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隔窗望去，喧闹的城市渐渐沉寂，市局大楼法制科办公室里，王伟和刑警队长还精神抖擞地向在座的两男一女咨询案情。墙上挂钟时针又过去半小时，已近退休年纪的副科长起身忙着沏茶添水。
主管副局长提出意见说：“我认为，在系列盗窃案最后一起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即使大个儿使用刀具是出于割断绳索的目的，但是嫌疑人小六推倒妇女并使用恐吓性语言已构成对人身的威胁，符合侵犯双重客体的标准，因此应当定性为抢劫是准确的。”副局长的执意除了依据客观事实外，还深藏一点自己难于压抑的情绪因素。他的老家也在农村，前年秋天一个夜晚，他哥哥发现家中两头牛被盗，打110报警后没等民警赶到，自己先拿上棍棒手电出去追赶，追至邻村三岔路口时发现自家的牛，便和几个偷牛人厮打起来。最后牛被追回来，但他哥被偷牛人扎了两刀险些丢了性命。由于各种原因该案仍在侦破中，成为副局长难以压抑的隐痛，多年工作往来，他表情里未明确显示出来的怨愤。
王伟知情并深有同感，于是接着话说：“此类犯罪虽然单起案值不等可是危害大，群众深恶痛绝。”
刑警队长补充道：“不少嫌疑人心气浮躁，动辄伤人，其中经常有盗窃转抢劫的案件发生。”
年轻的女法制科长听完表述，用商讨语气说：“社会影响恶劣是依据相关法律在量刑幅度内可以考虑从重的条件之一。但我仔细查阅卷宗发现，在后次犯罪实施中，嫌疑人小六供述使用的是侮辱性语言，从而否定当事人二嫂指认的恐吓语言，此为案件定性的关键情节，而同案大个儿供述当时只顾往车上装羊没有听到，这对证人所指也极为不利．综上所述，嫌疑人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更多存在企图逃离现场的故意性，客观上未对受害人造成直接伤害的事实。因此我建议是否可暂以盗窃犯罪嫌疑定性。”
副局长闻听面有几丝不悦，说：“丫头不愧是法律系毕业高才生，面面俱到。”他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女科长的父亲当兵时同他是战友，女科长大学毕业考入公安局后，被分配在农村派出所工作七年，后来还是副局长根据其个人表现和工作需要提议将她调回机关。
王伟这时不知怎地又想起三婶输水的一幕，表示异议说：“虽然没有直接造成伤害，但我觉得其行为已构成对人身权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还有犯罪前科的问题。”
女科长听完话谦和地笑笑说：“我仅是说暂定，局里都知道王所长办案钻劲是有名的，一只羊挖出一串案确实令人佩服，视案件办理情况的变化再论吧。”
副局长沉思一会儿声调缓和地说：“案件下步侦查阶段一是要严格依法办案，力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是要注意扩大战果．深挖余罪，努力更大范围地消除社会影响：三是要注意执法过程的人性化管理，对不同工作对象均应体现服务精神。当然最终定罪只能根据查破情况、依照罪刑法定原则由法庭依法判决。”
王伟接着详细汇报了张三主动到所坦白交代，为案件打开突破口的细节，以及孙所长掌握的其母亲帮助照料孩子，现在生病卧床的情况。经过讨论后一致同意对张三变更强制措施，执行监视居住。在对灰色面包车的认定讨论时，女科长着重提出不属于作案工具的属性以及可予以退回的法律依据，但同时表示必须依法没收其非法所得，至于用于退赔还是随卷移交，在会上没有进一步明确。
号里的日子对不计生死的小六来说没啥不适也并不陌生，不同的是以前在这里主要是端端正正静坐反省，每天两次到放风场转转透透气．现在人性化管理宽松多了，随时可在放风场晃晃，干点轻体力活，狱内食品、日用品供应花样也多些。只是小六干活不习惯又没多余的钱，在外边挣着花着，有时胡吃海喝、没有时困几天想法再挣，过一天是两晌，从没有考虑存钱备用的事。这天看见号里有个阔主买回几包饼干，小六想去宰他点，擦肩而过时右膀子一抗，顺势往左一歪闪个踉跄说：“想死哩，抗老子！”谁知那家伙看着岁数不大，却是个不吃素的，开口用酒泡透的沙哑腔还道：“你他妈瞎眼狼乱撞！”小六顺手往腰里摸去，这才想起地方不对，对峙一会儿看看对方块头只好认倒霉。这时，旁边有个年岁大些的老号走过来和事劝说：“算了算了，都在遭罪，别太认真。”随后走到小六跟前拉扯两句客套话，又套近乎小声问：“老弟，我一会儿报告买东西，捎点啥不？”小六有些不习惯别人关心自己，不服气地拧着脖子说：“这地方能有啥，搁外头哪天不晕不算数。”老号顺着说：“那是那是，看着老弟都像有道行人，算咱们有缘做个朋友，给你带包饼干算了。”“你是犯啥事？”小六稍微有点舒坦，问道。老号神神秘秘回答：“我是会计师。为钱，替经理扛的事，他在外边基本跑平了，是缓刑，过几天就出去。”小六说：“活人有几个不为钱，啥时候使上老弟尽管说话。”话没说完小六脸上就有点不自在，老号打眼细瞧，紧追一句：“中，出去见，瘦死骆驼比马沉，到时候我设宴接风，饭店尽你挑。”小六片刻无语后神色黯然，刚点热的情绪像被泼上凉水，有点沮丧，低声随一句：“谁知道他妈的能不能出去？”老号惊诧地问：“咋，事还不小哩？”小六心里一动封口说：“算了，今脱鞋明天谁知道穿不穿，走着说着吧。”
大个儿的妈听村里人说张三回来了，马上跑家去看，见面没问张三的事，净问的是大个儿。张三从离开家就没有见过大个儿，就一口一个不知道。另外出来时保证过案上的事只字不提，说不对还得回去，那房子再好也不想久住。大个儿妈哭着跑回家跟老头大吵大闹，老头好像心里有愧，啥话没说开着奥迪车往乡里驶去。
农村与城市比较，村民报警意识明显不强，这里边有不知道、不方便、不好意思、不指望等多种因素。王伟们所里分配来了三个警院实习生，帮助工作经受锻炼。几天来，他和小常、老张把重点放在配合刑警队破案上，奔波于城乡路途，讯问、调查、取证忙得团团转。这天下午三人来到西乡所，准备就小六赃物销路再做深入调查，他们认为讯问中小六交代的拦顺路车拉到市内卖掉的说法靠不住。
孙所长在办公室跟王伟几个人研究案情个把钟头，一包烟空了，小常有点受不了，起身把窗户开个缝，给各位倒上茶，告诫说：“茶宜烟不宜，都要爱惜身体，这是本钱别做赔了。”
老张不抽烟，还是在粮库养成的严禁烟火习惯。王伟觉得有些困乏，站起来走几步岔开话题对孙所长说：“近来都忙啊？”孙所长答道：“今年安排我重点抓技防，乡直单位的闭路监控系统，旅馆业、商业报警系统需要技术评估，还得筹措资金。”王伟笑笑说：“你多上几年学还好些，我现在明显感觉文化底子薄误事，新增业务适应慢。去村里机会也少，得到群众直接反映线索就不多。”孙所长理解地答道：“技防得上，传统基础工作模式更不能松手。有时信息不灵原因多方面，个别举报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根本不反映，另外对线人管理不科学，调动不起积极性或者缺乏保护措施也是原因。”孙所长拿起杯子喝口茶清清嗓子，好像想起什么，“说到这我想起个事，前几个月有人往所里打电话，好像反映俺们乡有饭店收赃货的事，但没说清楚就挂掉了．所里很重视，专门安排人在街上摸排过，监控也看了，没发现啥情况。再后来打举报人电话，想约见面核实线索，机主却矢口否认。王伟考虑着说：“举报人否认举报的事也常见，找到号码重新全面调查一下？”“可以。”孙所长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