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8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时年25岁的李长泰是其中3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和所有参与此事的法律工作者一样，李长泰一开始接受不了这份任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那么暴虐，犯下那么多罪行，现在还让中国人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辩护，这不是疯了吗？李长泰真想不通，他的经历也让他没法想通。
1931年出生在遼宁锦州的李长泰，一出生就成了“亡国奴”。即便6岁时举家迁往内蒙古林西县，仍然没有摆脱日本人的管辖，还是在“满洲国”里，接受的是不伦不类的教育。开学第一天，语文课本第一页就是“三月一日建国节，皇帝陛下万岁万岁”；背《三字经》，里面要加上一段“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溥仪去趟日本，回来颁布《回銮训民诏书》，通篇讲日本对他怎么怎么好，要学生们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教育这事很可怕，在一个人小的时候，教给他什么就是什么。当时李长泰年纪小，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日本人的学校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韩老师知道——如果不说，孩子们就真被奴化了。他顶着丢性命的风险在课堂上告诉这些小孩子：记住了，你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长久不了。仿佛在大海上常年漂泊，突然看见了远处的一座灯塔，光虽然有些闪烁，但明亮坚定，这几句话照亮了懵懂少年李长泰的前进方向。
1945年，日本战败，林西的日本人都走了。14岁的李长泰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热北专员公署里当勤务员，之后又去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学习法律，并留校工作。直到有一天，教务处通知他到北京参加培训。他怎么也没想到，让他去北京，原来是培训他怎么替日本人辩护。心里再不愿意，组织的任务安排下来也得去干。年轻的李长泰学习伯力城审判、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的辩护词，也逐渐开始看3名战犯的卷宗。
一方面，李长泰要不断地说服自己：要辩护的3名战犯都是战争政策的执行者，对于军人来说，必须服从命令，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只是在一场已经发动、杀红了眼的战争中，应激变成了野兽，并且任由自己兽性大发而无法控制。但是另一方面，李长泰看了3个日本战犯的卷宗，每一页都让人触目惊心：抓东北抗联的战士当活靶子，把中国人送进731部队去做生化实验，整村整村地屠杀中国老百姓……越看越觉得没法为他们辩护。怎么辩？他们对中国人犯下的那些罪行摆在那里，抵赖不了，抹杀不掉，让他们死多少次都不足以偿还，怎么还会去为他们说话？
作为中国人，他没法为杀人放火的侵略者做减罪辩护。李长泰心里全是仇恨，但是作为律师，他要和他的委托人站在一起，为他的委托人说话。说实在的，这个弯李长泰一直没有转过来，他说服不了自己；但他是共产党员，他知道组织交代的任务一定得完成。他只得暂且把中国人的角度放下，仅从律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常年搞法律工作的他清楚一个道理：战犯也是人，他有辩护权；我是律师，我得保护他的这个权利。
李长泰一次次地去看守所见那3个日本战犯。他们长的就是一般人的模样，有的面带凶相，有的慈眉善目，你怎么都不会把他们和魔鬼联系起来。
庭审现场，有一个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出来做证，被告日本战犯吉房虎雄忽然跪下，痛哭不止。李长泰说，他没有想到一个中年人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失态地放声痛哭。那时，他觉得吉房虎雄也挺可怜，在战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理智被捆绑在轰隆隆往前开进的战车上，每个人都恣意地放任人性中的恶。战争过去了，再癫狂的人也会逐渐平静，他会在内心审视自己，渐渐找回丢掉的人性。
李长泰为之辩护的3个日本战犯没有一人被判死刑，最长的被判20年，从1945年被逮捕时算起，审判过后没几年他们就刑满被释放回日本了。
完成辩护任务之后，李长泰回到东北。1958年，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是他当年为之辩护的宇津正孟雄在回国途中经由香港时寄给他的。宇津正孟雄感谢中国对他的宽大，也感谢李长泰为他做的辩护，表示回国以后一定会报答。李长泰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感受。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李长泰对这个任务只字未提，连他的几个孩子都不知道。直到沈阳审判60周年，他才对孩子们说起。我问他为什么，老人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一次任务，我一辈子还干了许多其他的事呢，没必要跟别人说。”但我总觉得他是不想提，不愿提。我问他的小儿子怎么看这件事，他说：“我觉得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想通这个事。退休以后，他的不少老同事都出去做律师，他始终没有。我女儿读法律专业，他说毕业以后不要当律师。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他说了，我们才懂，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倔强的老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从新闻中看到，不少回到日本的战犯用自己的后半生从事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他一点点地释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果当年判了他们死刑，把他们杀了，是解恨，但是不如今天他们活着为和平、友好做点事好。
当年的审判和辩护不是为了仇恨，他又为什么要把仇恨放在心里那么多年呢？年过八旬的李长泰终于想通了当年自己的辩护。
（破齐阵摘自东方出版社《懂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