我们再去细看看，你聪明，也许能看出什么头绪来。”

齐社娟说：“如果不在大厨房，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现在张妈住的库房。不过库房现在住了人，不太好找，我们还是先找厨房，实在找不着，再想办法。好在张妈也算咱齐家半个人，家里除了她只有一个二傻子，实在不行，给她一点钱不就行了。”

谢庆芳说：“那好，现在睡觉，养好精神，白天我还有个死鬼要照顾呢。”

两人都回到各自房间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成虎准备去上班，刚一开门，就看见曹老四的老婆翠兰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其实，二楼的厅堂只有那么大，隔出一大部分作为成虎的家，留下的过道就很窄了。翠兰家住二楼东厢房，成虎家的门偏向翠兰家一边，因此翠兰坐在门口，就像是守在成虎家的门口。

成虎跟翠兰点点头，感到翠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问，他带上房门后就等着翠兰开口。翠兰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说出来了。

“小成啊，听说开发公司要把连廊、过道算到各家的头上。我们二楼没有连廊，只有这过道，你看该怎么算法？”

成虎扭头看看二楼的过道，这过道只有一米多宽，近四米长，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楼梯口，剩下约有三平方米左右供三家人进出。成虎家的门靠东开，和翠兰家的门紧挨着，因此必然和她家有利益冲突。

成虎说：“共用过道，三家平均算吧。”

没想到翠兰竟然说：“我们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两个还是儿子。你和齐医生一家只有一个人，你们让点给我们家吧。”

看着翠兰那粪勺子脸，成虎知道她一早就守在自己门口的用意了。虽然他已经预料到，开发公司关于连廊过道算面积的意见，将会给老宅带来一场内讧。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讧”到自己身上了。

更让成虎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前段时间整个老宅人都把他当做主心骨，大事小事都来向他请教，他也为大家尽心尽力。连廊过道算面积，就是他争取来的。可没有想到，自己为大家争来了利益，现在却有人以赤裸裸的方式跟他争利益了。

成虎望着翠兰，对这样的人你无法再和她细谈，敷衍说：“再商量吧，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还要听听齐姨的意见。”

可翠兰竟不识相地追着问：“那你的意见呢？”

成虎不高兴了，边下楼边说：“我现在没考虑好。”说完，人已经到了楼下，没听清楚翠兰在后面又说了一句什么。

昨天与汪松和吃完那顿饭后，成虎心里就一直不安，觉得别人给自己一点好处，自己就退出，实际上是把老宅里的人对自己的尊重作价卖了。自己退出了，就把大家的事扔在一边，不能为维护老宅人的利益出力了，成虎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出于这样的考虑，昨天在汪松和面前他什么也没说。可今天一早翠兰的言行让他觉得，自己在想着大家的利益时，大家并没有想着他。

成虎推着自行车往大门口走，刚一过三进的那道门，就听到二进的厅堂里唐秋雁和朱银娣在吵架。

唐秋雁住的是二进东边的下厢房，朱银娣住的是二进的东厢房，也就是上厢房。下厢房和上厢房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大概两平方左右。唐秋雁在过道靠自家一边，放着一个大竹筐，把捡回来的东西随手就放在竹筐里，能卖钱的卖钱，不能卖钱的，就当柴火烧。朱银娣家的那一边一直空着。

开发公司说过道可以算面积以后，唐秋雁就打起了主意。昨晚她又捡回来一个破筐，试探性地放在朱银娣家一边，把小小的过道全占了。今天一早，朱银娣看见这个破筐，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她故意装着不知道，拿起破筐就喊：“这个破筐是谁家的？怎么放到我家的地方来了。”

唐秋雁今天没有上班，也没出去捡破烂，听到朱银娣叫，知道自己的企图被人识破了，就从房里出来，满脸堆着笑说：“朱妈妈，朱妈妈，是我放的。我看那块地方你家从来不用，我们家房子太小，还没有你们家一半大，就想放在那儿。反正这么多年，这地方也一直是我们家用。”

唐秋雁这话可是做着套的。她不说“那地方你们家这么多年都空着”，而是说“这地方一直是我们家用”，就是在说，这地方应该算成我们家的。

朱银娣哪会上套，她把破筐放回唐秋雁家一边，说：“怎么讲？怎么讲？这地方一直是你们家用？这地方一直是我们两家各一半，你堆着东西，我不捡破烂没堆东西而已。”

“是呀，是呀，一直是我们在用，你们家一直没有用嘛。我没有说错呀。”唐秋雁强词夺理。

“我们家没用，也是我们家的一半！你别打如意算盘了。”朱银娣干脆利落地将唐秋雁的口封住。

见朱银娣翻脸了，唐秋雁也把脸拉了下来，说：“你们家狠是吗？那厅堂你们家已经占用了，这小小的过道就不能让给我吗？我也住在二进，厅堂也有我一份。”

唐秋雁想把水搅浑。朱银娣家的门开在厅堂里，平时与对门的钟贵珍两家共用着二进厅堂。两家人都要在这个厅堂里进出，夏天有时也在厅堂里吃饭。但这也不能说两家完全占用了厅堂，厅堂还是整个老宅的过道，住在二进往后的人家还得从厅堂里进出。

钟贵珍听到她们两人吵架，本不想插话，也不想劝架，反正她们争的这地方跟自己没关系。在钟贵珍家的一边，没有朱银娣和唐秋雁吵架的这个问题，因为西边的上下厢房都是钟贵珍一家的，怎么算，也是她们家的面积。可听到唐秋雁说厅堂也有她一份的时候，这就分明是想来争面积了，钟贵珍忍不住插话了：“本来我不想说什么，我也不想在你们的那过道上插足。但是，刚才你说厅堂也有你的份，这就不讲理了，你住在东边的下厢房里，怎么有厅堂的份呢，你们家靠天井，不靠厅堂，你这不是抢别人家的地方嘛！”

唐秋雁说：“我怎么是抢别人的地方，你们两家都住那么大，不但房子大，厅堂还大。我住小老婆的下厢房，不但房子小，连这么屌屌大的一点过道，还来跟我抢。我也不是小老婆，我为什么不能在你们大老婆的地方要一点呢？”

唐秋雁简直有点耍无赖了，三个人就吵成了一锅粥。

正好成虎走到这儿，三人都要成虎评理。成虎已经被翠兰搞坏了心情，实在不想再当断家务事的清官了，他连自己住的过道怎么算都说不清，哪里还能说得清别人的，他支支吾吾逃也似的离开了老宅。

晚上成虎下班回来，刚进大门，就听到张翠霞跟杜媛媛在吵架。不用问，肯定是因为两家接壤的厨房。

果然如此。吃完晚饭，张翠霞找到小郑说：“小郑啦，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们家盖的这个厨房占了我们家的地方，我早就有意见啦。但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也不再翻旧账。不过这次算面积时，你们家可得让一点平方出来。”

小郑还没有开口说话，杜媛媛就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从她还是孩子的时候，这个厨房就盖了，几十年都没意见，今天突然有意见了，还要让平方给她，欺人太甚。“你是不是想房子想黄了脸啦！我出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厨房了，几十年没有见你放一个屁，今天说什么不翻旧账了。翻什么旧账？翻旧账，这里也是我们家的！”

成虎想，老宅里的战争开始了，而且是一场混战。

几天后，后院的赵大队长家与孙拽子家打起来了，原因仍是孙拽子家的两部板车几乎把整个后院都占了。赵家人说，后院难道只是你孙拽子一家的吗？先是争吵，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开始骂了。这骂架，赵家人就不是对手了，孙拽子家可是有两个重量级的队员，一个是丘碧霞，一个是丘碧霞的妈。母女俩一齐上阵，骂得天昏地暗，赵家人还口的声音都被丘碧霞母女俩的骂声淹没了。

孙家虽然会骂，可他们忘了，赵家是有几个儿子的，儿子有拳头。孙家儿子小，打起来不是赵家的对手。孙拽子那个叫黑头的大儿子，整整比赵大成矮半个头。赵大成一开始并不想真打，毕竟在一个院子里住着，两人自小一块长大的。他只是发挥自己长手长脚的优势，伸直着手卡着黑头的脖子，让黑头够不着他。没想到，黑头跳起来，用脚去踢赵大成的下身，直奔要害而来，还一下就踢着了。

赵大成“唉哟”一声弯下了腰，又被黑头乘机一拳打在脸上。上下受袭的赵大成，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他两只手一把抓住黑头的肩膀，转身把他拎起来朝后甩去，一个背挎狠狠地摔在地上。黑头从地上爬起来，又扑了上来，又被赵大成摔在地上。摔了几次以后，黑头已经面色发紫，口吐白沫，坐在地上直喘气，半天爬不起来了。

赵大成以为把黑头打怕了，就收了手。他整了整被黑头抓皱了的衬衣，弹弹裤子上的灰尘，正准备回家，头突然被人猛击了一下，眼前金星一冒，血，慢慢地从发际间流了下来。

原来，黑头见自己不是赵大成的对手，就以罢手的假象迷惑了一下赵大成。当赵大成一转身，他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抓起空的酒瓶子，朝他头上“砰”的就是一下子。

流血了，战争升级了。赵大成被人送到了医院，黑头被派出所带走了。

成虎被赵姨叫去了。赵大队长脚上的石膏还没有拆，仍窝在那个破藤椅里。赵大成已经从医院回来，头上缠着绷带，血渗了出来，像个伤兵。

赵大成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明天去找几个朋友，把孙拽子家抄了。”

成虎说：“抄了又怎么样？孙拽子那两个儿子虽然还小，却是敢拼命的，那你们两家就没完没了地打吧。”

怕事的赵姨一个劲地劝儿子：“忍一忍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马上不就要搬家了吗？”

赵大成不听劝：“搬家？搬了家，我也要收拾他。”

赵大队长也气得脸色发白：“他妈的，这国民党太嚣张了。”

赵大成接过话头说：“别国民党共产党的，这一套现在没用了。你革命了这么多年又怎么样，国民党的后代不照样敢打你共产党的后代？叫你去找找老同事老战友，你就是碍着面子不愿求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家庭，还不是被国民党残兵败将欺负？”

“大成，别难为你爸了。这跟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关系。忍一忍吧，毕竟一个大院子里住了这么多年，低头不见抬头见，别火上加油了。你不是也把人家打了吗？好了，将来分了新房子，大家各奔东西，不见不烦了。”成虎对赵大成说。

“分新房子？就是为了分新房子的事，他们家想独占大院子。”

成虎说：“知道，知道，他说独占就独占了吗？还不是要协商嘛。”

怕事的赵姨说：“小成，你可要想想办法。家家都这么吵，这么闹，下一步怎么办啊？”

是啊，下一步怎么办呢？成虎也不知道。现在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一下的可能性都很小，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但凡相邻的就有矛盾，说不到一块去，用曹老四的话说：“尿不到一个壶里。”

成虎也束手无策。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这时，地段户籍警老段来了，一进门就说：“赵大队长，您看怎么处理，黑头还在派出所关着呢。”

赵大队长仍然在生气，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段说：“所长讲，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从严点，可以定为行凶伤人；不过，这小子还不到十六岁，年龄太小，不好处理，再加上后果不十分严重，是否让他们家承担医药费，再付一点营养费，让本人写个认错书，晚上就让他回家算了。所长让你们家派个人跟我去一下派出所。反正，人不能关在派出所里过夜。”

赵大队长还没有说话，赵大成抢着说：“治安拘留，至少关他几天。国民党的后代，行凶报复。”

赵大队长低头抽着烟，赵姨说话了：“算了吧，认个错就算了，把医药费认了，放他回家吧，都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

赵大成说：“不行，狗日的下手这么狠，我不会放过他。”

老段见这样，就说：“那你们家派个人，跟我一块去派出所，所长等着呢。”

赵大队长腿上还绑着石膏不能动，赵大成去一定又会冲突起来，赵姨胆小没主见就望着成虎。成虎就说：“赵姨，我陪你去吧。”

在派出所里，成虎看到了黑头，黑头靠墙蹲着，看见赵姨和成虎进来，眼睛中一点悔意都没有，目光冷冷的，充满了敌意。成虎看到这双眼睛，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心里想，这个黑头不属于阳光世界，如果这次对黑头处理重了，他一定会报复赵家人的，怨怨相报何时了？于是，他悄悄跟赵姨说：“赵姨，让黑头家承担医药费后就算了，不要把这个怨结大了，对两家人都不好。”

赵姨说：“小成，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的话，老赵和大成都听得进去。”

成虎让赵姨先回去，他想再劝黑头几句，化解一下矛盾。

“黑头，回去要到赵家认个错。你把大成头都打破了，人家赵姨还保你出来，否则，派出所还得关你几天的。”

没想到，黑头一点都不领这个情，恶狠狠地说：“等我再长两年，花花公子的赵大成，看他是不是我的对手。”

把黑头送回家，成虎忽然想到，这几天怎么不见张奶奶的影子？今天赵家和孙家争吵的后院，跟张奶奶也有关，张奶奶的房门也是朝后院开的。张奶奶祖孙俩与世无争，她家门前已经被孙拽子家挤得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赵家和孙家争的利益里，应该也有张奶奶的一份。如果是平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张奶奶肯定会来找成虎讨主意，今天怎么没见她露面呢？

不仅张奶奶没见到，二傻子也没见。每当老宅里有人吵架或打架，二傻子都会在一旁看热闹，拉都拉不走的。

成虎想去张奶奶家看看。门是关着的，里面有微弱的灯光。成虎敲了敲房门，没有人应答，再推推，门开了。房间里黑黢黢的，虽然房梁上吊着一盏电灯，但张奶奶为了节省电费点着煤油灯，难怪灯光是那样的微弱。

走进张奶奶的家，好像整个世界都没有改变，依然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屋子里的一切，几乎都是齐府过去的旧东西。房间的正中靠西边的墙放着半张圆桌，这原来是齐府一进大厅堂里的桌子，可以围坐十二个人吃饭。由于桌子太大，就分成两个半圆形合在一起，也叫合欢桌，这是其中的半张，还有半张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旁边放着两张不同风格的太师椅，一把有扶手，一把没有，没有扶手的一把好像是红木的。桌前还有两个凳子，一个圆的，一个方的，分明是从不同的厅堂里捡来的。张奶奶的房间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现在装东西的柜，是过去齐府的米柜，柜盖上还能看见一个大大的“齐”字。房间里没有床，靠北边的窗户边，用几块木板搭了一张床。这间房通风和采光，一是靠北边的窗，再是靠南边的这个门，南边的这个门原来也是一个窗。可是，北边的窗被张奶奶封死了，南边的门不能总开着，所以，张奶奶的房间里混合着一股霉味和尿臊味，那尿臊味可能跟二傻子有时尿床有关。

成虎看见二傻子躺在床上昏昏地睡着，头上敷着湿毛巾。张奶奶站在床前，床前的圆凳上放着一碗清水，她正努力地将三根竹筷立到碗中的清水里。成虎一看就知道，这是张奶奶在给二傻子“招魂”。成虎小时候被蛇吓着的时候，外婆也用这个方法给他招过魂。

看见成虎进来了，张奶奶马上起身，做了一辈人佣人的张奶奶，见人就立刻起立、垂手、弯腰。成虎马上扶她坐下。

成虎摸了摸二傻子的头，还烫着呢，问：“病了？找医生看过没有？”

张奶奶说：“不用，不是病，是吓着的。”

“吓着的？”

张奶奶说：“这孩子总用手指着屋顶说一个字，怕。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

成虎说：“张奶奶，别耽误了，还是送到医院去看看。我用自行车驮着他。”

张奶奶说：“不用了，我已经把他的魂给招回来了，你看那筷子立住了。”说着，用手指了指凳子上的那碗清水，清水里果然立着三根筷子。张奶奶的话音刚落，那三根筷子突然倒下了，张奶奶捡起筷子，又是弯腰又是作揖，重新开始招魂。

当老宅里家家都在为了那些连廊和过道寸土必争的时候，谢庆芳和齐社娟也在分秒必争地寻宝。

那天夜里两人商量后，第二天，齐社娟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破天荒地请假没有去上班，又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来到共用厨房。

齐社娟很小的时候进过大厨房。有一年的除夕，佣人们正在准备年夜饭。那时，虽然齐家已经家道中落，但年夜饭还是准备得很精心的，太太在努力地支撑着齐府的外面光。齐府的规矩，年夜饭一定要从头年的年尾吃到新年的年头，即一定要吃过夜里十二点，因此，年夜饭就吃得比较晚。

天已经黑了，太太在厨房里指挥着，厨房里人来人往，热气腾腾。按宜市的传统，年前一定要炸“元宝”。所谓“元宝”就是肉圆子或素圆子。齐府的“元宝”品种很多，有猪肉的，牛肉的，莲藕的，糯米的。小社娟跑到大厨房里来玩。佣人们正在忙着炸圆子，因为炸的圆子太多，时间也长，油锅里的油就很热，有时油会潽出来，很容易引起火灾。张妈就准备了几片菜叶，一旦油潽出来，就把菜叶放到油锅里，潽出来的油就降下去了。小社娟想吃那刚出锅的圆子，又怕烫手，就把旁边张妈准备的几片黄芽白菜叶，拿过来包着那圆子。谁料想，一会儿锅里的油就潽上来了，张妈找不到菜叶，热油一下到锅台上，又淋到灶口，把灶口的柴火点燃了。张妈一慌，用脚去踩那火苗，火苗立即蹿到张妈的裤腿上，把她的棉裤烧着了，张妈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一年社玉刚结婚，正好带着她的军人丈夫回家过年，毕竟是军人，关键时刻他跑过来，拿起一条空麻袋，盖在张妈的腿上，把火压灭了。

小社娟嘴里含着半个圆子，吓得半天哭不出来。

从此，老爷再也不许小社娟去厨房。

今天，齐社娟走进厨房，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当年那把火烧起来了，还会有今天的老宅吗？

她把整个厨房仔细地观察了一遍，想尽量找出嫂子没有找到的漏洞。看来看去，她都觉得放在天花板的可能性大。只有那儿还保持着原貌。

但天花板比较高，别说谢庆芳一个人无法够得着，就是她俩一块也够不着。

最后齐社娟想了一个点子，她借了一架梯子，白天就放在雨廊旁边那个跨院里，说是找人来修自己房间的窗台。晚上，再拿到厨房里来。

第三天的夜里，齐社娟先起床，穿了那件白色的睡袍，散着一头的黑发来到楼下，轻轻地敲了一下谢庆芳的房门。谢庆芳立即翻身起床，熟练地摸黑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电筒，然后穿上软底的布鞋，从厨房里拿了根捅煤炉的铁钩就出了门。齐社娟跟在她的身后，两个穿白衣的人都踮着脚，走路几乎没有声音，远远看去，就像两个鬼。

她们穿过三进的厅堂，经过那道雨廊，姑嫂俩悄悄地先后进入了跨院，准备搬白天放在那儿的梯子。这时，突然发现厨房里有动静。

两人定神一看，是张妈！

齐社娟和谢庆芳都习惯叫张奶奶张妈。

张妈的丈夫福贵因为送梅香被淹死以后，齐太太就把张妈当做自家人了。张妈只有一个女儿，后来也来到齐府当了丫头。虽然齐家人不把张妈当外人，但张妈始终知道自己是佣人。

那时，太太为了摆大户人家的架子，出门总要带着丫头，这时齐府也只有一个丫头，就是张妈的女儿红杏了。红杏自小在城里长大，人情世故都明白，世面也见得多，跟着太太到哪儿都落落大方的。红杏长得白净净的，又从未经过风吹日晒，水灵灵的。但是，红杏心大，不满足在齐府里当丫头，总想着出人头地，这也是后来出事的原因。

话还得从老爷泡的那个女戏子说起。女戏子怀孕后，总得有一个传话、送钱、照应的人。红杏就被派上了用场。女戏子怀孕期间不能登台，都是红杏在身边陪着。这一陪，出事了。

等到女戏子生完孩子，拿到一笔钱，又跟着剧团去跑码头了。这时，齐府才发现红杏也不见了。张妈哭得昏天黑地。

几年后，红杏突然回来了。她大着肚子，都快临盆了。

张妈问红杏，孩子是谁的。红杏说，我也不知道。这下糟了，死要面子的张妈就把红杏锁在库房里，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一日三餐送饭进去。不久，红杏临盆了，张妈决定自己给女儿接生。没有想到孩子太大，难产。生了一夜，孩子就是出不来，大人孩子都危险。最后，张妈一咬牙，把剪刀放在油灯上烧了烧，再放到凉水里降降温，就剪开了红杏的产道，硬把孩子拽出来了。孩子的脑袋被严重夹伤，又呛了羊水，虽然活了，却成了一个二傻子，口角流着口水，智力永远停留在七八岁的水平上。而可怜的红杏，生下孩子不几天就死了。

如今的张妈已经满头白发，成了张奶奶了。解放后，她一直住在老宅，她是住在老宅里时间最长的人，比齐社鼎时间还要长。

因为在外面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张妈也只能把齐府当做自己的家。可和齐家的关系随着老爷太太的去世，越来越疏远了。虽然齐社鼎是吃她的奶水长大的，随着齐家的经济条件一天不如一天，慢慢地谢庆芳就断了对张妈的接济，也只是在过年过节，给张妈送点东西。齐社鼎总是在自己有了多余的零钱后，悄悄地塞几个给张妈。

现在，张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对人说：“我倒是不怕死，只是死了以后，这孩子怎么办？死也闭不上眼睛哟。”她放不下二傻子。

此时，张奶奶在厨房里干什么呢？她在烧香求仙。

第二十四章

二傻子病了，几天不见好。张奶奶昨天晚上给他招魂招到半夜，筷子总也立不起来。这次二傻子生病和以往不同，总用手指着房梁说，怕。张奶奶认为外孙遇上了狐仙，他是被狐仙吓病了。

于是，张奶奶深夜来到共用厨房，用一只碗，碗里装着半碗白饭，点燃三支香，磕了三个“嘣嘣嘣”的响头，将点燃的香插在饭里，又将碗摆在灶台上。她匍匐在地，口中念念有词。

齐社娟和谢庆芳听到张奶奶说：“红杏啊，有什么事跟妈说，别吓了孩子，是妈对不起你呀，妈给你烧高香了，妈给你磕头了。”说完，又往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原来，张奶奶认为，狐仙是她屈死的女儿红杏。红杏当丫头时就喜欢穿素白色的衣服。怀了孕回到老宅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旗袍，生孩子的时候穿着白精纺的富春绸。死后入殓的时候，张奶奶也是将她最喜爱的月白色的旗袍套在她身上安葬的。

磕完三个头，张奶奶又匍匐下去，口中“红杏，红杏，”说个不停，把悄悄躲在一边的谢庆芳和齐社娟吓坏了，两人赶紧回到各自的房间里。

第二天一早，齐社娟就被狼嚎一样的哭声惊醒了，她赶紧起床从窗台上往下一看，是二傻子在哭，旁边围着几个人，其中有何惠芳。

齐社娟伸着头问：“二傻子，哭什么？”

何惠芳抬头用手指着厨房里面说：“张奶奶死了！”

齐社娟一听，头皮一麻。赶紧穿上衣服冲下了楼，走近厨房一看，张奶奶窝在昨夜磕头的地方，一动也不动。

齐社娟上前号了号张奶奶的脉搏，已经感觉不到脉搏跳动了，又伏下身子听听心跳，也没听到。张奶奶身体已经发凉了，说明死了有几个小时了。

张奶奶死得很奇怪。齐社娟她们离开时，她是匍匐在地，低着头，可现在却仰着头，眼睛微睁看着屋顶，面部有惊恐状：张奶奶看见什么了？

想到这儿，齐社娟不由得浑身又一阵发麻，她昨天夜里还想爬到厨房屋顶的。她还是抱着最后的希望，让大家赶紧把张奶奶送到医院去。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张奶奶抬到孙拽子的板车上，黑头拉着板车飞快地朝医院跑去。

医院最后诊断的死亡原因是：心肌梗死。

作为一个心血管科医生，齐社娟知道，人，特别是老人，在受到巨大的惊吓后，有可能因心肌梗塞而猝死。

这个老人在厨房里看到什么了？狐仙难道真的是红杏？一直对老宅里闹狐仙不相信，也从不关心的齐社娟，直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她不敢再往深里想。

张奶奶的死，让那些正为了连廊和过道争得不可开交的人们，又安静了下来。因为分房争利而逐渐淡化了的鬼气又出现了。

张奶奶死后的第三天上午，赵姨在后院晒衣服，看见本来放着三部板车的后院里，只有曹老四的那部不在了，孙拽子家的两部板车破天荒地都没有出车。她回到房里跟赵大队长说：“老赵，孙家好像有什么事。”

赵大队长正在家里试用从医院里借来的一对拐杖，他腿上的石膏还没有拆，但已经可以下地走几步了。听到老婆的话，就问：“有什么事？”

赵姨说：“他家两部板车今天都没有出去。”

赵大队长伸头往院子里看，却见孙拽子一家人忙着把东西往两部板车上搬。丘碧霞一边搬一边埋怨孙拽子这么急着要搬家，孙拽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他的那一只手把家里的东西往板车上码。

原来，张奶奶的猝死，对女儿死后就一直委靡不振的孙拽子又是一个刺激，他对丘碧霞说，一天都无法再在老宅里住下去了。第二天，他就到处去找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就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房，一间只有二十多平方的小屋。埋怨归埋怨，隔壁的张奶奶突然死了，听说还是被吓死的，丘碧霞也害怕了。

两部板车一共跑了两个来回，就把家搬完了。

下午天阴了，接着开始刮风，风把一些废纸枯叶吹得满院子里打转转。张奶奶死了，孙拽子家搬走了，后院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一点人气都没有了。

当晚，这一年的第一次寒流到来了，从北方刮来的寒风，带来了很强的冷空气，在老宅里穿堂而过，使年久失修的老宅，到处都在噼里啪啦地怪响，风在老宅里肆无忌惮地打转。

风，一直在刮，风的嘶鸣仿佛像鬼叫，叫得人们都无法入睡。直到下半夜，风才渐渐地小一点，门窗也不响了，人们这才渐渐入睡。

可睡了不到半小时，住在后进的人又被一种“呜呜——”狼嚎一般的声音惊醒了。风明明停止了，人们竖起耳朵听，声音好像从共用厨房发出来的，那不是张奶奶死的地方吗，是鬼叫？

“呜——呜——”真的像鬼叫，一阵一阵的，似有似无。

成虎也被这像鬼一样叫的声音惊醒了，他不相信有鬼，可这声音从刚刚死过人的地方发出来，而且是那样真真切切地在耳边响着。

一夜的寒风，仿佛把世界上的最后一点暖气都刮没了。第二天一早，成虎起床后，感到天气生冷生冷的，他赶紧找出一件厚毛衣穿上，再套上了一件外套。

下楼后，走过雨廊，看见跨院里落了一层霜。刚入冬，就下霜了，今年的天气冷得快。穿过一人小巷，后院里空荡荡的，成虎看见赵大队长拄着拐杖往张奶奶家走去，突然想到，人们又把一个人给忘了：二傻子！

这两天，人们先是忙着给张奶奶送葬，后来孙拽子家搬家，人们就把二傻子忘了。昨夜一定是他又饿又冷，才会在寒夜里嚎哭。

成虎赶紧走到张奶奶家门口，看见赵姨在给二傻子送吃的。二傻子像一只饿狗一样，一只手端着碗喝粥，一只手捏着一个馒头往嘴里送。

成虎想起张奶奶生前曾经说过的话：我死了，二傻子怎么活？

看着二傻子的吃相，赵姨眼里泛出泪光。

二傻子饿了两天没有吃饭的事，在老宅里很快就传开了。大家纷纷来送吃的，朱银娣送来一件毛衣，钟贵珍送来一床被子，唐秋雁把二傻子的脏衣服拿回去洗了，还说，今后二傻子的衣服她包洗。杜媛媛把小郑的一件军大衣拿来了，四斤儿把二傻子家的门窗修了一下，不让它再透风了。

后来，大家商议了一下，把能送饭的人家排一个表，一家一天，尽管是个二傻子，总不能让他饿死呀。

眼看着已经到冬天了，开发公司仍然没有和老宅人达成协议。虽然有几家没有连廊和过道之争，各自协商好后请开发公司重新丈量了面积，但也只增加了二三个平方，和大家的期望相差甚远，他们也想再看一看，也没有和开发公司签协议。

到这时，大家才明白，各家争来争去，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老宅人又团结起来了。团结的结果就是都不和开发公司签协议，抵制拆迁。开发公司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原来指望老宅里的人会因利益关系冲突起来，他们再各个击破。结果，利益是冲突起来了，但开发公司却无法乘虚而入。

大家共同喊出了一个口号，不答应基本条件，就不搬！

老宅人与开发公司僵持着。

成虎把整个老宅自前门到后门丈量了一遍，发现老宅的实际面积，除去天井前院后院跨院等露天的地方，仍然比开发公司丈量的各家面积的总和多百分之四十。成虎拿着这个结果让杜媛媛跟开发公司谈，开发公司当然不愿接受。

汪松和说：“这些地方，除了极小的一部分属于私房主，其他都属于公共面积。按照当年的房改政策，应该属于国有，国有就是房产局的。”

成虎又让杜媛媛到房产局去谈，房产局的回答让大家更失望。他们说：“没错，按照政策这部分是属于国家的。但老房子拆了以后，还回新房子仍然给原住户住，我们无法一户一户地去和开发公司谈判。因此我们建议原住户把旧房子买下来，然后再和开发公司去谈判。因为房产局既无法代表原住户的利益，也没有钱添在里面给大家增加平方。”

杜媛媛一身冷水地回来了。

这时，园青坊大街的临街店面已经搬完了，其他居民也已经开始拆迁了。只有85号大院紧闭着大门，无声地对抗着。

那每天拆房子的锤声，仿佛砸在谢庆芳和齐社娟心里，齐社娟看着嫂子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自己也急得直掉头发。

成虎也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去找汪松和谈了一次。这次见面没有吃饭，气氛也有点紧张。

成虎说：“汪总，这样和大家僵持下去，对大家都不利，对你们开发公司也不利呀。”

汪松和说：“对我们有什么不利？我们等好了，反正也不是我们拖工期。”

成虎说：“汪总，别这样说话，整个园青坊大街，几家开发公司除了你们新地公司，其他都开工了，你们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园青坊商业大街的工期。”

汪松和突然来火了：“那也没办法，不是我们的责任，是85号大院里的人胃口太大了。”

成虎耐心地说：“不是我们胃口大，你要理解老百姓的心情，你们应该向老百姓再让一点利。拖了工期，也必然影响你们的效益。”

汪松和缓了缓：“成大记者，有什么好办法？”

成虎从采访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他丈量后的数据：“85号实际面积你心里明白，你们就从这里面让出一点给住户好了。我建议，按现在实际居住面积，给每户平均让四至五个平方，然后以百分之五十的优惠价再向各住户出售十平方。这样，一家平均可以增加十五平方左右，基本上保证每家都有一套新房，大概可以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

汪松和接过那张纸，看了看那上面的数据，想了想说：“我跟总经理汇报一下，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成虎觉得汪松和听进去了，就说：“那好，我们等你的消息。”

回到老宅，成虎把这个意见说给了大家听。大家都基本赞成，如果开发公司接受这个意见，大家就签协议。

听到这个消息后，谢庆芳回到了家里，就在楼下喊齐社娟。齐社娟听到谢庆芳喊她，就从楼上下来了，孩子们都上班去了，只有齐社鼎躺在床上，谢庆芳把成虎的话说给齐社娟听。齐社娟听后就说：“如果开发公司答应了，那么，大家很快都要搬了，你看周边的房子拆得多快。”

谢庆芳急得转身对齐社鼎说：“你这死鬼，再不说话，真的来不及了。”

忽然，像奇迹发生了一样，只见齐社鼎“哦——”了一声，像是回答谢庆芳的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声音很小，谢庆芳没注意，齐社娟却听见了，她马上走到床前，拉着二哥的手问：“二哥，你知道我们在找什么东西吗？”

齐社鼎又发出一声“哦”，神态很肯定。

谢庆芳马上跑到床的另一边，两人一边一个围着齐社鼎。

齐社娟接着问：“你知道藏在哪儿吗？”

齐社鼎又是一声：“哦。”还点了一下头。

天啦！真的是苍天不负有心人？齐社鼎突然能说话了，虽然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但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齐社娟把身子倾到齐社鼎面前，“二哥，那你快告诉我，在哪儿？”

齐社鼎“哦、哦、哦”半天，自己也急得满脸通红，汗都出来了，突然咳嗽了起来。

谢庆芳喂齐社鼎喝了一口水。齐社鼎喘了一口气，忽然扭头看着那杯水，又一次把手伸进了那杯水里，在茶几上写字。

齐社娟和谢庆芳都大气不敢出一声，等待着齐社鼎写出来的字。

齐社鼎毕竟大病了这么久，已经不能像那天夜里在茶几上写出“狐仙”两个字时自如了。手在发抖，不听他的使唤。抖啊，抖啊，抖了半天，手上的水差不多要抖完了才在茶几上画字，画什么，看不出来。

齐社娟赶紧把齐社鼎的手再次塞进茶杯里，让他再写。

这次，齐社鼎在茶几上写出了一个字：神。

“啊！”这可把齐社娟吓坏了，“神”是什么意思？一会儿是鬼，一会儿又是神，二哥被什么附体了吗？

只见齐社鼎又把手伸进了茶杯，在茶几上写了第二个字：龛。

神龛？要我们供神？齐社娟在猜。谢庆芳已经糊涂了，她一点都没明白丈夫写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时，齐社鼎又写了第三个字：后。

齐社娟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神——龛——后——，神龛后是什么意思？”

谢庆芳突然明白了，她大叫一声：“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把齐社娟吓了一跳。

齐社娟赶紧按住嫂子，又转身到房门口看看，厅堂里没有人。这才再次关上门，问：“嫂子，你知道什么？”

这时，谢庆芳已经两眼发直在走神。

齐社娟又喊了一声：“嫂子，嫂子，你怎么啦？”

谢庆芳缓过神来，轻声地对齐社娟说：“社娟，你还记得吗？太太曾在后面大厨房的厅堂里，设过一个神龛。”

“哦——”齐社娟恍然大悟，她想起来了，早先，太太曾在她房里设过神龛供观世音。后来，在大厨房的厅堂里也就是现在被孙拽子家隔了进去的通道旁边的厅里，设过一个神龛，供着齐家祖上的牌位。

“神龛后”，就是说，太太和老爷把财宝藏在神龛的后面！

谢庆芳当年听到老爷和太太从后院来，是对的，她找的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是没有想到神龛，因为神龛早就没有了。神龛的那个位置被孙拽子隔到家里去了。如今好了，老天保佑齐家，孙拽子搬走了，那房子现在是空的，甚至都没有锁，只等今天夜里去取了！

毕竟是齐社娟冷静，她对谢庆芳说：“嫂子，你先睡睡，保持好精神。我还要去医院电工班借个小梯子，那神龛，当时设得很高，比门框还高，没有梯子够不着。”

晚上十点多钟，齐社娟就扛着梯子和谢庆芳一道从后院进到孙拽子家里，很快找到了神龛的位置。

神龛没有了，神龛的架子被孙拽子家用来放杂物，现在也搬空了。房间里遗弃着一些垃圾，透着一股霉味。齐社娟架起梯子，谢庆芳在下面扶着，她就往上爬，刚够着神龛的架子，突然一群老鼠从架子上飞奔而过，齐社娟吓得从梯子上摔了下来，躺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

谢庆芳说：“我来吧。”说着，一步一步爬上了神龛的架子，然后打开电筒，只听见一阵“吱吱吱——”的声音，唉，老鼠在神龛上做了窝，生下一窝白花花的小老鼠。谢庆芳又往上爬了爬，头已经够着屋顶了，她用电筒仔细照着神龛上面，什么都没有！

谢庆芳用电筒又仔细地照了一遍，然后非常失望地说：“什么也没有呀！”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齐社娟说：“嫂子，再看看，二哥是说神龛后，你看看那后面有什么？”

谢庆芳再仔细看。神龛是设在门楣以上紧靠房梁的地方，神龛后就是墙了。谢庆芳用电筒往里照，突然，看到在神龛后面靠近墙的边上，有一个两尺见方的箱子，蒙着一层厚厚的灰，乍一看像是一截墙头。谢庆芳就伸手去够，够着了，是个铁皮的箱子。谢庆芳欣喜若狂，找了差不多一辈子了，今天终于把它找着了！她用力一点一点地往外挪，对下面的齐社娟说：“箱子很沉。”齐社娟说：“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两人都在想：沉好，不沉，就不是财宝了。

终于，谢庆芳把箱子挪到神龛架子的边沿上，两手抱住，小心翼翼地下了梯子。

落地了，箱子落地了，人落地了，一颗心也落地了。

谢庆芳将箱子交给齐社娟，齐社娟接过来，也感到沉甸甸的，又将箱子交回给谢庆芳。谢庆芳抱着箱子，齐社娟扛着梯子，匆匆地离开了孙拽子的家。

到了齐社娟的房间，谢庆芳把铁皮箱放在桌上，齐社娟把房门插上，两人这才认真地看一看眼前的这个箱子。这是一只铁皮包起的箱子，两尺多长，不到一尺宽。箱子已经生锈了，箱口上了一把铜锁，锁上一层铜绿。谢庆芳用手去拉那个铜锁，拉不动，就问齐社娟：“有老虎钳吗？”

齐社娟说：“没有。”

没有，就打不开这个箱子。谢庆芳又用手去拽，齐社娟笑着说：“用手怎么拉得开这把锈锁？这样吧，东西已经找到了，也就不在乎一定要今天晚上打开。明天白天吧，我们在二哥面前打开他，毕竟是他告诉了我们藏宝的地方。这个二哥，真的是沉得住气，保密保了几十年。”

谢庆芳想想，这么晚也不方便去找工具，就等明天白天吧，等孩子们去上班后，再找工具打开它。

这天晚上，齐社娟第一次允许别人睡在她的床上，谢庆芳和齐社娟睡在一起了。

第二天，齐社娟到医院维修部借了一套工具，下午老宅里的人都上班上学后，谢庆芳从齐社娟房间里把铁皮箱抱到楼下。齐社鼎一看到那铁皮箱，就哭了。

谢庆芳以为他是高兴得哭。

齐社娟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大号螺丝刀，插在锁环里，再用锤子去敲。第一次没敲开，第二次一下敲在自己的手上，手破皮了。谢庆芳要找布来给她包上，齐社娟没让，虽然血从手上流下来，她一点都没感到痛，继续撬那把锁，锁终于被撬下来了。

箱盖开了，上面铺着块黄绸布，绸布已经有点朽了。掀开绸布，下面是厚厚一叠书！足有十多本，是那种手工皮纸印的线装书。谢庆芳把书拿出来，一本一本足有十多本。再翻翻箱底，箱底还放着一尊一尺多长的象牙观音像，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她马上将几本书交给齐社娟说：“社娟，你快看看，是不是账本，或许上面记着藏宝的地方。”

齐社娟接过书，书页已经有些脆了，一碰就破，只得将它放在桌上展开，只见书的封面上有四个大字：齐氏家谱。

齐社娟再翻翻，本本都是家谱，一共十二卷。有四卷是明代修的，上面从齐园青记起，第一页就是一幅齐园青的画像。后面是一九三六年重新修订的。

原来，当年齐社玉从南京回来以后，让太太把值钱的东西都藏好。这时齐府里哪还有多少值钱东西，太太和老爷商量。老爷说，天下要改朝换代了，听说，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的。我们齐家人如今各奔东西天各一方，老大在英国，老二要去台湾，将来不知哪一天全家才能团聚。因此，那份家谱要藏好，特别那四卷明代传下来的孤本，是我们齐府的传家宝，还有那三六年重修的。由于抗战“跑反”，只剩下这惟一一部完整的家谱了，一定要把它藏好，否则将来，齐家的后人，一家人都不认识一家人了。老两口把装家谱的箱子搬出来，想来想去，就藏到神龛后面了。太太给自己最心爱的象牙观音像敬了最后三炷香，也把它放到箱子里了。直到老爷临终的时候，才把藏有家谱的事和藏的地方，告诉了齐社鼎。

齐社娟仔细地看着这部家谱，里面没有她的名字，因为那时她还没有出世。一旁的谢庆芳着急地催她说：“快告诉我，记着什么？快告诉我，记着什么？”

齐社娟抬起头来，突然“哈哈哈，哈哈哈——”笑了起来，笑得浑身发颤，笑声没有了，人还在发抖。

谢庆芳急得声音都哑了，问：“到底记着什么——”

齐社娟说：“不是账本，不是账本，是齐家的家谱。哈哈哈——”

谢庆芳听后，沉默了好半天，像憋住了气似的，“呜呜呜——”哭了起来，没有哭几声，然后站起来了，发出一种叫唤：“唉呀——唉呀——唉呀——”

谢庆芳好像疯了一样，无论任何人问她怎么啦，她就是那么一句话：“唉呀——唉呀——”

齐社娟差不多也疯了，她不哭，她总是笑，“呵呵呵——呵呵呵——”地傻笑。

姑嫂俩为什么会这样，除了齐社鼎知道，谁也不知道。可齐社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找出来的家谱和那尊象牙观音像就放在家里的桌上，孩子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琪文就来找成虎，成虎一看，是明代的家谱，知道有很高的价值，就让琪文一定要保管好。钱启富像苍蝇逐臭一样，耸着鼻子就来了，对那尊象牙观音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不停地咂着嘴说：“好东西，好东西啊！”琪正知道他刚因倒卖文物才从公安局放回来，就问他：“值多少钱？”钱启富摇着头说：“唉呀，不好说，不好说。这东西是个古稀的东西啦！你看这雕工，你看这上面的包浆，可能是百年以上的好东西啦！”琪正根本不懂什么叫“包浆”，但他看到钱启富那爱不释手的样子，当天晚上他就把这尊观音像藏起来了。后来琪文问，他就说：“我是齐家传人，又是男丁，我来保管吧。”琪文说：“那你把这部家谱也一起保管着吧。”琪正对家谱不感兴趣，就说：“我家房子小，先放着，先放着，等分了新房子放在新房子里。”琪文是个与世无争的姑娘，更不会去跟哥哥琪正争，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老宅里有两个人怪怪地疯了，加上张奶奶的死，人们感到，这里真的出鬼了。孙拽子给大家做出了表率，逃吧！大家像躲瘟疫一样，逃了。一直关着的老宅的大门敞开了，人们纷纷走出去，到处去找房。有的跟孙拽子家一样，到近郊去租，有的跟亲友去暂借，有的找到自己单位，临时找房子暂住一下，等新房子盖起来再搬。

先是张和顺家搬了，他毕竟是工商所的副所长，很快找到一处房。接着是吴富生家，也是在供销社的一间仓库里暂借了房。七妹搬到她妈妈家去了。邵家两兄弟搬到修车铺去住了，同年又住到集体宿舍里，素梅搬到学校里去了。何惠芳暂时和女儿茉莉住到绣花厂宿舍去了，朱银娣两口子也搬到那小服装店里去住了。成虎正好去深圳出差，不在。杜媛媛在外面租了一间房，两口子也搬走了。那段日子里，老宅里天天都有人搬家。一下子，整个老宅就空了，剩下的人更害怕了，不搬也得搬。于是，没有和开发公司签协议也搬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老宅里搬得空空的。

第二十五章

老宅里的居民为躲避灾难惶惶而去。曾经人满为患的一个大宅子，一下全空了，一个人影都没有。从前门到后院，近百米的院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由于全宅子里的人都在搬家，为了方便，大家把从一进到三进厅堂的中堂门都打开了，老宅多年来第一次再现从三进厅堂一眼望到大门外园青坊大街的情景。而从前门往里看，空空的老宅就像一个古老的墓道。

很快，被人的鞋底磨得光洁莹亮的青石板上长出了青苔，墙角砖缝中冒出了杂草，阴沟旁是苔藓和藻蕨。由于所有的隔扇门中堂门都被打开了，在一条中轴线上建起来的老宅成了一个风道，外面阳光普照，老宅里却有一股阴冷的风毫无阻拦地穿行，天井里的旧筐破篮、废纸枯叶被风吹得四处乱跑，发出一阵一阵“哗啦——哗啦——”的嘘吁。

害怕人类又离不开人类的蛇虫老鼠，由于人类的搬迁，失去了食物的来源，大白天里也就肆无忌惮地在老宅里横行，寻找人类遗弃的最后食物。

最为大胆的莫过于老鼠，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旧物和垃圾中寻找食物。这些危害人类，却又被人类喂饱喂肥的大老鼠，不亲眼所见都很难相信，竟然一只只大得像黄鼠狼。它们在老宅里跑来跑去，吱吱地叫着，又引来已经很久不见的蛇。

人虽搬走了，但蛇虫蚂蚁仍然闹得老宅不得安宁。

没有人气的老宅里，其实还有一个人！

他又被大家遗忘了，连“老城办”和开发公司的人最后来清宅子时也没有发现，他就是二傻子。

自从与二傻子相依为命的外婆死了以后，老宅里的人决定共同养育他，一家一天轮着管他的饭。后来成虎说：“这样不行，老宅迟早要拆，大家迟早要搬家，搬完以后各奔东西，二傻子怎么办？”二傻子的问题又摆出来了，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共同来养二傻子，现在大家都要搬走，哪家也不能带着二傻子一起走呀。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政府了。由居委会丁主任出面和民政局联系，将二傻子送到社会福利院去了。

社会福利院的人来带二傻子走的那天，他死活不愿走。二傻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老宅，尽管有时他也跑到老宅外去玩，但在他的心里，老宅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如今要带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害怕，就抱着三进雨廊的一根柱子，哭得撕心裂肺的。二傻子虽然已经是几十岁的人了，但心智仍然像个孩子，一声声地哭喊着外婆，让人听了心酸。可是，现在谁都帮不了他，大家也只能擦擦眼泪离开了。

二傻子三天两头地从福利院偷跑回来，又被福利院的人找回去。福利院远在郊区，他竟然像跑丢的狗一样，认识回家的路。

前些日子，大家都在忙于找房搬家，忙得昏天黑地的，谁也没有注意二傻子。福利院的人来找，大家才晓得二傻子又跑回来了，有人就会给二傻子送一点吃的，一袋饼干，一包糖果，几个苹果，最后还是劝二傻子回福利院里去。

昨天，二傻子又偷偷跑回来了，看见整个老宅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他高兴极了，知道自己可以自由地在老宅里穿行，想进哪家就进哪家，福利院的人找来了，也可以有更多的地方躲。果然，福利院的人找来时，看见老宅里一个人也没有，蛇虫老鼠到处跑，竟没敢进来。二傻子就这样留下来了。

二傻子成了老宅里惟一的主人，他在老宅里到处溜达，这家走走，那家看看，还从三进二楼的窗户爬到雨廊的屋顶上坐了半天。玩累了，仍然回到自己家的房子里。天黑了，二傻子习惯地去拉开关，灯没亮，原来供电局已经把老宅的电掐了。那个煤油灯还放在窗台上，里面还有半瓶煤油，旁边有一盒火柴，那是外婆留下来的。于是，他拿起火柴点燃了煤油灯，然后躺到铺上，睡了，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早上，二傻子突然感到福利院里的人又来抓他了，一下子从铺上坐起来，原来是一群老鼠从他身上跑过。二傻子怕福利院的人，不怕老宅里的老鼠。他又懒懒地睡下去，一动不动地发痴。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看见一队蚂蚁沿着他的铺边，往墙洞里送已经霉变了的饭粒。

“嘿嘿，好玩。”二傻子来了精神，他从被子里伸出了一只腿，挡在蚂蚁要经过的路上。领头的蚂蚁见面前陡然横着一个大脚丫子，徘徊了一下，就绕了过去。于是，蚂蚁队伍在二傻子的臭脚丫前绕开了。

二傻子更精神了，长这么大，除了自己的外婆，从来没有人让过他，他像偷喝了曹老三的酒似的，兴奋得脸发红，又将另一只脚丫子横到蚂蚁队伍前面。

这一次领头的蚂蚁没有再绕开，而是从二傻子的脚背上爬了过去，成百上千的蚁阵，又跟着领头的蚂蚁，从二傻子的脚背上爬过。二傻子先是一惊，正欲将脚挪开，却感觉到蚂蚁爬过的地方有一点痒丝丝的感觉，挺舒服的，也就任由蚂蚁从自己脚背上爬过。

蚁阵过完了，二傻子那痒丝丝的感觉还没有享受够，干脆继续躺在那儿等待着蚂蚁再爬出来。但蚂蚁们久久不出来，二傻子尿急了，他爬起来就朝着蚁洞滋尿。憋了一夜的尿像消防队的水枪，带着很强的冲击力直朝着蚁群冲去，又反弹回来，甚至溅到二傻子的脸上。二傻子又兴奋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发出“哦——哦——哦——”的声音。

突然，二傻子的尿憋住了。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恐怖的“咚、咚、咚”的跑步声，声音从头顶上经过。抬头一看，“啊——”地一声叫喊，一屁股跌坐在床铺上。

房梁上一道白光，从屋子的这一边射向屋子的另一边：狐仙又出现了！

他连忙爬起来，学着外婆趴在床铺上一个劲地磕头，两只牙齿嗑嗑嗑嗑直打架。

头顶上又是“吱——”的一声叫，二傻子忍不住抬头看，只见一条足有两米多长的青蛇绕在房梁上，和狐仙大战起来。狐仙在东躲西藏，青蛇紧追不放，狐仙不时地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把二傻子看呆了。

狐仙跑的速度很快，像一道白光闪来闪去，青蛇也不示弱，缠绕着梁柱紧追不舍。由于跑得快，二傻子看不清狐仙的样子，只是感到它并不很大。

“吱——吱——吱——”房梁上突然叫声不绝，青蛇终于缠住了狐仙，狐仙发出一阵接一阵的叫声，像是求救。

“不好！大仙——”二傻子猛地一声叫喊。外婆活着时，一直告诫二傻子，不能叫狐仙，得叫大仙，叫大仙是尊重。见到大仙要磕头，因为你是人，它是仙。

二傻子一生就听外婆的话，现在听到了狐仙的求救声，当然要救狐仙一把。尽管二傻子惨遭狐仙之害，失去了外婆，但他牢记着外婆说的话，见狐仙蒙难，就要救它。

情急之中，他看到自己脱在床前的一双旧皮鞋，马上抓起一只，“嗖——”地朝房梁上砸去。又听见“吱——”一声，一团白雾从房梁上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那条青蛇。原来，二傻子的旧皮鞋正好砸中了它们。从房梁上落下的狐仙和青蛇，都掉在二傻子的床上，狐仙摔晕过去了，青蛇立即游走了。

二傻子吓得又跪在地铺上一个劲地直磕头。

磕了一会儿没动静，二傻子抬起头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狐仙。只见自己肮脏的被褥上，躺着一只小猫那么大，全身长满雪一样的白毛，从头到尾亮晶晶的小东西。它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有那肚皮在一起一伏。

这个小东西就是狐仙？一根长长的尾巴，两只耳朵尖尖的朝上直直地竖起，一对小爪子相拥在腮下，可二傻子认识，这是一只老鼠，只不过它比一般老鼠要大要肥，而且是白色的。

哦，闹得老宅鸡犬不宁的是一只变异的老鼠，它就像人得了白化病一样，灰色的皮毛变白了。二傻子不懂什么叫“变异”，但他认识这是一只老鼠！

“他妈的！狗操的！”二傻子怒从心头起，把外婆吓死的竟是一只老鼠！

二傻子不怕老鼠。老鼠他见得太多了，他抓过很多老鼠，特别是刚出生的小老鼠，他可以一脚一个把它们踩死。

他一跃而起，抓住晕了的白老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把刀，把它活剁了。

二傻子手上捏着白老鼠满屋子找，就是没有找到刀，连一件铁器都没找到。他气得满房间转，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盏煤油灯上。

二傻子一下子仿佛七窍开通，一个恶狠狠的念头冒出来了，他解下旧皮鞋的鞋带，将白老鼠拦腰捆住，将煤油灯的灯罩取下，将煤油全部浇到了白老鼠身上。这时白老鼠醒过来了，它睁开眼“吱——吱——”地叫着，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直愣愣地瞪着二傻子。

不瞪便罢，一瞪二傻子更是七窍生烟，他拿起窗台上的火柴，“嘶——”的一声划着了，扔到白老鼠身上，白老鼠立即变成了一团火球。被捆住的白老鼠吱吱吱地叫着，垂死地挣扎着。

二傻子手舞足蹈，呵呵呵地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突然，火球像箭一样射了出去。它在院子里跑了一圈就顺着窗户上了房梁，在上面乱窜。

这座数百年的老宅，那经过岁月风干的木结构，木板墙，木天花板，顷刻间都被这只疯狂的“火老鼠”给点着了。火，一会儿就爬满屋梁，向整个宅子蔓延开了。

二傻子先是一愣，接着他又蹦又跳叫喊起来：“着火啰——着火啰——呵呵呵呵呵——”二傻子一边拍手，一边也像白老鼠一样满屋子跑。

火，一边肆无忌惮地烧着，一边也呵呵呵地笑着随风起舞。

一座集几代主人心血和财富建起来的齐府，一座记载着说不尽的故事的古宅，一座上演过人间喜怒哀乐的活剧舞台，一座记录着一段中华文化和历史的书卷，在“呵呵呵呵”的“笑声”中，一直烧到傍晚，变成了一片灰烬。

惟有一点叫人不解的是，大火烧光了老宅，当最后一根穿枋大梁落下时，它就像退潮的洪水，迅速地消失了。

市长亲自赶到现场，看到那火势凶猛，就指挥消防队断开老宅周围的火路，不让它危及周围的房屋就行了。看到火势不往外发展，就深深地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老房子反正要拆，烧就烧了吧。”

最后，消防车也只是在废墟上浇了一阵又一阵的水，以防死灰复燃。

入夜，明月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上，把废墟照得一片惨白。老宅又静得令人头皮发麻，那倒下的焦木头，像狰狞的鬼魅，龇牙咧嘴的。

这时，二傻子不知从哪儿又冒了出来，他绕着废墟跑，边跑边叫：“起火啰——起火啰——烧光啰——烧光啰——”

他跑累了，就蹲在废墟旁，擦着鼻涕喃喃地说：“烧了好，烧了好。”然后，嘤嘤地哭，边哭边说：“我外婆呢？我外婆呢？”

这声音在夜空中，浸漫着，让人听了陡生恐怖。

几乎所有老宅人都回来了，大家围着这堆废墟不发一言。琪文全身都在发抖，靠在成虎身上无声地流泪，成虎背着茉莉，杜媛媛紧紧地拉着成虎的手，人们不禁又想起闹鬼的日子。

太阳升起来了，又是一个黎明，又是新的一天。烧光了的老宅，还在冒着白烟，缥缈如仙境一般。

成虎来到废墟旁，拎着一个行李箱，他已经决定去深圳了，今天就要起程。临行前，他再一次来到已经变成废墟的老宅旁，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只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成虎来向老宅告别，向过去告别，向一个时代告别。

老宅死一般的静，没有一个人影，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到处都是一片断壁残垣。

忽然，一堆坍塌的瓦砾下，哗啦，翻开一块砖，哗啦，推开一片瓦，慢慢地钻出了那只百年老龟。

它伸长脖子，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不紧不慢地，朝着太阳地爬去，被阳光照耀到的地方才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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