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面试就容易些了。老太太再发问：“你读过大学吗？”
“读过。”
“哪所大学毕业的？”
“复旦大学。”
老太太略一沉吟，又说：“复旦大学？没怎么听说过。”
幸亏我对母校的历史有所了解，否则如今在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被她如此一说，岂不冤枉？原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复旦确实名气不大，它的蜕变是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的事了。
她看看我的窘相，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我可是读了东北大学文法科的。”
我苦笑一声，心里想：那是自然的，东北大学不就是你老公创办的吗？
“好吧，大学不怎么的。那么英文懂吗？剑桥大学怎么说？牛津大学怎么说？写下来。”她把餐桌上的纸笔推到我面前。
呵呵，这可难不倒我。当我把写好的纸片送到她面前，她端详着，嘴角露出笑容，说：“你被录取了！”
悲 情
跟老太太的卧室相通的一个小房间就是我的卧房，只要老太太床头的铃声一响，我就必须立刻起身，搀扶她或是上厕所，或是擦身，或是喝水。平时她的起居饮食倒十分简单，早餐总是牛奶、面包。中午和晚上就更简单，因为牙口不好，永远都是猪骨头熬的浓汤放在冰箱里冻着，需要时挖几勺，放些菠菜、西洋菜等绿叶蔬菜加热熬烂，这样就着面包吃。所以那个掌勺的郑太太基本没事做，成天关在自己的卧室里读日语小说。
只是苦了我。老太太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上课再累，这时也只好强打精神坐在床边陪她聊天。
老太太最喜欢听我说大陆的老百姓至今还牢记张将军，牢记张夫人。说到“西安事变”，她笑了，话匣子打开了。
于凤至字翔舟，父亲于光斗早年开烧酒作坊，发迹后富甲一方，任吉林怀德县商会会长，曾经慷慨资助过被官兵追杀的草寇张作霖。张作霖入主奉天以后，向于光斗面谢，在于府中见到美丽贤淑的长女于凤至，占了卦帖，说有“凤命”，便力主为张学良订下终身。两人于1916年完婚，其时，张学良只有15岁，于凤至年长3岁。张学良参与父亲的军机大事，四处征战，她以长媳身份留守大帅府，协调张作霖几个夫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内务。待到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她毅然挺身而出，与五位夫人一道隐忍悲痛，秘不发丧，巧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周旋，使张学良得以秘密潜回沈阳奔丧，并于无声中完成东北军政大权的移交。之后，她又全力支持张学良“易帜”，实现中国统一，并在张学良诱杀杨宇霆、常荫槐等亲日派元老的策划中，起到他人不能取代的作用。换言之，张学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建树，即顺利完成东北易帜，结束最黑暗的军阀混战时代，于凤至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这个世界在男人眼里，也许都是权势和金钱，而在女人眼里，只有一个字：情。从老太太的讲述中，我能感受到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对张学良这个男人的情义。
有几天，她的神情显得十分焦躁，总是叮嘱我去门外的邮箱查看有没有来信。郑太太告诉我，原来在我到来的前两个月，即1987年7月，于凤至从报纸上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宣布解禁，已经有一些国民党老兵前往大陆探亲，她顿时眼前一亮：被蒋介石幽禁了50年的张学良应该可以彻底获得自由了吧？于是，她立刻托人写信寄到台湾。信中，她向张学良倾诉了40多年的分离相思之苦，希望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这是两人于1963年离婚后的第一次通信，深情款款，不能自已;嘱愿切切，只盼归鸿。
9月底的一天，我在邮箱里见到一封从台湾投发来的信，笔力十分苍劲。应该就是了！我兴奋地跑回房，将信交给了正坐在餐桌旁的于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