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黄胄先生

 
说说黄胄先生
2016-10-21 15:04:35 /故事大全

◎韩天衡

与黄胄先生相识是在1963年。当时海军部队办画展,由于我有参展作品,便到了北京。当时海军有两位首长跟黄胄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有时候是黄胄先生到首长家来,有时候是首长带着我去黄胄先生家,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当时,黄胄先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创作员。由于不用坐班,我便经常去他家里学习。他的家在羊坊店,极普通的住房,印象中是二楼。进门的墙上挂着陈伯达书写的丈二匹的四个大字“道法自然”,把这堵墙塞得满满的。后来,他换上了自己画的《风雪巡逻》。

一位出色的画家,天赋与勤奋缺一不可。黄胄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奋。我曾开玩笑说,他除了睡觉之外,手里永远离不开竹子,吃饭时是一双筷子,其余的时间是抓着一支毛笔。无论是朋友,还是他的长辈、领导来看望他,他都只顾画画,头也不抬,只是说:“你好啊!来啦!”从不放下画笔,更不起身倒茶。

黄胄先生画毛驴堪称一绝。一个大的清水笔洗,一支干净的大羊毫笔,就这么在水里蘸几下,饱含清水后,濡一点淡墨,然后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或大或小地,一个块面一个块面地往宣纸上垛。这个过程,黄胄先生熟练到不需要看画面,可以随心地和你相视聊天。而宣纸的特点是,按下之后每一块面间会产生水痕,当那些大大小小的块面堆垛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纸上,根据画面上种种形态的浅墨块面,用焦墨点上驴眼、驴嘴上牵的绳子,再将驴蹄一勾,简单几笔,站着的、躺着的、跪着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驴就呈现了出来。他像个魔术师,实在是神奇得很!

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先生已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革”之前较长的时间里,中国画是式微的,以至于很多画家都去画连环画小人书,画供出口的檀香扇。黄胄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笔表现新中国的社会风貌,无论是画新疆的风土人情,画草原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还是画节庆举国欢腾的热闹场景,题材都契合当时时政的需要。他的堂哥梁斌撰写小说《红旗谱》时,曾邀请他绘插图。女主人公春兰美俏聪慧的形象,感动了许多人。当时在北京荣宝斋出售的在世画家的作品中,没有一件作品的价格可以与他的比肩,齐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张,溥雪斋先生的大册页5角一张,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60元一张,而黄胄先生的人物画则标价在60元至90元。

即便当时在画坛有如此地位和声誉,黄胄先生依旧不自负、不自矜,没有一点儿架子,对我这个晚辈也是尽心指导和提携。每每跟先生去荣宝斋,他总会让荣宝斋经理将收藏的名家印章尽数拿出,供我观摩。我拿个放大镜,一方一方地仔细研究,做好笔记。能看到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头还大的田黄石对章,在当时,实属福从天降,难得!但我往往得寸进尺,询问能不能让我打一套印蜕,以供我日后研究,黄胄先生的一句话就使我如愿以偿,现在想起依旧铭感肺腑。黄胄先生还常带我去故宫,忘情而真挚地为我讲解书画馆里陈列的历代书画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了对高妙书画艺术的认知,我一生受用。

画,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一种外溢。黄胄先生的画风,大气、豪迈,充满激情,笔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这其实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黄胄先生长相朴实,皮肤黝黑,身板宽厚,也不注重修饰,两条宽宽的眉毛似两锭乾隆墨贴在眼睛上方,眼睛炯炯有神,像个打铁匠。一次从故宫读画出来,黄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馆,那是家夫妻店,店堂很简陋,我们找了个长板凳坐下吃饺子。这时,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门口的大板车是谁的?挪个位置,好让人家的车走。”黄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饺子再说。”那女店主信以为真,又拉又扯地要黄胄帮个忙。黄胄先生是个朴实且幽默的人,他平易近人,不会让人感到和他有距离,对上对下、对权贵对小民都一视同仁,言行合一。这种天生的质朴,这种不染缁尘的平民气质是很少有人学得到、做得到的。

黄胄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忠于生活的画家,生活于他确如水之于鱼,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看到什么,他的感觉都是新鲜的、有滋有味的。黄胄先生留下许多写生画册,他对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细腻无比,将人物的性格、生活的美好描绘得既细密入神,又气势如虹。黄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生活是他艺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生活与艺术,在他身上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能那么强烈精准地提炼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画、画与生活,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文革”期间,黄胄先生遭受到的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而受到牵连的年轻人。那时我还在东海舰队服役,部队要求我揭发先生,我便交代,黄胄从来不与我讲政治。领导说,这不算揭发,于是要求我与他划清界限,将先生赠予我的画作等如数上交。这些东西也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黄胄先生也重获新生。但由于“文革”期间受到无情摧残,苦难的生活使他情绪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后期,他的十个手指关节僵硬,已经不能正常地握着毛笔作画。还记得那是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谊医院治疗,病榻上的他咬紧牙关,将每个手指向后掰,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后,他用手指关节夹起画笔,看到旁边《人民画报》上有好的图片,就像写真一样画起来,依旧是当年那个笔不离手的黄胄。

后来,黄胄先生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并出任常务副院长,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筹备过程中,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他送出了自己不计其数的画作。但因为先生是个纯粹的画家,艺术气息浓重的他始终不能在政治上游刃有余,他于中国画研究院,不过是一时的过客。黄胄先生对艺术及艺术品情有独钟,将传承文化视为己任,最终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黄胄先生的一生惊险跌宕,像坐过山车一般,但他始终怀有一颗乡土气十足的朴质之心。听朋友说起,曾有陌生人来找黄胄先生,进门就跪下,说:“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家里老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先生二话不说,就给了对方两幅画:“到荣宝斋去换钱吧。”

(赵菲摘自《文汇报》2016年6月21日,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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