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不时地会发生踩踏事件，动物在成群结队行动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相互碰撞。为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生物学家伊恩·库森说，蚂蚁、鱼和鸟有能力在整个兽群里传递关于群体的身体动态的信息。比如蚂蚁可以用信息素在蚁群内交流，蚂蚁通过简单的小范围互动能形成复杂的模式。人类是自私的，而蚂蚁是社会化的生物。我们都想节省通行时间，哪怕是以他人的时间为代价，而蚂蚁是为整个群落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作为人群是最原始的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群体活动时的集体智商，我们无法超出局部的互动规则。鱼群或迁移的动物在突然行动时，领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一些个体拥有往何处去的必要的信息，其他动物只要跟着就行了。
库森未免抬高了他的研究对象。另一种说法是，许多大型的鸟类如天鹅和塘鹅以V字形或梯形编队飞行，这样既能提高飞行效率，又能避免碰撞。阻力能够降低65%，飞行距离可以提高70%，因为每一只鸟都处于前面一只鸟的翼尖涡流造成的上升气流中。只有头鸟得不到这种好处，但鸟群中的其他鸟会轮换当头鸟，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
实际上，鸟群的梯形编队很少是完美的V字形，往往是J字形。但无论是哪种形状都可以让所有的鸟获得对前面同类的最佳视野，以便与它保持安全的距离。飞行时，鸟群中的鸟之所以不会相互碰撞，是因为它们的视觉系统比人类的更发达，它们的新陈代谢和肌肉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的马西莫宫里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古代钱币、珠宝和雕塑。但物理学家卡瓦尼亚却能够说服保安，允许他把许多观测设备弄到博物馆的屋顶上去观察鸟群。因为欧盟同意他的研究，希望他的研究项目能够获得重要的科学数据。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要研究鸟类呢？这是因为，在2004至2007年，欧盟组织了一个名为“飞行中的椋鸟”（STARFLAG）的研究，动用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等国的七个研究机构，成员中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收集数据，还要改进对鸟群的3D模拟，以便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的群体行为，如时尚、风潮、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彼得·米勒在《聪明的兽群》一书中说，卡瓦尼亚之所以选择了马西莫宫，是因为它位于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广场四周都是树，冬季的每个下午，椋鸟在罗马郊外的农田和墓地觅食后都会回到市内的鸟窝，它们之所以在这里筑巢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比郊区暖和，而且没有天敌。黄昏时分，这些鸟群会在天空中上演半个多小时的特技表演，它们有时像一股烟雾，有时又像一条摆动的缎带。
卡瓦尼亚和他的团队把鸟群的移动做成了3D图像后意外地发现，鸟群中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鸟群边缘的鸟比中心更密集，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中央的乘客悠闲地聊天，车门附近却很拥挤。更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发现是，鸟群中的鸟能看到它附近的15只到16只同类，但它只注意它两侧而非前后的六七只鸟的活动。邻近的鸟距离它的远近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它们只根据邻近的同类来改变飞行速度和方向，这就能保证整个鸟群朝同一方向飞行。进化为什么选择了“六”或“七”作为神奇的数字，为什么不是“四”或“五”呢？一种解释是“七”是鸟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它们无法跟踪七个以上的物体的活动，另一种解释是，“七”是在群体中传递信息时的最佳数字。你也许以为你沟通的个体越多越好，但如果你跟太多人沟通，你会得到太多嘈杂的不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清楚状况之后可能就为时已晚了。比如，如果出现了一只猎鹰，开始攻击邻近的同类，这只鸟要到猎鹰已经逼近自己时才得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