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野心

 
木心的野心
2018-02-07 16:53:33 /故事大全

李舒

十六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木心的故乡——乌镇。

坐的是长途汽车,似乎中途还要换车——换车的地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心里是出门惯有的惴惴。乌泱泱地上来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话,想必都是乌镇人。

他们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显而易见,我是外乡人。他们终究没有开口问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乐得靠着窗,看这一车人。他们似乎一大半都是相识的,车尾和车头的人大声地打着招呼,大家都习以为常乐呵呵的。

他们讲话,一大半都是叠字,与上海话极其相似,个别词格外嗲媚,但不是苏州话的绮丽,有种天然的质朴。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样)?”

“哦少哦少(快点)。”

“到汽车站望活里去(到汽车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读了木心写的《乌镇》,开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谓之‘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还不知道木心。

我去乌镇,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茅盾。

提起茅盾,全镇无人不知,却都不知道沈雁冰这个名字。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却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乌镇的大户,在东栅的一条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气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书呆子少爷,“他们只知道他是写字的”,名气还比不上另一个在《申报》做主笔的严独鹤,“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有乡里人贸贸然找沈雁冰写状子,结果当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传言“沈雁冰连个状子也写不来”。言下之意,小说家其实是废材。

沈雁冰的邻居孙牧心不这么想。

孙家和沈家在同一条街上,有人传言他们是远亲,其实并不是。沈家的财产襄理是孙家的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孙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书,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给他,不仅仅因为磨不开面子,这个少年虽然不善言辞,借去的书却是有借有还,坏了的部分还补缀装订,还回来的比借去时还好。

孙牧心,亦是乌镇人眼里的异类。他八岁还要丫鬟抱着出门,十几岁时,全然不知人情世故,连东西也不会买。乡里的青年们会传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孙牧心呆呆地看着,一句也不会,心里羡慕得紧,嘴上却不说。

他是如此羞涩而骄傲的少年,乃至于见了茅盾,居然开口就说:“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

因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人的对话,古怪而唐突。

一个问,沈先生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乌镇话讲“兄弟兄弟”,听着难为情。

一个回答,因为不会演讲,只有说乌镇话,好像才不紧张。

这少年简直是唐突而无礼的,对茅盾最大的夸奖,不过是在夸了鲁迅的“文章濃”之后,顺便说“沈先生的学问这样好,在小说里看不出来”。临别时茅盾送书给他,问他可要题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孙牧心已经变成了老年木心。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也觉得自己莽撞,却辩解说,不称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个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风眠——他的画作里有很多林风眠。很多年之后,陈丹青说木心其实学的是范宽和达·芬奇,据说木心听了激动得很,在马路中间停住说:“被你看出来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专的两年,知情人说,这该是“二十岁的木心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拉开民国末脚和煦的一幕:有谁见过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鹅绒西服、白手套的‘比亚莱兹式的装扮,今日又着黄色套装作‘少年维特状,也许明天换上白裤、白色麂皮靴,摩登到家”。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热衷出门,喜欢到霞飞路的亚洲西菜社,吃罗宋汤和小圆面包。

难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时的照片,认出来的一瞬间,他喃喃地说:“神气得很呢……”话音未落,他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不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有人说,那时候的木心,不是我们认识的木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热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风轻云淡。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木心没有变过,指点江山和指点文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都显露无遗。

他是一个奇特的革命者,一边革命,一边又要“小资产阶级情调”。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因为参与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开除,又被通缉,不得已跑到台湾去躲了躲,然后又回来参加解放运动。在部队里,他依旧是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那一段经历,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忆里,只特意写自己一边扭秧歌,一边吐血,血喷在黄色的军装上。

后来木心在外高桥做了国文老师,几乎是隐姓埋名的。

母亲从老家来上海投奔他,家业早已败落,她交出“孙家花园”,企图当个“普通群众”。然而到底不像,来的时候还戴着黑丝网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绘画成了工作,文学当作兴趣。他和朋友们聊到深夜,母亲表示不满,他就给门轴上涂了桐油,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响声。

他想做介子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运来了。

1956年,木心被关进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划偷渡。据说,是因为他得罪了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来抓他的时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终甚至“像冉·阿让那样拒捕跳海(高桥嘛),遂被捞起投入监狱”。这是他的第一次牢狱之灾,调查许久,查无实据。出狱前,狱卒忽然来告诉他:“你妈妈死了。”

木心后来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再告诉我呢?”

出狱后,木心被收编,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毛主席立体照片。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们曾经一起聊天。谈到广告,对于五颜六色的广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穷相!西班牙的广告一律黑色,贵族气派。”

夏葆元心想:那年代,哪有广告,更不用说西班牙广告。

“文革”一起,木心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言获罪。据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木心愤然而起:“他也配对海涅乱叫。”

关他的地方是“防空洞”,近似地牢。木心说,他有时候会听到人们说“落雨了”,又有人说“买小菜啊”,就想,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又觉得,“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

监狱里的犯人每月允许洗一次热水澡。木心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如同死一般舒服。”还有一次,看守允许他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翻晒起丝绵棉袄来。

明明是在坐牢,是随时会被枪毙的罪名,他倒这样享受。这享受和死亡沾了边。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弃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

因为太瘦,有一天夜里,他从栏杆里钻出去了。他想了想,居然又爬回囚禁他的牢笼。

一位同事回忆,1973年某日,他误入“防空洞”,木心拉着他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你帮我出去买一客‘小白蹄带进来。喏!三角五分拿去。”

这一切“享受”,都与死亡沾边,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

他说要写交代,于是拿到笔和纸,结果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散文、诗歌、乐谱,密密麻麻的,如同天书。到墨水快要用完时,他就加点水,然后故意碰翻,狱卒拿来新的,对他说:“别耍滑头,好好交代。”

他密密麻麻地写了六十五万字。

“文革”结束之后,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上班。他总是“戴着鸭舌帽、穿着黑风衣”,大家背后往往称他“老克勒”。也有人对木心开玩笑说,他应该戴电视剧《上海滩》主人公戴的那种礼帽才更有派头,他听了笑得很开心。

很多文章说他是“首席设计师”,其实也不是。他和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据说有一次,正在讨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问题,杂志编辑部开了一个研讨会,方阳在发言时开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么设计出来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设计出来的吧!”会议结束以后,木心笑着对方阳说:“小方,你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因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时常弄出一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对同事们说:“我是一个远行客。”

他始终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张转印小画给朋友们品评,可是谁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他大为失落,当夜,独坐在小酒馆,喝着惆怅的酒。

不过,后来去办美国签证,他也带着这些画,签证官看了,对他肃然起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国。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同事们说,这个人,将来肯定会衣锦还乡的,带着美丽的太太。前一半说对了——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刚到美国的木心和所有艺术家一样,生活捉襟见肘。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豪华住处,然而需要每个月作画,还要为人捉笔写文,木心当然不肯。

他住在“琼美卡”,听这個名字,多么文艺,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纽约时原打算探访,结果朋友们说,独身女子还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沦下去,变成一个来美国讨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监狱里,他把自己的烂鞋鞋头用手捏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他自己做衬衫,自己做鞋子,为了搭配马靴,把灯芯绒直筒裤缝成马裤。他唯一的慌乱,是在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劲擦,“因为是麂皮的,很难处理”。

在诗稿的旁边,他也写菜单,从蟹粉小笼到火烧冰淇淋,从金腿雪笋猫耳朵到瑞士新货雀巢牌掼奶油,从采芝斋鲜肉梅菜开锅眉毛饺到沙利文当天出炉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个美食家,会把鸡蛋吃出十二种花样。赚了一点小钱,要去买生煎包子吃,如同在监狱里想念“小白蹄”。

他说:“把生活过成艺术,就能成为艺术家。”

他做到了。但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成为艺术家。

他说过,文学是自己的儿子,绘画是自己的女儿。他说,儿子是穷的,然而还是儿子好。所以拿女儿的嫁妆来补贴儿子。

在卖了自己的画之后,他开始写作。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陈丹青后来说,有段时间木心总是犹豫,不肯回乌镇。“他永远在犹豫。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在等大陆出版他的书,看出版后反响如何。他也不肯多写‘文革时的经历,他说,我不喜欢写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为了那些苦难,而不是因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还在于文学。

一如少年时他在茅盾家和茅盾的那场较量,他骨子里有个榜样,那是鲁迅。

他想做文学导师。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学课开始了。他穿着浅色西装讲课,每次四小时,每两周一次。来听课的都是艺术家,每节课二三十块钱,大概也有补贴老先生的意思。这一讲,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愕然地对陈丹青他们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陈丹青他们,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我们,和过去也断绝了来往。对于文学、诗歌、音乐、艺术,我们都一窍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他代表着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出游,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我们看那个时代,原本是影影绰绰的,看也看不清,而现在,蓦然来了一个木心,所有人都惊艳了。

这惊艳,一半为木心,一半为我们失去的传统。

就像木心自己说的:“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木心晚年回到乌镇。那个曾经让他有些失落的故乡,在他归来时,对他的欢迎隆重而热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里,全是由纽约打包来的19世纪古典风格的家具。与木心相伴的是一名潮男管家、一名清洁阿姨、一名中年厨师、一名保安,还有两条有好听英文名的狗——“一只叫玛利亚,一只叫莎莎。玛利亚比较聪明,莎莎就笨一点。”

他喝西湖龙井、写字、画画,阳光好时偶尔出门散步,有时也抱怨厨师烧菜太咸。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经想要来乌镇看看他,木心说:“你们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宁愿寂寞:“其实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来没有去过乌镇的木心纪念馆。对于乌镇,我还保留着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记得小饭馆里的红烧羊肉,也记得黑鱼汤里浓浓的胡椒味,更记得乌镇人那种矜持的热情——餐馆的老板请我吃定胜糕,眉梢有藏不住的喜悦,原来是儿子考上了大学。“是北大。”他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涩。对于父亲的骄傲,他逃也似的躲进房间,饭馆的客人们向他道喜,他的脸红到脖子。

我注意到的,却是他手上那本书,乃是一本《世说新语》。

忽然想起陈丹青和阿城聊天,说:“这样子再过若干年,我们下面,还有谁呢?”阿城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年轻人咕嘟咕嘟冒出来,不要小看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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