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本乡本土出生长大的大运河农家子弟，我的妻子曾彩美却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东南亚归侨女学生。自我呱呱坠地之日起，本村和同乡的亲邻长辈，没少给我说媒拉纤。不是命相相克，就是横生枝节，或是门不当户不对，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命中注定，我在婚姻上只能对外开放，于是引进了曾彩美，土洋结合。
42年前，1951年6月13日，16岁的曾彩美告别亲人，搭乘远洋航轮，只身一人归国。一家之长的严父，体弱多病的慈母，他们千言万语苦劝女儿回心转意。
从来温顺服从的女儿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竟将生死置之度外，不畏艰险，一意“孤行”。她的父母哪里知道，这个内向恬静、平日不动声色不露锋芒的女儿，15岁就秘密加入在海外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年，18岁转正)。她的回国，其实是党的决定。
曾彩美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补习在国外没有学过的国内课程。1952年2月，她插班到距北京40里外的通州潞河中学念高一，被分配到乙班。我是甲班，我的目光发现了她，她秀丽、典雅，是十足的大家闺秀。
下学期上高二，曾彩美被选为学生会执委，我是副主席，从此我当了她四十多年的“顶头上司”。不久，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也公开了党员身份(过去一直保持秘密单线联系)。我们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但从不交谈，更不来往。然而，我们都知道，爱情的种子已在两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必须破土而出，开花长叶。我没有征求曾彩美的同意，便向党小组长汇报了我的思想活动。党小组长又向支部书记汇报，支部书记找我和曾彩美谈话，曾彩美不表示反对，双方便板上钉钉地确定了婚姻关系。虽然一年多后我们才正式结婚，但是我们都把确定关系这一天算作“婚庆日”。
共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信仰和理想追求，铸成坚不可摧的爱情基础。我们40年携手共安危，度过了风雨同舟的大半生。
1988年8月5日，我中风偏瘫，变成了老、弱、病、残的“四类分子”。曾彩美提前退休，担任我的侍从、秘书、护士、保姆和“饲养员”。
她每天帮助我穿衣起床和脱衣睡觉，还在起床和睡觉之前给我量血压。她要给我计量配餐、服药、验尿。由于我半身不遂，她还得辅助我洗脸、刷牙、洗澡、擦身。她不愿请家庭服务员，自己清扫整理卧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我外出参加活动，她推着轮椅把我送到会场，便立即退出。中央负责同志和会议参加者请她合影，她都推辞婉谢，绝不显山露水。
我左瘫四年零八个月，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和六七十万字的散文随笔。我的左手因病致残，双臂失去平衡，写字十分吃力，抄稿工作全部由曾彩美承包代劳。她的字极有风骨，是无师自通的魏碑体。看稿的人都夸她的字为我的文章增光添彩。
我和曾彩美40婚庆时，58岁的曾彩美到富豪美容厅文了眉，净了面，一下子比我年轻了八九岁。37岁的儿子为我们老两口照了一张合影，衬景是一位著名书法家馈赠我的条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今生已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唯愿能有来世，仍做搭档。